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丨竹元规人：《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顾颉刚

中国近现代史学

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

——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竹元规人

日本福冈教育大学历史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摘 要：顾颉刚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研究教授，承担“经学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他首次承担的课程，而且是他之后连续撰写的《尚书》讲义的开端。本文除了利用《顾颉刚全集》所收的有关厦门大学讲义的史料以外，还利用顾颉刚的原稿和在大学发布的油印本，试图全面梳理此次厦门大学讲义的内容。顾颉刚此次的讲义，基本上只讲到《伪古文尚书》的造伪和辨伪，他主要根据丁晏的说法指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这“王肃伪造说”，顾颉刚开课时已有强烈反驳，现在看来已不成立。本文最后讨论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的背景和意义，以期作为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思。

关键词：顾颉刚；伪《古文尚书》；王肃；郑玄；经今文学；

序   言

笔者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顾颉刚（1893—1980）的小文，现在打算对他的“终生之业”——《尚书》研究的详细过程进行跟踪研究，考察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本文对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1926—27年）的形成经过和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当时顾颉刚对《尚书》的见解。厦门大学讲义的计划书、序文等已被收入《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里，但是在课堂上发给学生的参考材料却未被收录。笔者用当时顾颉刚的原稿以及发给学生的油印本（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确认参考材料的内容，以此考察这次课程的全貌。

一、课程经过

1926年7月，顾颉刚收到厦门大学研究所导师和国学系教授的聘书，决定离开北京，搬到厦门。经上海，于8月21日到达厦门。25日，接校方通知，得知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9月10日决定承担三年级“经学专书研究”课程。

顾颉刚在当时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明了该课程的内容和目标：

我现在任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每星期上课钟点只有二小时，课目为经学专书研究，现拟讲《尚书》。数年以来，无日不想好好地读几部古史书，今竟得此境界，快慰之至。现拟先授几篇最靠得住的《周书》，再讲春秋战国间人补撰之《夏商周书》，再讲秦汉间人补撰之《虞书》，再讲汉代人伪造之《泰誓》及《逸周书》，再讲東晋人假造之《古文尚书》。再用許多旁证的材料来说明，如讲《周书》时用钟鼎刻辞，讲《虞书》时用诸子书，讲《古文尚书》时用《九锡文》及苏绰《大诰》等。一年之后，必可对于古代史得进一步之了解。

而在192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顾颉刚把《尚书》分为五个部分。现在他把这种分类进一步扩充。

学期是从1926年9月开始的。20日举行了开学仪式，22日（星期三）开始上课。据顾颉刚的日记，他的课程设在每星期二、四，最初的上课日应是23日，但直到28日（星期二）才开课。

上课前他做了如下准备。9月12、13日点读皮锡瑞的《尚书通论》（《经学通论》的一部分）完毕，14、16日点读了王绍兰《周人经说》的《尚书》部分。接下来17、18日点读王引之《经传释词》，20日点读《皇朝五经汇解》的《尚书》部分，抄出参考材料两篇。《皇朝五经汇解》的编者抉经室主人是谁，至今还没有结论。光绪十四年（1888年）鸿文书局石印出版该书，共有270卷，其中《书经》部分为52卷。《皇清经解》按书收录，因此，要对比每句经文的注释，需同时查看多卷，极不方便。《皇朝五经汇解》按经文列举注释，让读者能够追踪清儒具有代表性的经说。该书与《续皇清经解》同年出版，所收录的书与《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有所出入，而且也不一定完整收录，内容有所取舍。关于《皇朝五经汇解》，顾颉刚后来做过回顾：

至一九二〇年，予在北大研究所任职，始与钱玄同先生相识，乃知崔老壮年在上海某书店佣工，《皇朝五经汇解》一书是其所编，卷首《经解入门》则是其所作。《汇解》一书将阮刻经解逐条剪开，分入各经各章之下，用极小字印出，备各省乡试举子携入贡院之用，故吾父亦有一部。予少时翻览，深疑《入门》题江藩著，而文中提及陈澧《东塾读书记》，两人时代不相及，何以提到?闻钱氏语，乃知崔氏实作于光绪中叶也。（其后予购得日本印本，知彼国学者亦未看出此问题。）此书甚有条理，可备学校教科，亦可由此扩大，成一部经学史，胜于皮锡瑞、刘师培两家书。

这说明，顾颉刚利用匿名出版的科举参考书备课，这件事显示出科举和大学之间存在的连续性，令人回味。

20、21日，顾颉刚拟定了《讲授尚书学计划书》。此篇表达开课以前他对课程的构想。他开头就提出，“我们现在对于古书的态度只是一个研究历史的态度”，如果对于《尚书》和《春秋》“这两部经书有了深切的了解，便是对于古史有了相当的理会。古代的思想制度等等也可以得着它们的历史地位”，“我们既知道要研究古书须先明白古史，……《尚书》既为古史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应先提出研究。”他的研究依托于对文法、文字、音韵、训诂和校勘做过渊博研究的清代学者。通过研究《尚书》这一部经书去认识古史，以此认识为线索，进而理解其它古书。由此阐明了这类文献和历史的关联。

上课计划如下。（1）先读被清代考据学家证明为魏晋间伪造的二十五篇。理由是，因为后世的伪作，较容易理解，“它辑集逸书甚多，借此可以略窥《尚书》未散亡时的大概”，“清代人对于它辨证得极清楚，我们可以借此领会校勘的方法。”（2）为了研究经学，首先该熟读经文，不该依据通论。（3）一年上课时间为35周，共70小时。讲《尚书》全篇和战国时伪造的《逸周书》，还讲自己编辑的“尚书学通论”。除了《尧典》、《禹贡》等复杂的篇章，一小时讲一、两篇。

课堂上发行的讲义共有四种。（1）经本文，（2）经义摘要（古今注解。选合理的，不问家法），（3）参考材料（关于经的记载、辩论、考证），（4）《尚书》学通论（甲：经文关系，文字、音韵、语法、版本、篇目、有疑义的文义、逸文、模仿《尚书》而作的文句。乙：经义关系，《尚书》年代、《尚书》中的人物、制度、宗教、中心问题、古史观念。丙：经学关系，商周时的史官与史书、孔子与《尚书》、春秋战国间人的书本引用、托古改制与《尚书》、《逸周书》、今古文公案、百二篇的《泰誓》与《书序》、《伪古文尚书》、唐以后最通行的两部注解———孔颖达《尚书正义》与蔡沈《书集传》、清代《尚书》学的总成果、今后研究方向、《尚书》学书目及批评）。

从该计划来看，笔者首先注意到，9月15日致信胡适之后还不到一周时间，课程构想已有大幅度改变。在致胡适的信中，顾氏欲从成书年代较早的，作为古史史料较为可靠的篇目开始读（就是说，以部分《周书》为开端，以《伪古文尚书》为结尾），但该计划恰恰与此相反，要从《伪古文尚书》开始读。这可能是因为《周书》成书年代最古，保存了西周初期的语言，特别难解，他开始上课的时候还来不及充分准备的缘故。但是，他以《伪古文尚书》里包含很多逸书为理由，说明伪书不能一概否定，他要从伪书里找出真史料的态度，值得重视。至于“尚书学通论”，顾氏后来提出过几次相同的构想，但终未形成专著。

拟定《计划书》之后的课程实际进展情况，根据顾颉刚的日记整理如下。表格中的“———”表示星期二、四没有课程记载，只写“上课”表示只记载上课没记内容。有时因为会议和旅游停课。在“备课”栏目下，是日记中提到的自上次上课以来关于《尚书》的备课情况。括弧中是笔者补充的作者、书名等。

由上表可见，从开始授课到12月7日，10月份讲授《尚书古文疏证》之外，基本上讲授《伪古文尚书》。之后介绍有关《古文尚书》的清代研究。准备的内容中此时没用上的是，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戴震《尚书义考》、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古史新证》、《曶鼎铭》、《逸周书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其中有一部分用在中山大学的尚书讲义。

顾颉刚 / 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二、讲义目录

在日记中，顾颉刚偶尔提到整理讲义事。12月31日至1月1日他做了讲义目录。下表将这份讲义目录按课程和备课日期进行排比、对照。

伪经本文以天干计数，参考材料以地支计数，课程从前者到后者进行讲授。但从参考材料来看，讲义目录上的顺序和实际授课的顺序有所不同。关于这情况，顾氏离开厦门大学在写给学生的信中，说：“第一编中各篇，请改依目录排列，勿照原写页数为次。”“《尚书讲义》，原意分为四编，第一编为汉以后《伪尚书》，第二编为汉代《伪尚书》，第三编为周、秦时代《伪尚书》，第四编为《真本尚书》”，可见，这份讲义目录相当于第一编。上面提到过，顾氏想要在课堂上发的讲义分为四种，但那四种的内容与此四编完全不同。

三、课程内容

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由经文和参考材料构成，不是通论形式，所以可由顾颉刚选录的参考材料的内容推测此时他对《尚书》的看法。

参考材料的文献名从上表可知。至于他从那些文献中摘抄了哪些内容编入参考材料里，则可以通过查看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尚书》讲义原稿以及油印本进行了解。据此，以下按讲义目录的顺序介绍参考材料的内容。

“子，伪古文通论”之“1阎若璩传（国史儒林传）（阮元）”

出处只写《国史儒林传》，没有版本信息。阮元撰《儒林传拟稿》原稿不分卷，献于国史馆；其抄本、刻本作为《儒林传稿》分四卷流通；国史馆的定本作为《国史儒林传》分二卷流通。这三种至少有十一个版本。《国史儒林传》里有国史馆对《儒林传稿》所做的重要修改，但关于胡渭、阎若璩、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卢文弨、朱筠的内容大致相同。《儒林传稿》卷二的《阎若璩传》的一半内容与《尚书古文疏证》有关。顾颉刚的参考材料（也用作中山大学尚书学参考材料九）全部利用该部分，其它部分（与汪婉、徐乾学关于丧服的讨论，《孔庙从祀末议十一事》的内容以及其实行，末尾的关于儿子和山阳学者的记载）省略了大半。这是作为尚书学参考材料理所当然的措施。《儒林传稿》写明出处，《阎若璩传》主要根据钱大昕的《阎先生若璩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关于《尚书古文疏证》的记载大概也根据钱文。其中所列举《疏证》的最精密处，可以跟“2尚书古文疏证目录（阎若璩）”合起来说明《疏证》的概略。

“3集前人论尚书真伪（古文尚书辨伪）（崔述）”

关于这一部分，笔者查阅了顾颉刚用毛笔写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稿纸”的原稿。《古文尚书辨伪》二卷收在《崔东壁遗书》里，“集前人论尚书真伪”为其卷二开头部分。在卷一里，崔述自己论证二十五篇系后人伪撰；在卷二，整理以前怀疑《古文尚书》的讨论，对从《尧典》分出《舜典》进行考辨，採录他弟弟崔迈指出《伪古文尚书》经文出处的著作（《古文尚书考》、《讷庵笔谈》）。顾颉刚在1920年代断断续续对《崔东壁遗书》进行点校，应该知悉崔述的这份著作。在“集前人论尚书真伪”里，崔述指出：韩愈谈及《尚书》时故意回避相当于《伪古文尚书》的章节，朱熹、吴棫和蔡沈也怀疑过，但不如赵汝谈明确断为伪撰；近世以来，梅鷟、顾炎武、朱彝尊和李绂把《古文尚书》斥为伪作。崔述没看梅、朱二氏之书，引用顾炎武论《泰誓》文，长段引用李绂的《古文尚书考》。他引用的是关于《大禹谟》的“人心”、“道心”句，出于《荀子》的讨论。李绂说：汉以前道家书称为“经”，《易》、《诗》、《书》、《春秋》等不称“经”，至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是模仿道家的，所以《荀子》所引《道经》显然不是《尚书》；班固提到司马迁向孔安国问古文，其古文是孔安国从壁中得到的真《古文尚书》，不是当今的《古文尚书》；根据朱彝尊的考证，司马迁所引《尚书》都是今文《尚书》的篇章。没有今文、只有古文的《汤诰》、《泰誓》也与当今的《古文尚书》的同一篇目内容不同。对李绂的这段讨论，崔述加了一条按语：

百余年以来，读书有卓识者无过于顾宁人先生，所推为博学者无过于李巨来先生，而皆以《孔氏经传》为伪则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国《古文》明矣。惟巨来称“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书，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书》”者，考之尚有未详。盖安国壁中之《古文》即今三十三篇之书，与《今文》篇数同而文字互异，前卷固已详言之矣。司马氏所引，班氏所称，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则所谓《尚书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于永嘉，而人遂误以三十三篇为《今文》耳；非别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补而正之。

顾颉刚把这些论述全部用作参考材料，没有省略。

“丑，伪古文之文辞及其影响”之1、2（皮锡瑞《书经通论》）

如上所述，顾颉刚在开课前把皮锡瑞的《书经通论》（《经学通论》的一部分）点读过一遍，在1926年底抄录到《尚书》讲义。在他的原稿里，《书经通论》开头的《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全文用毛笔写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用笺”上，最后用铅笔写“到此写止”。这部分可能是顾颉刚在九月份点读《书经通论》时抄录的，但那时只抄开头部分，后来随着课程进程，又选了另外两个部分。作为参考材料采用的两个部分，与崔述“集前人论尚书真伪”一样，用毛笔写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稿纸”上。《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是《书经通论》第二十五节，《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是第二十四节。这两节顾颉刚全部抄录，没有省略。前者大致说：孔子不明义者不载，述在前者不载后，省了繁杂和反复；古书里既有详细的部分，也有简略的部分，前后交杂。所以《尧典》里关于尧的圣德写得比舜详细，但关于政事，舜比尧写得更详细。《盘庚》、《康诰》、《酒诰》和《梓材》没有旨趣上的重复。伪孔书与此相反，《太甲》三篇、《说命》三篇的文意大致相同，文辞也浅薄无内容。尤其是《太甲》下与《蔡仲之命》严重雷同。刘歆创造汉古文学，王肃著作伪古文书，王肃依靠刘歆。后者大致说：宋儒既知道《伪古文尚书》之伪而不废者，因以“人心惟微”四句为首，道学的根据在于伪古文。近儒不尊宋学而不废伪古文者，因其名言格言多有益于统治。但伪古文实多有乖违道理者，因割裂古书而拼合造成，多有牵强不连贯的部分。毛奇龄所说，《论语》引书时为了易读改字句，等于是把伪孔之罪归于孔子改经，横戾不知耻。

“寅，伪古文之材料”之“1古文尚书考（节录《舜典》及《大禹谟》两章）（惠栋）”

惠栋《古文尚书考》卷上讨论《古文尚书》全体的问题，卷下列举《舜典》以下二十六篇经文的典据。顾颉刚把卷下《舜典》、《大禹谟》的部分内容做成参考材料。在中山大学尚书学讲义的油印本里，这部分作为参考材料八，前面有顾颉刚的按语：“惠定宇先生此书，于《伪古文》二十五篇及《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详求其依据，实为读《伪古文尚书》者所当全读。今以限于钞印之力，止录《舜典》及《大禹谟》两章。录《舜典》者，以后读《尚书》本文时即不录此二十八字。特于此见之。录《大禹谟》者，此篇剽窃特多，阎氏曾于《古文疏证》中特作‘言《大禹谟》句句有本’一篇（第三十三，今佚），举之以为三隅之反也。”在厦门大学上课时也有同样意图。下面关于“德乃降”的部分，惠栋引用了阎若璩的论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是根据阎若璩的论点而来的。

“2左传‘德乃降’之语今误入大禹谟（尚书古文疏证）（阎若璩）”

这部分是《尚书古文疏证》第九，后来作为中山大学尚书参考材料七。在此，阎若璩主张：《大禹谟》：“臯陶迈种德，德乃降”，孔传以“降”为“下”，以“臯陶布行其德，下治于民”解。《左传·庄公八年》：“夏书曰：臯陶迈种德，德乃降”，杜预以及孔颖达疏以“德乃降”为“能自慕臯陶之种德，乃人自降服之”解，不以“德乃降”为夏书而为庄公语。《左传》和《中庸》有时引用古人成语，以其最后一字为解释的开头，杜预的解释与僖公十九年等记载一致，是很合理的。伪作者不以“德乃降”为庄公语，混入到《大禹谟》，暴露了破绽。参考材料省略了“或问”以下。

“卯，伪古文之作者及其传授历史”之“1言安国古文学源流真伪（尚书古文疏证）（阎若璩）”

这是《尚书古文疏证》第十七。在此，阎若璩主张：孔安国的古文学由都尉朝传到贾逵、儿宽、孔家、司马迁，分为四个系统。郑玄的学问也源于孔安国。但梅赜上奏的古文尚书虽可从臧曹、皇甫谧回溯到梁柳、苏愉、郑冲，但不能回溯更早。梅赜书至今被列入圣经的理由有三：第一是被名望很高的皇甫谧载录于《帝王世纪》，第二是由孔颖达作疏而废绝了两汉专门之学，第三是蔡沈违背师说而顺从旧说。如有人问：可否以史、传为据怀疑经?则回答说：不管是经或史或传，真的最重要，如果经真，史、传伪，则以经正史、传，如果史、传真，经伪，则以史、传正经。如有人说：晚出书可疑，只是其理来源正确，不可论难非讥，则回答说：伪古文是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是孔子所恶；又是近理大乱真的，近理大乱真的是朱子所恶。如有异姓而骗说同姓者，假如是优良的也要排斥，否定伪古文也同理。阎若璩自夸说，东晋以来1356年，唯有阎若璩一人能为此说。第十七下面还有长段论述，顾颉刚用作参考材料的到此为止。他很重视阎若璩在这些问题上的求真态度和气魄。

“2书古文尚书冤词后（古文尚书辨伪）（李绂，崔述补说）”

这是接着“3集前人论尚书真伪（古文尚书辨伪）（崔述）”的部分，是李绂对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批评，崔述评其为足以纠正世人的迷惑。在《崔东壁遗书》里，崔述的按语夹在李绂原文中间，而在顾颉刚的用毛笔写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稿纸”上的原稿里，把按语作为“崔述补说”移到结尾。李绂的讨论是：《尚书正义》谈到古文授受时引用《晋书》，以为从郑冲到苏愉，从苏愉到梁柳，从梁柳到臧曹，从臧曹到梅赜。但《晋书》里没有如此记载，关于这些人的记载要么没有，要么有也与《古文尚书》无关。毛奇龄根据《正义》引用《晋书·皇甫谧传》，但《正义》所引《御制晋书》里没有如此记载，甚为疏阔。（崔述对李绂的这一批评，顾氏在按语里深表同意。）李绂认为伪古文的作者大概是皇甫谧，与梅鷟《尚书考异》见解多所一致。（崔述不同意皇甫谧伪作说。因为在《帝王世纪》里汤后有外丙、仲壬是与《孟子》、《史记》一致，但《伊训》伪孔传以太甲为汤后，与皇甫谧说法相反。）对于汉代以来文章完备，不可伪作这种说法，李绂认为因为把《尚书》原文连接起来模仿经文，所以貌似经文。（崔述说，只是似经一点，不脱当时风气，文多排偶句法磨练，夹杂名言和浅薄的词句，与三十三篇完全不同类，一见可知出于晋以后。）顾颉刚只省略了李绂文章开头批评郑冲人品的部分。另外，崔述考辨《晋书·荀崧传》“《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语的补论也没有采录。

“3尚书余论（摘录五篇）（丁晏）”

这是中山大学尚书学参考材料十四。丁晏《尚书余论》由二十三节构成（也有没有最后一节的版本），顾颉刚把第一至四、二十节全文採录，其它只提题目。在“一，古文尚书孔传见王肃家语后序，为一手伪书”里，丁晏认为，王肃把《孔子家语后序》和《尚书孔安国序》一起伪作，里面同样写进“古文书传五十八篇”，企图提高可信度；与《孔子家语》同样，《古文书传》也是王肃私造假托孔安国的。两汉书没有孔安国作传的记载，只有《孔子家语后序》如此说。“二，古文尚书孔传又见于孔丛子，为一手伪作”主张，《孔丛子·叙书》也有孔安国作《古文尚书》的记载，《孔丛子》对《尚书》的解释也与《孔子家语》、《尚书孔传》一致，所以同样是王肃一手伪作假托的。“三，古文尚书西晋已立博士，非东晋梅氏伪作”说，根据《晋书·荀崧传》，西晋武帝时《古文尚书》立博士，《古文尚书》通行，孔疏引用《晋书》说从郑冲五传而至梅赜，所以《古文尚书》显然不是梅赜伪作；郑冲与何晏同时，其《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所以《古文尚书》系当时伪作。“四，古文书行于西晋，由王肃为晋武帝外祖，故盛行于时”，对“孔传两汉时没有而魏晋时突然出现，为何当时为世所信?”这一疑问，提出当时王肃因有外戚地位，故无人批评，顺从《孔传》意味着服从王肃罢斥郑玄。“二十，伪书作俑于王肃，近世惠松厓、王西庄、李孝臣诸先生有此疑，未畅其说”，提到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伪古文尚书》王肃伪造说，王鸣盛《尚书后案》、李惇《群经识小录》的伪《孔传》王肃伪造说。对于王鸣盛提出的王肃或皇甫谧伪造的两种说法，丁晏认为，因孔疏提到皇甫谧由梁柳得到《古文书》，所以《古文尚书》显然不是皇甫谧之作。对于李惇说《古文书传》的伪造是臆测古人的，丁晏认为《古文尚书》只是王肃的著作，臆测是空言。丁晏在一、二引用朱子对于《孔丛子》等书的怀疑，赞为卓绝千古。

“4经学中衰时代（经学史讲义）（皮锡瑞）”

关于这部分，笔者查阅顾颉刚用毛笔写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稿纸”的原稿。被省略的部分多，从“咸言先儒多阙”到“文明岂可恃乎”，从“郑君传云”到“严可均有辑本”，从“其传曰”到“今古文道通为一”，从“事有不可一概论者”到“若王肃尤显与为敌者”，从“世传十三经注”到“而宗风已坠矣”这些部分被省略，大概採录了全文的一半。内容大致如下：经学汉代旺盛，汉灭经学衰弱。在汉代今文学与古文学争门户，两者的区别鲜明。但郑玄以古文学为主兼采今文学而成一家之言。郑注通行后，各家的说法衰退，结果失去了两汉的家法。所以，郑学盛而汉学衰。然后王肃出世，郑学也衰退。王肃喜好古文学的贾逵和马融，不喜郑玄，但王肃的学问也是兼通今古文的；有时以今文说辩驳郑玄的古文，有时以古文说辩驳郑玄的今文。在乱家法这一点上，王肃学习郑玄而更严重。他伪造了《孔安国尚书注》、《论语注》、《孝经注》、《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以资互相证明。两汉经学极盛，但前汉末出来刘歆，后汉末出来王肃，就是对经学的严重毒害。

“辰，攻击伪古文之反响”之“1古文尚书辨（群书疑辨）（万斯同）”

这是中山大学尚书学参考材料十六。《古文尚书辨》有一、二、三，没有省略，採录全文。内容是：《古文尚书》出于孔壁而孔安国作传，至于梅赜的传承明确，郑玄、杜预以《古文尚书》为《逸书》，只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看到《古文尚书》而已。《甘誓》、《酒诰》提出商鞅、韩非之法，《盘庚》三篇冗长，以威力和鬼神相迫，《大诰》以鬼神威胁，《多士》、《多方》没有深刻意义，《吕刑》的赎罪不可为法。孔子所删定的书遭秦焚书。伏生传达晁错的不是先圣的定本。（以上一）伏生的今文所以难解，是因为他年老语言不清楚，其方言也没被理解。相反，《尚书》原文即孔氏壁藏的《古文尚书》语言明了，都可成为后世之法。读古人书该区分义理的深浅，文章的难易不是问题。《尚书》如无古文不该列为五经。今文的难解非为后人可伪造，只是古文的充满义理而文章纯粹，也非为后人可伪造。（以上二）同样出于壁藏，《古文尚书》的分量多于《今文尚书》，是因为伏生壁藏所传的不多，虽然孔壁书没有损失，但无人理解科斗文字，所以不能复原百篇，只存五十九篇。虽然与今文《商书·盘庚》和周诰以极古老难解的文句教训愚民相比，早几百年的唐虞典谟反而平易，但怎能说商周的文章是真，唐虞的文章是假?（以上三）万斯同可能为了否定以文章的难易来判断真伪而说到《虞书》的平易，但对于顾颉刚等现代学者来说，文章的难易就是从《伪古文尚书》进而对《今文尚书》进行辨伪的线索。

“巳，书古文训中之尚书古文”之“1书古文训提要（四库总目）”、“2尚书隶古定释文序（孙星衍）”

这些不见于上课记录，也没有备课的记载，似是后来编讲义时所加。前者笔者查阅了顾颉刚用毛笔写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稿纸”的原稿，后者是中山大学尚书学参考材料十七，出处写为《聚学轩丛书》第二辑，都没有省略。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古文训》十六卷系宋代的薛季宣撰，把经文用古文奇字写。“以古文笔画改为今体，奇形怪态，不可辨识，较篆书之本尤为骇俗。其训义亦无甚发明，《朱子语录》谓其惟于地名上用功，颇中其病。故虽宋人旧帙，今亦无取焉。”收在存目。

据收在参考材料的孙星衍序，李遇孙撰《尚书隶古定释文》，“以薛季宣《尚书》为即梅赜所上隶古定本，博采书传所引书古文，证明薛氏之有据”。孙星衍认为，薛季宣的书不是孔壁的科斗古文，郭忠恕《汗简》等也不是孔壁真古文。那些可能根据梅赜的《古文尚书》，而梅赜在晋代看古书，也有可采者。

到此介绍了参考材料的内容。接着讲义目录，顾颉刚1927年1月3日写了一篇序言，其中一段可以看作是这次课程的结论：

（1）我们只要看《伪古文尚书》自从宋朝学者怀疑之后，（2）经过了五百余年，才有阎若璩出来，用了他的毕生的精力来作破坏的工作，《伪古文》之伪始为不可辩护的事实。但是《伪古文》作自何人?为什么要作出《伪古文》来?这种问题他依然不能作切实的回答。（3）直等到过了一百余年，研究汉学的人多了，把汉代的各种学派分得清楚，知道了王学和郑学争战的内幕，才知道二十五篇是王肃（或是王肃的门徒）做来拥护他自己所建立的学说，而他的学说是有意和郑玄立异，想夺去郑玄在学术界上的势力的。《伪古文》的背景于是大明。（号码是引用者所加）

可以了解，（一）相当于崔述“集前人论尚书真伪”，（二）相当于《阎若璩传》和《尚书古文疏证》，（三）相当于皮锡瑞的《书经通论》、《经学史讲义》和丁晏《尚书余论》（另外，关于皇甫谧伪作说，提到李绂《书古文尚书冤词后》和王鸣盛《尚书后案》，崔述和丁晏有所反驳）。

顾颉刚还说，对伪古文尚书的辨伪较容易，但对魏晋以前的很多伪作（《泰誓》、孔壁尚书与“中古文”，《逸周书》、《尧典》、《禹贡》等）时代更早，证明伪作的材料少，所以不能像清代学者研究伪古文那样得到可以满足的结果，只是需要努力进行阶梯性的工作。这种态度是在1923年胡适向顾颉刚要求对今文尚书进行辨伪的结果，意味着此时顾颉刚还在胡适的影响下进行研究。顾颉刚写给学生的信中所提的讲义的四编结构，也根据的是这一计划。

在该序文里，顾颉刚还提出清代研究伪古文的著作，劝学生读一读。除了在课程上提到的以外，还有梅鷟《尚书考异》、程延祚《晚书订疑》、王鸣盛《尚书后辨》（这些是攻击伪古文的），李遇孙《尚书隶古定释文》（证明伪古文文字的）。顾颉刚在讲义里引用文献时，不一定写明他所用的版本信息，而在这篇序文里，可能为了学生的检索方便起见，写明《皇清经解》本，《聚学轩丛书》本等版本信息。

《古史辨》书影

代结论：《古文尚书》王肃伪造说和中国现代学术语境中的经学史观

如上所述，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撰写的尚书讲义，最初计划把伪古文的现行的《尚书》全书包括在内，也包括讨论多种问题的通论。但一方面由于大学里的种种摩擦，顾颉刚在厦门只待了半年多时间，实际课程只是读伪古文经文；概述伪古文辨伪的历史；根据丁晏认为《伪古文尚书》的作者是王肃；根据万斯同，介绍对《伪古文尚书》的辩护；最后提到隶古定尚书。顾颉刚自己也在根据《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和《皇朝五经汇解》学习清代的尚书学说的阶段，只是介绍有关上述论点的代表性说法，还没有形成独特的见解。厦门大学课程是顾颉刚第一次承担的课程，他通过这次授课，为后来的尚书研究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在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与厦门大学的课程旨趣相同，但更具规模。

最后要讨论顾颉刚的厦门大学讲义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谁是《伪古文尚书》和《孔传》的伪作者这一问题，虽然自清代考据学以来经过反复讨论，但还没有定论。关于王肃伪造说的由来及否定的经过，虞万里已做过系统整理，并对其进行评价。据他梳理，惠栋怀疑王肃和梅赜，戴震和钱大昕认为伪作者是王肃，李惇推测王肃伪造《孔传》，王鸣盛怀疑王肃和皇甫谧，江声认为王肃伪作，崔述推测由宗王肃之徒伪作。但这些还停留在师友之间的讨论或比较简单的推测。他们只是认为，王肃有伪作的前科（《孔子家语》），而常与郑玄争胜，所以也伪作《古文尚书》和《孔传》，没有提出确凿的根据。展开实际论证的是丁晏的《尚书余论》（1851年）。在丁晏的论证之后，皮锡瑞深信其说，王仁俊、胡玉缙也同意丁说，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不外是丁说的注脚。作为对丁晏说的反驳，陈澧《东塾读书记》指出，孔颖达疏所引王肃注，有的与《孔传》异，与郑玄同。刘师培《尚书源流考》认为魏晋间已存在《孔传》。最系统的反驳是由吴承仕提出的，在《尚书传王孔异同考》（1925-1926年）中，他一一举出郑玄与王肃一致的例子和王肃与《孔传》不一致的例子，这显然是对丁说最有力的反驳。之后，刘咸炘、张荫麟和陈梦家也否认王肃伪作。1980年代以后，李振兴的见解与吴承仕殊途同归，蒋善国根据陈澧和吴承仕的观点，对王肃伪造说进行反驳。刘起釪的《尚书学史》算是对这问题的一个总结。

从这些梳理可以了解，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课时，吴承仕的论文已出，如果顾氏知道其存在，按理说需要考虑吴氏对丁晏说的反驳，不得置之不论。不过顾氏开课时，吴文才出版不久，他还不知道也在情理之内。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学说的“时差”问题，就是说，一个新且有力的学说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才普及，但在普及前，学界还坚持原来的观点。有的时候，学界或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看法，也根据于陈腐的观念。

但顾氏对王肃伪造说的看法，似乎不在学说的这种“时差”问题的范畴内。他直到晚年一直认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或王肃之徒伪造的，没有改变看法。现在从顾氏《读书笔记》里举出两个例子：

《尚书》、《家语》同出王肃，《尚书》如此作，知《家语》亦如此作矣。

清代学者对于经学史之研究，其成绩最显著者为推翻王肃之作伪。其始也，远承宋元以来关于《古文尚书》之怀疑，近接明梅鷟《尚书考异》之实证，将其剿袭之迹一一指出，其案定矣，而迄不得其主名，故或谓东晋献书之梅赜，或谓爲西晋引书之皇甫谧。其后辑集王肃《书注》，校之《伪孔传》，而断其出于一人；至丁晏作《尚书余论》，始知《伪经》、《伪传》已立于晋武帝之世，而王肃为晋武外祖，借帝力以行其书，而后作伪者之主名定。至《孔子家语》，则以研究郑玄之学者多，知王肃议礼，必反郑玄，而《家语序》明云：“郑氏学行五十岁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者。”立意彰著，因识其书为反郑而作。[眉批：郑玄失之迂，王肃失之诬。]是以范家相、孙志祖、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十卷，《湖北丛书》本）相继而起，以梅鷟、阎若璩对于《古文尚书》之对勘方法施之于《家语》，而其案遂定。又王肃《圣证论》，举《家语》中孔子之言以驳郑，谓之“圣证”，其书虽亡，《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出之，皮锡瑞據之以著《圣证论补评》，其序云……

那么，顾氏坚持王肃伪造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吴承仕的反驳。真正的理由可能在于他对中国经学史整个脉络的理解。顾氏在厦门大学讲义中提到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史讲义》，依上所述，皮氏对王肃伪造说的看法是继承丁晏而加以发挥的。在晚清经今文学家的眼目中，刘歆与王肃可以说是一对影像关系，甚至可以说，康有为把遍造伪书、以伪证伪、结党篡权、一手遮天，结果把二千年学术国运衰败的重大罪名扣在刘歆头上，此一思路完全本于丁晏对王肃的批评。顾颉刚的基本立场是继承晚清今文学的，所以对他来说，王肃伪造说这一问题也不是单纯且独立的事实问题，所以他不易改变看法。

但顾氏的立场当然并不等同于怀疑王肃伪造的清代学者或晚清今文家。虞万里指出：“《家语》和《孔丛子》之伪，仅是清儒崇郑玄鄙王肃风气下之集体观念，原未经科学方法证明”。由于崇拜郑玄，所以对攻击郑玄的王肃，评价自然会严苛。众所周知，顾颉刚接着叶德辉所说的“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这句话，号召“拿了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对他来说，郑玄也是要超越的学术权威，并不是崇拜的对象。他早年有一回深刻体验：“十七岁时，江苏存古学堂招生，我知道里面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也报名应考。出的题目是《尧典》上的，现在已记不起了，只记得我的文字中把郑玄的注痛驳了一回。发榜不取；领落卷出来，签条上面批着‘斥郑说，谬’四个大字。我得到了这回教训，方始知道学术界上的权威是惹不得的。”这段回忆表示晚清社会上的一般风气和顾颉刚的反抗。

因有如此背景，顾颉刚对王肃的评价是十分曲折的。他虽然认为王肃伪造了《古文尚书》和《孔传》，但他并不断罪王肃；相反，他承认王肃比郑玄“好”：

刘歆作伪，正似宋代人要把自己的经注易去汉以来的经注，清代人要把自己的经注易去宋以来的经注。本是一种求进步的心，却为容易号召之故，出之以作伪的手段。王肃欲夺郑学，频造伪书，犹承刘歆之风。毕竟王比郑的学说为好。

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呢?他在一篇总结性的论文里提出如下观点：

      《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我现在把它列在辨伪类里，似乎是笑话。但读者须知，这是王肃的造伪以辨伪的手段。在王肃的时代，郑玄的学说正极昌盛，王肃眼见他的说话有许多错误，然而一班学者把他捧作教主，有什么法子可以打倒他?他只得假托圣言，造此一书。既作此书，遂作《圣证论》，拿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固然里边夹着许多好胜的私见，但也未尝没有公义。郑玄是最信谶纬的，他常用谶纬之说来注经，把几部经书染上了很浓重的神话色彩。……这种迂怪之谈，使得理智较强的王肃忍受不下。……这种话看似平常，而骨子里则是对于谶纬的大反动，不知肃清了多少迷信。清代的经学家因为尊重郑玄的缘故，把王肃做了攻击的目标。我在这儿，敢平心地说一声：王肃的见解实在远出于郑玄之上，他的主张乃是一种进步的学说。

比较清代学者和顾颉刚的这些观点可知，“王肃伪造说”并不是单一的学说，有种种背景、含义和后果。所以，如果不把“王肃伪造说”只看作一个事实考据上的问题，而把它看作有其学术史脉络的思想和历史的问题的话，就可以了解，对王肃伪造说举出一些文献上的反驳，是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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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吕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