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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时代:印钞机和直升机下岗,键盘上岗——评Landall Wray《现代货币理论》

2017-04-23 陈达飞 一瓣

 





本书的作者兰德尔·雷(Wray L.R.)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经济系教授,曾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明斯基。金融危机以来,明斯基的理论备受关注,大量关于金融危机的著作被译介到国内,雷教授的另一本关于明斯基和金融危机的专著——《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明斯基与金融不稳定》,也出了中文版,前不久朋友告诉我雷教授还来西安师大做了场讲座。我自15年开始读雷教授的文章,对其分析框架算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我的博士论文也用的这个框架,所以读《现代货币理论》,还算是游刃有余。但即使这样,文中的一些观点还是让我有些忐忑,甚至有些不安,总觉得“尺度太大”。虽然作者屡次强调其分析框架适用于任何浮动汇率的主权货币发行国,无所谓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但是字里行间始终有意无意地在为大政府背书,认为政策的第一目标是充分就业。全文着墨最多的一项政策就是通过勒那提出的功能财政实施“最终雇主计划”,言语间透露着充分的自信,而此时,我总是本能地怀疑其可靠性。


本书首先简要介绍了货币的本质,再介绍其分析框架——存量-流量一致分析,而后将该模型应用于政策分析。三个部分是一以贯之,前后照应的,存流量一致分析也实则是一种宏观会计学的框架,恰恰对应着货币的符号特性,如此,作者认为,一种符号,一个概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也就影射出作者在后文对货币政策的取向,即在不影响通胀和汇率的前提下,货币政策也应该为充分就业服务,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我们现在来一一展开。







1.货币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当烧脑的《货币哲学》,作者西美尔)。我们所熟知的教科书理论认为货币是随着交易的扩大化而逐渐演化的,由早先的皮毛、贝壳、石头等逐渐变成金、银、铁和铜等金属货币,而后再演变为法币,至今已成为一连串的数字了。而按照Wray的说法,货币是债务凭证,金银等充当货币只是一种偶然,这也为其反对金本位提供了哲学层面的基础。


现在相对接受度较广的说法是货币本质上是债,是一种记录债务的丈量尺度,我的导师韦森教授的定义是“一种流动的债务”,我觉得恰到好处,例如基础货币是央行的债,存款是商业银行的债等。那么,货币一开始实际上是政府开出的借据,既然货币是一种尺度,一个符号,一个概念,那么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就有用不完的钱,其支出也不会受到税收收入的制约了,关键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普遍接受?故作者在书中屡次强调“税收驱动货币”的逻辑。认为税收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为财政支出融资,而是创造了一种货币需求。只有当人们对货币形成了一种刚需,政府发行的主权货币才会被接受。不然,人们凭什么拿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换你几张纸啊?或许有些读者有疑问,那些不要缴税的人为什么接受?无碍,只要微软、苹果、三星这些企业需要缴税,你还是需要货币的,故某种意义上说,纳税人的货币需求衍生了非纳税人的货币需求。


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税收驱动货币机制属于新鲜事物,这有点“曲线救国”的意思,为了让人们接受货币,先创设一种人们需要货币的理由。但商业银行发行银行券的时候,逻辑有所不同,它们是通过承诺可以将银行券兑换为黄金等金属货币才使其被接受的,毕竟,银行没有政府的强制性,作者也强调可兑换性并非货币需求的必要条件。税收驱动货币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在货币被广泛接受后,货币是否还是由税收驱动?个人认为,即使如此,这驱动的内涵也有所变化了。前者的驱动是使人们接受货币,后者的驱动是使货币流通起来。货币的流通在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留下了“脚印”,这就自然而然选择了基于各部门会计账户和交易账户建立起来的存量-流量一致分析框架。






2.方法论:存量-流量一致模型


曾有些前辈说,方法论不重要,我倒觉得此言差矣,方法论就是看这个世界运行的视角,我的观点是既重要,也不重要。例如,一枚硬币有两面,从一面看是正面,另一面看是背面,但无论哪一面,都是同一枚硬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角度不重要。但又是重要的,因为从不同角度看,画面又是不同的。所以,非得在方法论上分个优劣就实在矫情了,同样,若将某种方法奉为“圣经”,又多少有些执拗了。当前,主流与非主流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交战正酣,自上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方法确实忽视了危机的内生性,包括索罗、罗默等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对其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是为了改进,主流该做的是兼收并蓄,而非在神坛上目空一切。


存量-流量一致分析是从宏观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动态关系来解释经济运行的逻辑,存量产生流量,流量叠加存量(但我认为说得更准确一些的话,应当是存量-流量-增量一致。举例来说,期初债务的数量是存量,债务产生的利息收支就是当期的流量,当期新发行的债务是增量,若将增量算作一种流量,存量和流量才是一致的)。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存量和流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从宏观会计学原理来看,一个部门的金融资产,必然是另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负债。同时,对于单个部门而言,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等量地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两侧,任何时点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平衡的。大道至简,人类行为的多维性体现在数据中就只有单维了,但不可置疑的是,分析上便捷,牺牲了程序上的多元。


本书用3部门宏观分析框架进行政策研究:政府部门(政府和央行)、私营部门(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和对外部门。如此,盈余-赤字对应关系就一目了然了:不可能3部门同时实现盈余,也不可能同时出现赤字,一个部门的盈余必然对应着另外一个或两个部门的盈余。明白了这个逻辑,政策分析就不会像走迷宫一样左右难断了。所以终极问题就是:政府想要实现哪个部门的盈余,又必须让哪个部门填这个窟窿,还是大家都均衡,岂不乐哉?


雷教授在本书的观点是,政府由于是主权货币的发行者,他既没有违约的意愿,又有履约的工具,故政府应当扮演一个赤字方,直到实现充分就业,而且,充分就业也会改善政府的赤字。就对外部门而言,基于三元悖论,作者推崇实行浮动汇率以给国内货币政策留下足够的空间(雷教授以中国为例,说明了在有足够外汇储备的情况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可以实现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在这个框架下,很容易判断政策当局言行之间的不一致性。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各项政策。






3.政策分析


(1)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

主流观点认为美联储是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机构,雷教授认为不然。表面看来,财政部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均有账户,但支票账户在美联储,税收收入记录在商业银行,财政部要想支出税收,必须先转移出来,同时,央行不能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但这在技术上都是可操作的。故雷教授认为美联储还是附属于财政部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美联储就与财政部保持了一定的默契。既然如此,财政政策也就扫除了“钱不够”这个障碍了,只要美联储敲击一下键盘,钱就被神奇的创造出来了。就像伯南克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要借钱给商业银行,我们只需要使用计算机在它们的美联储账户上标注一笔款项即可。而这笔钱,就可以用来买政府债券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货币时代,体积庞大的印钞机,变成了“指尖上的键盘”,正所谓:印钞机下岗,键盘上岗。财政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网络,最高是代表国家意志的财政部,那么财政部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2)财政运作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首先指出了教科书理论对财政政策的误解:预算平衡、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等。基于各部门之间的盈余-赤字对等关系,作者的分析颠覆了一些传统的看法。(本章的分析有一定的技术细节,我在阐述时会略去,但是并不会影响到读者朋友们对其操作逻辑的理解。)


政府赤字并不会导致利率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故挤出效应是伪命题。财政赤字产生私营部门的盈余(即储蓄),同时产生大量的准备金,会超出商业银行意愿的水平(QE之前,准备金是没有利息收入的),为此它们会纷纷在银行间市场借出准备金,导致实际利率低于美联储的目标水平,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日本和07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的真实写照。此时,央行为了维持外生的利率目标,会用政府债券“置换”准备金,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债券实质上成了央行货币政策调节的工具,而非财政融资的手段了。同理,对于李嘉图等价(政府赤字支出意味着未来税收负担的加重),雷教授的回应是居民储蓄并不会为赤字买单,恰恰相反,居民储蓄是政府赤字的结果。


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一国政府的债务被国外持有(主要是外国央行)时,情况是否会有改变,当外国政府持有意愿减弱而大量减持,是否会造成汇率波动和债务危机?或者,当债务到期时,政府是否需要以更高的利息举新债还旧债?作者一一否定了这种担心,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是正常的,同时,政府债券实际上是其它国家创汇后的必然选择(毕竟外汇是没有利息收入的),政府无需提高利率发行新债券,但是,政府适当减少债券发行以防止债务的过度积累还是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从国际收支账户平衡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盈余必然伴随着外汇的累积,但外汇和债券本质上都是政府的债,外国对本国政府债券需求的减少同时意味着本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下降。雷教授以中美之间的国际收支状况为例,说明了在短期内中国是不会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的,因为这会导致美元的贬值,美元的贬值又会对中国出口产生压力。中国目前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要想保持汇率目标区间,有必要保持相对充足的外汇资产。基于此,作者分析,只有当其它市场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才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政府债券被谁持有,关系并不大。当然,作者也提到,这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福利,其它国家对外发行债券时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这需要它们通过贸易盈余来还本付息,否则将会存在债务违约的可能,而美国还债,从不需要通过贸易盈余来赚其它货币。


毫无疑问,雷教授是支持经常账户赤字的(这可能仅从美国角度来说),因为从会计角度来说,这等价于资本流入,而且从功能财政的视角看:出口即成本,进口即收益。它认为经常账户赤字所体现出来的“不平衡”,将会由资本与金融账户来实现均衡。作者支持浮动汇率并不是因为其像传统观点认为的浮动汇率可以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而只是因为浮动汇率为国内政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实质上,这个空间就是赤字支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空间。


(3)税收政策

将税收定位为驱动货币的手段后,税收的目的自然就不是为政府支出融资了,而是如何更好的发挥驱动货币的职能,若没有税收的驱动,主权货币跟比特币就没什么两样了。在人们需要货币缴税的前提下,政府先支出货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支出在前,税收成了支出的结果。当然,税收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调节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对于税收的功用,作者引用了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所得税之父”鲁姆尔(Ruml B.)的观点:(1)稳定美元购买力;(2)财富和收入分配;(3)补贴“好行为”,惩罚“坏行为”;作者提到了三种不可取的税收:工资税、消费税和企业税,认为这是在惩罚“好行为”,如工资税是在对劳动行为征税,消费税是在对购买行为征税,而企业税更是百害而无一利。可以看出,作者反对的这三种税,都不利于就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4)摊销国家福利的成本,如高速公路费、汽油税等。作者只是想说明,税收并不是为政府融资的,因为政府永远会有钱花(当然,作者也强调政府花钱并不是肆无忌惮的乱花)。


(4)汇率政策

基于上述讨论,作者对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金本位制度的态度,应该不难做出判断了,浮动汇率和金本位将极大地限制货币、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更容易遭遇国际游资的“狙击战”。


作者反对金本位的视角也是别出心裁,他梳理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罗马,再到后罗马时代的货币制度,认为金属本位的货币,只是压印的借据偶然地体现在了金属上。毕竟,货币的本质是债务,它只是一种记账的工具,故用金属,还是用纸,还是现在的数字,差别只在于形态上。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种货币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还记得莎士比亚的训诫吗——别借债,莫放债。又如古典学者库克(Kurke L.)所说,硬币只不过是城市权威的代表,用任何金属铸造都可以。


作者对比了三种汇率制度:(1)实行盯住汇率但有很大政策空间的国家,如中国,正因为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才使得中国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质上还是盯住汇率)的同时保持了国内政策的独立性。雷教授为中国的汇率政策选择做了辩护,他认为选择何种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自主的选择,美国不能以美元的自由浮动来要求中国。他认为美国控诉中国操纵汇率(汇率低估)也没有道理,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也只是从中国转向亚洲其它国家罢了。按照雷教授的逻辑,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逐步流失,实行浮动汇率,以及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只是时间问题。最近几年,人们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程逐步加快,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肯定的是雷教授的分析视角是有助于识别未来的政策选择路径的。


谈到主权货币和汇率政策,不能不谈欧元,显而易见,作者是不看好欧元的前景的,因为欧元区内部实际上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并且各国牺牲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系统,一次金融危机就足以瓦解欧元体系。至今为止,欧元区仍在债务危机的阴霾笼罩之下,未来何去何从,还得看欧元体系如何变革。当前认同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统一,这实际上就类似一种“联邦制”了。第二,允许欧洲央行直接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券。


(5)政府如何作为?

雷教授首先谈到了几种限制政府支出的传统观点:通胀、汇率贬值、侵害私人部门的利益、激励不相容等,自然,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一的回应。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即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者指出了古典理论与现实经济运行的差异,认为现实经济的运行无法用代表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来概括,它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存在个体与公司目标的冲突等,不断变化的公共利益是不能指望市场的,只能指望政府。政府作为的指导准则是什么呢?答案是功能财政。


勒那(Lerner A.)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功能财政方法有两条原则:第一,如果国内收入水平过低,政府需要增加支出。换言之,如果存在失业,政府就应该继续扩大支出。第二,如果本国利率过高,政府就因该提供更多以银行准备金形式存在的“货币”以降低利率。当然,勒那也指出这两点原则受到通胀和汇率的约束。但必须提出的是,对政策的评估需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通胀并不是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和通缩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也不用对功能财政原则有过于苛刻的指责。


可想而知,功能财政与稳健财政以及政府的债务上限的约束都是相悖的,作者认为稳健财政和债务上限实际上是没有分辨出政府与家庭等私营部门的区别,政府债券的主要功能是为货币政策提供调节利率的手段,财政赤字具有内生性特征。私营部门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但政府债务可以,因为政府永远支付的起债务的本息。


按照功能财政的看法,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支出反周期,税收顺周期;第二,政府要保持相对较大的规模。明斯基也曾指出,正是由于上世纪30年代政府支出规模不够大(美国1929年财政支出占GDP的3%),才没有制止大萧条的发生。作者认为,功能财政两个原则的实施,适用于所有拥有独立政策的主权货币发行国。


(6)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并举

实际上,本章才是作者的核心政策建议:“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这也是明斯基推崇的一项政策(计划的实施细节可参考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简单而言,该计划强调政府应当直接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因为失业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从伦理层面来说,就业是所有有就业意愿的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当然,作者也强调,一切以自愿为前提,并非强制劳动。作者强烈反击了将必要的失业作为抵抗通胀,维护汇率的工具的观点。而且在浮动汇率的主权货币发行国,为支付创造就业机会的自出也不是问题。


作者从多个维度提供了“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在理论与案例上的支持。作者认同《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认为21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于劳动收益率,人类变得更加不平衡,那些支持市场驱动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驱动他们的实际上是权力和自身的经济利益。政府决不能任凭此种态势滑向深渊,而创造就业就成了向不平等和贫困宣战的武器。


(7)通货膨胀的担忧

至此,作者算是阐述了其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了,但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并没有被其说服,一者在于受传统经济学教育的人们,多少是信奉市场更多一些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大政府总有一种天然的警觉,作者本章意在消除大家对财政赤字是否会引发的通胀的担忧,特别是怀疑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张是否会引起像津巴布韦那样的恶性通胀(毫无疑问,在“政府印钞”或者说是“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这件事上,大家似乎都很专业。但是在货币的形成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寥寥几句就可带过的,此处先埋个伏笔,将来会专门写文章来说这个主题)。作者做出了以下几点回应:


第一,政府通过“敲击键盘”完成支出,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建议,故现代货币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在客观描述,用于解释货币系统的运作。而且,现实中的操作并没有引发普遍的通胀,更没有出现超级通货膨胀,所以“货币超发”与通胀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现实也提供了一些案例,自2001年开始的日本,和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均实施了数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传统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运行的解释出现了断裂带,教科书理论在现实面前多少有些苍白。我个人从事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研究,深知在进行经济解释的时候,该敬畏市场,谦虚谨慎。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Have more than you show,speak less than youknow”。中文的翻译也特别棒:怀璧慎显,博识谨言。


第二,货币算是通货膨胀的必要原因,但远称不上是充分原因,从日本和美国的案例就可以知晓。同时,恶性通胀的发生常伴随着政治动荡、战争、弱政府等。而且,作者反其道而行之,认为预算赤字是高通胀的结果,而非原因。他引用了前巴西财政部长佩雷拉(Pereira)的分析进行论证,认为政府支出具有同期性,但税收却存在滞后,故在高通胀时期,当期支出的快速增加则会导致赤字的提升。对于如何抗通胀,作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远没有财政政策奏效。


(8)现代货币理论的现实运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

众所周知,主流理论在预测危机方面遭遇了滑铁卢,这导致伊丽莎白女王在伦敦政经向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预见到它(金融危机)?是的,主流模型并未考虑到“肥尾”特征,将危机排除在模型之外。但就在危机前夕,有许多非主流的学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提到了金融危机将会敲门。如贝泽莫在2012年的文章中就总结了12位成功预测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的模型特征,其中就有一点是考虑到了存量与流量的一致性特征。作者本人也是做过正确预测,只是他与明斯基的判断稍微早了些。


关于如何正确预测金融危机与欧元危机的细节,在次就不再赘述了,作者的基本立足点是:私营部门债务难以为继,这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这是财政政策的失职,若由政府来负债,则私营部门将不会债台高筑,而政府部门是不会出现所谓的“支付不起”的问题的。对于欧元区的判断前文有所阐述,问题还是货币的非主权特征以及本质上固定的汇率,在加上货币政策于财政政策的失衡,欧元区将面临挑战。






4.后记


至此,《现代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和主要应用就算阐述完整了,处处渗透着宏观会计学的思维,该方法运用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路径解构宏观经济的运行。即使我个人也是用这个工具,但还应该常常反求诸己,这看似严丝合缝的分析框架,是否会有所遗漏?数据背后是人的行为,进行政策建议的时候,道德伦理维度是否该体现,又如何体现?对于这本书的分析,个人读下来,总觉得有那么点干巴巴的,嚼着没味儿,不像有些书读起来会叫人拍案。


但不得不说,这本书对于想学习经济学知识或进行政策研究与分析的朋友应该是有帮助的,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分析视角,得出了“非主流”的结论,这不得不引发人们更多的深思,我们太需要不一样的,甚至有些刺耳的声音来打破那死寂般的和谐。举例来说,针对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去杠杆,大多学者都认为,加息可以去杠杆,这中国论断仅仅是从存量角度的思考。加息能否去杠杆取决于其对存量债务和流量债务(利息支出)的综合效应,加息将会提高债务人的利息负担,若其对于流量的影响超过存量,加息不仅不会去杠杆,反而诱导债务人进一步加杠杆。另外,综合考虑存量与流量,在不同的杠杆水平上,各种政策效应多少都表现出一定的不对称性和互补性,这恰恰又是为什么要研究政策组合的原因。总之,存量-流量一致模型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与主流相比,从建模思路到分析结论都是个不和谐的声音,但用该模型的惯常思路来说,这才叫和谐,这才是“江湖”。是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搅局者,因为永远不缺追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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