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 加快亚洲能源转型的新能源政策

亚行的新能源政策将指导部门业务，帮助成员体开发可持续且有弹性的能源系统，促进经济增长。

亚行能源行业中心主任翟永平概述了亚行更新能源政策背后的原因：帮助亚行成员体发展可持续且有韧性的能源系统，促进经济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致力于通过一项综合能源政策，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帮助其发展中成员体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可靠、充足和可负担得起的能源。

翟永平，亚行能源行业中心主任

现行能源政策于2009年6月获得批准，主要基于以下三大支柱：

• 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可再生能源；

• 最大限度地让所有人能够获得能源；和

• 推进能源部门改革、能力建设和治理。

从2009年到2019年，该政策有效指导了所有发展中成员体共计425亿美元的能源部门支持业务。在该政策的指导下，这些发展中成员体能够建设急需的基本能源基础设施，帮助人们普遍获得可负担得起的能源，提高供应稳定性，改善能源安全等。

然而，考虑到能源部门的重大变化、当前的全球能源转型以及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日益担忧，亚行目前正在更新其能源政策，预计董事会将在2021年第四季度审议该政策的新版本。亚行能源部门组组长翟永平解释了亚行更新能源政策的原因和流程。

1.亚行为什么要更新其能源政策？

亚行现行的能源政策是十多年前批准的，而之后能源部门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 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 21）通过了《巴黎协定》，将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巴黎协定》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将本世纪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之前高2摄氏度的范围内，努力将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巴黎协定》要求所有国家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不断加强努力。

亚行独立评估局对2009—2019年现行能源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结论是：尽管2009年的能源政策在当时是适宜的，但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目前的全球能源部门转型、发展中成员体能源战略的近期变化，以及亚行《2030战略》下的优先业务领域等，过去的政策就已不再符合当下的需求。

过去十年，科技飞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已大幅下降。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2010—2019年期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2%，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了40%，海上风电下降了29%。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新建燃煤发电厂的成本越来越高。

此外，储能、智能电网、氢能、碳捕捉和储存、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支持将可再生能源纳入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在需求侧，终端设备的能源效率也有了显著提高。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发展情况来评估现行能源政策，并制定新的战略方向，满足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2.新的能源政策将如何适应亚行的长期战略？

2018年7月，为有效应对本地区不断变化的需求，亚行通过了一项新的长期战略。《2030战略》的重点是消除极端贫困，实现繁荣、包容、有适应力和可持续的亚太地区。该战略明确了七大业务重点：解决剩余贫困问题并减少不平等；加快推进性别平等；应对气候变化、增强气候和灾害适应能力、提高环境可持续性；让城市更宜居；推动农村发展，促进粮食安全；加强治理和机构能力；以及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

新能源政策将指导亚行的能源业务，旨在帮助各成员体开发可持续且有韧性的能源系统，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安全和可负担得起的现代能源服务。亚行的能源业务将采取跨部门的创新方法来支持七项业务重点，这些方法包括：太阳能泵灌溉、为女性提供的“绿色岗位”、在诊所和学校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用于交通运输的电动汽车、节能供水系统、城市智能建筑等。

通过次区域平台和倡议，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计划、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等，能源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区域一体化。亚行还将支持部署先进技术，帮助本地区“重建得更好”，促进实现绿色疫后复苏。

3. 新政策对化石燃料和煤炭的态度如何？

低碳能源转型是亚洲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大多数国家长期依赖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

在历史上，煤炭对许多亚洲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负担得起的能源，使能源得到普及。在亚洲地区，2018年煤炭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近60%，且该比例在大国中更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为66.5%，印度为73.5%，印度尼西亚为56.4%，马来西亚为44.6%，菲律宾为52.1%。燃煤发电厂的使用年限通常超过30年，而亚洲燃煤发电厂的平均使用年限约为12年。这意味着，逐步淘汰煤炭发电将是一个复杂且旷日持久的过程。

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依赖单一能源获得经济、可靠、可持续和现代化的能源。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多数亚洲国家都需要一种均衡的能源结构，并不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亚行将支持其发展中成员体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并最终逐步淘汰燃煤发电。为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成员体需要制定排放强度和最低能效水平等标准和要求，同时引入碳捕捉和储存等低碳、气候适应型技术。

更新后的政策将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提供指导和筛选标准，确保不与亚行及其发展中成员体所认同的更广泛的国际目标发生冲突。

4.亚行更新能源政策的指导方针是什么？

我们将考虑以下四个维度：发展中成员体的政策承诺（例如《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社会和环境保障、新技术的可用性以及经济和金融维度。

根据《巴黎协定》，所有国家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设想”中，如果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更加积极地推行低碳转型，那么煤炭发电的比重到2030年将降至25%，到2040年将降至10%。亚行致力于通过金融支持、政策对话、技术援助和知识共享等方式，支持其发展中成员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切实践行《巴黎协定》。

要帮助发展中成员体制定政策、建立必要机制和改革能源部门以加快能源转型，能力建设是关键。

第二，随着亚太地区的拥挤和污染问题日益加重，亚行在制定能源部门的业务时，应确保持续保护本地区的人口和环境。在修建水坝或架设输电线路时，应尽可能减轻其对环境的破坏；对受影响的群众提供补偿或帮助其搬迁，确保他们的生计得到恢复。在这方面，亚行还在审查其保障政策，确保其与新能源政策保持一致。 

第三，亚行将重点评估能够切实支持能源政策的新技术。过去重点关注的是供应侧，但当前在需求侧也有巨大的减排机遇。能源部门也能受益于人工智能，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建智能城市，使建筑物和交通运输系统仅使用最少的能源便能达到相同的舒适度、通行能力和服务标准。亚行正在进行一项新技术研究，帮助发展中成员体践行长期气候承诺。

最后，即使是最好的政策和最先进的技术，也必须在经济和金融上具有可行性。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取决于市场成熟度及其相对于传统能源的成本优势。适当的碳定价和监管可以扩大创新技术的应用。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投资者、融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必须对其商业模式、融资工具和采购方法进行创新。

5.是否会开展磋商？

是的，作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亚行将组织一系列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亚行成员体、发展合作伙伴、国际组织、能源政策和技术专家、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

磋商的目的在于了解我们发展中成员体的能源需求，并评估政策选择，确保满足《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议程等的要求。目前的全球能源系统转型利用创新技术提高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改进商业模式，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也是这一转型的关键。要反映《2030战略》中的业务重点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政策，各方的参与也必不可少。

现在，我们正在就以下问题征询意见、建议和见解：

1. 未来5—10年，在实现能源获取和气候目标的过程中，哪些新兴技术和创新可能改写游戏规则？
2. 新政策方向应考虑哪些跨部门问题（例如，能源—水资源—交通运输之间的关系）？
3. 亚行需要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哪些需求和优先发展领域需要提供更多支持？
4. 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部门产生了哪些长期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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