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心路 | 余源培：我的哲学求索之路

我的哲学求索之路

余源培

作者简介

余源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荣休教授。

【编者按】

余源培先生为复旦大学荣休教授，受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约请，以自撰和接受李霞同学访谈等方式，多次讲述其哲学求索之路，相关素材经本刊综合整理并由本人确认，形成此文，现予刊载，以飨读者。

      1938年出生，江苏泰兴人；1956年就学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师从胡曲园先生攻读在职研究生；1988年被评为教授，1988年至1992年任哲学系副主任，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他是上海市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第九、十届常委；长期担任中国马哲史学会、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常务理事。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经济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辞书编撰等方面均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参与编写国家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和面向21世纪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别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和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参加国家重点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编写（任编委和第五卷主编，该成果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的编写（担任首席专家之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其当代意义》（获教育部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任《辞海》分科主编、《哲学大辞典》副主编等；发表各类论文300余篇，部分论文编入《余源培文集》。[1]

     这篇《我的哲学求索之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余先生一生历经抗战、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总是被改造或被批判的对象。他与恩师共同下放，于逆境中相濡以沫。改革开放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成就卓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切身感悟是“主义真”、“品德正”和“方法对”。他以其导师所要求的“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的求索精神激励自己，并薪传于后学。

全文约20000字。

一

童年农村享自然，中学发奋跃“农”门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世家。1938年4月，我出生于湖南省桃源，我们这一辈行培，我便得名余源培，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父亲余俊生，一生献身于我国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长期任职在四川大学和安徽师范学院等高校。母亲张叔宜节俭持家，心地善良。父母亲一生为教育子女成长，含辛茹苦。人到老年，我倍增对父母养育的感恩和对生命坎坷的敬畏。

我的幼年是在抗日战争的风云中度过的。当时父亲在四川大学从教，我们一家人经历了逃难，又在重庆大轰炸中死里逃生。尽管1945年时我尚年幼，但当时国人欢呼雀跃于抗战胜利的场景我依然铭记。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决定离开成都，辗转回到江苏泰兴与祖辈团聚。因此，我的小学启蒙教育是在农村中完成的。农村和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在农村自己得以真正接触自然，亲手进行劳作并得到收获。这对我后来的成长非常重要。城市的生活则与之不同，往往离大自然太远，人就容易产生各种异化。不过解放前的苏北农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我一方面虽然享受田野的乐趣，享受农村的自然性、本根性，但也受到贫穷落后生活的磨练，所以另一方面，自己也萌生了“跳出农（龙）门”的想法，认为只有发愤读书，才能得以走出农村，改变命运。

中学阶段我离开农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受教于安徽省芜湖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安徽传统重点学校，前身为创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申江书院。在校工作和学习过的有严复、陈独秀、恽代英、蒋光慈等名人，有着较为浓郁的进步色彩。学校较为重视人文培养教化，我沐浴在“励学、远志、修身、笃行”的校风下，首次有机会接触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感到书中讲的道理十分生动。我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发现苏联学者尤金和罗森塔尔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由此产生对哲学思辨性的兴趣。中学期间与父亲一起的生活，使得父亲对我产生了更深的影响。父亲为人较为严肃，勤恳认真，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将教育当作一生孜孜不倦的救国事业。中学时期我开始住校，过上了集体生活，与父亲的相处主要在假期。父亲待我是比较宽容的，但有件小事对我影响颇深。少年天性烂漫，因而中学时期我是比较贪玩的。某日我疯玩了一阵之后，父亲虽然没有责言批评，却在我书桌的玻璃板下压了张纸条，上面写着“玩耍的时候好好玩耍，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当时看到这张纸条，我的心智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可以说，这张纸条激励起我后来主动学习的自觉性。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难以忘怀，这就是我考大学前夕，父亲将我特地带到一个小饭店里叫了两个炒菜，他慈祥地看着我吃，自己没有下筷，他将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满腔愿景寄托在了我身上。

我也没有辜负父母亲的殷殷期望，顺利地在1956年这关键一年考上了复旦大学。1956年初，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党的八大也在这年9月召开，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生机勃勃的形势下，复旦大学哲学系应运而创立。我以第一志愿被复旦大学哲学系录取，经过五年学习，成为第一届毕业生。现在哲学系系史展览室里的蓝色记分册就是我捐赠的，里面记录了我努力学习的五年。细细回想起来，如果没有1956年的国家变化，也许现在的我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1956年的好势头却没有继续下去，八大提出的政治路线很快被改变，我从此被卷入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漩涡之中。

我跨进大学门就赶上了反右斗争。在一次讨论中，我发言认为，胡风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并不属于反革命问题；加上在培养目标的辩论中，自己主张培养专家，被认为主张“人心向院”、走“白专道路”。由于这两条，我受到严厉的批判。只是因为班级上已经揪出三个右派，完成了上级指标，加上我当时年纪小，检讨错误得快，又受到一些调干生大哥哥大姐姐的爱护，才侥幸逃过这一劫。自从这次反右斗争后，我决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读书。我当时认为，除了好好读书，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可能也许是我自己学习还比较努力，表现出一定的思辨能力，出乎意料，我毕业后竟然留下在哲学系任教，机遇又一次眷顾了自己。但是，我始终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改造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被当作“漏网右派”和“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冲击。好不容易盼到“复课闹革命”，但挨批挨斗的日子更加难过，我又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审查、批斗、抄家、下放到农村干校，身陷逆境。到了1976年，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高兴极了，好不容易买到几瓶啤酒，与几位知己痛饮，长期堵在心头的压抑得到了释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我感到特别地振奋，决心要做一名新时期合格的教师和哲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我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风风雨雨的历程，它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反映了国家新生之艰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从坎坷到顺利的征途。它也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我做过违心的事，说过违心的话，所幸的是自己没有自甘堕落，没有躺平消沉，没有半途而废，还是积极进取，并且上下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上。回想这些，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思绪万千。我由衷地希望现在的年青人保持一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社会大环境能够使他们少走弯路、顺利成长。

二

恩师指引入哲学，纵罹困厄毋改衷

我走上哲学之路，特别要感恩导师胡曲园先生和其他哲学先哲们。

1956年，我考进复旦大学哲学系，胡曲园先生就是第一届系主任。建系之初，学校请来三位苏联专家，分别担任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的讲课。哲学方面的专家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柯西切夫，是专家组的组长，是复旦校长顾问，同时也是哲学系建系的顾问。他介绍和提供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复旦大学的办学明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位专家的讲课，完全依据的是苏联统一的哲学教科书。他讲课的特点是：一是比较注重搞清原理，二是联系哲学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事例较多。与之相对，当时胡曲园教授则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编写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讲义，他给我们上课，联系的多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革命的事情，听来感到亲切，入耳入脑，印象深刻。遗憾的是这样一本有价值的讲义并没有被保存下来，而是在文革中被处理了。现在回想起来，在传授、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上，复旦哲学系自创始，就存在着斯大林哲学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念之间的区别。那时也并没有形成如今哲学各方向对话的氛围，例如对于西方哲学史的态度，就是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必须加以全盘批判。这也造成自己后来在哲学探索之路上的一种知识缺陷，需要加以补课。

胡曲园先生学识渊博，在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但他却将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这完全是出于他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1924年，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在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特别是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为了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真理，他决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重大问题引导他完成了这一转向，由此，他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35年前后，先生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该小组成员包括艾思奇、沈志远、柳堤、任白戈、胡绳等人，小组产生了《大众哲学》这一成果。1940年，先生主编《哲学杂志》，撰写《论建立民族哲学问题》等文章，旨在维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唤醒人民的民族自觉，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战胜利后，先生在进步刊物中陆续发表《道思想自由之路》《今后的文化任务》《中国革命思想的传统特征》等论文。1946年起，先生在上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被誉为上海滩的“民主教授”，并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一心扑在复旦大学的发展、上海哲学界的活动和哲学系的创建等繁忙工作中，始终勤勤恳恳。先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观察问题眼光十分敏锐，常常能够走在时代的前沿。例如，1957年，先生在《学术月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批评当时影响很大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即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哲学家对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原理，只从对立的方面加以观察，而没有从统一或同一的方面去了解”，而如果一旦忽视对立面的统一，“那就有可能，在现实的斗争中，把认识上的矛盾（差异），扩大为阶级的对立，进而把阶级对立扩大成为政治阴谋，最后走上扩大肃反的道路。”先生的这一哲学思想，深得辩证法的精髓，表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他提出了对苏联哲学模式的质疑，同时也表明了对“斗争哲学”的怀疑。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先生在政治运动中屡次遭到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学校的职位也不断被降。

我与先生有一段特殊的相处时期。1965年，我师从胡曲园教授攻读在职研究生，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生成了学校第一批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斗对象，我也受到批判。1966年秋，我与导师同时下放到奉贤复旦“五七”干校农场，混编在一起的有历史系和新闻系教师，其中有老右派王中教授等。先生被安排睡在双人床的底铺，我则睡在同一张床的上铺，真正做到了特殊时期的“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受批判。当然，先生是重点批判对象。工宣队要我一方面要老实改造，另一方面又要我随时汇报胡曲园身边发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在这种困难语境下，利用机会背地里对先生的生活必要时给予一些帮助，偷偷说上几句安慰的话。但是，我又必须按工宣队要求保持与先生划清界限。这样的日子挨了半年多，我觉得十分难过。印象很深的是，先生每天劳动之后，有一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就是记日记，做好思想反省和交待。这是工宣队布置下的政治任务，随时得以检查。抽查后还常被公开指责，比如日记“接触思想不够”，“要触及灵魂”，“舒舒服服就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去”之类。有时我背地里也偷偷向先生询问：你搞了大半辈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后悔？先生坦然笑答：“世上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吃。”这回答给我的印象是：眼下这些与先生过去在白色恐怖下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先生的这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的精神，对我在哲学之路上的求索始终是一种精神鞭策。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参加《辞海》编写的经过。这也是我从冯契、周抗、周原冰、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等先哲那里，学习哲学并打下功底的一条重要路径。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59年经中央同意，上海组织对1936年出版的《辞海》进行修订。那时复旦大学正在大搞教育革命，鼓励学生上讲台、教授下讲台。修订《辞海》采取了“人海战术”，将条目层层分解下去，组织学生去写。可以想象，这样写出的稿子，十之八九都是不能用的。老教授们都硬着头皮支持新生事物，不厌其烦地传授知识，提供资料，对写出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受到大师们的哲学启蒙，获得了不少相关哲学知识。1964年，包括哲学卷在内的《辞海》（未定稿）得以内部发行。没有想到的是，在“文革”中，这个“未定稿”竟然变成“大毒草”，尤其是文史哲各卷，更是被指责为“集古今中外封资修之大成”。一大批的老专家被“揪斗”、“打倒”，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辞海园。1972年，《辞海》在大批判中进行修订，徐景贤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我再次被组织到工作中来，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告诫我说这是对我的考查。当时辞海编撰的过程是：每天上班后，由一个人（主要是编辑）念词条，再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番，然后由“碜沙子”的工人和农民进行批判。这次“以大批判开路”的修订，对我来说却是向更多的哲学专家学习的机会，开阔了我的眼界。这里仅举一例：上海汽轮机的师傅赵定宪同志，参加了这次《辞海》修订工作。那时正值全国“批儒”高潮，他一个年轻人却没有随波逐流，反而对哲学（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兴趣，并在“大批判”中善于独立思考。30多年过去，他倾其心血持之以恒，边工作边学习边进行研究，最后写成《四书通译》，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我高兴地为其作序。可见逆境下也能学习，只要你用心独立思考。《辞海》每10年修订一次，我一直担任编委和分科主编至今，负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词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学习到“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并且不断得以知识更新，为自己从事的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继后，我又担任了《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常务副主编。

三

马哲功能凝三句，毛著邓选启求索

大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多次参加上海思想理论界的“双月座谈会”。一次会议由主政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主持，内容是讨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问题。我在会上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可以概括成三句话：“主义真”——确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品德正”——塑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道德；“方法对”——培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发言得到朱镕基同志的赞许：余教授你概括得不错，讲得有道理！这三句话，也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切身感悟。

“主义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功能。已经过去的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主题就是社会主义问题，其中的实践和理论，包括苏联的兴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人们在反思、在前瞻。解决“主义真”，关切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空想到达科学的境界。列宁依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在俄国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他花费了七年心血，探索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列宁晚年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的“应然”变成实践中“实然”，是一种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理论最终要由实践不断赋于其活力。列宁的思路虽然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导致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我们从中不能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破灭，这恰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发展。我们亲眼目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发展、不断深化的。我自己就有这样切身的经历。1958年哲学系下农村办学，在浙江海宁钱塘江畔，我通过参加体力劳动和向农民学习，受益匪浅，也亲身体验了那段“大跃进”运动。记得有天深夜，浙江省委有人来传达，宣布我国已经“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当时我们热血沸腾，扭着秧歌，跳着小放牛，向农民宣传这一特大喜讯。然而好景不长，人民公社社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公共食堂饭也吃不饱。饿着肚子的农民私下里问：这就是共产主义？我无法回答，难道共产主义能够通过“跑步”而进入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从芜湖乘火车回上海返校。那时全国供应都很困难，父亲因为是大学教授，政府特殊供应少量的肉制品。午饭我在火车上打开饭盒吃，对面坐着一位农村老奶奶，怀中抱着的小孩（可能是她的孙子），用饥饿的眼神看我吃饭，口水从小嘴中流出来。我分出一小半给他，老奶奶一直说着感谢的话。这一场面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温饱（物质利益）的关系是什么？……类似的问题曾一直让我迷惘困惑。直到“文革”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才得以释惑。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总结历史经验，只有“两个弄清楚”，才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改变某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空想的、超越阶段的甚至扭曲的认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解决新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品德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功能。哲学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哲学家们都是为人生而研究哲学的，把人生的意义和美德，当作是主要的哲学问题，如苏格拉底和康德。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就写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少年毛泽东就赞扬杨昌济先生，“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秉公正直、品德高尚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也一直倡导“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真谛。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功能，在我国社会转型一段时期里被人们有所忽视，社会上就不同程度上出现各种“缺德”现象，主要表现为：物欲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粗俗化（野蛮俗气流行）、冷漠化（见死不救和人际关系淡漠）、躁动化（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无责任化（只想获取利益不愿承担责任）和虚假化（人格虚伪和产品伪劣），尤其是执政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更是不断滋长。鉴于此，我比较注重宣传和研究哲学的伦理功能，从哲学上确立社会进步的正确目标，厘清“经济人”、“道德人”与“自由人”的关系，克服各种异化现象，努力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认为社会的伦理建设，要从“大人”抓起。这里的“大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年龄大的成年人，一是指身居官位的“大人”。塑造和提供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还要重人的道德修养，重道德实践的身体力行，特别是重干部的“官德”建设。怎样才能保证有力度、有成效地与干部腐败现象作斗争呢？我以为反腐倡廉光是“倡”是不够的，要与“督”结合起来。因为“倡”是道德自律，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督”，缺少外部制度的制约，这个道德内化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反腐败必须将“倡廉”与“督廉”结合起来，做到双向良性互动。如果制度建设不到位，缺少或者不能很好发挥“监督”作用，“人”字旁的“倡”，就可能会蜕变成“口”字旁的“唱”。上海市管理论宣传的法律界领导郝铁川同志曾就此说：老余，你的观点我印象深刻，值得思考啊！

“方法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功能。表现为它能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最一般的科学的方法。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也是方法论、认识论。思维能力的高低和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影响人们认识和实践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伟大变革时，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被人们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些基本原理在他们那里都具有认识方法论意义，用在分析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领域，并且取得明显的效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列宁的一大贡献就是特别重视马克思哲学的认识方法论意义。譬如：两条不同认识路线、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理论由实践赋于活力、辩证逻辑的要求等等。列宁还出色地将这些运用于俄国革命，留下不少的著作，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我国革命》等。列宁的这一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这可以从《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看出。恩格斯曾经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包罗万象的终极真理，所有的一切现实问题我们都能从中得到现成答案。斯大林模式的哲学弊端之一，就是将世界观与方法相分离，片面地认为唯物主义是世界观，辩证法是方法论。

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目的全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著作，极其成功地预见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展。至今阅读这些著作，我们仍然被其方法所折服。邓小平领导“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篇章，就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能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反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主要是克服思想方法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改革开放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现成的本本出发，不是照搬别国的实践和理论，不是指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沿袭过时的措施和办法。改革开放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破除教条主义，唯有如此才能走出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可以说，在我的哲学求索之路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深刻地启发了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对”认知功能，也是我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在这方面写作了《怎样才能获得真理》《辩证法故乡的哲学新葩——毛泽东的〈矛盾论〉》《政治是一种艺术——重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大众化读物，得到了大众的欢迎和推荐。

四

重经典助学科建，返本开新乐耕耘

毕业后留校，我被分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要担任的是大学公共政治课的教学工作。先在理科物理系、生物系，后到文科中文系、新闻系，并一度随中文系到上海郊区奉贤开门办学。“文革”前，我只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两篇不长的文章：《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吗？》和《科学预见与主观臆断的区别》。没有想到，前一篇文章引发了当时国内学术界有关真理问题的讨论。由此，我对哲学认识论逐渐产生兴趣，并比较认真地研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取得的，并且由此不断拓宽和深化自己的研究领域。我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经济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为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也是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标志。我积极投入这场大讨论，当时的心境是极其欢欣鼓舞的。在宣讲相关思想的过程中，我将理论兴趣进一步集中到认识辩证法方面。1982年初，我在《复旦学报》发表《真理标准研究中应当重视的两个理论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包括哪些内容？我认为，实践鉴别真理和谬误，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这个原理还应当包括另一个重要内容，即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确定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这是因为真理属性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同时也是实践标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统一的要求。从真理与谬误的关系来看，它们是对立的，又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超出真理的条件和范围，多走一小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因此，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如果离开一定的范围和环境，即历史实践的时间、地点、条件，就如同鱼离开水，会丧失其生命力。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人们认识真理、把握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就不能囫囵吞枣，就不能思想僵化，都要求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确定具体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我认为这是实践检验真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个问题则是真理的形成和真理的检验的关系怎样？我认为，在实践的基础上两者应当是统一的，是不能相互分离的，不能用经验主义的或者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后来，我又在《学术月刊》上发表《要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防止出现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两种倾向。此外，我还发表《应当重视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研究》等，该文章也被《新华文摘》转载。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人们感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不能用孤立、片面、凝固的观点理解，必须加以联系、全面、动态地把握，就是说要历史地看待。1979年秋天，由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发起，召开了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材讨论会。随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正式成立，黄楠森、庄福龄、林利当选会长。我从一开始就担任学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学会的一系列活动。那时大家的积极性高涨，团结共事，学术氛围思想解放、务实求真，大量的宣讲办班活动也受到欢迎，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良好影响。这是一支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队伍，既产生了学术成果，又培养了人才。许多同事使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怀。大家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它的发展变化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矛盾和曲折但又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做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澄清对历史的曲解。这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基础之上，不能仅仅罗列历史事例或者任意抓住个别事例。这时期产生了各种学术争论，如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社会形态发展问题、关于实践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都是体制内的讨论，使我从中受益匪浅，不仅使我获得不少知识更新，还进而启发我、为我带来新的研究驱动。我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工作主要成果有：参与编写国家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和面向21世纪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别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励；合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获得教育部教学成果奖励；参加国家重点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编写，担任全书编委和第5卷主编，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辞典》有关条目的撰写。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经典著作的关注一时成为热点。我有一个体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需正，取法要高”，从事研究更不能脱离对原著的钻研。这是最好的根本途径。恩格斯教导：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原著本身”。因为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学习原著不仅能够直接掌握原汁原味的原理，而且能够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第二手”的各种材料，虽然读起来容易懂，但就其准确性、精华性、科学性来说，是无法与原著相比拟的，其中难免有片面性甚至错误。我认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可以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的基本含义就是“老祖宗不能丢”，要拨乱反正和立足新时代重实践的需要，重新学习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迷失正确方向。但是这种“返本”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更不是搞“本本主义”，它要求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创造性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将其不断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否则它的生命力就会丧失。1992 年，我主编了《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上中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套原著基础上，2005年我与吴晓明教授共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两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列入面向21世纪国家级教材，连续多次印刷出版。在上述工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不断加深体会：对于经典著作要敬畏、要热爱、要用心，如果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是掌握不了的，而必须要钻进去，认真思考、用心体会，才能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财富。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原著的学习研究，在不断与马克思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马克思毕生都重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这可以从许多著作的书名看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曾认为，马克思缺少哲学著作，有的是经济学或历史学著作，旧传统将哲学与经济学分离开来，所以他们要用新康德主义来填补马克思的哲学空白。我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克思理解历史，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归根结底他认为，“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领域中，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存在于“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物质生活中”。马克思有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但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将对“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的批判。马克思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从社会经济基础研究开始，从而作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伟大发现。我认为，马克思是从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中走向历史深处，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把经济学看成是哲学联系现实的最佳的与最直接的途径，《资本论》就是这种双向批判和建构的结晶。当然经济哲学在我国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它既是传统经济学和哲学发展变革的要求，又是适应解决全球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满足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健康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转向经济哲学的研究，一是自觉以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为指导，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进行“脱毛”，关注当代经济学大家们的哲学思维，三是以重大现实问题思考为抓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上撰写了经济哲学文章，为《辞海》撰写了“经济哲学”条目，出版《寻找新的学苑——经济哲学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与荆忠合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其当代意义》（获全国高校著作类优秀成果二等奖）、《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与付畅一合作）等作品。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我一直主张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努力学习、宣传和研究这两大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我任副主编协助冯契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哲学卷》，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并与他人合作撰写《辩证法故乡的哲学新葩——毛泽东的〈矛盾论〉》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我主编《邓小平理论辞典》，撰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等。在以上这两个方面，我还发表了若干论文。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特别注意到“国情”与“世情”的辩证关系，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有世界历史眼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进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不可能与世隔绝，不可能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来演绎，而是越来越取决于该国家和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过程的自觉把握，这在历史紧要关头和转折时期尤其重要：既不能离开“国情”抽象地谈“世情”，也不能脱离“世情”封闭地讲“国情”；认识“国情”是为了立足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认识“世情”是为了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关注将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我自己深有体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不可能关起门来决定的，我们必须要从世界历史当中来理解，要以时代为大参照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脱离特殊性来讲抽象的普遍性，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我们搞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实事求是精神。我自己这一辈子从事哲学工作，深感知识结构和思想视野都有局限，既有时代的局限，也有个人层面的局限。我相信年青一代的哲学家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五

位卑未敢忘忧国，参政议政大舞台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法宝”之一。1990年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很快成为上海市杨浦区的政协委员，随后我被推荐进入上海市政协，当了第八、第九、第十届委员，并且是第九届、第十届常委，也是上海市政协学习指导组的副组长之一。在人民政协的舞台上，我发挥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长，积极参政议政，抱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志，力争做到讲真话、做诤友。

责任感是我参政议政的精神驱动力，我主要注重的是政治协商。在市政协八届一次的小组讨论会上，大家纷纷围绕浦东开发与经济发展提出建议，时任副市长的赵启正同志也参加讨论。我虽是新委员，但也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必须要以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的健康发展。赵启正肯定了这一点，并且认为浦东开发也应当秉承这一理念，不仅要抓经济，而且归根结底要有利于人的发展。我在担任政协常委时候，总是抓住这种时机，积极建言献策。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一度流行“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认为这是医治“大锅饭”的办法。但我经过反复的独立思考，认为这种观点和做法存在片面性，社会主义既要重视效益也要重视公平。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公平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实现公平和效益的双向良性互动。我们的一些政策受部分经济学家影响过大，少了些哲学理性思考。我在政协的参政议政会上以及各类研讨会上，积极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得到上海市领导和学界的关注。九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大家争相大会发言之际，王力平主席走下台来找我，让我就“法轮功”问题作一个发言。我犹豫了，毕竟未作准备，话题又太敏感。王力平说：你发言最合适，你怎么讲都可以，我们完全信任你。我的发言不只是表态，而是从哲学上作了理性分析，阐述党的宗教政策。从此，我自己对宗教问题也多了一份关心。十届政协将特大城市宗教问题列入了咨询课题，我挑起负责人的担子。经过历时数月的调查研究，一份2万字的报告出炉。报告提出的决策建议，也得到政府部门和宗教界的重视。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政协委员都是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我一开始也未能免俗，后来逐步修正认识，认识到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更应当提高自己的“知民度”和“知情度”，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某个晚上，我看完歌剧走出大剧院，演出很精彩，但感到票价也确实“高档”。怎样解决老百姓患上“文化饥渴症”，也能享受到“文化大餐”呢？我受到触动，一份《舞台艺术呼唤“平民意识”》的提案就此形成。文汇报以《“文化大餐”应当名副其实》为题进行发表，《人民日报》随后也加以转载，并配上漫画。

参政议政活动十分有意义。一方面，它促进我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现实，了解大众的生活状况，这为我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加深了切实的体悟。另一方面，参政议政活动也使我自己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由于热心投身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活动，我受到“上海市统一战线优秀个人”的嘉奖。

近期我还觉得，统一战线应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显著特点，就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多样性的构成。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要防范市场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方面。再次，分配方式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将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总之，改革开放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多样性：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社会阶层流动和交错的多样性。这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这些都如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说所揭示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目前我国长期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还属于“第二大形态”，还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们共同的追求，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形成的“合力”结果。因此，既不能将它置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又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现实形态和阶段；既要防止资本和市场觊觎公权和造成社会危害，又必须发挥资本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正确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提高和改善对资本和市场的驾驭能力。这样做必然会产生各种劳动异化现象，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产生和异化的克服走的是同一条路，“第二社会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这是一种自然历史发展过程。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保持公平和效率的良性互动，而不能靠搞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实现。反垄断不是反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不是防止资本的有序扩张；给资本和市场发挥作用设置“红绿灯”，既有红灯也有绿灯，不是一概加以革命大批判和取缔；资本和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措施，也是反对平均主义的要求。因此，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团结活泼的政治环境。爱国统一战线可以抓住“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做到两者的相辅相成，少一些形而上学。“一致性”不是为了追求“纯粹”和整齐划一，“多样性”也不是鼓励离心离德和反复折腾。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从而凝聚起共识、人才、力量，通过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来实现共同富裕。

六

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

我毕生在复旦大学，始终在复旦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并且尽心尽力、乐于其中。“文革”结束后，我担任“文革”后第一届本科生的班主任。那时家中孩子年龄还小，夫妻又两地分居，但我克服各种困难，经常抽出时间与同学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总想多方面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工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一届涌现出了不少在中国哲学界活跃的学者，如俞吾金、吴晓明、陈锡喜等人。我不仅长期坚持给本科生上好基础课，而且认真培养一届又一届的硕士和博士生。在我的2名博士毕业生中，有的走上高校领导岗位，有的在学术上取得可喜成就，有的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我经常用“希望在学生，责任在自己”来严于律己，引导学生将做人与做学问相统一。我自己先后被学校评为“最受欢迎的好老师”和“优秀博士生导师”；2001年我获得“上海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尽管我的成长也算经历了些磨难，但复旦大学哲学系把我留下来教书，给予我宝贵的机遇，而且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得到过包容对待。因此，作为过来人，我对学生更应该加以爱护。我对学生的态度可借用一句话来概括：“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就是说，青年人自然有他不成熟的一面，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试错和犯错的时候，毕竟年轻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成熟的。因此，对于年轻学生来说，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要理解、包容、鼓励他们，允许他们有更多的自主发展可能性。比如俞吾金教授，当年他刚进哲学系学习，其实主要是对文学有兴趣，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在阅读世界名著上。当时我作为班主任，和他们相处更像是朋友。一次夜晚，俞吾金向我倾述说对文学更感兴趣。我就对他说，你对文学感兴趣是好事情，因为哲学和文学其实是相通的，一本很传世的文学，都是有它的哲学内核和内涵的。像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以前也是对德国文学很感兴趣，但他后来又选择了做哲学，他对文学的研究其实对他研究哲学也是有帮助的。要真正在文学上做出成果来，也必须是有哲学思想的。我还跟俞吾金说，既然来到了哲学系，而且正值“文革”结束之后，正是哲学特别需要人才的时候，时代的需要之下必然会出哲学领域的人才。俞吾金教授将我说成他转向哲学的一个“引路人”。每每追忆起这段月光下的谈心，我对俞吾金教授的过早逝世倍感悲痛。在我培养的研究生当中，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一些困难或坎坷，我也总是尽可能地帮助和呵护他们，因为我始终认为，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给予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帮助，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一生。我这一辈子最高兴看到年青人的成长，现在人老了，我变得越来越喜欢娃娃，觉得他们很可爱，希望在他们身上！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说说。1983年秋天，一批研究生到桂林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他们以“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发言，提出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同的一些新观点。当时这个讨论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遭到质疑和批判，史称“桂林会议事件”。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但参与了一些后期处理工作。这些研究生在学业上都很努力，适逢处在解放思想的宽松气氛下，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敏感而有激情，在校内不时举办学术讲座，在听众心里留下烙印，得到肯定。桂林会议后，来自体制内的意识形态压力比较大。在参与处理时，我对青年学子的态度一贯是两名话：“希望在你们，责任在我们”；“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上海市和学校有关部门的态度，我感觉总体上是爱护和引导，政治上不要上纲上线。我反复看了《几点意见》，在上级组织的布置和安排下做了几件事。（1）参加上海市社联组织的有关座谈会。冯契教授在会上作了发言，我也有发言，认为《意见》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要进行创新；但是，必须要维护这一学说的基本原则。旧式传统教科书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第一小提琴”的声音，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然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它是一脉相承和一脉相通的认识论，原则上是不能等同于旧式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更不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2）林永民教授和我合作写了篇“交差”文章，发表在《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上，题目为《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行文口气不是政治批判式的，而是学术讨论式的。文章分四个部分：要坚持反映原则与实践观点的统一，不赞成将两者绝对对立；要熟知哲学史找出规律性，避免陷入认识论的各种迷途；要正确分析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需要诊断和辩别其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疾病；要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克服教条主义，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我们认为，在探讨认识论诸问题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奇怪，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深入讨论，是不难达成共识的。（3）针对《意见》涉及到对列宁哲学观点的一些评价，我给系里的全体研究生做了一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讲座，解读列宁是把马赫主义当作哲学上的中间典型进行分析的。它存在着三种动摇：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之间；动摇于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之间；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需要纠正对《唯批》的一些传统误读。这些看法后来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在《学术月刊》1990年第4期上。总之，桂林会议事件得到积极妥善解决，师生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避免了极端做法。

最后，若要问我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教学、宣传、研究的心得是什么？我不免想起胡曲园先生晚年，曾经用张居正的名句鼓励他的学生：“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这是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献身哲学、勤于思考、求真求是的生动写照。我想以此与年青的朋友们共勉。“心以积疑而起悟”，做学问要有怀疑精神，怀疑是为了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献身真理，而不是主张怀疑一切的躺平主义。学习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如同一块强“磁场”，能够将你的注意力凝聚而不至于分散，能够积极调动你的思考和悟性。哲学需要怀疑和独立思考精神，促使自己不断上下求索。我同意钱钟书先生所强调的，读书不能只是“眼读”，更加需要“神读”：要从原著出发，弄懂原意，领悟内涵和本质，透析其意境。然后，在此基础上，还要渗入自己主体的感受，给出具有新意的视野。哲学思维不仅是求同思维，而且是有必要的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学以渐博而相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不断与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与时俱进，不断由时代实践赋于其活力。我寄希望于年青的哲学工作者，要想掌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一定要理论联系实践，更好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

谈到中、西、马的关系，我不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这一代搞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上参与过80年代的“文化热”，心中留下不同的印记。当时的语境是对“文革”浩劫的文化反思，企图寻找出构建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方案。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有三个来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文革”中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西方文化遭到封闭禁止、马克思主义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教条化。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又如何改变？这就涉及到文化人的“古今中外之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需要新的文化启蒙，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和再批判。社会上一时形成“西学热”潮流，对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和西方哲学文化理论进行介绍，不少译著得以出版，其中“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里，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得到传播，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得到彰显，对人性、主体性、实践、异化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反而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关注，海外新儒家得到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单位纷纷成立，传统古藉通译出版，一时又出现了“传统文化热”现象。那时的“文化热”，客观上打开了对西方文化的封闭，终止了对传统文化的断根，涌现出一批文艺作品（包括电影）。“文化热”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发现其间存在的落差，蕴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忧虑情怀，但是某些人由于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存在着从“全盘反传统”到“全盘西化”的倾向，因而逐渐淡出历史。

反思自己走过的哲学探索之路，最大的遗憾就是知识结构欠缺，造成学术视野比较狭窄，研究路径比较单一，没能够很好地将马哲与中哲、西哲相融合。这比之胡曲园、冯契等前辈学者是大有差距的。说到马哲与西哲的关系，马哲无疑是当时西哲发展成果的直接继承者，它是立足西方又试图超越西方的哲学体系，不熟悉西哲的发展，就不可能很好地掌握马哲，反过来说，要掌握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学习马哲则会起到指导作用。列宁对二者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还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割断一切联系”的主张，进行过严厉的批判。改革开放以来，刘放桐教授和高清海教授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值得充分肯定。这里我想着重谈谈马哲与中哲的关系。毛泽东早年选择的为学之道是，“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在至萧子升的信中，列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目，包括“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指出“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与愚昧面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希望国人中“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出现，“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为此他花精力来学习西方文化，“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例如毛泽东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下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糅合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以思考人生和宇宙问题。当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更加趋向革命性和科学性。他认为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那时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相通性，如“天下”意识与“世界历史”眼光；“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重“民本”思想与强调“人民创造历史”观点；重“民生”主张与重视物质生产资料生产；自强不息与主体能动性观点；还有在辩证法和认识论领域等的相通之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马哲与中哲相互激发的典范。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不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就会产生“水土不服”现象，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会出现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民族的特殊性维度，二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维度，深刻体现出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

注释

[1] 参见余源培《我的哲学研究之路是如何走宽的》，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2期，第102-108页。

编者注：

原文请见余源培：《我的哲学求索之路》，载《实践哲学评论》第6辑，徐长福主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第258-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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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恐龙

校对：乙文

审核：实践哲学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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