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涵 | 杜甫研究高端论坛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九届、 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
杜甫研究高端论坛
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九届、
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
何哲涵
2019年11月9-10日，“杜甫研究高端论坛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九届、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在杭州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主办，浙江大学中文系承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课题组协办。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名学者参与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中文系胡可先教授致欢迎辞。胡可先教授指出，此次会议可以说是杜甫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这次会议是在杜甫研究高位起点上的一次再攀登，无论是与会的学者还是提交的论文，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二，这次会议是中国杜甫研究会和四川省杜甫学会的融合，这是新时期四十年来杜甫研究的重要节点；第三，这次会议，浙江大学中文系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达成了合作研究的意向，拟将草堂书院作为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科学研究实践基地，这标志着高等学校与杜甫文化及研究的专门机构合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第四，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有三十年代出生的资深专家，也有九十年代出生的少年才俊，体现了四代学者的传承。
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刘明华教授在开幕词中指出，杜甫早年漫游吴越，与浙江有着深厚的渊源。浙江历代以来也是杜甫研究的重镇。如单复《读杜诗愚得》，是现存明代第一部杜集注本。王嗣奭《杜臆》，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研究杜诗，为后人所推崇。胡震亨《杜诗通》，今人周采泉推为明人注杜之首。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帙浩繁、资料丰富，带有集注集评性质，为杜诗注本集大成之作。周采泉《杜集书录》，以一人之力总结历代杜注成果，在学术界有非常大的影响。浙江大学也有杜甫研究的重要队伍，故将会议地点定在杭州。此次会议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和四川省杜甫学会联合召开，对两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张志烈教授认为，此次会议体现了杜甫文化精神研究的最新的创造性进展。杜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浓缩和凝聚，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吃透杜甫，是没有前途的。现在是杜甫研究最好的时代，杜甫研究应该注重弘扬杜甫的精神，求实求真，切忌支离破碎、形而上学。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杜甫精神。此外，张志烈教授认为老中青学者应该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共同努力。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研究员对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又重点宣传了草堂书院的重建工作以及与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合作项目。
下文分九个主题对本次会议的论文进行简要地归纳：
关于杜甫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本次会议多篇论文围绕杜甫的生平与思想展开，或对杜甫的生平经历重新钩稽，或对部分诗歌的编年提出新的见解，又或探讨了杜甫的儒家思想。
查屏球（复旦大学中文系）《崔氏山庄与杜甫华州期间的家居生活——杜甫辋川之作考释及弃官求食说新证》，认为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九日蓝田崔氏庄》等诗中的崔氏蓝田庄，有可能是崔兴宗的别业，但更可能是杜甫舅氏的山庄。此外又通过这些诗考察了杜甫在华州期间的家居生活方式，对杜甫华州弃官的举动提出了新的解释。
胡永杰（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甫“早充观国宾”当为开元十八、十九年前后由太学预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对过去认为杜甫“早充观国宾”是指开元二十三年前后赴乡贡之事的说法提出质疑，又通过对“观国宾”一词及时代风气的考察，推断此事应为开元十八年前后由太学或监举参加科考。因此杜甫一生曾参加过两次进士考试，且入过太学。
张思茗（复旦大学中文系）《杜甫阆州济时考——以唐蕃战争与阆州隶属之变为背景》，考察了杜甫在蜀期间赴往阆州的行程及动机，认为广德元年杜甫三往阆州应与当时唐蕃战争及阆州隶属的变更有关，而且杜甫入阆之举不仅是为了个人生存，也有着唐蕃战局下济时尽责的思考。
杨琼（浙江大学中文系）《〈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时间献疑——兼谈同题唱和诗的艺术成就》，剖析了有关《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创作时间的诸种说法，认为杜甫等人于天宝十载登塔的可能性更大，而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天宝十一载。此外岑参、高适和储光羲的同题唱和诗也应与杜诗对比阅读，不应孤立开来。过去对储光羲诗作较为忽略，是十分遗憾的。
彭燕（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夜宴左氏庄〉系年辨析——兼论杜甫的隐逸思想》，对杜甫《夜宴左氏庄》一诗的编年进行探讨，认为宋人将其系于天宝二三载前后的说法比较可靠。有学者将其编为杜诗第一首，或编至天宝六载，均有不妥之处。作者又指出此诗体现了杜甫归隐的思想，但基于现实的原因，杜甫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归隐。
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隐逸与园林：关于杜甫农事诗中的几个问题——兼评〈杜甫农业诗研究〉》，介绍了日本学者古川末喜著、董璐译《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一书，认为此书是一部视角新颖、论述细密的著作，但由于此书并未对杜甫漂泊西南时所有诗歌进行考察，因此过分强调了杜甫农业诗的隐逸特点，而忽略了杜甫在流寓期间的艰难。此外，作者将杜甫居住的成都草堂视作一座园林，也有待商榷。
吴明贤（四川师范大学）大会报告《有关杜甫研究的思考》，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推己及人的仁者之怀三方面，探讨了杜甫与孟子的关系，为杜甫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特定的视角。
佐藤浩一（日本东海大学）《杜甫的儒教意识——以典故用法为线索》，通过细读杜甫撰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来考察杜甫的儒教意识。杜甫在该墓志中用《烈女传》鲁义姑的典故来赞扬姑母，以此可见他的儒教观念。
二
关于杜甫与盛唐文化的研究
杜甫的诗歌创作与盛唐文化息息相关。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是从盛唐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探讨，也有论文通过杜甫的诗歌来窥探盛唐文化，又或是研究杜甫与盛唐文人的交友情况。
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大会报告《杜甫的春天——从“感时花溅泪”谈起》，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句为切入点，对杜甫描写春天的诗句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杜甫面对春天时的情感反应方式，揭示出杜甫的“伤春”情结。又指出，杜甫的伤春与时代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杜甫到中唐，伴随着唐王朝的由盛转衰，伤春逐渐形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文学惯例。
吕家慧（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大会报告《灾异观念与灾难书写：以杜甫、白居易为中心》，在论证唐代灾异观念及其思想渊源的基础之上，揭示了杜甫与白居易时事书写中深厚的灾异观念，并指出过去文学史研究这些作品，往往只是从纪实的角度来讨论，但纪实背后所蕴含的一套传统的天人观念，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胡可先（浙江大学中文系）《〈饮中八仙歌〉与盛唐诗仙群体》，首先利用出土文献对《饮中八仙歌》中八位文人的生平事迹作了补充，其次探讨了杜甫在这首诗中对李白的理解和对自己的定位，并展开对盛唐诗仙群体的论述，指出“诗仙”在盛唐并非只是李白专属，盛唐诗坛存在着一个“诗仙”文人群体，李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故而“诗仙”的名号最终落到李白头上。
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以土代火”与“四星聚尾”：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政治文化背景及相关问题考述》，首先考察了崔昌“以土代火”说的历史渊源，并分析“四星聚尾”天象对天宝末期政治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了杜甫与崔昌等人的关系，并认为崔昌献“以土代火”说的背后是天宝末李林甫、杨国忠两大集团的政治博弈，杜甫此时献《三大礼赋》表明其与李林甫集团的政治立场具有一致性。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杜甫乾元元年创作——〈早朝大明宫〉〈饮中八仙歌〉的盛世记忆和现实情感》，探讨了杜甫在《早朝大明宫》和《饮中八仙歌》中所表现的现实情感，对方回提出的为何《早朝大明宫》诗中不见安史之乱痕迹的问题作出回应，并认为《饮中八仙歌》应作于乾元元年春天。
咸晓婷（浙江大学中文系）《唐代七言歌行的演诵与文本变异——以敦煌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为考察核心》，论述伯四九九四、斯二零四九拼合卷与伯二五四四所载的七言歌行，并指出与传世文本相比，其文字错讹的类型占绝大比例的是音讹，原因在于乐师在演诵传抄过程中重音不重意，这也证实了两个文本的唱本性质。在此研究基础上，又认为李白《将进酒》与敦煌写本《惜罇空》之前的差异，很可能是李白自己将普通的歌行之作《惜罇空》改为古乐府《将进酒》造成的。以写本与传本的对比研究发现问题，也为杜甫诗歌的文本研究提供参照的对象。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元结与杜甫关系再探》，揭示了杜甫与元结在天宝六载因李林甫奏“野无遗贤”而落第的共同遭遇，又通过分析两人叙写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诗文，发现杜甫和元结在政治立场与艺术表现上均有相似之处。如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反映了两人相通的心志情感与高度契合的创作思想，又如元结《大唐中兴颂》与杜诗一样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
俞沁（浙江大学中文系）《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交谊考论》，通过考察杜甫《饮中八仙歌》《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八哀诗》等诗歌，梳理了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之间的交谊情况，并以新出土李琎所撰《韦贞范墓志铭》证明杜甫在《八哀诗》中对李琎文才的夸赞并非虚言。
三
关于杜诗文献的研究
关于杜诗文献的论文共有三篇，或探讨杜诗的异文，或研究杜诗的版本、或据宋人笔记进行校勘。
刘明华（西南大学文学院）大会报告《杜诗“会当临绝顶”异文探讨——兼议古籍整理中的“较胜”选择》，从版本、词义、用例和接受等角度，辨析了杜甫《望岳》一诗中“临”与“凌”的异文，认为“临绝顶”应更接近杜诗的原貌，较审慎的办法是正文用“临”，异文标“凌”，这样庶可两全。
阮丽萍（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钱注杜诗〉与清代杜诗版本——以杜诗异文为中心的讨论》，考察了《钱注杜诗》的异文整理与刊定情况，指出《钱注杜诗》在异文处理上的大致原则，揭示了《钱注杜诗》在异文校勘方面对清代杜诗版本的重要影响：一是钱注确立的“以精简为上”的异文处理原则，为之后古籍版本异文的处理所遵循；二是钱注刊定的“正字”，通过《全唐诗》的传播，几乎影响了后世所有杜诗注本。
王红霞、王然（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墨庄漫录〉校勘辨析杜诗、苏诗条目考述》，论述了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对杜甫、苏轼诸家之诗的辨析，指出其中不少条颇有价值，或纠正前人错讹、或发前人之未发、或补充前人之说，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关于杜甫诗学与诗体的研究
关于杜甫诗学与诗体的论文共有六篇，或是对杜诗的风格特征进行贯通的研究，或是对杜诗的某一种诗歌体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会报告《论安史之乱前的杜诗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承与变》，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讨论了杜诗对初盛唐主流诗风的继承与突破，认为杜诗一方面继承了初盛唐“清新”的风格，另一方面又以雄浑壮豪和逼真写实对清新诗风进行了突破。因此杜甫与盛唐正宗之间实际是存在着一种通变的关系。
刘重喜（南京大学文学院）大会报告《会通：〈杜诗镜铨〉与中国诗学批评》，阐述了杨伦《杜诗镜铨》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学术的“会通”思想：“会通”一方面体现在《杜诗镜铨》对杜诗源流正变的标举，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形成了与李善《文选》注不一样的注释范式。杨伦不仅在“会通”思想和“推源溯流”论的影响下，完善了对杜甫诗学体系的建构，又通过诠释“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证得杜甫诗学的“正变”之道。
张慧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杜诗“集大成”说之一解》，阐述了“集大成”说的演变历程与本质内涵，指出“集大成”说首见于苏轼，第一个正式阐述的是秦观，其前形态则在元稹和两《唐书》中可见，至严羽则将此说的全部内涵完整凸显。杜诗的“集大成”是学力深厚与主体性情高扬两端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青海（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以武事比文艺——杜甫及中晚唐诗人的一种论文方式》，选取杜甫论文方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以武事比文艺”进行研究，按喻体的不同分“骑射”和“军阵”两方面论述，并指出杜甫开创的这种论文方式对中晚唐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淑玲（河北大学文学院）《杜甫歌行体诗的艺术境界》，全面分析了杜甫的七言歌行，认为杜甫的歌行体诗虽然不是他的诗歌体式中最好的一类，但在唐人中也仅次李白，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歌行体诗的独特艺术境界可概括为“以气概盛”的情感力量、开合自由的结体方式、全面周到的关注视角、潇洒俊逸的审美特质这四方面。
仲瑶（浙江大学中文系）《杜甫“吴体”与“江左风流”及其地理文化内涵》，以杜甫的“吴体”创作与作为江左风流的吴声、吴语、吴吟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吴体”的内涵。唐代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江东士人群体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影响了王维等中原文人。杜甫的“吴体”创作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杜甫以“吴体”为名可能是有意区别于歌诗系统的吴声，同时采用南朝流行的“双声”“叠韵”破弃近体声律，造成拗峭之调，后为晚唐皮陆二人所继承。
五
关于杜甫“诗史”的研究
杜诗的“诗史”特征，也是长期以来受到关注的话题。本次会议也有三篇论文是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探讨。
张高评（台湾成功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大会报告《杜甫诗史与六义比兴——杜甫叙事歌行与中国叙事传统》，主要揭示了杜甫诗史与《春秋》书法、中国叙事传统之间的关系。杜甫诗史的“推见至隐”和杜甫叙事歌行的“微婉顿挫”，都有继承《春秋》“六义比兴”的叙事手法。
李寅生（广西大学文学院）《诗史的另一面——从〈江南逢李龟年〉看杜甫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意义》，细致分析了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认为其虽然是杜甫与李龟年重逢之作，仅二十八字，但却包含了重大的历史兴亡之慨，因此与《三吏》《三别》等长诗一样是诗史的表现。
刘洁（西南大学文学院）《“非君”视角下“诗史”的别样建构——以杜甫、白居易的美刺诗学为中心》，从“非君”的视角考察了杜甫与白居易之间的诗学流变关系，指出白居易的闲适诗其实是“不适之适”，在书写上延续了杜甫“诗史”中以诗纪事的特点，补充和演化了“诗史”中“推见至隐”的内涵。
六
关于李杜比较的研究
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是关于李白与杜甫的比较研究。这些论文中有对李杜名号的溯源，有对李杜优劣的再探讨，还有对李杜并称、李杜合刻的思考等等。
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大会报告《李白“诗仙”之称、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认为李白被称作“诗仙”始自北宋的徐积；杜甫被称作“诗圣”始自明代的孙承恩，而并非近人普遍认为的王嗣奭。“诗仙”的名号是从“谪仙人”而来，与李白的道家思想有关；“诗圣”的名号则与杜甫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详细梳理了李杜之争的研究历程，并分析了李杜二人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归结为“风流与日常”：李白更侧重感发情兴，杜甫则更侧重描绘家常。两座并峙的双峰，同时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垂范意义。
崔际银（天津财津大学珠江学院）《“李杜优劣”论争平议》，在梳理“李杜优劣”论争的主要观点和形成缘由后认为，李杜只宜并称共尊，不可硬性区分李杜的优劣，应该正确体认李杜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其各自优长、深入品味其各自特色，学习掌握其表达技法。
孟国栋（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并称背后的偏私：吕祖谦笔下的李杜优劣》，提出诗人并称有时也带有一定的偏向，比如吕祖谦虽然接受了李杜并称的用法，但却仍有尊杜卑李的倾向，这一方面和尊杜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相关，另一方面也和吕祖谦的家学师承有关。
任雅芳（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从李杜合刻看李杜并称的内涵衍变——兼论唐人文集编纂的类目演化》，在考察李杜对读风尚的形成过程和李杜合刻本的流传状况之后，发现唐人文集在明代呈现出诗体分类细化的特点，指出李杜并称在诗体上由唐宋时期的古体为主，转变为明清时期的多种诗体的双峰并峙。
七
关于杜诗在明清的接受研究
本次会议关于杜诗明清接受史的研究有三篇，分别从李攀龙、李念慈和翁方纲三人来探讨杜甫对明清文人的影响。
张锦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明清社会变革之际李念慈诗歌对杜诗的接受》，考察了杜诗对明末清初关中诗人李念慈的影响，指出李念慈善于将杜诗忧国忧民的思想内涵及现实主义的诗风与他个人的生活遭遇及亲历的现实环境相结合，又积极吸取了杜诗形式多样的诗歌创作技巧，在艺术上形成了语言通俗、清新自然，主客交融、意象丰富，各体兼备、沉郁含蓄的特征。
张东艳（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翁方纲论学杜》，通过梳理翁方纲《杜诗附记》等论诗著作，探析了翁氏学杜的态度和途径。翁方纲认为学习杜诗可以学习其意，但不必斤斤计较于字句的相似，又认为学习杜诗可以从学习苏轼开始，也可以像黄庭坚那样通过“逆笔”来学杜。
蒋鹏举（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评杜、选杜与学杜——明代李攀龙对杜诗的传统》，通过《古今诗删》对杜诗的选录与《唐诗选序》对杜诗的评价来观察李攀龙对杜甫的推崇，并且指出李攀龙在创作上对杜诗的传承主要体现在：诗情上，以忧心国事、体察民瘼为主要内容；诗境上，注重锤炼雄浑蕴涵之境；诗艺上，追求格律宛亮，章法严整。
八
关于杜诗域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
杜诗在域外也有广泛的流传。本次会议相关论文四篇，均是围绕杜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汪欣欣（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邵傅〈杜律集解〉考论》，对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杜律集解》进行探讨，考察了《杜律集解》使用的底本及所集诸家评点，指出其熔裁式的集评方式典型体现了明代杜诗集评本的诠释方法和特点，其后又对《杜律集解》传入日本的过程及和刻本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辨，认为此书在杜诗批评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杨理论（西南大学文学院）《杜诗的域外阐释与变异：以日本大典禅师〈杜律发挥〉为中心》，对日本大典禅师《杜律发挥》进行研究，指出是书所选杜诗依邵傅《杜律集解》删减而成。大典所作的评注，本土方面受与其师宇鼎士新共同完成的《唐诗集注》影响较大，中国方面则受《杜律集解》《杜律注解》二书影响颇多。此书大量质疑辩驳中国学者的杜注，应是来自日本江户时代的疑古驳难之风，其中对《杜律集解》的驳斥最多。
文艳蓉（徐州工程学院）《李白和杜甫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流传与受容》，对李杜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接受进行研究，指出李白在平安初期的敕撰三集中受容相比杜甫为多，其流传之诗多以乐府、歌吟等歌诗为主。李杜之诗之所以在平安时期流传不广，一方面是诗集传入较少，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平安时期文人还是坚持认为元、白等人为诗家上手。
李寅生（广西大学文学院）翻译了日本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也的《日本一百二十年来有关杜甫的著作一览及解题》，搜罗了近代以来在日本发表的各种杜甫相关著作95种，按时间顺序排列并进行解题。此文一方面体现了杜甫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杜甫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九
关于杜诗与绘画、音乐、名物、石刻、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是从绘画、音乐、名物、石刻和地理等角度来探讨杜甫的诗歌，极大程度地开拓了杜甫研究的视野。
张志烈（四川大学）《思杜札记二则》，一则是探讨苏轼书杜甫《堂成》诗的意义，指出杜甫《堂成》诗中重点突出的“桤林”和“笼竹”，正是川西坝子林盘的真实写照。苏轼追步于杜甫，写下的《书杜工部桤木诗卷》，也源自于对川西文化的怀思。另一则札记是关于蒋兆和先生所画杜甫像的几个问题答友人问。作者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绘像”，唐宋两朝写真图貌的人物肖像画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关于杜甫外貌的历代资料可分为文字描述和杜甫画像两种，蒋兆和先生在画杜甫像的时候对此也应当有所参照。
吴夏平（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马骨”与“沧洲”：杜诗“绘事”的渊源及义趣》，借“绘事”一词探讨了杜甫与绘画相关的诗歌，指出杜甫“画马不画骨”之论实质是批评齐梁以来重形不重义的画风和诗风，是杜甫“尚义”思想的表现。此外杜甫诗歌中经常出现“沧州趣”，这其实是杜甫内心仕隐矛盾在画论中的反映。
胡秋妍（浙江大学中文系）《唐宋大曲〈剑器〉的演变历程及其文学形态的扩容》，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谈起，对流行于唐宋时期的大曲《剑器》进行考释，梳理了《剑器》舞蹈和乐曲的演变历程以及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文学形态，并指出《剑器》“演故事”的叙事特征，促进了宋代戏剧的孕育，其乐曲所配文辞主题和声情的演变，则体现了词体由“依调填词”向“拟格填词”的转变过程。
蔡锦芳、许琛琛（上海大学文学院）《“盍簪”“簪盍”“盍戠”“戠盍”系列考》，考察了杜甫《杜位宅守岁》“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中“盍簪”的典故。“盍簪”典出《易·豫》卦九四“勿疑，朋盍簪”，使用中又作“簪盍”“盍戠”和“戠盍”，意为群朋合聚，可替代使用。
武晓红（山东师范大学）《汉唐诗歌“天马”名物及其意象释证——兼论李、杜诗歌“天马”意象的创作特征》，考察了“天马”名物作为诗歌意象的产生原因及丰富内涵，认为“天马”在汉唐诗歌中的形象表达，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再到逐步融合的过程，并指出李白笔下的“天马”形象神化成分较为突出，而杜甫笔下的“天马”则多为事实描写。
黄萍、李霞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晚清学者黄云鹄碑刻研究》，通过对晚清学者黄云鹄在杜甫草堂所留的三通碑刻和一篇碑记进行研究，勾勒出黄云鹄与杜甫草堂的关系。
郑玲（西南大学文学院）《杜甫草堂何宇度刻杜公像考辨》，认为杜甫草堂中何宇度所刻杜甫石像，并不是临摹自赵孟頫的《杜子美戴笠图》，其来源当是民间的“圣贤图谱”。此外宋琬所刻秦州杜甫石像，也并非如王十禛所说来源于赵孟頫，而可能是《三才图会》。
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秦州杜诗石刻”考论》，以清初著名诗人宋琬策划主持刊于玉泉观李杜祠的“秦州杜诗石刻”为考察对象，从石刻名称、石刻内容、书法体裁和集字来源、诗碑落成时间和摹刻作者、诗碑置所和流传情况、诗碑拓本流传情况、诗碑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证。
左汉林（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杜甫〈潼关吏〉中的“大城”“小城”考证》，对《潼关吏》中“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一句进行探讨。学界以往对此句的解释，或以为指“大城”坚而“小城”高，或以为此二句是夸饰之语，或以为此二句为互文。作者通过对潼关一带山川地理及其防御体系的实地考察，认为杜诗中的“大城”是指潼关关楼，“小城”则指禁沟边上的十二连城。
闭幕式由胡可先教授作会议总结。胡可先教授指出，此次会议呈现出高端化和精品化的特点，体现了杜甫研究再攀高峰，但同时也还有一些领域需要继续开拓：一是杜甫与地理的研究；二是杜诗名物与图像的研究；三是杜甫与大数据相结合的研究。
最后张志烈教授以两首绝句圆满结束本次会议：“杜学精华美万殊，雕龙绣凤各功夫。骊珠渊隐何由得，求实求真见正途。”“百折江流归大海，千情万景巧相融。民胞物与仁天下，自得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