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丨刘玲：《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

赵翼 像

 中国古代史学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

刘玲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摘要：被称作“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之一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是仿《日知录》而作的读史“札记”。钱大昕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纵观《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具体表现为：统览钩稽、参互校勘的“博”之“记诵”；以类相从、线索串连、主题引领的义例选择；客观公正、不存成见的历史评说；疏经重史、以古鉴今的宏远识见。多重的人生经历和无门户之见的学术包容，成就了《廿二史札记》“可坐而言”、“起而行”的“有体有用”。

关键词：赵翼；《廿二史札记》；历史考证；特点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著名史学家。他的扛鼎史著《廿二史札记》(以下称《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以下称《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下称《商榷》)一样，皆以正史为考察对象，由于同处于考据学风兴盛的时代，所以，人们习惯将三著并称为“三大考史著作”。其实，它们存在明显差异，书名已有体现：“《考异》、《札记》之名，无待详释。至王氏之书命名‘商榷’，盖取《史通·自序》‘商榷史篇遂盈筐箧’之义。又谓，商，度也；榷，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考异”是“对‘异文比较’和‘谬误纠订’的双重侧重”，“商榷”是对“粗略”的订正，“札记”即为读书心得的汇总。钱、王二人惯以治经手法治史，考证皆为逐条依序疏记，札记条目大多微观且具体。而赵翼则“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集录大量“古今风会之变迁，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心得体会；同时，在札记方式上也学《日知录》“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经过一番‘长编’工夫”的具体做法，条目内容系统而宏观。《札记》所采用的札记体形式灵活、内容包容性强，又深得《日知录》“神髓”，比起“考异”和“商榷”有着更为自由的书写空间，不仅纵横宏阔，而且“考”、“论”自主。《札记》自问世后，对其评说如潮。清人李慈铭指出：“其书以议论为主”，“盖不以考核见长”；当代史家陈垣先生言《札记》“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也有学者认为其考史内容占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因之不能归入“三大考史著作”。另外，无论是对赵翼治史的属辞比事的归纳之法、钩稽贯通的品评议论，还是对经世见解等的考察，人们皆注意到了《札记》的“宏博”特色：“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指出“《札记》摆脱了琐碎枝节的考据，而将考据学家的本领，应用到历史上大问题的理会与解释了”。除此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了赵翼“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的“谦和”风格。最受人们关注的还是赵翼的治史旨趣：在那个专尚博雅、繁琐饾饤的时代，赵翼“略仿医经载古方”的做法显得特别的不与时同，“对乾嘉经史考据学的传统，不止是‘有心立异’，竟可说是存心背离，而在实际上主张回到清代‘汉学’鼻祖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充分体现出赵翼非凡的识见和高远的史学境界。对于赵翼《札记》各种评论，以钱大昕的评语最为概括：“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一、记诵广博

赵翼以“才大学博”而名噪当时，尤以诗才著称，但就其史著《札记》来说，赵翼自言“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未做“繁征博采，”远不如钱大昕《考异》、王鸣盛《商榷》那样，大量使用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等考证手段广征博引，但治学严谨且客观公正的钱大昕仍赞其“记诵之博”。“记诵”原义为“默记背诵”，但此处应为“载言记事”、“记录书写”的代称。考察《札记》发现，无论是勘误订谬、史书编纂、史法品评，还是对史实及历史事件、人物的见解抒发，皆宏观系统，一如梁启超所言：“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抵悟，而大半论‘古今风会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其实，《札记》这种“宏阔”风格，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赵翼的“统览钩稽”、“参互勘校”。

1、统览钩稽

《札记》考察了从《汉书》至《明史》全部二十二部正史，外加当时尚未列为正史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所以实为二十四部正史。比钱大昕的《考异》多两部，比王鸣盛《商榷》多五部，是当时考史最多的一部史著。

不仅书名不同，《札记》编纂方式与《考异》和《商榷》也明显存在差异。《考异》的编纂是：先列出原书纪、表、志、传的篇名，于篇名下写出所考的原文，然后进行考证，甚至各条目名称一仍原著篇名，全书内容多为“袪其疑”、“指其瑕”、“拾遗规过”，循序、具体、微观；《商榷》与《考异》大同小异：虽不具体开列原著纪、表、志、传的篇名，且各条目标题也是据考察内容自行确定，比如，卷一《史记》“史记创立体例”、“索隐改补皆非”等条，议论品评也时有掺杂，但考证仍依所考察的著作顺序而行，“改讹文，补脱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主体内容实为考证，虽有些议论，但多为就勘校问题的随感而发，附属于考订内容，且考察视野比较微观。与钱、王二书循序“订正个别事件或字句”不同，赵翼的《札记》不仅不像两著逐篇、逐句循序而行，甚至不逐本考察，而是将各正史统览钩稽。诸如卷七《三国志晋书》、卷十一《宋齐梁东书并南史》、卷十三《魏齐周隋书并北史》等等，一卷检多本。卷目下的具体条目也是对各书参互贯通后的考察结论，比如：《北史与魏齐周隋书歧互处》、《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等等，如此视野下考察的问题必然宏阔博广。

《廿二史札记》书影

2、参互校勘

赵翼虽然“通达朝章国典”，拥有丰厚历史知识储备，却很少有机会去研究稀奇的资料。所以，“反复阅读正史，不旁征博引以作琐碎的考订，而仅将关于各书的一般评论或书中使他感兴趣的事件，札记下来。他讨论各朝历史如何编纂，根据些什么资料，并与同时代的作品加以比较”，乃为其研史路数。也就是说，赵翼扬长避短，始终围绕各正史及正史的纪、传、表、志“参互校勘”。这种“参互校勘”的前提就是考察前要先“遍检史书”，再行综合分析考订。如，赵翼在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史和李延寿《南史》、《北史》比较后得出结论：“《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代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遍检了十史!再如，他在做出“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同勋臣武将者”、“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的结论之前，先“遍检薛、欧二史”。再如宦官问题、外戚现象等，在很多朝代都出现过，史书记载分散，赵翼则通过对各书“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归纳总结，最终使整体概貎得以呈现出来。

“参互校勘”置考订对像于宏大的视野之中，可以“将每一个史实与其他众多史实编织成一个错综的关系网，超越于孤立的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对分散和支离的记载进行汇总和系统梳理后的结论，无疑宏大且深刻。既使小问题，有时也可以得出大结论。如“东汉废太子皆保全”条，本是对东汉废太子的小问题地考察，但赵翼却通过与东汉以后各朝情形比照，发现“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则皆保全，”并进一步指出原因就在于：东汉“皆崇儒重道，子弟习于孝友之训者深，故无骨肉之变也。”

“统览钩稽”、“参互校勘”不仅是“记诵博”前提条件，也是它的呈现方式。

二、义例精当

写作义例即书写原则及形式。义例是否精当直接影响到著作质量。“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札记》极重史书义例，关于记时、记地、记人、记事、载言、载文与征引等，皆有考察。如《各史例目同》、《后汉书编次订正》、《三国志书法》、《三国志多回护》、《宋齐书带叙法》、《齐书书法用意处》、《宋书本纪书法》、《南史仿陈寿三国志体例》、《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魏书多曲笔》、《新唐书本纪书法》、《薛史书法回护处》、《薛史亦有直笔》、《欧史书法谨严》、《宋史各传回护处》、《元史回护处》、《明史立传多存大体》等等。其中论及了立传标准、省繁、以类相从、直书曲笔、内容书写形式等等方面的问题，考察细致、论说精当。赵翼对史书考察往往以分析义例入手，因此，他自已在著作时，也特别注意义例的精当。下面试举《札记》中最常采用的几种义例分析说明之：

1、以类相从

在《札记》的各种书法义例中，使用最多的当数“既非如考据学之僻搜，又非学究家之不考而击断，最为可法”的“以类相从”之义例。赵翼不仅对史书中相同或相近义例多有考证，而且加以借鉴运用。如对史书“类叙”之法特别的关注：“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等，《货殖传》后叙樊嘉、如氏、苴氏……等。……，此本古法也，《齐书》之后，《梁书》亦有此类叙法，……，以后惟《明史》用之最多”。指出“类叙法”为传记的叙事法宝，归类是此法运用的关键，或“以治行”，或“以荣利”，或“以人品相似”，或“以有关于时政”等。归类不到位，就会“眉目不清。……究非史法。”

《札记》对“以类相从”的义例的具体运用，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先归类，再勘订。如：“汉帝多自立庙”条归纳出西汉六位皇帝生前自立庙的情况：“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五代人多以彥为名》从127个实例中归纳出五代人多以彥为名的风气。还有《金一人两名》、《元帝后皆不讳名》、《晋帝多兄终弟及》、《宋齐多荒主》、《齐梁之君多才学》、《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等，皆属“以类相从”的勘订。其二，先归类，再评说。如《大定中乱民独多》条：“金代九君，世宗最贤。然二十余年中，谋反者偏多”，之后排列出六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等例证后，以自问自答的形式作出解说：“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岂世宗综核吏治，凡有奸宄，有司俱不敢隐，故奏狱独多耶？抑有司争欲以发摘邀功，遂以轻作重，以见其勤于吏事耶？”诸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两汉外戚之祸》、《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唐节度使之祸》、《宋冗官冗费》诸条，通过搜集史料，归纳出大量历史事实，并作出历史的或道德上的品评中，皆为先归类再评说的例证。

这种通过排比大量同质史料得出普遍性认识的书写方式，梁启超称之为“属辞比事”之法：“赵则教吾侪以搜求现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其实也就是归纳之法。这种“以类相从”的书写义例便于对同质事物的比较考察，由个性归纳出共性。固然，钱、王二人书中也有大量使用，但钱、王二人更多地“用归纳法清理历代正史的矛盾陈述，而赵翼则是对其中历史变异之‘故’更有兴趣”，通过“以类相从”钩稽出影响一代历史的大事，找到历史的动因。从这一点来看，“赵翼的考史方法，较诸钱、王更类似近人意义的归纳法。”

2、线索串连

在赵翼看来，在纷繁的资料中理出线索，明晰问题是优秀史家必备能力之一，也是评判史书好坏的标准之一。他指出《南史》的长处之一，就是“有关系者则概括数语存之，可谓简净，得史裁之正矣。”对纷繁史实和事件进行梳理、线索串连，成为《札记》又一重要义例。

其一，直接的线索串连。如对“八王之乱”的线索串连：“惠帝时八王之乱，《晋书》汇叙在一卷，《通鉴纪事本末亦另为一条，然头绪繁多，览者不易了，今摄叙于此。”接下来，用了近六百余字围绕“八王之乱”这一事件，按时间线索贯串下来，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再如，明朝“议礼”、“红丸”、“挺击”和“移宫”四大案，本是宫廷中不相干的小事，却因朋党之争而小题大做，最终导致明朝灭亡。关于四大案的记载，史书内容十分庞杂，而赵翼则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地概括清楚，引得梁启超大加称赞：“欲知四大案简要情节，看赵翼的《札记》最好”。

其二，在比较中进行线索梳理。如对“书志”的线索梳理，便是在历代增减损益的比较中完成的：“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因之作十志，新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也有新创之功；《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新创《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宋书》新增《符瑞志》；《魏书》新增《官氏》、《释老》二志；《隋书》合《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的志为一，且把《艺文志》改为《经籍志》；《新唐书》新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新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实由《天文》、《地理》二志演变而来；《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辽史》新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国俗然也；《金史》、《元史》志目与《宋书》同，惟少《艺文》耳；《明史》志目也与《宋书》相同”，但“《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朝流传于世者不载”。用了不到三百字，清晰明了地将纵贯几千年的历代正史“书志”体例的发展演变叙写清楚。线索梳理，可以让繁杂的史实变得简明扼要，方便总体审视，嘉惠后学，“初读廿四史者，藉此得窥门径，”“实为其书主要价值所在。”

3、主题引领

赵翼习惯通过“检史”，发现问题，针对选定的问题，参互勘校，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加以梳理，考论清楚，很多条目如同一篇篇专题文章，既有篇前小引又有篇后结论。篇前小引，或议宗旨，或总论人事大要；篇后小结，论其得失，形成首尾连贯，议题完整。

其一，单目小议题。议题虽小，但仍先有主题导引，再行举证论说。如《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条，先概括曰：“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然后，再罗列诸条史实支撑这一说法。再如，《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条，开宗明义：“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接下来是证据支持，最后还有段结语：“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从生，所谓有治人无法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前后衔接紧密，层次感强，且有理有据，逐层深入。

其二，单目大议题。议题为一朝一代的有影响的较大问题，如：“九品中正”是三国时期实行且影响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制度。赵翼从陈寿、何攀、卞壶等人传记中汇集了大量材料，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全面考察和评价：指出“九品中正”“亦时有主持公道者”，但实行过程中，弊病丛生，所谓“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用心百态，求者万端”，接下来又分析了执掌朝政大权之人皆九品中正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各自顾其门户”。这是制度延续达三四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围绕主题进行条分缕析，有论点有论据。再诸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六朝清谈之习》、《唐节度使之祸》、《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宋军律之驰》、《辽官世选之例》、《元代专用交钞》、《明代科场之弊》等条，或论风气之递嬗，或述祸乱之始终，或言一朝文物制度，或叙历代的兴衰，皆是专题式的叙写。

其三，多目汇合大议题。多为影响一代或多个朝代的大事，在“提一代大事”的议题导引下，通过多条目将问题论说完整。例如卷五对东汉宦官专权之研究，把《党禁之起》、《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等条放在一起考察，就是篇首尾相通学术论文：先概括东汉宦官专权的特点，接下来追溯源头及考察宦官专权的过程：“西汉初年，汉承秦制，以宦官为中常侍”，然亦参用士人。汉元帝时，弘恭、石显已开始窃权干政，“然犹未大肆也”。刘秀建立东汉后，“悉用阉人，不复参用士流”。和帝时，“犹宦官与朝臣相宜为奸，未能蔑朝臣而犹肆其恶也”。和帝死，外戚阎显“欲去宦官，以反籍宦官之力”，大臣要除宦官，还需要藉助宦官之力。在“宦官之民害”条中列举了宦官专权的种种危害：把持政权，垄断征辟，控制选举，其亲戚子弟“无不望风迎附”，“由是流毒遍天下，黄巾贼张角等，遂因民之怒，起兵为逆”。特点-原因-过程-危害，综合多条，形成首尾相贯、结构完整、分析深刻的专题论文。再如，明初吏治的议题，赵翼在坚实的考证基础上，对明初吏治之澄清进行细致的考察，涉及的条目如下：《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摺者》、《特简廷臣出守》、《遣大臣考察官吏》、《重惩贪吏》、《明大臣久任者》、《大臣荐举》等。

类、线、主题等的书写义例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承的，主题导引的叙写有时也有分类和线索贯穿，有的是通过线索将“以类相从”的事物串连。

三、论议和平

史家杜维运曾这样评价赵翼：“气平情正地谈问题，从容不迫的得结论，没有呐喊，没有偏执。”“平和”是赵翼著《札记》的语言风格。这一修养，远高于王鸣盛之上，陈垣曾说：“王西庄好骂人，昔贤每遭其轻薄，如谓刘向为西汉俗儒；谓李延寿学识浅陋，才短位卑；谓杜元凯剽窃；蔡九峰妄谬；又谓陈振孙为宋南渡后微末小儒；王应麟茫无定见”。“俗儒”、“浅陋”、“捧腹绝倒”等字眼随处可见。但纵贯《札记》全书，皆无此类似词语。除此之外，赵翼在具体品评论议做到“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

1、斟酌时势

在历史评价中赵翼始终坚持知人论世原则，把人和事置于当时的历史坐标中考察，无论是对史家、史法、史实皆能公平客观评说。如在史书编纂上，赵翼虽提倡直笔，认为“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但同时也能认识到史家之“身处”，辩证地看待“曲笔”、“回护”现象，对陈寿回护司马氏表示理解：“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对范哗《后汉书》的直书，认为“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皆“因其所值之时不同”。

能历史主义地看待问题，评说人物。不仅指出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而且考察其所处的客观条件，并进一步揭示其是非功过产生的根源。如，对北宋和议，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宋亡的根本原因及“和议”的正义与否，只看赵翼议论的“审时度势”特点：“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在这艰难时刻，而要全力驱敌，“还土疆而归帝后”，赵翼认为实为痴人说梦，“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主和”的秦桧之流，实为“有识者”，“议和”也是宋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时势”的结果。南宋因“和议而得偏安”，而后因“主战而国亡”，对此，赵翼的看法是：“盖事势当危机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赵翼评人论事很少进行道义上的鞑伐，而是以同情之心去看待和理解历史。

2、不袭前人

赵翼评论人和事皆立场客观，实事求是，辩证对待。关于南朝官员能贤与否的评说，既指出高门大族长期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致使“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同时也指出寒士掌权虽有“人寒则希荣切而宜力劝，便于驱策”的益处，但“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而“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其结果不仅没能减轻官场腐败的问题，而且认为寒门入仕反而更加重了官场腐败程度。

不存偏见和成见，不被已有定论所左右，是赵翼评论的一贯立场。宦官祸国殃民已被世人公认，但赵翼不囿于成论，指出：“后汉宦官之贪恶横肆，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杀也。”并列出东汉“宦官之贤”者与“北魏之仇洛齐、王琚、赵黑，北齐之田敬宣，唐之俱文珍、张承业，明之覃吉、王承恩并观。”再如，历仕五代时期四朝十君的冯道，宋人欧阳修及和赵翼同时代的王鸣盛等，均对冯道进行了道德上地挞伐，做出“失节”的评判，赵翼却认为，冯道在“君如奕棋”的乱世中“独能以救世拯物为念”，冯道做法无可厚非。后来有很多学者认同这一说法，当代学者谭其骧就指出：“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是不公允的，还是《旧五代史》说的全面，只看《新五代史》是要上当的”。谭氏弟子葛剑雄进而认为：“与灭迹于山林或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既使对外来事物也能心无偏私，对时人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事物也能真心欣赏、平心而论，如称赞西洋的先进：“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承认西式帆船的优势：“其奇巧非可意测也。红毛番舶，每一船有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这是当时迂腐的士大夫所难有的胸怀。

3、乐道其长

赵翼评价人物既有道德标准，又有价值尺度，尤其是重“大端”，即最重视对社会所起作用、所作贡献的大小。例如武则天，赵翼没有迥避其失德、残忍，但也客观指出在武则天之前也有纵欲而杀子的太后，然皆“徒有武后之失德，而无武后之雄才”。一分为二地评说武后的功过：“武后之淫恶极矣，然其知人纳谏，亦自有不可及者”。在赵翼看来“知人纳谏”才是“大端”，其所拔擢之人才，至唐代中期仍起重要作用，不愧为“女中英主”。至于武则天的私生活，则一反俗见，认为“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武氏身为女主，有几个男宠，实乃无足深怪的“末节”。

评论史实也是秉持辩证态度，既评积极作用，也议消极影响。如对待明初官吏整治政策，既评说了严刑诛戮政策的残酷，又议论了其实施的合理性。指出：鉴于朱元璋“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以及元朝末年法令不彰，官吏搜刮民财花样繁多，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跟，殆同市道”的现实原因，采取严刑诛戮政策实为必须。同时也分析了这一政策的双面影响：虽杀了一批文士功臣，但却使明初官吏“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起了“整顿一代”之作用，使得明初吏治“驾唐、宋而上，有两之遗风”。

四、识见宏远

赵翼在考察史书时，不仅从“书法”、“义例”等技术层面上考察，更注重对史家“识见”的审视。他认为范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指出陈寿撰《三国志》“不惑于异说，削而不书，亦见其有识”。对于李延寿《南史》不加考证的史实记载，责其“无识甚矣”。赵翼不仅注重考察史家史识，更勇于从繁琐的泥沼中跳出，重新追索从司马迁以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之道，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重视民生休戚，对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重大历史事件详述评说，充分表达出他宏远的识见。

1、轻经重史

乾嘉时期，治经不仅成为考据学家的治学门径，而且成为学人学问高低的评价标准，“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三大考史家中钱、王二人皆为经学家，以经学入史学，考史时皆引经据典，在这一点上，赵翼不如钱、王，但也绝非“不能研究经学”，《廿二史札记》中有很多关于经学方面的考证和论说，精到系统。如《累世经学》条，不仅介绍了经学知识，还考察儒学大姓，将“孔圣后，历战国、秦及两汉，无代不以经义为业，此儒学之最久”的孔氏，“自伏胜以《尚书》教授……此一家历两汉四百年，亦儒学之最久也”的伏氏，以及“以宿学授明帝经，……计桓氏经学著于东汉一朝”的桓氏的承袭过程梳理的清晰透彻。在《北朝经学》条中不仅把北朝治经大儒及其著作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而且将此时经学家的治经真谛进行归纳：“当时治经者，各有心得，笔之于书，非如后世记问掇拾之学也。”《南朝经学》中指出治经重在心得，而非专尚博雅，认为南朝经“不类北人”。赵翼不是不能研究经学，而是不愿倾心经学。这正是他识见独具的体现。钱大昕深谙赵翼才能，因之针对赵翼“不能研究经学”的自谦，反问“经与史岂有二学哉”。为《札记》作序者李保泰也言“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只有经史皆通，才能成就赵翼的“冠古之识”。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也只有通经者，才会被像钱大昕这样的大学者所看重。

一方面，赵翼自言“向来嫌理学”，“理学”是当时政府推奉的“正经”，“在乾隆、嘉庆两朝，作为钦定意识形态表征的朱熹理学，笼罩着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各个领域”。赵翼之所以“嫌”弃理学，是因为在赵翼看来，理学空疏无用：明末士大夫的“徒讲义理，不揣时势，以至乎国力困极，凡此皆士大夫误国之明验也”。赵翼宣称“不能研究经学”，就是要摆脱官方意识的束缚，以从历史的变异中探求民风到朝政那之涉及社会安宁和王朝命运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大势；另一方面，对汉儒所推崇的“正经”也敬而远之，这是因为赵翼认为正经束缚他的才情和思想。他自言，十余岁时，能作诗文，一日可得四五首，后经儒生指点，“专以读经为业”，到十四岁时才重归旧业，“驰骋于诗、古文”，但这时发现，“一旦束缚为八股，转不如”小时侯“之绳墨矣”。汉儒从治经入手，往往重训诂、校勘、纠谬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且要固守东汉郑玄家法，历史研究的结论还必须要符合经义的规范，这对要究“存亡兴废之理”的赵翼而言是极大束缚，理所当然地加以排斥，“少受经学羁绊，故史学方面有其独到成就”。专注于史，让赵翼史学更专业、更卓越，也充分体现出他不与时同的史学见地。

2、以古鉴今

乾嘉时代，因文化高压，致使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避开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以巨大的精力，投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审核考订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儒家经典，明以前的史学著作，旁及诸子、金石和天算地志等史料。在钱、王等大多考史家那里，考订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而赵翼不然，“细读《札记》，其追踪《日知录》的痕迹，历历可寻，尤见其为后世垂鉴的深意”，考订只是手段，以史为鉴、借古讽今是才是其最终目的。所以，无论是对史书价值的考量，还是对史实的分析，赵翼皆以“经世致用”为标准。

首先，以“经世致用”之文载入情况为史书高下的重要评价指标。赵翼针对晋人张辅以《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比《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以文字繁多与否来评两书高下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记》“文简”是因为司马迁“喜叙事”，“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而《汉书》则“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的文字“必一一载之”，故“卷轶多”。而这些“《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的文字，诸如贾谊的《治安策》，其文“有关治道，经世综物，切于当日时势”；晁错的《言兵事》、《贤良策》“有关世事国计”，皆为“有用”之文，“不得以繁冗议之也”。同样，通过比较《南史》与《梁书》：认为《南史》在《武帝纪》、《元帝纪》、《范云传》等纪传中增加了“有关系处”，即“有用”之文，“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但对《南史》在上述纪传中增加的“琐言碎事”属“无甚关系处”予以批评：李延寿“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

其次，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作为考察重点。《札记》内容除“参互勘校”各正史、将“其牴牾处，自见辄摘出”外，大量的是“有关于治乱兴衰”内容的品评议论。具体表现为：其一，对有利“讽今”主题特别关注。如《明史》成为赵翼的重点，赵翼挑出明代历史中对清代有借鉴意义的史事，再结合历代中与明代这些史事相似或一脉相传的史实，进行统一的编排、深人探讨，形成了以反思明代历史为重点，辐射历朝史事的一个研究体系，充分显现了他以古鉴今的高远史识。再如，对金统治者对待民族关系问题的分析意味深长：由于“种人与平民杂处”导致“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民族关系处理不善，最终导致国家衰亡。很显然这是要喻示清庭正确处理与汉人关系。再如，对秦桧起文字之狱刻意解读，寓义深刻：“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已，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这在文字狱盛行的乾嘉时期，借古讽今意味明显。其二，对历史关键性大问题的关注。赵翼“观察力入微，能很快找到历史上富有关键性的大问题”。比如，他指出团结对一个国家安定的重要性：“自古家门之兴，未有不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以大其基业及其衰也，私心小见，疑妒攘夺，恩谊绝而门柞亦随之，家国一理，应若鼓桴，此可为炯鉴也”；重视对“势”的探究和揭示：“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探究可资借鉴的规律。赵翼通过这种重视国家盛衰、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重大历史事件之详细评说所体现出来的“通古今之变”之高远识见，在当时无人出其右。

余     论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学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札记》特色突显，与钱、王二人的考史著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所“详”、所“轻”、所“重”、所“谨”之处。李慈铭指出：“钱书考订，鲜及议论；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是书(《商榷》)，故尤为可贵”。台湾现代学者李宗侗也指出：“钱氏所注重多在事实之考订，年月之辨正；而赵氏则较扩充范围，将相类之事实，或相连之事实，比附参证，以得一代之特征。而王氏之书性质介于钱、赵之间，以实情论，王氏学问不如钱，故其考证稍欠精密；而其综合能力不如赵，故对一代特征常不能详列并举”。很显然，《考异》以“考”为主、且考证内容具体微观；《札记》以“论”为主，议论系统而宏观。居于中间的《商榷》在“考”、“论”哪个为主的问题上虽有聚讼，但客观公正且熟知王鸣盛的钱大昕已有结论：《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善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商榷》与《考异》实为小异大同，皆属以“考”为主的著作。这应归因于钱、王二人诸多的共同点：其一，经历相似。两人皆是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钱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后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先后奉旨参加《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的纂修工作，多次出任山东、浙江等多地的主考官、广东学政，后以父丧归里，不再复出，定居苏州。王鸣盛与钱大昕一样，在朝庭中一直担任与文字工作有关的文职官员，曾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因涉嫌贪污被降职为光禄寺卿，于是退隐移居苏州专事著述；其二，两人皆属吴派经学家，由经入史，深受“谨守家法，笃信汉儒”治学特点的影响，重视“考证求实”，并以治经方法治史；其三，成书的时间相近。钱之《考异》与《四库全书》成书同年，是乾隆帝禁毁图书达到沸点的一年。钱由于当时时势和性格特点考史力避议论，所以“惟有实事求是”。《商榷》成书在五年以后，清帝国“文治武功”臻于至隆，虽文网渐驰，但学者犹存余悸，“考据求实”仍被视为最安全的治学领域。

《札记》则不然，它是在八年之后成书，这时专制的乾隆帝已明诏即将退位，赵翼也已归隐二十多年之久。赵翼《札记》特色除时间的作用外，还有着更深刻的背景。

首先，赵翼人生阅历丰富。早年从政，多居边疆僻壤。乾隆年间，清王朝用兵缅甸，赵翼在任广西镇安知府期间受诏入滇，得以深入西南滇西边塞。后由广州知府升任贵州兵备道，因在广州时冒犯了两广总督而被迫追劾降职，于是辞官，23年后完成了《廿二史札记》。“境助其才”，长期身居边疆困苦之地和仕途的曲折，使其对社会及民生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戎马生涯也弱化了他身上文人的迂腐之气。同时，从政和归隐的多重境遇以及他诗人的“性情荡傥，才调纵横”，成就了他思维的多向和视野的宏阔。

其次，学术上兼容并包。清代考据学派因师承不同而形成皖、吴、扬州和常州等流派，风格各异，学术上也各有侧重：“吴派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学通，则清学不能大”。吴皖派最重考据；常州学派最“重视特识真见，具有创新精神，关心国计民生，讲求经世致用”；扬州学派则“研究范围比较广博，有类于近代西方文艺复兴”。而这些学派都对赵翼产生了影响。赵翼早年因一直从事与文化无关的武官之职，未卷入反宋尊汉的学术潮流，后来治史也未遵循吴派如钱大昕、王鸣盛“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治学路数，反而“其义理与宋明人无大别(如重视治平之道，人伦之道)”。而且赵翼一直与“分属于不同学派的一流的经史考据学家如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等都有极深的交情”，常把吴派的代表人物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的著作放在案头研读：“卢抱经、王西庄、钱竹汀考古之书，先后刻成罗列案头，足资欣赏”。归田后常居江南官办书院集中的扬州、常州之地，与常州学派和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交往甚密，扬州安定书院的山长蒋士栓，任教于此的著名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等，经常与赵翼相互“唱和”。由于无门户之见而深受各学派淫浸，因之造成了赵翼治学的多维和开放：既具有吴皖派考据学的功底，也有扬州学派宏博贯通的眼界和胸襟，同时还深受常州今文学派关注社会现实、讲求经世致用学风影响，兼容并包造就了赵翼的博广宏大，视域高远，成就了《札记》的“记诵广博”、“义例精当”、“议论和平”、“识见高远”的“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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