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初升｜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

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庄初升

时间：2021年6月24日

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人文学院419室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我这次讲座的题目是：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预计前来听讲座的将会有不同专业的学生，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切合当前现实生活的题目。这个题目前几年我给中大的本科生讲过一次，去年我们基地给贵州省望谟县进行普通话培训的时候，我也跟学员们讲过一次。这一次，我对ppt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次讲座主要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关于语言生态跟语言濒危的关系问题，讲到语言生态，首先要讲到语言濒危，当前全球性的语言濒危现象是非常突出的。第二是当前我们国家的语言生态，不仅仅是语言濒危，还包括语言文字使用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像所谓的网络语言。大家知道，当前我们中国的网络语言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也是语言生态的重要方面，但我这里只是谈我个人比较熟悉的语言濒危跟语言生态的关系问题。第三就是面对语言濒危这样一种迫切的形势，中国语言学界还有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将结合当前国内外的一些基本的做法，还有几个重要的工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1

关于语言生态与语言濒危

中共十八大的报告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在很高的层面，但很少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把它正式提了出来，而且在十九大的报告当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ecology)这个词，是指一切生物——包括人、动物、植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所以也称为自然生态和生态系统。“生态学”(ecology)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首次提出来的，海克尔将生态学定义为“有机体与外部世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科学，这在广义上指生存条件。一部分是有机性质的，另一部分是无机性质的”。生态进化和生态系统是人类研究人与自然环境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生态当然首先是自然生态，但也经常用来隐喻社会生活当中的存在状态，比如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大家知道，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所以说语言生态是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艾纳•豪根(Einar Haugen)于1972年提出的，主要是研究特定的语言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全世界的语言学家所普遍接受，甚至已经形成了“语言生态学”。可以说，语言生态就是大到世界范围内，小到局部地区民族语言的使用现状，以及各语言、各方言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人类有交际交流的需求，有些语言或方言衰落了、甚至消亡了，那么另外的语言必然会崛起，会扩展使用的范围，这就叫做此消彼长，这些都是语言生态的问题。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因为环境污染、滥砍滥伐和滥捕滥杀，物种在不断地减少，生物的多样性也受到严重威胁，自然生态问题很快就引起了全世界、全社会的关注。在我们中国的学科体系里面，也有一个叫生态学的学科，是关注自然生态的发展演变的一个学科。最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濒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语言濒危严重地损害了语言的多样性，是当前语言生态最突出的表现、最严重的问题。“语言生态”这个概念和理论，自上个世纪70年代被国外的语言学家提出并逐渐完善之后，时至今天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观，也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怎么来看待语言和语言的价值？是仅仅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还是同时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一种思维的工具？那么健康的语言观，健康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应该是什么？世界物种应该是多样的，这个观点大家都普遍接受，所以我们要保护濒危动物，保护濒危植物，要维持物种的多样性。世界政治也应该是多极的，当然有些国家它并不这么认为，比如一直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但我们国家一直认为，政治是多极的，而且世界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仅由基督教文化主宰，整个世界的各种文化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这样看来，语言也必然是多样的。“语言生态”把语言的多样性跟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的依存关系作为理论基础，强调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语言多样性的相关性已被大量调查研究所证实，生物越是多样的地方，它的文化往往越是多元，语言也往往越是多样，这三者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人类族群文化丰富和语言种类密集的地区，像非洲热带雨林地区、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我国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湘西武陵山区。在座有几位曾经跟我到过湘西去调查，那一带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文化也是非常多样的；有好几个少数民族，语言当然也非常丰富。这里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费希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 Hypothesis)。费希曼是美国社会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66年的时候曾经观察到，凡是较为富裕的国家，语言都较为统一，也就是具有“同质性”；而较为贫穷的国家，语言具有较强的多样性，也就是具有“异质性”。也就是说，语言似乎和贫穷有关，经济越是发达，语言越是单一；经济越是落后，语言越是多样。1972年，普尔在费希曼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 133个国家1962年前后人均GDP与语言状况的关联，发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这便是语言和贫困具有相关性的“费希曼-普尔假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假说到底合不合理？到底是语言多样性会引起贫穷，还是经济发展会导致语言危机？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实际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原来的语言都是非常多样的。但是欧洲人到了美洲之后，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使得不计其数的少数民族语言遭受了灭顶之灾。所以现在看来，美国的语言当然是比较单一的。所以这个假说到底有多少的合理成分，大家可以认真去思考一下。我原来的一个同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徐现祥，他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方言与经济增长》，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他所得出的结论跟费希曼他们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会阻碍信息的沟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不科学的；首先是统计方法有很大的问题，他采用了《中国语言地图集》里头的方言划分，比如闽语分成5个区、5个次方言，西南官话也分成若干个次方言。但是，闽语次方言之间的差异程度，其实比西南官话内部的差异程度要大得多，甚至大于整个官话的差异程度；仅仅用方言、次方言这个参数来进行统计，而没有考虑到语言的沟通度，我认为是非常不科学的。再者，这个结论可以找到很多的反例；珠江三角洲是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这里的语言可不是很统一的。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的东莞市，有多达十几种的方言不能通话，但这一点都没有阻碍东莞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浙江省北部方言的差别也非常大，我们前段时间到宁波的象山县去调查，这里的方言跟宁波市的很多方言都不能沟通，跟周边的台州方言也不能沟通，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反，东北地区方言是很统一的，但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一年比一年低、一年比一年落后。语言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度究竟是怎样的，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问题去研究。尽管费希曼有这样一种设想，但是他提出要保护濒危语言。他打了个比方：医生们都知道他们所有的病人都将离开人世，但是医生们还是尽力延长他们的生命。这个比喻非常恰当。不管你保护它也好、不保护它也好，很多语言都是肯定会消失的，人类的语言一定会越来越少；但是不能因为有些语言会消失，就漠视生命、让它自生自灭，而是要采取有效的手段来延续它的生命。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的统一，语言的数量就在逐渐减少。特别是在15世纪以后，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语言的数量减少得更快。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消失了的、或者说已经死亡了的语言，最著名的比如像印欧语系的吠陀语、巴利语、哥特语、焉耆语，阿尔泰语系的回鹘语、契丹语、女真语、龟兹语，都已经尸骨无存了。闪-含语系的希伯来语也已经死亡了，但是以色列建国使得希伯来语重新“复活”，这是全世界复活的语言当中最著名的一种。这在语言学上有个术语，叫“语言复兴”。这些消失的语言只有少数有文字形式的残存，像巴利文、吐火罗文，我们通过文字知道了这两种语言实际上是欧洲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它分布在我们中国的新疆。现在的新疆住的不是白人，但是沙漠里却挖出了很多白人的尸体，这是因为那篇土地上曾经有雅利安人的后代，和语言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根据有关统计，全世界高度濒危的语言一共有1742种，有的使用人口不到1000人，有的不到500人，有的不到100人，有的不到10个人，甚至有些语言只剩下1个人会说，而且这种语言多达56个，数量还不少。这个数据是比较早的，我相信现在已经不到56个了。目前全世界存活的语言大约是6000种，这些高度濒危的语言约占了全球语言总数的1/3，有接近2000种的语言是高度濒危的，还有一些已经出现了濒危的趋势。在未来的100年，可以预计人类将有2/3的语言会消失，只剩下2000种左右。那么，一种语言消失了，是不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消亡殆尽，或者全部变成哑巴了？这肯定不是的，是因为它们被其他权威的、强势的语言所替代了。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叫“语言转用”，或者叫“语言替换”。这个概念是梅耶提出的，他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说：“某一社会单位拿另一社会单位所用的语言来代替原有语言的现象叫语言的替换。”替换或转用不彻底的，就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濒危；替换或转用彻底的，就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死亡。假设有一门甲语言，跟比它强势的乙语言接壤，说甲语言的人为了跟乙方打交道，就要有一些人学会讲乙方的语言，由此便形成了甲乙两种语言都会使用的格局。当会使用甲乙两种语言的人数——即双语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甲语言就会越来越弱势，越来越濒危。如果有朝一日，甲语言的后代完全不再使用甲语言而改用乙语言，那么甲语言就被乙语言所取代，走向了灭亡。全世界所有的濒危语言，都会经过这样一个必然的双语阶段，没有哪个语言是一夜之间突然死亡的。下面是几种语言“临终”的实例。1974年，欧洲的曼克斯语（Manx）随着最后一名使用者内德·麦德瑞的去世而在地球上彻底消失。1981年，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的瓦龙古语（Warrungu）消失，1992年，土耳其的乌别克语（Ubykh）消失。乌别克语是世界上辅音最多的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中东阿拉伯地区的语言有一个普遍的类型特征，就是辅音发达，元音比较不发达，当然辅音发达也可能往元音发达的方向演变。比如，我认为上古汉语就是辅音比较发达的一种语言。因为复辅音消失、韵尾消失，声调产生，它的元音性变得越来越强，汉语就由一种辅音性很强的语言，变为了一种元音性很强的语言。2000年，我们中国的羿人语也随着最后一名使用者的去世而永远成为了历史。语言活力是语言学家用来衡量一个语言是否濒危以及濒危程度的重要标准。根据语言活力的现状，可以粗略地把人类的语言分为“强势语言”、“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有关语言活力跟语言濒危的文件，它设定了“代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等6项主要指标来评估语言的活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代际传承”。“代际传承”的意思是，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是一直把他们的母语传承给下一代。如果代际传承出现了问题，哪怕一种语言使用的人口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一代人可能平均最多25年，25年之后，这种语言可能就消失了。根据代际语言传承的指标，可以将濒危语言的程度分为7个等级：安全的语言(safe)、稳定但受到威胁的语言(stable but threatened)、受到侵袭的语言(eroding)、濒临危险的语言(endangered)、严重危险的语言(severely endangered)、危急的语言(critically endangered)和灭绝的语言(extinct)。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们所熟悉的语言属于这里面的哪个等级？比如说汉语普通话，肯定是安全语言；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也都没问题。稳定但受到威胁的语言也是很多的，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壮语，壮族有1500万以上的人口，但其实有很多壮族人不会讲壮语，壮语的使用人口也在减少，但减少得不是很快。它整体上比较稳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概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比如像刚刚讲到的、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就很危险了。这些语言往往都不是分布在像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你想想看，一种语言，只有不到100个人会讲，或者甚至不到10个人会讲，这10个人、100个人会住在杭州吗？会住在同一栋楼里面吗？不可能。这些语言往往是非常偏僻落后地区的语言，人们不住在一起，交通、通讯都非常不发达，所以导致它们丧失了交际的功能；当这种语言只剩下一个人会说的时候，你说他跟谁去交流？这样肯定是必死无疑的。很多语言，都会有这么一天。专就濒危语言而言，一般可以分为3个等级：一般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严重濒危语言(severely endangered language)和极其严重的濒危语言(critically endangered  language)。造成语言濒危消亡的原因很多；首先有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原因。比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或者确定为标准语、国语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很高，当然就不会有濒危跟消亡的危险。其次是民族杂居跟语言接触。一种语言越是跟其他语言接触，就越有可能走向濒危和消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很多族群因为与世隔绝，反而可以比较好地保留语言的原生态。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这里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走进来，造成人群的杂居以及频繁的语言接触，就会加速语言的濒危和消亡。还有人口比例和社会变迁、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的原因。最后一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一个语言会不会很快地走向濒危和消亡，除了看代际传承和绝对人数，还有一点，就是语言忠诚度。有些语言的使用人口不少，但是使用者对自己的语言没有感情、也不忠诚，那么尽管人数很多，也可能很快消亡。相反的，有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是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他们对语言文化非常热爱、非常忠诚，这样的话，语言可能就会保留得很好。新疆的锡伯语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令我印象很深的语言，我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去乌鲁木齐调查过几位锡伯族的文化人，其中有一个老板，他赚了很多钱以后不再做生意了，而是用他的钱来从事锡伯族非遗跟锡伯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我到他办公室去，看到他墙上挂满了锡伯族申请得到的各级各类的非遗的牌匾，让人肃然起敬。后来我到他们锡伯人的餐厅去吃饭，也了解到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文化非常喜爱，而且非常自豪。他们不会觉得讲锡伯语是见不得人的，所以尽管只有几万人，但语言保护、传承得非常好。有一些人专门研究过锡伯族的语言传承问题，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找相关的文献来看一下。早在几十年前，国外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语言生态问题了。《英语帝国》《语言革命》的作者，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指出，20世纪9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语言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语言生态：第一是英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大家如果对英语史比较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英语其实本来是欧洲一个非常普通的语言，但是因缘际会，随着殖民统治、英国跟美国的先后崛起，英语便成为了全球性的语言。第二是语言的危机加重。有些语言不断扩张，就会带来有些语言的不断消亡。再有就是因特网成为第三交际媒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问题。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好，科技水平落后，吃饱饭都成问题，所以就无暇去顾及语言、文化和尊严的问题；但是有些国家不一样，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语言，特别是对自己的官方语言有非常严格的政策和非常长远的规划，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法国。法国有所谓的“维护法语纯洁性联盟”，法国人的这种母语情节在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表现无疑。2022年，法国将成为欧盟的轮值国，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削减英语的地位，凸显法语的地位。英语是欧盟主要的工作语言，也是欧盟指定的官方语言；但现在英国已经脱欧，现在欧盟二十几个国家的老大是法国跟德国，有什么理由再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头，无论是旅馆还是商店的招牌，都很少能看到英文，连他们的麦当劳都不用英文，而是改成俄文。如果是在远东的海参崴，那么更是少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他们觉得英语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语言，如果每个国家都改用英语，英国、美国一家独大不是一件好事。他们骨子里对这种现象是很抵制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少出现英文的影子。我国的语言学家张公瑾先生曾经呼吁：“我们要坚持文化多元性，语言多样性的潮流，以此抵制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世界各民族真正的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出色地肩负起语言学的时代使命。”可见，语言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的。赵世举老师主编过一本书，叫《语言与国家》，他谈到语言跟国家在很多方面是有关系的。早在2004年，马庆株先生就在《羊城晚报》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保卫汉语就是保卫祖国》。他认为汉语已经存在危机，要奋起保卫我们的汉语，并上升到了保卫祖国这样的高度。

02

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

第二部分，讲我们中国当前的语言生态问题。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但是语言多达129种，其中有汉藏语系的语言，也有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还有一些其他的。5大语系里，汉藏语系是最主要的，多达几十种；语系下面分语族，如藏缅语族，藏缅语有北部语群跟南部语群之分，下面再分语支。比如彝语支，包括彝语、纳西语等等，大家在云南丽江看到的东巴文，其实就是记录纳西语的一种文字。彝语本身不是很复杂，语言的结构体系、音节都很简单，但方言十分复杂，有傈僳语、哈尼语、基诺语这些。为什么56个民族会有多达129种语言？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民族集团，像高山族就有十几、二十个民族，讲的语言也有几十种。其中的阿美族主要分布在台北附近，语言的使用人口比较多，有十几万人；但是有些语言，像阿里山、日月潭旁边的邵语，会讲的人口就非常少。我曾经去过讲邵语的村庄，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旅游观光，当地人做生意也会各种接触；这使得邵语的使用人口急剧减少，不久的将来，这种语言肯定会死掉。藏族也有很多的语言，虽然藏语是其中最主要的，但藏语也有很多方言。瑶族使用的语言也多达三种，而且这三种之间差别还非常大。有些地方的汉族，讲的其实也不是汉语，比如海南的临高人，虽然身份证上写的是汉族，但他们讲的临高话，实际上是侗水语支的一种语言。还有广东怀集县的标话，海南的村语、桂林郊区的茶洞语，都不是汉语。但这129种语言中，有多达117种语言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没有交际功能的8种。为什么这个语言还活着，却没有交际功能？这是因为使用人口很少，而且根本就不住在一起，即便住在一起，可能平时也不怎么习惯说这种话，已经成为了记忆当中的一种语言，这是经常有的。比如分布在湘、鄂、渝、黔四个省的土家族，人口总数有八百多万，但是会讲土家语的只有几万人。有些跟汉族直接交界的乡镇，会讲土家语的人就更少。我曾经去过永顺县的芙蓉镇去调查，它的原名叫王村，后来因为拍了电影《芙蓉镇》，才改了名。这里曾经是土家族王宫的所在地，是土家族的一个文化中心；但是整个镇会讲土家语的只有两个人，是一对兄妹。我当时其实是去找这位哥哥的，租了个车跟几个学生跑到他家去，结果扑了个空，他老人家不在家；他儿子跟我说了姑姑的住处，于是我们又跑到那边去找老太太。他们两兄妹不住在一起，可见这个语言已经丧失了交际能力。还有满族，满族的人口多达1000多万，是我们中国第三大的少数民族。满语在兴盛的时候是被定为国语、在全中国通用的，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初年，政府设立了一些专门教授汉人满语、满文的官员，当时去见皇帝是要讲满语的，因为不会讲满语被革职的汉族官员非常多。但是到了清朝中期、乾隆以后，宫廷里面、甚至皇帝自己，都开始讲汉语了。经历了满汉双语的这么一个阶段，到了清朝晚期，连皇帝自己都不会讲满语了。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是满口的北京腔，满语只会讲几个词；他也会讲点英语，因为他有专门的英语老师，名叫庄士敦。到现在，满语只有100个左右的东北老人还会讲，可以预料到这种语言很快就会消失。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抢救和推广，在满族人的中小学里面教授满语，但是效果不怎么好。还有畲族，畲族的人口也有大几十万，但今天只有1000多个人会讲畲语，他们居住在广东的4个县，博罗、增城、惠东、海丰。其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的畲族人，都不会讲畲语，只会讲“畲话”，是跟客家话接近的一种汉语方言。畲语和畲话是不同的，畲语是少数民族语言，但畲话是汉语的方言。浙江丽水有一个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那里的人也是讲畲话，同时也会讲当地的吴语，那里的畲话受到吴语的很多影响。再比如回族，他们本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像波斯语，但是现在已经丧失了。中国的回族在哪里就讲哪里的话，在甘肃就讲甘肃话，在宁夏就讲宁夏话，在陕西就讲陕西话，在广州就讲广州话。但是，广州的回族讲的广州话里面有一些原来回族的、伊斯兰的词汇。我老家所在的福建南部，也有回族乡，那里的回族也都讲闽南话。汉语是这129种语言当中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它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最悠久和最发达的语言。汉语的方言差异非常大，现在所谓的十大方言区，官话的使用人口多达好几个亿，吴方言、粤方言有几千万，但有些可能只有几百万，像平话。官话的使用范围很广，除官话外，其他方言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有多种多样的自然历史文化的原因，古代也有方言的差异，甚至比今天还要厉害，在两汉之交就有扬雄的《方言》。汉语方言差异悬殊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以方言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是大部分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你们大学生平时可能都是讲普通话，但是老乡跟老乡之间就会讲方言，跟家里父母也一般都讲方言。在农村、在城镇，那就更是这样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推普，《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001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地位。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各地区、各民族、各族群之间的语言隔阂，实现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交际工具的交际功能。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为了消灭方言，当然，方言也不可能人为地被消灭。但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普通话的逐步推广和普及，汉语方言的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除了那些小众的方言，包括像上海话、厦门话、福州话、长沙话、南昌话在内的地域性权威方言，也逐渐被新生代所不耻。像广州话这类绝对强势的方言已经不很常见了。东南方言里，广州话应该是一枝独秀，是最强劲的一种方言，广州是全国语言生态最好的地方。广州的孩子从小肯定是先说广州话、再说普通话，他们在一起也都是讲广州话，广州的公共场合、像地铁、公交、医院，也一定有广州话的广播。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广州的普通话推广，广州人的普通话水平比全国很多城市好得多。一个广州年轻人开口讲普通话，你可以听出他是南方人，但是绝对听不出他是广东人。这充分说明了方言的保护传承跟普通话推广一点都不矛盾。上海、杭州的年轻人，都把他们的方言丢了，但是并不见得他们的普通话就说得很好。其实，普通话带腔调、带口音，我觉得是非常可爱和亲切的。普通话允许有一定的变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讲得像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

除此以外，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还有一些濒危方言，这些方言都是极小众的方言。比如说在岭南地区，除了大的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官话、湘语之外，还有一些像粤北土话、蛇声、占米话的小方言；在海南，也有东坡话、迈话、疍家话等等，都是使用人口很少、极度濒危的语言。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普通话在包括广州这类方言势力非常强大的地区，都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可以说，推广普通话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的无形大手使得推普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但是，当前是已经到了回过头来适度保护汉语方言的时候了，以确实有效地延续文化的多元性。

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上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如果你秉持的是一种不健康的语言观，那么就会影响到很多人。山东曾经的副省长黄胜，公开说方言类电视节目应该退出山东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因为方言节目跟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有抵触，会影响推普。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方言保护，比如北京的政协委员，提倡在幼儿园开设方言课，并给方言影视节目一些空间。最近几年每次召开两会，都会有关于方言的议案，有些甚至是非常有名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联名的也越来越多。2011年，《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出台，规定使用方言播音的电视节目，应当经由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广东省广电部门批准。规定出台之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很多老百姓担心电视台里面的方言节目会不会都被取消。《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就来采访我。我的主要观点是，方言节目的比例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而应该交由市民跟市场来决定。比如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已经好多年了，就是一个非常受喜欢的方言节目。电视节目要考虑收视率，如果市民喜欢、有市场，就播；市民不喜欢、没有市场，就不要播。我曾经还接受过《新华每日电讯》的访问，提出了“方言保护需防患于未然”。我们现在讲的濒危方言和方言保护，往往是针对那些弱势的方言，但是大的方言、比如闽粤客方言，还有几千万人在使用，是不是就没有濒危的问题了呢？不是的。这些方言也已经出现了濒危的趋势，而且有些已经相当明显，所以应该防患于未然。我发表在《语言战略研究》上的《论闽、粤、客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主体思想也是这个。大的方言也要保护、要关注，就像一个人不能等到生了重病才去看医生，有点小病就要及时去看；在它还相对健康、健全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有效的干预，否则，这些方言就真的会得大病、会消亡。《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篇文章，是从非遗的角度来探讨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方言跟非遗的关系非常密切，应该把它作为非遗的一个部分、进行捆绑式的保护传承。实际上，如果没有汉语方言，也就没有一切的口头文化遗产。赵本山的小品、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湖南台的相声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它们都是一些深深植根于乡土的方言作品。就汉语而言，没有方言的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普通话受方言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普通话当中有很多方言的成分；况且，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因此没有方言也就没有普通话的前身和今世。我们不能把方言跟普通话对立起来，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上有很多人、包括官员、学者和公众，都对方言有一种错误的观感，认为方言会阻碍人们的交流，会阻碍推普，恨不得去之而后快。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的语言规划理论也正在从“问题导向”向“资源导向”的规划观转变，不再把“多语多言”现象视为问题，而是作为一种语言资源、文化资源，甚至是战略资源来看待，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3

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第三部分，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前中国语言学界和语言学者在做些什么。首先简单介绍两个概念：一个是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比如考古遗址、墓葬、建筑壁画、石刻、艺术品、手稿等等。非遗是指口头传统和表述、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非遗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口头传统和表述，即一切以语言为媒介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像山歌、曲艺、童谣、史诗、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等，它们与当地方言的关系非常密切。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阐述了文化多元性是人类共同遗产的原理，提出了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并对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

语言的多样性是文化多元性的基本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将永久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作为一项基本原则。2003年3月，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通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是人类的损失。” 最近几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很多努力，设立“抢救濒危语言年”，编辑出版了《濒危语言红皮书》，呼吁各国政府机构、团体组织和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开展濒危语言方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2018年，我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保护大会，我也有幸参加。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国政府、相关学术机构代表和与会的120位专家学者讨论并通过了《岳麓宣言（草案）》。这样一份以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胜作为抬头的联合国文件，于2019年1月18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正式公布。《岳麓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该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当前，国外有一些濒危语言保护的项目，如欧洲濒危语言记录项目(Endangered LanguagesDocumentation Programme，ELDP)、濒 危 语 言 项 目(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ELP)、语 言 记 录 和 保 存 项 目(Language Documentation & Conservtion，LD&C)、濒 危 语 言 有 声 词 典 研究 所(Living Tongues Institut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美国濒危语言基金(The Endangered Language Fund，ELF)、英国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FEL)、土著语言协会(Indigenous Language Institute，ILI)，还有语言多样性联盟(Terralingua)。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界也在积极行动；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后面还出版了几十种描写和研究濒危语言的专著，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比如孙宏开先生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1997-2005)，涉及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多数为濒危语言。还有像戴庆夏先生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2004)，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等5个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我们方言学界就显得比较迟钝。但是，方言跟语言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方言就是方言区人民的语言，我们讲的语言保护传承也包含着方言的保护传承。如果某个地方的方言消失了，那么地域文化也会黯然出色，甚至被连根拔起。所以，从非遗的角度来研究濒危方言的意义十分重大。面对濒危方言，在客观上我们虽然无法进行有效的干预，但在主观上，我们可以赶在其消亡之前进行抢救性的调查。过往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论的探讨，也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比如曹志耘老师的论文《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2001)，还有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A类重大课题“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调查了军话、站话、正话、乡话、九姓话、畲话、疍家话等7种濒危汉语方言，陆续有一些著作出版。我博士论文所写的《粤北土话音韵研究》，面对的也是濒危方言。2009年，我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首届濒危方言学术研讨会，一共有60多位学者参加，提交了58篇论文。论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濒危汉语方言的分布、类型、保存和保护、濒危汉语方言与语言接触、濒危汉语方言与国家语言资源、以及濒危汉语方言的个案研究等等。2011年，第二届会议在吉首大学召开。后来，我跟邹晓玲把两次会议的论文收集起来、进行遴选，编辑出版了我们中国国内第一部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的论文集——《濒危汉语方言研究》。2007年，我们在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时候申请了名为“岭南濒危方言研究”的重大项目。“岭南”包括两广、港澳跟海南，主体方言是粤语、客家话、民语、平话、官话和湘语，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系属未明的濒危方言，比如广西贺州的鸬鹚话。从语言心理、语言生活、语言活力等方面来看，片状分布的方言都是强势方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消亡殆尽之虞；但岛状分布的方言都是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和普通话的双重夹攻之下交际功能越来越弱，使用人口越来越少。这类弱势方言就是本课题所要调查研究的濒危方言。这个课题在岭南地区选择了10个左右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详尽的记录、描写和分析，以文字、音标、地图和音像等形式使之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为后人提供一份完整、系统、准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该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之一。这个项目主要研究濒危方言的地理分布和语言本体、语言活力和濒危程度、以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我们调查的10个点，比如讲“军话”的惠东平海古城，这个古城建立于洪武年间，是一个海防要地；明政府派遣北方的士兵来驻扎，这些人数代从军。现在，明朝已经灭亡了几百年了，但古城里面的人还在讲官话。惠东县本身方言很复杂，周边有粤语、客家话、闽语，走出城就有三四种方言，但是城里却一直讲官话。还有深圳的大鹏古城，也是一个海防要地，这里的官兵主要是客家人和广府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客家和广府的混合方言，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像广西合浦县的永安古城，这里驻扎的士兵主要来自福建，因此讲闽南话。可见，“军话”是很复杂的，有官话系统的军话，也有客方言系统、粤方言系统、闽方言系统的。值得一提的还有石蛤塘土话，全世界讲这种方言的人不到400个人。这个村我去过很多遍，调查、录音、整理、转写，每句话除了汉字以外还有完整的国际音标。这本书前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有的音像资料都被做成了书里的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收听和收看。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汉语方言有声数据库的建设成为方言建档工作的基本方式。国外做这种有声语言的工作比我们要早，美国有“语言数据联盟”，台湾也比较早地建了“客家语常用词辞典”和“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大陆方面是1995年至1999年，侯精一主编的近40种现代汉语音档陆续出版，包括磁带和书本，后来集合成光盘版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2008年，国家语委在苏州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试点，后来推广到江苏全省70个点，2013年已经完成建库，这70个点的材料在网上是可以听得到的。当前，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也在有意识地对方言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比如东莞市，东莞的经济非常发达，政府也大力支持东莞市档案局开展东莞方言的建档工作。据我们了解，这在全省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实属首创。这项工作也开创了政府与高校合作进行方言调查、方言建档的先例，在档案工作和语言学研究领域都是一个显著的创新。项目在2014年正式启动，主要调查莞城的粤语和樟木头的客家话，包括单字3500个、词语2500条和语法例句200条，以及数量尽可能多的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熟语以及童谣、山歌和民间传说等口头传统。所有的调查内容全程用专业的软件进行高质量的录音，有一些还进行摄像。东莞市档案局还在档案馆里开辟了一个专门的东莞方言档案视听室，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名人、还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莞城发音合作人是东莞文史泰斗杨宝霖先生，他当时已经80岁了，每天来到宾馆接受我的访谈录音。他是整个东莞市唯一会唱木鱼歌雅唱的人。木鱼歌在明清两代盛行于珠江三角洲，当时的歌词甚至被英国人翻译成了英文，传到欧洲去，被称为“岭南的情歌”，非常有名。东莞的木鱼歌是国家级非遗，有雅唱跟俗唱之分，俗唱是即兴的弹唱，雅唱则是有写好的歌词、歌曲，歌词非常文雅，是用方音来演唱的。能录到杨先生的木鱼歌雅唱，实在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还录到了一些原生态的客家山歌，演唱的老太太已经九十岁了；她虽然是个文盲，但当我们把她唱的内容转写成汉字的时候，却发现歌词非常的文雅。这些歌没有歌谱、没有歌册，完全是靠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传到她这一辈就失传了，因为她的儿孙们已经没有人会唱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民间还有很多，它不单单是我们研究方言学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民间文化、民俗、民间文学的重要素材。民俗学不能坐在空调房里研究，要下去采风；如果你懂得方言学，就可以采集到非常地道的材料。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全市的32个镇调查了个遍，收录了七八万条字词句篇，今年将会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1000多页的《东莞方言调查报告》，这些材料也会陆陆续续在他们的官网上公布，每一条都有国际音标的记音。这对调查研究者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总之，通过实地调查，以记音、录音或摄像等为主要手段实态采集第一手的方言素材，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随后，我们会根据语料整理规范，包括音像资料剪辑规范、模板表填写规范、文件命名规范、文件归档和校对规范等，对文本文档和音频、视频文档进行整理，使之成为熟语料。最后，要聘请数据库专家，根据不同目标、不同需要把经过整理的熟语料输入不同类型的语料数据库，分别建立4个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子库：字音库、词汇库、语法例句库和熟语歌谣及自然口语语料库，真正实现方言语料的电子数字化以及全面共享。这些东西编出来之后，学者可以用，公众也可以用，能真正做到接地气、雅俗共赏。做这些课题，一方面锻炼了学生，一方面采集了数据，出版的成果也能为社会做贡献，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其他有关汉语方言的语料库建设项目还很多，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还有2015年起，湖南著名艺人汪涵全程资助的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汪涵聘请了我作为“响应”计划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也多次去湖南指导他们的调查。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会建成一个数据库，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最后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语保工程。十八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也提出了语言资源保护的任务。所以，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文，决定自当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方言”这两个字，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被看作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语保工程2015年启动的项目，有福建、浙江、山西和重庆，还有方言文化典藏项目和濒危方言项目。2016年起，在全国各省市区全面铺开，包括港澳台地区。语保工程的第一期已经在2019年完成，一共调查了全国超过1500个点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其中少数民族语言接近1000个点。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了验收，最后由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立项、由清华大学计算机学院开发了一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有声数据库，容量达到了200T。除了开发有声数据库之外，语保工程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图书。第一种就是《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一共20卷，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志》，一共30本，其中少数民族语言20本，汉语方言是10本，我与学生合作的《广东连南石蛤塘土话》就是汉语方言当中的第一本。前段时间这套书获得了第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是一项很高的荣誉。我认为语保工程是相当重要、也是相当有实效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保护大会，其实也是因为有了语保工程这样一个背景，才有可能在中国召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举措，中国的语言学家没有这样的作为跟担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会把这场大会放在我们中国来举办，也不会邀请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学者来参与这样一个盛会，见证这么一个重要文件的诞生。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去年又启动了第二期工程。在财政比较吃紧的情况下，国家还表示愿意继续投资，这个是很少见的。

交流环节

杨望龙：我记得上一次语言学年会的时候，有一个专场就是讲语言生态的。当时有位老师提到，语言濒危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语言接触或语言分裂，也会有少量的新语言诞生。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庄初升：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速度肯定赶不上语言濒危的速度。在多民族、多方言的地区，两种方言接触时，不是一种把另外一种吞并掉，而是各取一部分，混合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克里奥尔语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当前好像不是太多，现存的是有，但是新产生的混合语我不知道有哪些。更多的混合语实际上是方言跟普通话的混合，像你们年轻人讲的方言当中，普通话的成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像普通话。但我认为这不是件好事，挽救不了整个汉语方言的颓势。所以我们作为语言学者就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记录、保存的工作，如果我们都不做工作，就无可救药了。

王则徐：刚刚老师有提到，我们现在说的方言越来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新方言，那么什么样的方言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标准方言？

庄初升：其实在过往的农业经济社会时代，语言——尤其是优势语言的发展演变是非常缓慢的，代际的差异比较小，有一个相对长的稳定期。比如100多年前记录的普通话，跟现在的普通话除了词汇以外，语音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力量，使它自然地成为了一种区域性的优势方言，甚至成为区域性的共同语。广州话也是一样的道理。语言的标准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于发展变化比较慢、比较稳定，当它成为权威方言或标准语之后，有人就会自觉地来规范它。香港的电台是有专门的粤语正音节目的，本地的播音员经常要去接受培训，也出版过正音字典。这些方言它还有一个特点，比如广州话除了有很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以外，还有文字，是可以写得出来的。广州话还有戏剧、粤剧、各种歌谣，还有方言故事，可见它有非常完善的完整的方言文化。这种方言就是一种权威的方言，一种向心型的方言，它比较稳定，变化发展也会慢一些。

王则徐：在调查一些比较小众的方言的时候，如果它已经受到普通话影响比较深了，应该怎么找到它原来的样子？

庄初升：这要看地方。在方言权威性比较高的地方，找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发音，其实口音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很多地方就不行，比如我们前几天去的象山县，那里不同的人口音差别就非常大，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发音合作人，就会非常难。

王则徐：在寻找的过程中有什么参考的条件吗？

庄初升：当然有。我上方言调查课的时候讲过几条原则；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是母语者，从小第一门学会的语言就是这门语言。再一个是年龄要尽量大，但身体要健康，发音器官要健全，不能连门牙都没了，如果没有门牙，有些音就发不出来了。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年龄越大是越好的。还有，最好选择男性，因为男性的口音会比较保守，女性的口音往往比较偏向于时髦。以及，方言调查要调查到一些对女性不好说出口的条目，比如人体的器官部位，如果是女性发音人有时候就会很尴尬。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会找女性发音人，但是实在找不到的话，也没办法。还有一条就是不要长期在外。有些人一到外面去、说了普通话，口音就会受到影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方言调查，现在我整体的感觉找人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个“夕阳产业”。但是，方言学可以让你受到全方位的语言学训练，所有语言学可以做的课题，方言学都可以做。如果你想要一辈子从事语言的调查研究，从方言学入手，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王则徐：刚刚老师提到了很多在我个人看来比较小众的方向，比如一些社会学的角度，比如说对自己语言文化的自信心、忠诚度，还有把语言和非遗结合起来等等。这些似乎不是语言学最核心的研究，那么现在有多少中国的语言学学者在做这些事情？

庄初升：其实这些严格来说不是语言学研究，而是语言社会学研究，用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学的方法，比如问卷、访谈和隐匿观察，还有一些统计软件。他们研究的不是语言的本体、不是语音、词汇、语法、语用，而是语言外围的东西，即语言跟社会、语言跟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服务、语言经济、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生活、语言教育……这些其实都是语言学。我刚才讲到的《语言战略研究》，里面发文章的很多作者都是做这种研究的。根据我的观察，做这些的主要不是中文系的老师，很多是外语系、社会学系甚至是经济系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多关注一下国家语委每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报告绿皮书》。最近他们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报告》，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目前国内我认为做的最好的是李宇明教授。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曾经是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自担任教育部语用司的司长之后，更多的时间就用来研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保护等等。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很多书，很多都翻译成了英文，是一位影响很大的学者。

教师简介

庄初升，男，1968年生，福建平和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教学之余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的田野调查，对客、闽、粤方言及粤北土话音韵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南方各类濒危汉语方言高度关注并做了许多抢救性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对早期域外汉语方言文献也广泛涉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已出版《粤北土话音韵研究》《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方言民俗图典》《广东连南石蛤塘土话》等著作多部，在海内外专业期刊、集刊发表论文约70篇。

编辑｜朱冰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