税收大数据服务经济分析的应用研究——以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和应用为例
作者：
李俊珅（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薛广涛（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黄建军（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汪 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以来，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题。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目标之一。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匹配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征，更加综合全面准确地测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越发显得重要。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加强智能化税收大数据分析，不断强化税收大数据在经济运行研判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深层次应用。可以说，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和手段。
税收数据是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数据资源的统称（任东飚 等，2015）。税收数据具备全面性、及时性、细致性、准确性等特征。全面性是指数据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纳税人申报数据、纳税人生产经营信息、税收征管数据、税收调查统计数据等（樊勇 等，2021）。及时性是指数据时效性较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月/季（预）缴以及税收征期的规定，使得税务部门能够及时地获得月度和季度频率的税收数据。细致性是指数据颗粒度细。数据是具体到纳税人层面的数据，纳税人又包括法人纳税人和自然人纳税人，这意味着可以按照纳税人的类型、行业、地区等各个特征提取不同层面的税收数据，有利于从上而下地对经济水平进行系统性分析。准确性是指数据准确性较强。税收征管的严谨性决定了税收数据的准确性较强，税收治理和征管水平的提高，也为税收大数据的准确性提供了保证。
近年来，随着税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税收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税收数据的范围、数量和集中程度都有了显著提升，税收数据逐渐体现出规模大、动态性强、范围广泛等特征，税收大数据初步形成。金税三期系统的上线和后续升级进一步提高了税收大数据的系统化和标准化程度。税务部门如何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服务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内对于税收大数据的应用，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利用税收大数据来服务税收治理，如提高管理效率、加强风险管控、改善纳税服务等（王长林，2017；柳光强 等，2019；王葛杨，2020）。也有少数学者关注税收大数据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例如：孙存一 等（2017）指出，运用税收数据的核心是对税收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服务于政府决策；樊勇 等（2021）认为，可以运用税收大数据来编制经济景气指数以反映经济情况，因其能够克服传统经济景气指数数据种类受限和计算方法相对滞后的不足；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课题组（2021）使用税收大数据构建了用于评价产业链质效的指标体系。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将税收大数据用于分析经济运行情况，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构建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既包括了对经济规模扩张的考察，也考虑了经济质量，测度视角更为全面；第二，本文构建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不但能够从总体来评估经济趋势，还能够对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经济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证明了税收大数据在经济分析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第三，本文构建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和拓展性，不仅能够推广至更大的范围，还能够对重要的经济议题进行专项分析。
二、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以来，如何测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便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凯恩斯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明确经济总量是经济社会行为结果的总和，主要以国民总收入衡量。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GDP增速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以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产业失衡等，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从更多的角度测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一方面从单一经济指标转向构建综合经济指数；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速度之外也逐渐增加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
（一）编制方法选择
起源于基于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景气法是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种重要方法，其认为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导致经济指标的波动，因此可以构建出一个经济景气指数，通过追踪景气指数来监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说，经济景气法的核心在于经济景气指数的构建。
合成指数法（Composite Indicator，CI）是一种经典的景气指数编制方法，具体做法是选取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对具体指标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进行加权综合编制为总指数，通过追踪指标的趋势和变化率，来分析经济的趋势和波动幅度。合成指数法不但能够反映经济发展趋势，还能反映经济波动幅度，因此被广泛应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周期研究中心合作使用合成指数法建立了西方七国经济监测指标体系。197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始基于增长循环的概念，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开发了去除趋势的经济景气指数。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同样使用合成指数法，开发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
本文使用合成指数法，在梳理税收大数据内容的基础上，设计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根据税收大数据计算出具体指标值，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合成为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并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进行追踪以监测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
（二）维度设计
经济增长是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的有机统一，这是如何全面测度经济增长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共识。我国目前正处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因此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还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始于1977年卡马耶夫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此后经济学界正式将经济发展的质量纳入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体系。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考察中，一种观点狭义地将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经济增长的效率（钞小静，2009）；另一种观点则从广义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数量以外的各种因素都归入经济增长质量，包括人口指标、环境指标、健康指标、收入分配差距、基础设施建设、宗教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因素（Martinez 等，2013）。党的十九大之后，国内学者更多地聚焦于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两者的概念进行明晰，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归纳概括，进而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魏敏 等，2018；黄庆华 等，2019）。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大维度出发，构建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以从更加综合全面的角度测度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及时准确地了解经济发展情况。
（三）构建原则
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至少应该遵循系统性、科学性以及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系统性原则指各经济现象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在建立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体系时，既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以全面描述整体经济状况，也要顾及指标间的相关性，防止出现无关项对指数准确性的影响。科学性原则指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设计以经济学理论分析为支撑，使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科学性。数据可获取性原则指为了指数的稳定性，选择生成指标的基础数据在相应时间序列上必须是完整可获取的，在未来期间也是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上优先考虑基础数据的及时性，以保证指标可验证、未来适用性和及时性；同时，注重考虑数据的准确性，以保证指标在准确反映市场主体生产经营信息的基础上准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数内涵
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立足税收大数据，所使用的底层数据全部来源于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形成的税收大数据，包括发票数据、纳税申报数据、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数据等。在指标设计上，结合税收大数据的特征，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从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指数运用上，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以指数值评估经济运行情况，指数的基准值为100，若当期指数值超过100，表示经济呈增长趋势；若指数值低于100，则表示经济呈下行趋势（见表1，略）。
经济的规模扩张是经济增长在数量上的体现，经济的质量提高是经济增长在质量上的体现。在经济规模的测度中，根据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规模的描述，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内容，以生产要素投入规模（以下简称“投入规模”）、经济产出规模（以下简称“产出规模”）两个维度评价经济总体规模；在经济质量的测度中，根据多恩布什、托马斯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阐述，以经济主体活力（以下简称“主体活力”）和经济主体质量（以下简称“主体质量”）两个维度衡量经济质量。
（二）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
由上可知，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包括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两个一级维度，又由投入规模、产出规模、主体活力、主体质量四个二级维度组成。本文基于四个二级维度的内涵，考虑税收大数据的可靠性、可获得性、及时性和准确性，设计出13个具体指标（见表2，略），从而构建了税收经济发展指数。
1.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是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体现，本文以投入规模和产出规模两个二级维度共同来测度经济增长在数量上体现，从而使得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对于经济规模的度量更为系统和全面。在投入规模和产出规模，本文基于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的内涵，以及税收大数据的特性，分别设计了三个具体指标。
（1）投入规模维度。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力和资本是决定产出的两大要素投入。对于劳动力投入水平，以企业进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员工人数来代表；对于资本投入水平，本文借鉴孙琳琳 等（2005）的做法，从建筑和设备两个方面对资本投入水平进行衡量，建筑投入根据土地、不动产投入总额测算，设备投入根据设备工器具投资总额测算。
员工人数。该指标为当期申报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的员工人数。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制度，不论员工是否达到个人所得税纳税标准，企业都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因此可以根据企业每月申报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的员工人数变动情况来衡量劳动力水平的变动。
土地、不动产投入总额。该指标用当期入库的土地交易的契税计税金额与纳税人收到的不动产和建筑劳务发票之和，表示资本要素中的建筑要素投入情况。目前，我国土地均通过招拍挂形式投放，土地投入情况未反映在增值税开票系统中，因此采取了土地契税计税依据来表示土地作为要素的投入情况。纳税人收受的不动产发票和建筑劳务发票能计量各经济体除土地投入外的不动产投入。
设备工器具投资总额。该指标抽取当期纳税人收受的设备工器具增值税发票金额，表示资本要素中的设备要素投入情况；通过抽取发票明细属于设备工器具范围的受票情况，描述当期企业的设备投资规模。
（2）产出规模维度。经济产出指的是社会生产的成果，包括物质产品和各种服务。本文基于经济产出的内涵，使用税收大数据中的增值税商品和服务开票总额、增值税企业购销差额、税收收入总额三项指标来对产出规模进行测度。
商品和服务开票总额。该指标抽取当期所有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额。2016年全面实行“营改增”后，全部应税生产经营行为均纳入了增值税范围，增值税开票额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期各经济体取得的收入总额。
企业购销差额。该指标抽取当期所有纳税人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减去收受发票的采购成本，能够大致衡量各经济体在当期中所创造的价值。
税收收入总额。该指标抽取剔除减税降费因素影响后的当期税收收入总额。税收收入是基于全民财富的再分配，可以反映经济总量的增长，但也容易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因此，在剔除减税降费影响后，计算出在同样政策维度下的税收收入值。
2.经济质量。经济质量是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体现，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的优势，在主体活力和主体质量两个维度共设计了七个指标来对经济质量进行测度。
（1）主体活力维度。经济主体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经济主体的活力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涵（李金昌 等，2019）。本文以税收大数据的法人纳税人作为经济主体的代表，运用纳税人户数的变动来测度经济主体活力。
新登记纳税人户数。该指标抽取当期内新开业的纳税人户数。新开业纳税人体现出新产生经济行为的群体趋势，是主体活力的体现。
正常纳税人户数。该指标抽取当期状态为正常的纳税人。状态为正常的纳税人比例反映出实际活跃的纳税人比例。
开票纳税人占比。该指标抽取当期内有过开具发票行为的纳税人占登记状态为“正常”的纳税人户数比例。发票开具是交易行为的必要流程。开票纳税人占比越高，经济体活跃程度越强。
有税款入库纳税人占比。该指标抽取当期缴纳过税款的纳税人占登记状态为“正常”的纳税人户数比例。税款缴纳是经济行为为经济体带来增值的结果，体现主体活力。
（2）主体质量维度。对于经济主体的质量，本文使用人均产值、单位用电费用产出率、高新技术企业收入占比三个指标，分别从经济效率、绿色生态、技术水平三个方面进行测度。
人均产值。该指标以当期所有纳税人购销差额除以员工人数，计算出单位员工产出。经济效率体现经济质量，人均产值的提高意味着投资效益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衡量出本地经济的发展效率。
单位用电费用产出率。该指标以当期所有纳税人购销差额除以取得的电费发票金额，计算出单位用电费用产出。高质量发展要求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倡导清洁生产和适度消费，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里用电力能源这一生产要素来体现单位能源投入的产出能力。
高新技术企业收入占比。该指标抽取当期高新技术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占所有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的比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体现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金量”。这里用高新技术企业收入的增速反映新兴产业和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力。
（三）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体系的权重设置
对指标设置权重是使用合成指数法编制经济指数的一个重要步骤。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中每个指标在评价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对每个指标赋予其对应的权重。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和均权比例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设置指标权重。德尔菲法又被称为专家咨询法，是一种邀请多名专家根据其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进行各自独立判断、最终综合各位专家意见的权重设置方法。德尔菲法可行性强，并且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自1946年面世以来就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对四个二级维度打分，确定经济产出规模、投入规模、经济主体活力和主体质量占比分别为30%、20%、30%和20%。然后，本文采用均权比例法，对二级维度内的指标分别进行权重设置。
在使用上海市的数据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科学性进行了验证之后，本文使用2021年上海市税收大数据，对2021年上海市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并运用其来分析上海市的经济运行情况。从上海市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应用中可以看出，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不但能够从总体来测度经济发展趋势、综合反映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质量，还能够按照指标维度、经济类型、各个行业等划分标准向下分解，聚焦重点关注领域、展现经济发展特征，从上而下地对经济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从上海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看上海市总体经济情况
2021年，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税收经济发展指数（TEDI）达到109.8。其中，经济规模指数为110.9、经济质量指数为108.6，说明全市经济规模和质量稳中有进。在具体指标中，商品和服务开票总额分项指数为117.6，恢复性增长态势继续保持（见表4，略）。
（二）从上海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看上海市消费、投资和出口情况
1.消费需求稳定释放，线上线下消费火热，文旅消费快速回升。2021年，上海市疫情防控平稳有序，消费市场稳步恢复，消费行业TEDI指数达到112.8，有力支撑了全市经济发展。文旅消费需求快速回升，住宿业、餐饮业、文化艺术业和娱乐业TEDI指数分别为117.6、129.9、122.7、127.3。其中，文化艺术业和餐饮业在线下演出和沉浸式体验需求的带动下，TEDI指数已超过疫情前水平。
2.投资稳步提升，民营投资活力迸发，企业设备投入快速增长。2021年，在以政策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思路指引下，全年投资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企业全年“土地不动产投入总额”“设备工器具投资总额”两个分项指数分别为104.6、115.9，反映企业投资信心比较稳定，意愿比较强烈。
3.出口持续向好，出口企业采购高速增长，设备制造表现突出。2021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海外需求增加，叠加部分国家疫情反复，使得订单向我国转移，助推上海市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企业采购高速增长，全年出口企业国内“购进设备和服务”分项指数为124.9。从行业看，涉及出口的735个细分行业中，约八成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机械设备制造表现尤为突出，电工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制造和医疗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国内“购进设备和服务”分项指数均超过140。
（三）从上海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看上海市制造业情况
2021年，上海市工业TEDI指数为107.9，平稳增长态势得以保持。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TEDI指数为112.4，其中，集成电路TEDI指数为111.0、生物医药TEDI指数为114.0、人工智能TEDI指数为111.9，继续保持齐头并进，领先发展态势。设备制造表现良好，受益于制造业投资和出口火热等因素，仪器仪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相关行业TEDI指数分别为116.6、114.8和111.6。汽车制造基本盘较稳，TEDI指数为101.4。原材料行业增速较快，钢铁、石化行业TEDI指数分别达到114.9、124.0。
（四）从上海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看上海市服务业情况
2021年，全市服务业TEDI指数达到110.8，好于总体水平。创新策源功能快速强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TEDI指数为118.2。其中，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商品和服务开票总额”TEDI指数分别达到124.4、119.6和114.4。数字赋能效应显现，数字核心产业发展TEDI指数为111.6。
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不但是税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也为税收大数据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一方面，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可以推广至更多的地区或更大的区域；另一方面，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具备较强的可拓展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需求将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应用于不同的分析主题。
（一）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复制性
税收大数据的标准化使得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可以在各个地区使用，各省市的税务机关都可根据本地的税收大数据，构建各地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分析本地的经济情况，服务本地的经济决策。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也可以推广至更大的区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使用，如基于长三角其他省市的税收数据，形成长三角区域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以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测度。类似地，还可以构建珠三角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京津冀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中国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与国家统计局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进行呼应。
当然，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不但可以横向复制和向上复制，也可以向下复制，编制下辖各区县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来关注下辖区域的局部经济状况。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向下复制，有利于发掘本地的经济潜力，及时发现辖区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有助于把握区域内的经济均衡发展。
（二）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拓展性
税收大数据的多维度使得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具有较强的拓展性，若是对现有的指标体系进行拓展，则可以运用税收经济发展指数来分析更为具体的经济问题。
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按照经济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如产业分类、行业分类、经济类型等，构建产业发展指数、行业发展指数、经济类型发展指数，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经济类型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对于重点关注的经济议题，如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可设置专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以分析专门问题。
总之，税收大数据作为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形成的数据，由于其来源的特殊性，天然具备适合于经济分析的独特优势。本文采用合成指数法，从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并使用上海市的税收大数据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了验证和应用。研究表明，使用税收大数据编制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不但能够用来对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波动幅度进行分析，还能通过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挖掘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由于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和拓展性，可以探索构建各区域、各省市的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以税收大数据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也可以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专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关注方向开展针对性分析研究。同时，税收经济发展指数不囿于对税收大数据的使用，还可使用外部数据，如统计数据、财政数据等。将税收大数据与外部数据结合使用，可以弥补税收大数据的不足，对税收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丰富和完善，使得税收经济发展指数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2年第9期。）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李俊珅，薛广涛，黄建军，等.税收大数据服务经济分析的应用研究：以税收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和应用为例[J].税务研究，2022（9）：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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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经济目标下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现实选择、实践难题与破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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