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提高关税，“砸自己的脚”——一个基于CGE模型的量化研究

原文于3月23日首发于《财经》，原题《美国提高关税可能砸自己的脚：逆差难扭转，增速会受损》。本文为东方证券与英飞咨询合作研究成果，感谢英飞咨询吕郢康研究员的付出。

北京时间3月23号凌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涵盖1300多种商品，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中国商务部随即宣布“反制裁”措施，拟对进口自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在此之前，北京时间3月9号上午，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增收进口钢材和铝材关税命令，分别为25%和10%，也招致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的强烈反对。面对强烈的外部反响，美国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洽谈豁免权细节，美方还宣称未来会考虑扩大其豁免范围。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材出口国，占比36%，其次是中国，占比15%；铝材方面，加拿大、巴西、俄罗斯位列前三，占比分别为19%、11%和10%，中国仅占2%。可以看出，中国在钢材出口方面将面临较严峻的挑战。而且，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获得豁免，形式将更加严峻。

自竞选阶段以来，特朗普就明确了其执政的目标是“America first”，即所谓的“美国优先”战略。上任之后，其在军事、外交、贸易和国内政策方面均有较大的动作。就贸易而言，中国自然是首当其冲。2017年1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启用“301条款”，将针对进口自中国的普通合金铝片自发开展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的双反调查；紧接着，就是12月份停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中美贸易关系的非对称性来说，中国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高于美国依赖中国的程度。从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CT）数据来看，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为18%，而美国为10%,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而言位列第三。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和美国，其中美国贡献了49%；相对的，在美国的赤字中，中国也占了46%。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来看，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中国对美贸易总额占比为10.4%，美国为3.9%；中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9%，而美国为0.8%）；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中，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占比相对更高。另外，贸易对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也存在不对称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贸易对GDP的贡献在下降。

那么，美国提高关税，对中国国际收支具体有多大影响，对中国的GDP增速有无显著影响？设置关税壁垒，是否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和宏观经济状况？基于开放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我们与英飞咨询肖敬亮课题组模拟了开征钢、铝关税对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经济的长期经济影响（2018-2030）。本文考虑了两种情况：情景一，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关税；情景二，加拿大与墨西哥获得豁免权。

一、对中美钢、铝贸易的影响

图1-3显示了模拟的结果，我们分别考察了在两种情景下，美国提高钢材和铝材关税的影响。基准为关税税率保持不变，图中出现的百分比表示相对于基准情形的同期相对变化率，变动金额表示冲击前后的差分，即冲击后减去冲击前。

图1为关税对中国钢铁出口和美国钢铁进口的影响。一般而言，增收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国内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当美国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进口钢铁的平均价格将会高于国内生产的钢铁价格，所以外需转为内需，美国钢铁进口下降。图1显示的结果符合预期，整体而言，美国进口钢材总额相对于征收关税前是下降的，近期影响稍大，但整体平稳。另一方面，关税对中国的影响有些反直觉，即美国征收钢铁关税，反而对中国钢铁出口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幅度并不大）。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原因在于，不同国家钢材出口价格对关税的弹性不同。所以，美国征收25%的关税，将会导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出口钢材价格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钢材提升较小。除此之外，还考虑到关税对中国的影响是重叠的，即美国对中国铝制品本来就有贸易壁垒，现在全面征收，对中国而言，贸易环境反而相对改善了。所以，中国钢材出口的相对价格反而下降了。虽然美国进口钢材数量整体下降，但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价格变化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中国钢材出口替代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对美钢材出口大国。

对比情形一和二发现，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钢材关税，影响的方向不变，但美国钢材进口总量下降的幅度收窄，价格的替代效应也趋弱。情形一，美国进口钢材平均下降幅度为20%，但情形二缩减到13%；反之，情形一，中国钢材出口增幅约为1.7%，但情形二缩减为0.7%。这一点也是符合直觉的，对美国而言，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主要的钢材进口国，如果免征关税，那么中国刚才在价格上的优势就弱化了。此处也发生了替代效应，但中国的净替代效应为正。

图2显示了美国对进口铝材征收10%的关税后，对美国铝材进口和中国铝材出口的影响。整体而言，影响的方向与钢铁一致，不同情景的对比与钢材也保持一致，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故不再赘述。

图1与图2是多边贸易、全口径下的描述，图3描述的是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对美的出口等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图3描述的是中国视角下对美出口变动情况。在全面征收时（左图），由于相对价格变动引发的替代效应，中国对美钢铁与铝的出口均有增加，其中钢铁出口增幅略高；对比情形一和情形二，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的钢铁和铝的相对价格优势下降，出口增幅也下降。此处结论与上述分析保持一致。

二、对中美国际收支的影响

前文对中美钢铁和铝两个行业的双边贸易情况作了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在两种不同情景下，对美钢铁和铝贸易都是改善的，但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关税时，贸易优势减弱。背后的逻辑主要有两点：第一，中美钢铁和铝贸易并不占主体；第二，如上文所述，美国对中国钢铁和铝的出口本来就有相关壁垒，在此基础上再统一征收关税，反而缩小了中国通其他国家的“关税缺口”，这种缺口的收窄通过价格的替代效应，使得中国出口增加。本小节分析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的国际收支变动情况。会发现，结论与前文和直觉又不太一样。

图4为两种情景下，征收关税对五个不同国家（或区域）国际收支的影响。左图是全面征收的情况，右图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的情况。从左图可以看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国际收支改善，中国和欧盟相反。对比右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时，美国的顺差收窄，同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顺差变为逆差（注意，这都是相对于基准情形下的顺差和逆差，并不是绝对水平）。为什么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从豁免中获得更多利益？此处，我们主要来分析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情况，其他国家逻辑类似。

先看美国。相对于基准情况，以钢铁为例，统一征收关税时，美国钢铁进口价格上涨11.70%，进口量下降21.73%，钢铁进口总额就会下降。同时，数据显示，美国国内钢铁价格仅上浮0.57%，所以出口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同时，国际收支并不仅仅包括钢铁和铝两个行业，关税对其他行业有溢出效应。综合而言，美国的贸易平衡项增长18.51亿美元。

再来看中国，对照前文，中美钢铁和铝的双边贸易环境的改善，并没有完全对冲中国国际收支其他项目的变化。相对基准情形而言，中国的国际收支反而下降了，这就要对比不同种类价格变化对进口和出口影响的净效应了。总体而言，中国在其它商品的进口增加幅度大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增加的幅度，从而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向减少4到8亿美元。

最后来看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在关税豁免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恶化了？原因在于加拿大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由于加拿大钢铁和铝的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所以美国统一征收关税时，对加拿大钢铁和铝的出口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其中，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额下降了59.45%。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分析加拿大出口结构会发现，钢铁、汽车制造和石油等占比较高，钢铁及其相关行业的收缩释放了大量的生产要素，降低了要素使用的成本，使得国内其它行业产品价格下降，刺激了出口（如乳制品、牛肉、猪禽肉、纺织服装、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其他机械制造业等）。反之，从加拿大进口结构来看，机械设备和汽车占比较大，而且主要来源于美国。美国钢铁等资本品价格的上升也导致加拿大进口价格上升，所以加拿大的进口是下降的。所以，综合而言，国际收支反而改善了。但是，如果豁免征收关税，这种资源的流动带来的效率的提升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与上世纪50年代的“荷兰病”类似，东北等资源型城市对石油等资源的依赖也使得其后发优势难以发挥。

三、对中美GDP增速的影响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分析美国征收关税对GDP增速的影响。图5模拟了提高关税对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GDP增速的影响。左图显示，全面征收的情况下，因为替代效应的存在，中国和欧盟反而获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其中加拿大和墨西哥受影响最大。就美国自身而言，它并没有从设置贸易壁垒中获得收益，其GDP增速在2018年下降约1.5%，截止到2030年，下降约3%。所以说，是在“砸自己的脚”。从结构来看，因为进口价格和国内钢铁等产品的生产价格都上升，且对其他行业有外溢效应，居民和政府部门收入下降，投资也被动收缩，内需下降导致了美国GDP增速是下降的。对于加拿大为例，其2018年的GDP增速要比没有关税的情况下低6.5%的左右，而且，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加剧态势，可见，其出口环境的整体改善，并没有完全对冲钢铁、铝及其相关行业的收缩，比如，仅钢铁行业增加值就下降了12.69%。所以，加拿大的GDP增速也是下降的。

除此之外，中国GDP不降反增还与能源价格变动有关。美国征收关税，会减少美国对国际能源的需求，这样会导致能源价格下降，有利于能源净进口国，比如中国、韩国、日本等。背后的机制是，进口价格指数下降，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改善。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因素均有考虑。

对比来说，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关税对不同国家的内外部均衡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和欧盟的优势被弱化，关税对二者的正面影响大打折扣。墨西哥和加拿大从豁免权中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中长期而言，对墨西哥的正面效应更加明显。这背后的机制，一者是相对价格变动引发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内部和外部均衡的相对变化。

上文分析的结论有违直觉，但如果明白“最优原理”和“次优原理”的差别，或许有助于理解。在“最优原理”下，扭曲只有一种，通过新的制度纠正这种扭曲，效率一定会改进。反之，在在原本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种扭曲，一定会产生效率损失。但在“次优原理”下，扭曲是多重的，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改进效率，增加一个扭曲也未必产生效率损失。而我们的直觉，大都是建构在“最优原理”下的。这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思维，认为局部的改进就等于整体改进。但实际世界是存在多重扭曲的，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相互连接，局限于一个行业内部的政策也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上文反直觉的结果恰恰是符合现实逻辑的。

四、结论

本文利用我们与英飞咨询合作开发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特朗普征收钢铁和铝进口关税对中美钢铁和铝双边贸易、主要国家国际收支和GDP增速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由于相对价格变化产生的替代效应，图1和图2现实，中国钢铁和铝的出口相对提高，美国钢铁和铝的进口相对下降，图3中美钢铁和铝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第二，图4显示，美国国际收支改善，中国和欧盟贸易收支净额下降，关税豁免反而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国际收支由增加变为减少；第三，图5显示，美国经常项目改善，并没有带来GDP增速的增加，要素价格增加及其外溢效应导致内需不足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和欧盟的GDP增速整体改善，但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中国和欧盟的GDP增加幅度会下降，反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GDP增速则由下降转变为增加。

贸易，自古典时期以来，一直与“双赢”概念绑定在一起，其根基是“比较优势”理论。一战之前的几十年，在金本位制度的自动调节和约束下，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国际收支差额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上下波动。一战到二战之间，贸易基本中断。二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为标志，国际经济进入新秩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贸易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国际收支差额占GDP的比重的波动幅度加大，美国甚至到了6%的高度。1971年，在无法承受更多黄金外流的压力下，尼克松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世界全面进入无储备的信用货币时代。美国独占货币制高点，欧洲为与之抗衡，政治取向战胜经济考量，创建了欧元。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逐渐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状况。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长期处于赤字和盈余的对立面，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压低了资金利率，提升了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价格，终于刺破了美国次贷泡沫，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带来的反思之一就是对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建。西方国家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旧体系中获取了不对称收益，比如特朗普就认为中国没有遵守WTO的规则。所以，他要自己制定规则。退出TPP和TTIP，提高关税等举措都是为了“美国优先”。贸易，重要的不是双赢，而是收益的分配，这就是特朗普要的“公平”。即使与中国的贸易使美国获利，但如果使中国获利更大，那么特朗普宁愿不要这样的收益。但从我们的模拟结果来看，全面提高关税不仅使中国优势更明显，还会使美国受损，这就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关税，也不会扭转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局面。而且，无论哪种情形，美国GDP增速都是受损的。

贸易的全球化似乎并不是个悖论，国家间的“共生”关系也并没有改变。全球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以发展为其本质。其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以及和谐的发展；其目标是如何建立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所以，从经济视角来看，开放和全球化仍会是主题，但规则的构建也不容忽视，只是，它并不等于某个单一大国所构建的单极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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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飞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财经》、《FT中文网》等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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