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君 | 神话、迷途和幻境——论东君小说的空间意识

摘要：“70后”的温州籍作家东君小说世界中构设了东瓯古越、返乡路上和变异精神界等空间意象，其间分别有类遗民、城市失所者和精神变异者等人物形象类型，不同形象的空间意识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感知和精神追求。东君运用了多种叙述手法来表达复杂又丰富的“浮世意象”。此空间意识带着温州当代作家群的共同感知，又贴合作家虚、奇、秘、玄的小说风格表达，也在探索 “文学温州”的更大可能。

作者简介

陈力君，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影视文化研究。

       在温州风情的书写中,无论是琦君、林斤澜还是王手、哲贵,都以显目的风格展现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瓯风民情”。这些温州作家,写就了一批标志性的温州地域风情和文化图景。70后作家东君自2000年在《大家》上发表短篇小说《人·狗·猫》以来,已有《东瓯小史》《恍兮惚兮》《某年某月某先生》三部中短篇小说结集,另有《浮世三记》和《树巢》两部长篇小说问世。他的产量不算多,但是其独特的风格、卓尔不群的创作姿态备受创作界和批评界关注。与当代文学所构设的充满活力、热火朝天和紧张焦虑的温州形象不同,东君作品放弃了商品潮涌急先锋式的温州形象,放弃了当代鲜明符号的温州空间,超越了表象的地域标记,构筑了另一番古意尚存、民风浓郁和绵延传统的温州空间形态。

东君简介

神话世界:东瓯古越

 一 

       这一类空间形象迥异于当代温州社会。这是东君小说中描写最动情、最鲜明的空间形象。作家以前现代目光审视充满江南情怀的温州社会,怀着眷恋和惦念的心态来演绎历史或者民间传奇,营构出文化丰饶、故事满地的封闭而自足的传统文化空间。系列作品《东瓯小史》中,作家模拟笔记小说的写法,刻画了东瓯乡镇空间中的各种能人异事和乡野传说。其间有武侠外传、风流韵事、名士风情、艺匠传奇,还有各种名不见经传的坊间传闻和怪诞志异。而长篇小说《浮世三记》刻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之前,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有着浓厚传统的东瓯土地上的生存境遇、精神信仰和民间文化形态。另一长篇小说《树巢》仍以传统为模子,书写了一部温州家族的绵延兴衰历史。东君的此类题材常发生在温州地域空间,它们在东君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

       东君笔下的东瓯古越俨然是游离于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一处桃源胜地,它具有如下的特征:

       1. 强烈的族裔意识。

       人与人之间依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重视家族观念,许多故事和话题都围绕着子嗣的繁衍,如《浮世三记》中强调了“我”作为独子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以及过分关注而带来的特殊的成长记忆;《树巢》中的马老爷具有惊人的食量及与之匹配的性欲能力,马家的传奇历史又内隐着祖辈在个体生命中预埋的遗传密码;《钱云飞考》中以钱云飞被族谱隐去名字的疑惑为线索,探寻该地域空间中深藏在民间的历史内涵和人性价值。这些传奇故事都包含着生存资源分配和重视繁衍功能的思想观念。

《树巢》书影

       2. 推崇自性生命形态。

       此地人情民俗天性浑成。它像自然那么宁静,质朴无华,人与人之间遵循自然的社群规则,重视“情义”相处原则;同时,此间也像自然那样原始狂野,甚至残忍血腥。《浮世三记》中小县城、《小恶棍的春天》中的旧街巷都是涌动生命激情的社会空间,经常发生斗殴厮打残杀等恶性事件,常因意气丧失理智,甚至全然不惜身体和生命安全。同时这些拥有任意率性、无所顾忌的野蛮天性的人,也常因盲目狂野而遭受命运惩罚。这里的人们因而表现出相信天道天命,遵循前现代的民间生存法则的初民心态。

《浮世三记》书影

       3. 敬畏自然,敬畏鬼神,崇拜神道。

       鬼神信仰是温州文化传统的基础。这一文化传统既表现出神秘、蛮荒和充满野性的精神气质,也保留了别样的生死观和人性表达。即使后来有佛教信仰,还有基督教信仰,但是这些外来的宗教经本地人接受,都与这一自然的宗教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和传播。

       在这块有着久远传统和鲜明特色的地域空间中,东君塑造了一大批生于斯,长于斯的形象类型,他们传承乡土的精神传统,秉承共同的类遗民的精神气质,集中体现在侠客、乡绅、匠人和乡间知识分子等形象上。

       东君塑造侠客形象,源于温州民间的尚武传统。通过挖掘密藏于民间的武侠技艺和江湖想象,表达温州社会独特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特色。这些拥有武艺的侠客拳师形成了结合依靠身体技能的武功武艺,保留了主流社会之外的另一套生活理念和行为信条。他们崇尚武力,也保留着未被主流传统遮掩抑制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原始生命力还体现在生活其间的各种奇人异士身上,他们不纳入主流社会却又身负异禀。这些类遗民活跃在传统瓯越的民间社会。他们或奇或怪,或巧或智,或隐或匿,在边缘化的东瓯古越保留尚未遗失的原始自然力。他们遵循自然,顺应天意,保存多种神巫仪式,敬奉各种民间信仰。他们结群结社,同声相契,延续初民的蛮荒,也保留着族群的仁义,蒙昧笃厚,当然也不乏狡黠机智,充满生命活力,多姿多彩又自然拙朴。作家在展现生命形态的神奇妙趣时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

       东君塑造东瓯古越遗民的形象,从他们的自然人格中获取榜样力量。这是温州历史沉淀的精神资源,也包含着许多难以为现代社会接纳和延续的民间传统。作家尽意表现温州社会的古意,呈现古老瓯越的原始蛮荒,在展现探索的好奇、憧憬和向往的同时,也在不断流露着他的理性剖析和叹惋之意:在充满着生命力的、丰富多彩的、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中,温州传统作为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历史,已是一道渐行远去的文化风景。此空间形态在东君的作品中,从人地共生的原初状态演化为超越时间的神话力量、具有文化隐喻功能和精神价值指向的特定空间形态。

迷途:返乡路上

 二 

       因与以都市空间为主要的现代社会不适和脱离,东君在作品世界中营构了间杂在城乡之间的一种“过渡”空间。这一空间或是为主动逃离乡村又不能融入都市;或是只能暂居在乡村;或主动地逃避都市空间自己开辟乡村,这些试图返乡的游子在心理上都只能是无法融入乡村的悬置状态,在贴近乡村时意识到坚硬的隔阂。他们是乡村空间的浮游生命,内心期待的乡村生活和现实存在的乡村空间相去甚远。这种空间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乡村空间,试图返乡的游子常表现出失重和虚幻的心理状态。

       第一类表现为漂浮在乡村上空。作品中的男男女女,在都市社会中遭受冷遇,或者厌倦了都市生活的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乡村为逃避繁杂生活的理想空间,视乡村在他们疲惫、倦怠之后的停靠站或落脚点。然而,这些曾经离乡的流浪者却不能切实地回乡。他们即使踏上乡村的土地,居住在乡村还是不能融入乡村生活。作品《范老师,还带我们看火车吗?》中的范老师形似放弃了城市生活,以决然的态度返回乡村“菊溪”,但范老师与盼望着通高速公路的“菊溪”人对生活期待不同,格格不入。而《如果下雨天你骑马去拜客》中逃离了都市空间和市井生活的三位海归学子最终也背离了他们原初的人生设想。另一部类似的返乡模式出现在《先生和小姐》这样的作品中。有着痛苦的都市生活经验的人们在试图返回乡村时,却在乡间的好奇和不解中被隔膜,并在被羡慕和对立的乡人眼光中,被孤立,被误解,不得不陷入回乡和再度离乡的无奈和尴尬。

       这些作品在乡村的非乡村化的空间表达中,表明从城市回乡的人,面对地理上的故乡原址,已感受到乡村(故乡或者泛故乡)不再是经历现代生活后的失落、和逃避厌倦了的都市生活的理想空间,离乡后对乡村的各种美好缅怀终究只是想象。乡村只在地理位置和外观元素貌似故土家乡,而在内涵上却偏离了乡村的文化实指和心理期许。它是这一群逃离都市和现代的人们在逃离和试图返乡过程中挤压出来的,夹杂在乡村和都市之间的空间形态。

       这一空间形态的各种缠绕纠葛,却是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深刻现实。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乡村和都市间的观念影响冲突加大,生活方式的对立渗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个别化的表达。东君放弃了以普遍规律的理论认知模式,从容而诚恳地描摹各种被逼压出的城乡空间的感受和体验。

第二类表现在都市幻影之下。东君作品不常写都市生活,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疏离于都市的繁华和喧闹,然而,他还是意识到难以避开都市生活的影响和冲击。此时的乡村空间只是依稀的都市的影子或者轮廓,残留纸醉金迷后的碎片和梦呓,被过度物欲浸淫后的丑态和愚钝。《梦是怎么来的》讲述了一个村庄因出了亿万富豪老板意欲建造摩天大楼的美梦。最后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海市蜃楼。《子虚先生在乌有乡》以一位房地产商姚老板衣锦还乡到农村过隐退生活,终究难舍贪念,将清静的乡村再度变成喧哗世界的人生悖论故事。现代社会中,都市形象的影响无所不及。哪怕只是余绪波及,在乡村还是处处感受到都市空间的运行逻辑和行为规则。不管是迎合、抵抗,还是顺应,都市的影响深重而不可抵挡,且无法回避。

       这一空间中,有从都市空间中逃离出来的带着都市记忆,受过都市生活濡染的人群,也有一直生存在乡村的人群。他们以相互审视的方式,建立着错位交流,在相互误会中发生着各种奇特荒诞的故事。他们相互对视,从对方的眼睛中扩展着自己的世界,也在寻找向对方延伸的各种可能性。由此,各种异常的、超常和脱轨的就在各自充满好奇的误解中源源不断地发生,丰富着陌生的、新奇却充满了想象力的温州传奇。

       这一迷梦般的空间设置代表东君的都市立场和态度。他在作品中不是简单否定城市化进程,褒扬传统空间,而是放弃了立足于乡村和传统的对抗立场。他不再以人物性格或者社会发展规律塑造典型,而是以零价值评判姿态切入事件的叙述。面对不可阻遏的现代化进程和都市化扩展,作家更侧重于记录事件的发生,讲述发生在这一空间中的客观人事或自然流程。作品或者选择抑制传奇的线性叙述,或者隐去或者淡化传奇,在叙述中剥离了面对奇异现象和突兀结果的情感色彩或者褒贬态度。不管是《下雨天你骑马去拜客》中“海归”创业受挫或惊喜的转折传奇,还是《先生小姐》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抑或《范先生,还带我们看火车吗?》中范先生和当地人的观念冲突和态度差别,都在娓娓道来的第三人称的“平叙”中平息情感反差,代之以被他者化的客观立场。

幻境:变异精神界

 三 

       情感寄予的古意瓯越空间(哪怕是余绪)渐行渐远,返乡路上一片迷茫。作为70后作家,东君将希望寄托在某种概念或者集体理想上,在探索“有”和“无”的路途中把目光指向了虚空,渺茫地希冀打开另一向度的出路。他打开了现实空间的疆界和限制,扩展了心灵世界,延伸到个别化差异性的空间感受和体验。

       这类精神化的空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迷梦般的心理空间。此类空间中,凸显了个体化的异常感知。此空间中个体的各种感觉敏感而丰富。他们的视觉灵敏于光线和色差,或者线条和形状;味觉、嗅觉和听觉,也得以鲜活呈现;而他们的触觉也会在相对隔绝空间中变得强大而敏锐。因此,惯见的、抽象的恒定的地理空间因异样的感觉而变形扭曲,形成有别于日常的平常的空间意识,不断地冲击人们常识系统和认知模式。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心理逆差会带来幻境般的感受。

       在《他是何人我是谁》《恍兮惚兮》《黑白业》《相忘书》《回煞》等作品中,有模糊了的具体时空场景,有错乱颠倒轮转了时空中设置的梦境或者回忆。在如梦、似梦和梦幻的空间中,理性的逻辑难以如一地贯穿,形成错乱的、重复的、穿插的和回环的空间意识。此空间中,在现实与回忆或者梦境中来回穿越,时间不再是单一线性的状态。日常认知感受被打破,惯有的空间的纬度和视角被颠覆,回馈给身体感受的不是凌乱就是错觉。现实空间中,活动和行为为塑造人物的主体内容;此类空间中,潜意识、记忆成为角色人物的主要内涵。借此反观,人物平常和寻常活动和行为都变成不可理喻的、荒诞不经的现象,不被理解。如《他是何人我是谁》中,作品中人物关系和各自的接触,无序地穿插地发生在梦境和现实中,各种感觉人物行为是否真实不能确定,也不能建立对应关系,此间发生的行为或者事件失去可信任度。在虚幻空间的把握中,理性的叙述常出现阻滞,或者分化。此类作品中的人物常超越现实境界,陷入认知迷阵,或是进入一种古典情境重现在不期然的未来,或是有别于现实的梦境。东君在引入虚幻心理空间的设置,也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引向了更为辽阔的未知世界。

       知识圈层是另一向度的失真的虚妄的心理空间。知识圈层的固化和封闭也将与生活现实脱节,变成只有空洞学问和虚伪表现的虚空世界。《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表现了固守在空洞学问中的知识群体人生的虚幻感。作为颇有声望的学者苏先生过着大教授的符号生活。一方面用学者角色将自己武装到牙齿,“他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十分牢固的框架,可以把一些分散的食物框住,使之变得有章可循”[1];另一方面,却是难以逃离学术圈的各种庸俗和虚伪,每天忙碌于一地鸡毛的琐事,包括沽名钓誉,师门内斗。小说不仅揶揄嘲讽苏教授,还消解了知识圈内的各种貌似高阶的思想和行为。而另一篇小说《夜宴杂谈》同样描摹了学界的虚幻和空洞。作品中的顾先生所设的酒席是一个没有主人到场的清谈空间。在此空间中,不仅所有到场的文化圈内的名人聚合在一起无聊空谈,无所事事。在此象征的虚无缥缈的谈论话题契应的正是这群文化名流所处文化空间的虚幻感。

       东君在刻画此类幻境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一方面在现实现世之外探索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指出过于执念于自我心灵空间的人物易限于观念的误导而出现行为的乖离和荒诞。由此,作家对于长期以观念为主导的知识群体持保留态度,如他笔下的“苏教授”们外表和内心,行为和观念间常存在很大的鸿沟,称为分裂人格。这些文人学者不时地表现出各种虚弱和悖论。

《东瓯小史》书影

       面对变异精神空间中及其发生在此空间中的故事,作家着重于引入不寻常的视角,着眼于事件的不常见的面相或者形象的另外向度。这种类似于凹凸镜的审视或者解读方式,反衬出人们惯见的角色或者惯有的心态的局限或者自设的各种遮蔽造成的偏颇和谬误。通过事件的简单无奇,单一偏执的性格,突显人物形象概念化或者抽象性而导致悖谬,作家揭示了世界和人性遍布荒诞的哲理深意。

空间构设:言意之间

 四 

       空间意象在温州籍作家东君笔下被赋予更多的意涵和悠长的韵味。为了表现如此丰富又难以厘定和明确的空间意识,东君运用了多种叙述手法来表达复杂又丰富的空间感受。

       东君刻画了多种保留着生命的原动力的空间形态。这些空间根植于自然,以自然的运行规律和物性逻辑构成生命空间系统。它们或是难以名状的鬼神诸事,或是难以为现代观念所认知,更多表现为人们理性所难以把握的次一级的精神现象,诸如梦境、呓语、疯傻痴癫,以及臆想中的神魔巫术现象。此类原始蛮荒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典型和普遍。出于对自然物性和天然秩序的尊重,他多视角地如实地记录事实现象,在理性中不排除主观感受体验交杂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他甚至在空间表达中还努力还原主客观混杂的现象,对无法理性把握的各种奇异只做描摹和复现,拒绝以一种观念形态或者阐释系统涵盖世界或者系统全部,不做简单的刻板的逻辑判断。为此,他的作品形成繁复层累交叠的叙述方式。

       1. 东君在小说常运用多重叙述结构。如他的长篇小说《浮世三记》,以“爷爷”、奶奶和舅舅三位人物所经历的人生世事为中心,讲述了小镇的历史变迁。通过“我”的转述呈现事实,又因“我”这一未成年的小孩的身份角色,又加入许多不能完全理解事实的心情和对叙述事实的不确定态度,构成带入和间离并存的叙述视角。既通过限定叙述者保证了事实的客观性,又为叙述者的感受和想象的主观表达预留了空间,使得各自立场的讲述人之间构成了留下了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的多层叙述。如《长生》《钱云飞考》《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等。他常通过预留事实为多重立场和视角提供能展开叙述的余地,进而通过叙述中的多重立场和视角交织能增加叙述的繁复,又通过叙述立场和叙述视角的反省,增加对叙事视角主观色彩的限制。在各种复杂的叙述过程中不断贴近世界的真实。

       2. 通过各种指代性的人称设置,降低故事中的具体时空或者人物或者事件的对应关系,让小说回到被讲述故事的状态,扩展着小说指向的多向度。东君小说中的《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先生与小姐》《他是何人我是谁》《梦是怎么来的》《相忘书》《回煞》和《拳师之死》等作品,通过这些不确定的人物或者为人的认知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现象,历数历史和现实中各种无法落实和明确的现象事实,质疑和消解人的认知理解限度,使作品中的形象角色和发生事件不能及物,使被讲述的故事只处于被讲述的“悬浮”状态。

《某年某月某先生》书影

       3. 放弃叙述主观视角,不断切换叙述视角,借此保留着事件的可变空间和由变化带来的惊奇和传奇色彩。如《侠隐记》这篇形似传统武侠题材的小说,放弃了传统定见的武林侠客的英雄塑造模式。这篇武林传奇以表面其貌不扬的盗圣吕大嘴为核心人物,但是在叙述中一直压抑着吕大嘴的能力和心性表现,将他伪装出来的卑微、怯弱和无可抑制的“盗圣”的潜质流露并述,将这一形象的审视视角从低处不断抬高,在篇末惊现出一位技艺超群,心机邃密,名副其实的隐侠形象。《风月谈》中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也是通过抑制着情绪,在看似平常的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完成。在东瓯书生白大生充满变数,几经易辙的人生经历中,遍布着无法预设的各种转折和惊奇。东君在场充分展开各种人物的预叙,在具体情境中叙述者以足够放松的叙述姿态,提供各种角色,让各种人物都充分展示各自的表现或者欲念,留下事件过程中的多种可能。人物与人物间的关系交织发展孕育着多种可能和变化,才能使得许多偶然的人和事进入故事发展过程中,最终改变故事结果,造成陌生或者震惊的阅读效果。

       以上的叙述手法表达了作家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鉴于相对、动态、不确定的,难以明晰的、主客观界限模糊的空间构设,东君选择降低叙述者的叙述立场,放弃严密、紧凑和曲折有致的情节设置。即使多有背离常识、惯见或者常理的题材,充满了离奇和悬念的过程,作家还是抑制怪诞的、奇怪的、神秘的强大的好奇和起伏情绪,尽量淡化情节、消隐冲突,少有固定而严整的情节模式。事件发展过程中,缘由因果都因散漫、平和的叙述散淡或者消弭痕迹;情节中着意突出又有意放慢节奏的常又颠覆了读者惯有的阅读期待。出其不意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突破习常认知,而获得更宽广的文本解读。

       看似散淡、不紧凑的情节只是东君小说的风格的表面,有别于浅表的单一和确定的情节设置。适切于意涵的矛盾、复杂和深层的反讽性,东君小说自有内在的聚合理路。出于自然中季节的循环,各种自然现象的交叠更替形成的宇宙观,东君小说的情节结构中暗隐着“回环”的情节模式,似乎在传达着一切都有前因,冥冥之中又有命运的回应的感知。如《回煞》《拳师之死》等早期的作品,这种如太极拳云手气流般的模式更为明显。人物或者事件运行轨迹一切都在定数中,一切都会有制衡。一切人为安排能否得偿所愿,背后都有看不见的手在把握着。在《树巢》的结尾,马大可受到了儿子当众的一巴掌,“但马大可感到十分欣慰,儿子毕竟长大了,他大手劲大得出乎他的意料。他是左撇子,天生反右……”[2],马大可隐隐感受到此番折辱是命数,遭受儿子的巴掌却又把缘由只能指向自身,其深刻的反讽体现了这一家族延续的荒诞和悖谬,也瓦解了家族延续的意义。在东君作品中,不可改变的命运轨迹的场景很常见。在作家看来,不管是佛教、道家还是基督教,都应遵循本土化后对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对看不见鬼神的惶恐。这些特定的情节表达,更深层次地理解世界和理解小说叙述,进而表达出更多的世界和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最终通过写作复现真实,自在和本然。“小说是说,亦是道。它与诗一样,终归是一种道。小说的道,来自于它的世俗精神。不绝俗,不忤物。这是我一以贯之的写作准则。”[3] 在东君看来,小说写作应遵循世界的本然规律,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和物性逻辑。

       空间意识是地理位置被身体感受、体验和理解的有相对界限的分隔区域。东君笔下的空间意识是他领略世界后描摹出来的各种镜像。作为70后的温州作家,将这一充满暧昧的空间以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进行明确和具象的表达,使得这一模糊而边缘的空间从幽暗之处显明,进入读者的视野。他的这种感受既有当代活跃文坛的温州作家的共同感受,如张翎《雁过藻溪》和《流年物语》的冥冥注定,陈河的《布偶》和《甲骨时光》的神巫互通,更有自己对温州这一地域空间独特的感知和领悟。他在文本空间中创造的各种民间传奇、各种“浮世意象”指向他所体会到的更复杂和不同纬度的现象和事实。东君深切感受到温州空间意识在被他者叙述中的陌生化。东瓯古越只可作深情缅怀,现下的温州地域空间已经成为在他者逼视下的不断同化,继而表达出温州地域空间的迷惑和恍惚的另一感受。东君小说创作中的空间中的虚、奇、秘、玄的表达,回到了以“小说”的应然状貌,也提供了空间意识的探索的更大可能。然而,这种不确定给温州文化空间意识造成模糊的同时，是否也在瓦解传统和当代鲜明的温州地域空间特色,还是更真实地表达出依然确定的空间意识？留待温州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拓展。

注释：

1. 东君:《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见《恍兮惚兮》,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2. 东君:《树巢》,重庆出版社2008,第431页。

3. 东君:《东瓯小史》封面,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本文初刊于《南方文坛》2019年3期

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编辑 | 韩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