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 | 在希望的田野上：田野日记分享

本次“在希望的田野上”活动征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本科生胡雨蝶同学同意，将杨善华老师推荐的其大二初入田野时写就的田野日记进行刊录分享。黑色字体为正文，黄色字体为杨善华老师的批注，文中人名均已做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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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平山县西水碾村。在观摩了师兄师姐的田野日记后，我对这个规模虽小，政治关系与人际网络却错综复杂的村落充满了兴趣，因此在直观地记录观察结果之外，我还透过陈文玲老师、杨善华老师和师兄师姐的描述，试图整理出村庄个人的变化历程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迁。杨老师批注：从这一意图可以看出你对田野的兴趣，不过你要注意的是这一目的的实现往往需要更多的田野积累。

9月20日下午，我们先去西水碾村参观了一圈，以获得总体印象。西水碾村将传统的巷式规制和新建的单元楼、将传统的种植与养殖和各户承包的先进制度结合在了一起，新奇而富有生气。在参观貂厂时，杨老师说，此村村民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开工厂的，第二等是搞养殖的，第三等是打工的。原本是鸡犬相闻的村庄竟然也分出了“等级”，这让我想起了资本下乡对于农村的改变：由原本的人脉关系和圈子主导的“权力-文化网络”逐步向“权力-利益网络”靠近。杨老师批注：可以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转变已经开始。它不仅形塑了乡村治理的整体样态；还改变了乡村治理实践中各方主体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生产的关系。更有趣的是，之后我们来到村里人合资建设的庙宇，门口摆放着一块石碑，刻着各方出资人及出资数，杨老师介绍说，西水碾村最富裕的人却只出资了两百块钱。建设公有的庙宇是安放集体记忆的需要，杨老师批注：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而这种经济能力和出资的不匹配性则说明了对集体的文化归属情感也会被“权力-利益网络”所影响：其原因可能是经济领导者对村中政治领导家庭的疏离，杨老师批注：这点你可以这样认为，李鹏作为书记他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支持，不然就会受到上级的批评。所以李鹏并不是始作俑者。四黑（应该是张立萍）针对的是倡导修庙宇的人，只是我们也不清楚他是谁。可能是政治边缘化的结果与原因，也可能是长期的外出经商导致的对村庄归属感的淡漠等等。但无论如何，西水碾村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似乎与传统的“能人书记”和被领导者不同（能人书记即指在资本、资源以及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面向的书记，其能人性质不只是政治社会资本赋予的，也是其经济资本赋予的），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共同承包负责村庄不同方面的事务，并形成以经济形式主导的自恰结构，再用经济反哺村庄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建设。

接着，9月21日上午，我们师生8人先去拜访了村书记李鹏。茶杯中沏着西水碾村新种植的菊花茶，屋里充盈着故友再见的欢喜。而李鹏也因时隔多年再次上台，言行中充满了要将村庄治理好的自信。尽管如此，他只是介绍了一下村中的产业和长远的打算，却从头到尾对知海下台等政治事件含糊其辞，仅仅提到他因为“犯了事”没办法再做了。这让我想到杨老师来时路上所说，西水碾村是少见的无一人上访的村庄，其根本原因除了本身建设，还与领导的能力息息相关：江江主要依靠铁手段为村庄谋取实际利益，而李鹏则是依赖中庸的处事方法，虽然后者可能在经济建设能力上略逊一筹，但实际上，这不仅极其需要对村庄利益链条的全局把控，更需要李鹏敏锐却平和的心态和个人的领导魅力 。这无论对上对下都是较为稳妥的方式：正如他所说，知海现在下台了，因为上面不让他干了，不让他成为县委的把柄；还有江江也犯了根本性错误，李鹏说这些的时候，透露出一股他绝不会犯错，而是会将村庄治理好的自信，杨老师批注：这个判断有道理。也有着在政治场中摸爬滚打的老练劲儿。而且，尽管离开政治中心数年，李鹏依然保持着对村中事务的高度敏锐度：例如雪云和四黑住在一起，四黑要离婚，海芳以破坏军婚罪告四黑之类的事件也面面俱到。李鹏一直以观察万花筒一般的态度变换着视角记录整个村庄，这凸显了他自居领袖的责任感，也代表了他时刻有着谨慎地盯着这一方小小政治场的自觉。

接着，陈老师、世龙学长、颜学姐和我在路上遇到了干农活归来的文魁。陈老师一提到他的身份，文魁就自豪地比划着五个手指：“我来这里当会计，已经——五十年啦！”这种对于时间的强调，实际上彰显着他于贡献的强调，以及典型的“文员干部式”自我认同。而当我们迈入他新搬进的单元楼，文魁也激动地和我们介绍了新房子的好处：有煤气补贴、有专用车库、每平方米的建设费由村民共同出资、到时候能卖二十几万等等……他还提到，第一期单元楼建起来时他没有搬进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面对更高昂的房价也能支付。这体现的其实是他公共精神杨老师批注：公共精神的提法可以再推敲，私人生活也是如此。 和私人生活的统一。这样为村庄谋福利、同时享受新制度的干部还有很多，西水碾村依旧依靠着紧密的团结感和凝聚力维稳运行。现在上访现象越来越多，其实除了农民自身处境的原因，还因为在个体化进程中，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己经衰弱,在个体与集体、个体与国家、个体与上级组织等关系的处理上,个体可以毫不掩饰公然地尽最大可能争取自己的利益,个体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农民与而开始更多与遥远无形的国家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对基层组织的存在合理性感到强烈的质疑。而西水碾村则没有这样的土壤，领导保持着对上对下的中庸平和，而干部最重视执行：尽管有“都五十年了”的自我标榜，但他们从来不代替领导做决定，也不影响领导的决定；而是学会认识村庄里不同的人，并将其统摄上升到一个类的高度。因此即便政治格局错综复杂暗流涌动，但西水碾村大体上保持着紧密合作和上下一体的运行秩序。

下午，我们来到了郄二傻家中。刚迈入他家大院，我们一行人便为这位“乡村土豪”所震撼：两层的独栋别墅窗明几净，屋内的钢琴、对联、龙井茶俨然已彰显出一副城市人的做派。他介绍道，自己1977年高考没考上，然后去磷矿厂上班，后来进入五发找的卖草绳企业做销售，33岁租大队房干食品厂，从石家庄招糕点师傅，找原料供应厂合作。后来因为食品保质期不长，夏天会坏，于是做了一年水果糖厂。二傻还特别强调，好汉不挣有数的钱，生产不如倒卖来钱快，这也是他富裕的原因。尽管他再三强调自己常常在外打工经商，但谈起政治和村中的发展问题，他不仅透露出知海打人的背景，还对村中的菊花厂不赚钱等事件提出了不同于李鹏的判断。这或许可以说明他并非天真的游离于政治的商人，杨老师批注：这个判断准确。而是时刻密切关注着村中的政治动态，试图以此改变自己的策略甚至深入其中。也许这是因为，权力与利益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同一场域内，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资本量，同时，权力越具有垄断性，所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大。此时，权力与利益呈现出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关系，即权力为利益提供信息渠道和制度保障，利益为权力稳固和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无论从商人还是干部的视角看，权力都是永远无法割舍的追求部分。

晚上的师门讨论，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村中的舆论力量。而这种舆论，一方面来自于村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例如牟志兵作为平山县的干部子弟，后来又转到房地产经营，为了洗白他的身份来到村委会竞选，并承诺“只要我当选，每家发一壶油”，并让村子赚了很多钱，还将路面的修缮和硬化、把村里的貂厂转移等等事项提上了日程。村民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从宏观的视角关注此人的人际关系、具体能力和所办实事，杨老师批注：在这样的田野过程中，老百姓是我们了解和认识的主体，要学会理解他们。这是做好田野的前提。而更多地只看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实际的好处，甚至有时候，为了这种个人利益可以改变舆论的风向。杨老师便就此提醒我们，不能按照受访者给你的叙述来推测这个人，而首先要去看此人做成的事情——例如二傻能够在经商的环境中立得住，说明他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商人，而可能隐瞒了不少东西，并与村中主要力量有利益关联。另一方面，舆论的力量来源于村中的伦理秩序。例如老刘是养鸭专业户，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给了两个儿子一人五万，后来医院误诊去世，老刘的老伴想要儿子养，但如果儿子不养，也不能打官司；女婿花了钱给老刘做棺材，于是老太太把3万块给女儿，但女儿表示即使你不给钱也会养。陈老师告诉我们，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舆论输出：女儿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已经默认了自己无论受到的待遇如何，必须承担赡养义务， 杨老师批注：陈老师的理解准确。这样看问题，就深刻了。这既是道义舆论的结果，也更加为其壮势。在早上去找二傻时，我们实际上就经过了一片老人们一起打牌、谈天的“公共空间”——这不仅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对共同语言与伦理秩序的扩大、对村民非正式监督的雏形。正是因为如此，村庄才遵循众人制定的秩序、以村民利益为导向发展了下去。

22日上午，我们首先来到了斌毅家。斌毅作为县上做事的干部，家中装饰风格不同于二傻和文魁，较为简朴和老旧。屋中挂满了毛主席的画像，似乎彰显着本人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和政治立场；地上也随处摆放着十张椅子，可能常常有人因村中事务来访。他首先对村中的政治局势，包括李鹏的下台、知海的下台和李鹏的再上台作了一番梳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于村中经济发展模式的态度。对于知海以二十万将宅基地卖出、以及单元楼的建设，他认为将集体建设用地作为一种产权。通过使用权的流转，能够弥补农村土地制度的不足，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而我通过查找相关资料，杨老师批注：这种学习的主动性应该大大鼓励。发现在通常的社会学观点中，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倘若允许宅基地自由交易不仅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造成村庄内部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农村宅基地不仅作为小农家庭再生产的机制，还作为农民应对市场经济不稳定的保障机制，对农民和农村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宅基地容易复垦为耕地，可以作为耕地储备。而知海之所以为大部分人所认可，就是因为他正确处理了这层矛盾，将村民们的宅基地规模化经营、承包，从而使得众人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市场经济也有不稳定性，诸如菊花厂亏钱的现象如何处理，实则不仅考验李鹏作为领导人的能力与魄力，也影响村民对之后的政策接纳度。

接着，我们去拜访了郭辉一家。此家与村里最大的郭家分离开来，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家子成员很多，往来也非常密切（例如郭辉有五个姑姑，在我们访谈时还时不时有亲戚来拜访），但除了老人基本对村中事务没什么了解。郭辉在石家庄上班，这次回来是协助父亲修理庭院；其母亲也在城里从事教育行业，生活已经基本城市化。郭辉的爷爷表示自己和李鹏、江江等人都比较熟悉，并对移民补助等政策比较了解；但对“是否卖地”这个问题，老郭有着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在卖，但他不想卖，因为他家人多，他想用来养猪。这说明，与外界的差异固然有可能使其他社会单元的成员更加坚持与众人偏离，进一步明确单元边界，并在单元认同感中深化自我的固有意见；但这种差异’也使得其生活压力陡然增大，老郭炫耀式地陈列自己和村干部的关系背后，似乎就是其意图靠近权力中心，证明自我并非边缘化的体现。然而，随着后代在城里定居，他们是否连观众的资格也会失去？年轻一代又该如何肩负治理村落的责任？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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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老师评语

这篇日记最值得肯定的是，有自己的分析和观点。因此，它不像一个二年级的刚入田野的新手所写，这就使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获得比他人更高的起点。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自己主动去查阅资料，弄清楚一些自己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和研究习惯。做学术研究，其实贵在锲而不舍，希望作者做个有心人，将学术积累看作自己的目标，持续的学习和实践，坚持数年，必有大好处。我有些批注，作者也可以关注一下。

文案 | 胡雨蝶 杨善华老师

新媒体编辑 | 王邵希

审核 | 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