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 | 小组合作：“我太难了！”

学期过半，一大波“小组合作”正在袭来。三五同学临时组成“战队”，集中讨论、商定计划、分工合作，最后展示学习研究成果，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评判。但是，当倡导合作、激发主动、增进参与的小组合作遭遇了“搭便车”之后，美好之中似乎掺入了一丝丝苦涩……

“隐形”组长“能者多劳”，却遇上了分数的“平均主义”；能力较弱的成员，参与度低，也没在合作中得到太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明明组员很多，却只有一个人干活，组长虽被全组人依赖，但也有点“累感不爱”……

老师和同学们如何看待小组合作？如何避免“搭便车”现象出现？小组合作的优势又该怎样充分发挥？记者带着问题进行了采访。

合作“困境”让人头大

看着电脑上寥寥几行代码，小章感觉脑袋空空。

几星期前，小章和其他3位同学组成一组，准备共同完成计算机大作业。然而，她的计算机水平并不好，日常上课本就吃力，面对组长分配的任务更是一筹莫展。她也曾想到要向组内的同学们求助，但打在聊天框里的文字来来回回修改了几次，最终还是被她删掉了。

“一来我和组长不是特别熟，二来我是真的不懂，也不知道说什么。”性格内向的小章在课堂和小组讨论中一直都很沉默。由于不敢提问，计算机学习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

截止日期一天天临近，小章只好求助熟悉的同学帮她完成，匆忙地把成果交给了组长。回忆起这段经历，她还是充满了挫败感。

这并不是小章第一次在小组合作中陷入被动了。大一的英语课上，她和几位不太熟的同学组队准备课堂展示。同样是因为不敢说话，她很少在微信群里发言。

沉默的氛围似乎可以传染。直到课堂展示的前一天，组长在群里发布的消息依然没有得到回复。最后，小组成员只能用一晚的时间紧急见面分工，然后熬夜做完了幻灯片。

小芳也陷入了小组合作的“困境”。学期中，她和另外两位不熟悉的同学组队进行课堂展示。小组内一直没有明确的组长，但最近，小芳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承担了组长的工作。

也许是因为她平时在讨论中比较积极，另外两名成员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完成的内容发给她进行整合。麻烦接踵而至，她发现这两位同学的幻灯片排版效果很一般，信息搜集也不够充分。她在群里提出修改意见，但是组员们却不太积极。

网友对小组作业的调侃

凡事追求完美的小芳既不想草草地提交作业，又不愿无缘无故为组员分担工作量。一番纠结过后，她还是修改了全组的幻灯片。可她也不清楚，自己额外的付出能否收获相应的回报。

和小芳不同，小萌在组队开始时就自荐担任组长。但是，小组合作带来的挑战对她来说一点也不少。有时，她在群公告认真编辑了任务分工或者讨论话题，却很少有人积极主动地回复；有时，有组员的任务完成质量不高，最后只能由她来帮忙补足。

“我一般会选择多担待吧，毕竟我们可能也就这一次合作，而且这次合作的成果会影响到其他组员，作为组长要对其他人负责。”对于小组合作中的各种问题，小萌的态度相对积极。

小组合作是否“必选”？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秘舒在十余年的教学经历中，仅有一次安排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提交课程作业。从那次课程作业的质量来看，学生们的合作成果并不太好。因此，多年来，秘舒坚持布置以个人为单位的课堂展示和论文作业。

小组合作的失败有多重原因。德国的一位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团队成员的平均贡献率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后来人们将成员的努力程度和贡献随着团队成员的增加而减少的现象称为社会惰性。为何会出现社会惰性？个人贡献得不到突显，某位成员过于优秀，评价机制不够精细……这些都是可能的归因。

而在秘舒看来，小组合作背后的动力是利益交换。

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者爱德华·J.劳勒在他的社会交换感情理论中，将社会中的交换关系划分了类别。在小组合作中，有可能出现为实现联合目标，而进行高度协作的“生成关系”；也有可能出现组员间不合理分工，导致少数成员单向付出的“直接关系”。

“生成关系”无疑是学生和老师都期待出现的理想合作关系，但其实现基础是，组内每位行为者的贡献是联合而不可分离的，并且都知觉到共同的责任感。如果小组成员们在行为能力、精力投入的预设、对最终目标的期待等因素上有较大差异，那么很有可能会影响组内合作节奏的一致性。简言之，想要促成“生成关系”真的很难。

秘舒认为，社会上的合作牵涉到多方的利益，要进行良性合作很不容易。学生在耗费心力的交换关系中寻求合作，同样也不简单。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杜平表示，偶尔也会有组长向她反映组内同学的“搭便车”行为。但在教学中，她发现了另一个显著问题——组内合作的碎片化。

在小组成果的整体结构上，似乎可以找到合作的线索；但实际上，许多小组成员所关注的只有自己负责的一小部分。“分工”做到了，“合作”却没有很好地实现。

“我也在想，为什么这样的教学设计在现实中的效果是参差的，同学们的学习体验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杜平分析，可能学生们在以往中小学阶段的学习经历中，“主动性、参与性、体验性”的学习习惯尚未充分养成。

制度优化

作为课堂组织者，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杨春华对小组合作的教学方式也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在她看来，无论是自由组队，还是小组讨论、分工合作的环节，学生们都有可能遇到困难。

自由组队的难题

“从陌生人社会到熟人社会有一个过程，问题是如何跨出第一步。这时候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杨春华看来，小组合作成功与否，不完全依赖学生的自觉意识，老师们如何制定合作规则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杨春华更提倡相对陌生的同学分为一组，“陌生人之间反而更好决策”。熟识的人在一组，往往会缺乏一个公认的决策者。基于这样的判断，她会在第一节课的末尾留出十分钟，将学生按照学号尾号随机分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时间损耗。

而对于部分学生功利性的“搭便车”行为，杨春华表示，合理的规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这样的现象。她的课程中，每一位组员都被要求参与合作成果的展示，否则这一部分的分数会打折扣。合作学习的评分以团体分为基础，又根据组员的个人表现而有所区别。她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自尊心会成为大家参与合作的推动力。

杨春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小组成员的沟通。她常常跟学生说，合作的过程是值得纪念的。因此，她要求学生们在课下讨论后，留下一张全体合照。“留照片名义上是给我看，其实也是为了保存大家一同讨论的记忆。”

杜平也思考过是否能在制度层面对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调试、优化。她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曾经担任过一些课程的助教，对英式教育中的辅导课（tutorial）印象深刻。在辅导课上，由课程导师确定讨论内容，有时是读书会，有时是小组选题的讨论和展示。这一安排可以给小组合作以时间和空间上的支持，对于合作学习是有益的。这样一来，学生们可以在课堂上进行频率较高的小组讨论，合作几乎渗透到了每一个教学活动之中。

英国大学中的辅导课（tutorial）

“我们期待的是要分工，也要有合作，给那些原本负担很多的同学减轻负担，也给想要参与小组合作的同学一个表达的机会……当然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景象。”

虽然杜平承认小组合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重重，但她认为在社会学的课堂上，小组合作的利大于弊。

“一方面它能弥补专题讲座单向知识传递的弊端，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她坚持在课程中设计小组合作的原因。

换个角度

不可否认的是，当学生迈入社会，无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合作场景。

拥抱合作，也许能达到多方的能力互补，完善合作成果，同时却极有可能要面对时间和精力成本投入不公平的问题，也可能要经受差异化个体之间的磨合过程。

避开合作，的确可以从相互扯皮和搭便车的行为中解脱出来，但也因此缺失了与他人相互启发、交流共进的机会。

因为涉及到“过程取向”与“结果取向”之间的衡量取舍，合作与否，似乎都是利弊参半的选择。

但实际上，作出选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不同的性格和习惯偏好、所面对的不同情况等，都影响着个体的价值取向。人们在完成任务或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愈加明确自己想要获得的东西。它可能是与人协调合作的能力，也可能是一个羡煞旁人的成绩；或许是深化对于相关议题的认知，亦或是“多快好省”地解决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所以，不妨把眼光放得长远些。在大学这片“试验田”中，通过体会在不同小组中合作的过程，思考自己的需求，借此机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小组不合作的困境或许一时难以调和，但应该看到的是，偌大的校园中，默契合作仍是主流。组内成员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和能力，这需要组员的积极配合，更有赖于组长适当的沟通和协调。从短期收益来看，组长相比组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看似是吃亏的一方。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组长又是学习过程中的受益者。

转换看待问题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回归小组合作形式的初衷，才是解开困局的钥匙。

破解合作难题，本身也是小组合作的题中之意。

（文中小章、小芳、小萌为化名）

理论参考：

[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采访/撰文 | 罗梓月 孙相达 黄天辰 张婧 陈梓芸

编辑 | 罗梓月

封面 | 罗梓月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审校 | 石佳 王乃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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