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家
自结婚以来，我们搬了八次家，每一次搬家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收获、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的家是我们举行婚礼的当天，从母亲那儿分开，来到我教学的村子借住于好心的刘大姐家的闲房，标志着我独立门户当家作主独当一面了。新房炉火正旺，窗台、水缸结冰依然，四周房墙成了老鼠的行宫，它们胆大妄为、视我不见、蔑视我的存在，第二天晚上我便请来了它们的大哥——猫先生。老婆是个巧妇，她能把洗衣盆扣过来当饭桌用，四个外壁印着四大美女的金边白瓷碗放在“桌子”上，两个盛饭两个装菜恰到好处。午饭吃着玉米渣子我打趣道：“贵夫人是哪位美女的化身呀？”她笑答：“我没贵妃肥，身边又无含羞草；没有昭君才，不会抚琴引雁落……”过完年一晃立春了，我们翻地扣膜，不出几日前后园子放绿了，除草、施肥精心打理，茄子、黄瓜挂果，玉米结穗，吃着亲手种的蔬菜心里美翻。逢周日早早起来掰下园子的粘玉米烀熟，骑车子乘船进市里走街串巷叫卖，赚得米面钱。初秋下班后，我就把早晨浸泡的羊角泥（用浸泡过的干草和泥，就使泥有了筋骨）和好，我端泥、妻抹墙，她抹墙也像教课那般认真，不留一处瑕疵，连续五天劳作，弄得我们腰酸背痛总算完工，房子穿上了棉衣。妻面带微笑说：“今年冬天我们有暖屋子了。”
秋叶黄、农民忙、收了粮、娶新娘，邻居家孩子冬天结婚要买此房，刘姐好心的要低价卖给我们，怎奈囊中羞涩。手摸墙壁个别处还未干透、还留有妻子胭脂的味道，真是舍不得呀！那又如何？谢过刘姐，我们只能另寻他处。
第二次的家是村里废弃的学校，一溜十几间低矮的泥草房，苫房草像患了秃疮，一块有一块无的，墙皮剥落，窗框断裂、变形，没一块完整的玻璃，房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择了一间相对好点的收拾，体力活尚可应付，搭炕、砌烟囱等技术活就很难做到，边干边琢磨，炕洞子口留错了再改回来，烟囱砌歪了再拐回来，所以全村只有我一家烟囱是两道弯的，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笑料。有个人曾经在这个院子寻了短见，尽管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听了好事者的胡诌八咧和自己的臆想总是毛骨悚然，夜晚院子显得那么空旷、阴森，哀嚎的寒风拍打着门窗。赚钱心切的我，利用寒假同朋友联手做起了贩运玉米的生意，请同事鄂大姐给妻子作伴。赊玉米、找买家、运输、结账，由于受当时经济、物质条件的制约一个来回下来就得七、八天，总麻烦鄂姐不是个办法，所以我放弃这个买卖。临近年关我进了一批年货——春联、年画、冻货、鞭炮，在镇上摆地摊，尽管用上狗皮帽子、大皮袄、毡疙瘩鞋，仍然冻得嘴唇发紫、鼻涕拉瞎、手麻脚木。但几天功夫我们就赚到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数钱的时候我做了几次深呼吸但手依然在颤抖。此房住了一年半后我们又要搬家了，因为村里将房子租给了一家面粉厂。
好在村干部给安排了村部的水房，从此这儿就成了我们的第三个家。此房为砖混结构，墙壁薄，没有窗户。夏天闷热不透风，外面大雨滂沱屋里小雨淅沥，外面已是阳光明媚屋里仍是小雨滴答，这样的屋子冬天的境况可想而知了。在这里我们有了生命的延续——儿子降生了，他的目光只能从炕上穿过厨房遥望从门上二尺见方的玻璃穿进的一缕阳光，幻想着门外的模样。村部来往人员不断，去井房喝水的人自然少不了，来人拉门便进。村里放露天电影，院子挤满了人，房门外也不例外，我们像被堵在洞里的老鼠，心里充满了无助、无望、惶恐。
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们九十平方米砖混结构新房建成了，尽管贷了巨款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按自己的经济条件简单装饰，老婆哼着歌擦玻璃，儿子撅着小屁股在炕上、沙发间爬上爬下。此情此景烙印心底，我想此生足矣，夫复何求？
后来，因为工作调转和儿子学习我们又搬了几次家，上楼了，居住面积一次比一次大，装饰一次比一次有档次，家具质量一次比一次好。如今儿子在外读大学，闲暇时老婆偶尔来了兴致会弹上一首钢琴曲，尽管指法拙劣、琴声也不悠扬，但我也要录了视频发给儿子让他点评；她也经常与儿子视频聊天，阳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洒满客厅、也照在她白里透红的脸上。
此时的我往往端了一杯热茶望向窗外，小镇怀旧的土房已没了踪影，平房逐渐被栉比的楼房取代。笔直宽阔的水泥路面轿车川流不息，步行道上人来人往，广场上的舞步轻盈、曼妙，小镇上空飘荡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责任编辑 王冬雪 编辑 乐白）
【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