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丨李锐：《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

《清华简》书影

 历史文献学 

由清华简《系年》

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

李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

摘要：清华简《系年》为探讨战国早期的古史提供了新材料，然而因史文阙佚，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需要结合相关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本文根据清华简《系年》与屬羌钟铭文讨论了楚简王、楚声王的在位年代，得出了不同于古籍记载的结论，认为楚简王年代应该延长三年，楚声王在位只有四年而非六年。本文还讨论了新蔡葛陵楚简中的“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事的年代问题。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葛陵简；屬羌钟

清华简《系年》书影

清华简《系年》23章，记西周以至战国早期史事，据之以对勘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疏通文字音韵训诂，用传经补史，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战国史事，因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章曾指出“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所幸清华简《系年》记有不少战国早期的史事，而且近年来楚地出土了不少战国竹简，因此甶《系年》而对有关楚史、战国史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意义是相当大的。

当然，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文字，但不能甶此直接推论这是楚国人的著作’，“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而且由竹简抄写情况来看《系年》并非经过校勘的作品，可能会有某些错误。因此我们应该综合参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持平论之。

一、楚声王元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竹书纪年》书影

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主要是根据“秦记”而来，可能还有部分赵纪年，其它诸国的纪年多以之为参照，因此有可能在彼此参校中出现差错。后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系联古代史事，继而改订古史特别是战国史，做出了很多成绩。但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所保存的古史，且散佚已久，记载楚国的史料不是很多。现在《系年》中有一些楚国材料，可以循《竹书纪年》之法，先与已经明确了的史事系联，再考订相关的问题。

如《系年》第22章记：

此处所述三晋伐齐事，和顾炎武所指出的“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相关，竹简整理者也已经指出所述事又见于屬羌钟铭文。屬羌钟于1928年至1931年间出土于洛阳故城遗址，原藏刘体智，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和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其铭文经诸多学者研究，现取近来董珊综合各家之说后的释读如下：

屬羌钟纪事的年代“廿又再祀”，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404BC)，当晋烈公十二年，学界已作为定论。此处的问题在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据《六国年表》，乃楚声王四年，并非《系年》简文所说的“楚声桓王”（即楚声王）的“元年”。因此，董珊认为：“‘楚声桓王即位，元年’之下先叙述晋烈公会诸侯、齐与越成，再叙述晋三家伐齐。楚声王元年为公元前407年，相当于晋烈公之九年、周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尚有三年之差。这是后面两件事都没以年代系之，而不是说楚声王元年连续发生了这三件事。”

在《系年》及其他文献中，确有类似的将不同年的事接连叙述的情况，如《系年》第15章“庄王立十又五年，陈公子征舒杀其君灵公，庄王率师围陈……王入陈，杀征舒”，此是以“陈公子征舒杀其君灵公”之年为楚庄王十五年，杀征舒事在次年，如此乃合于《左传》及《十二诸侯年表》，因此董珊之说可谓有据。

然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六九章已经指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宋悼公有十八年，其卒年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不信钱穆说，将宋悼公元年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参以《系年》等，显然差距太大，无法调和，不可信。然则《系年》第22章的宋悼公卒、三晋伐齐皆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事，则述事在其中的“齐与越成”也当同年，这些事在《系年》是以楚声王元年系之（当然，其后的“诸侯朝周”等事有可能迁延至明年，三晋当于此时被命为侯，屬羌钟铭文的“昭于天子”当即此事）。因此，楚声王元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二、楚声王在位四年而非六年

但是，传世文献如《史记•六国年表》中楚声王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这与上文所得“楚声王元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之说相差三年，差距较大，难以调和，很值得探求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差三年的原因。如果我们尝试根据《系年》所说，将楚声王元年推迟三年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404BC)，那么首先要考虑楚声王在位有几年，三年的变动如何处理，还要考虑其前当有某位楚王多出三年在位时间。

《史记》载楚声王在位六年，而《系年》最后一章即第23章记：

楚声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郑伯骀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榆关，寘武阳。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声王即世，悼哲王即位。郑人侵榆关，阳城桓定君率榆关之师与上国之师以

交之，与之战于桂陵，楚师无功。景之贾与舒子共止而死。明岁，晋（？）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入王子。明岁，郎庄平君率师侵郑，郑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率师以交楚人，楚人涉沬，将与之战，郑师逃入于蔑。楚师围之于蔑，尽逾(降）郑师与其四将军，以归于郢，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无后于郑。

《系年》叙事紧密，看起来楚声王在位似乎只有四年，而非《史记》等所说的六年。如果以楚声王在位仅四年计，则楚悼王（即简文中的悼哲王）元年是400BC，楚悼王二年（399BC) “晋（？）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入王子”，这合于《六国年表》399BC所记的“王子定奔晋“明岁”，楚悼王三年（398BC)，“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合于《六国年表》398BC所记“郑杀其相驷子阳”。

如此看来，楚声王在位可能只有四年，而《史记》记为六年。李家浩教授提示笔者《史记》战国年表多据“秦记”推定，而秦小篆文字“四（）”与“六（）”形近《说文》古文“四（）”与秦小篆“六”形更近，可能甶此而产生讹误，古书中多有其例。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成王二十六年“灭〈六〉、英”当是二十四年灭“黄”之批，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有考证。而《楚世家》、《六国年表》中楚声王记载简略，无大事系之。又楚文字“四”作“”，有可能是“秦记”仅记有“楚声王在位六年类文字，而“六”为讹字，或因移录楚史“”时讹误为“”。

然则楚声王元年推迟三年所造成的变动，当去掉两年，只剩下一年了。甶《系年》来看，楚悼王当是逾年改元。因此剩下的一年之别，由于资料缺乏，目前还不知道在后来何王身上发生了改变。不过古史年代参校而相差一年者多见，有继位者当年改元、历法差别、大事逾年等诸多原因。因此以楚声王元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问题可以算已经解决了一半。

三、楚简王在位二十七年而非二十四年

楚声王元年推迟了三年，其前必有先王年世应当增加三年。由于春秋时事有《左传》等可参照，而《系年》中楚庄王以下春秋时期的楚史年代与《春秋》、《左传》相合。因此这个先王很可能是战国初楚声王前的楚王。楚惠王当春秋末世至战国初，由曾侯乙墓所出楚王會章縛铭文记有“惟王五十又六祀”，可知楚惠王至少有五十六年，史载为五十七年。古代如此长年在位者极为少见，其年限恐怕难以延长。

那么，惠王与声王之间的简王在位年岁是否可能延长三年呢？《史记》载简王有二十四年，《系年》第21章说“楚简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前文说过钱穆已经指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宋悼公有十八年，其卒年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即楚声王元年。如果楚简王确实只有二十四年，则楚简王七年距离楚声王元年有十九年，约合《竹书纪年》宋悼公有十八年之说，因为宋悼公可能在即位而未改元的情况下朝见楚王。但如此一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谈论延长楚简王的在位年数了，似乎我们前面的设想有问题。

不过，梁立勇已经指出：

梁玉绳《史记志疑》、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都定宋悼公元年为周威烈王五年，孙诒让《墨子年表》、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定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当以前说为是，否则，则如《系年》整理者所分析，宋悼公即位时楚简王已死五年，无甶得见。宋悼公元年为周威烈王五年，为楚简王十一年，和《系年》所记不合。因此，我们以为，《系年》114简的“七年”当是“十年”之误。古文字“七”和“十”字形相似，极易讹混。楚简王十年为周威烈王四年，宋昭公于是年卒，按照逾年改元惯例，其时宋悼公已即位而未改元，《系年》记宋悼公朝楚当在其时。

前文说过，《系年》没有校勘痕迹，可能有误字，因此梁立勇的改字之说是允许的。而且楚文字“七(）”和某一种写法的“十（)”也确实形近，只在于中间的横画长短之别。

梁立勇的意见虽然仅考虑了宋悼公的登基年和楚简王相合这一点，并没有考虑我们所注意的宋悼公的卒年在楚声王元年的问题，但这不同的出发点正好有助于我们解决此处的难题：宋悼公见楚简王是在楚简王十年，周威烈王四年，其后据宋悼公卒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楚声王元年）尚有十八年，然则楚简王在位当是二十七年，正好比《史记》等所说的简王在位二十四年多出三年。

因此，甶《系年》可以发现战国初的楚史或许应当调整，楚简王在位当是二十七年而非二十四年，楚声王在位四年而非六年，楚悼王元年在400BC。

四、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的年代

楚悼王元年问题的判定，有助于我们解释相关的问题。河南新蔡葛陵楚墓中出土的竹简里有九个不同的以大事来纪年的年份，较有可能是简王末年至悼王初年连续的九年，墓主因病情逐渐加重而祷祠天神地衹人鬼。其中纪年最晚者一般认为是“王自肥遗郢徙于鄯郢之岁”，因为它出现得最多，所记月份集中在三个月，当是墓主临别之时。宋华强、李学勤先生等已根据简文、历法等因素考定其年为398BC，并据《史记》，认为在楚悼王四年。甶《系年》来看《史记》所述年岁或可能有误，398BC应该是楚悼王三年。

不过宋华强和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有一个重大差别，宋华强认为楚简中用以纪年之事是上一年发生的大事；而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就是以当年之事纪年。因此，对于“王自肥遗郢徙于鄠郢之岁”，宋华强实际上认为“王自肥遗郢徙于鄠郢”是399BC所发生的事，而李学勤先生则认为是398BC所发生的事。此处的差异，涉及到楚史研究中的一个公案，即楚国大事纪年到底是以上一年的大事纪年，还是以本年的大事来纪年，拟另文讨论。不论如何“王自肥遗郢徙于鄠郢之岁”是记398BC的事，这是葛陵简纪事最晚的一年。这一原则确定后，葛陵简中与《系年》有关的事情也可以讨论。

楚国的大事纪年所选大事有一点或可以肯定，那就是所选者应该都是值得说的好事、喜事。若然，葛陵楚简中大事纪年简“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所说的“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事，应该是楚国战胜了，起码是不败。而清华简《系年》第21章提及“楚简大王立七<十>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之约公室。王命莫敖阳为率师以定公室，城黄池，城雍丘。晋魏斯、赵浣、韩启章率师围黄池，迥而归之于楚。二年，王命莫敖阳为率师侵晋，夺宜阳，围赤岸，以复黄池之师。魏斯、赵浣、韩启章率师救赤岸，楚人舍围而还，与晋师战于长城。楚师无功，多弃旃幕，宵遁。楚以与晋固为怨。”前文考定楚简王在位二十七年，此役据简王末年有十余年，距离葛陵楚墓的记事较远，而且楚国战败，因此《系年》整理者说葛陵简中“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所言即是此次战役，恐怕不可信。或以为“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所说，乃嵐羌钟铭文所记“袭夺楚京”的战事，楚救齐，故与晋战于长城，其时间是404BC。此说虽然合乎葛陵简所记事的时间范围，但此战是三晋伐齐，楚人即使助齐，结果也是三晋大胜，楚人恐怕不会以之为大事来纪年。而且董珊已经据缪钺说指出嵐羌钟铭文所说的“袭夺楚京”之“楚京”乃《汉书•地理志》“山阳郡”的楚丘，与楚国无关。此外，齐之长城距离楚国中心地区较远，楚恐怕难以到齐长城与三晋发生战争(“袭夺楚京”之“楚京”既然是“山阳郡”的楚丘，则也不会有齐攻打楚长城之事）。

鄙意《系年》第23章值得注意“楚声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郑伯骀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榆关，寘武阳。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楚声王四年在401BC，《六国年表》载此年秦“伐魏，至阳狐”，可能与《系年》所说“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相关。此处说秦为楚援，但是《系年》只是讲楚宋筑城，未明记晋楚有战争，不免令人生疑。很可能楚声王三年魏曾进攻过楚国，打到了方城，实际上就是“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所本。楚国当是获胜了，至少是不败，让晋师无功而返，才被用以纪事。而魏攻楚也有原因，《系年》第22章载楚声王元年宋悼公卒，其后宋公田、郑伯朝周（当在次年，楚声王二年）；但第23章载楚声王四年宋、郑朝楚。宋、郑发生这种转变，较有可能是《吕氏春秋•慎势》所说楚声王围宋十月。杨宽附此事于楚声王六年（402BC)，看来有误，当是楚声王三年。魏当救宋，殆不成，宋遂被迫朝楚。楚围宋、魏楚战于长城二事虽未见于《系年》，但是《系年》所说的“宋公田、郑伯骀皆朝于楚”，很可能就是出于庆贺战争胜利、表示臣服而来朝(阳为任大莫敖的年代颇久，甶曾侯乙墓来看，433BC他就已经是大莫敖了。不过《系年》记他曾大败，则亦不足怪）。魏人当寻机报复，魏楚面临全面大战，于是有楚“王率宋公以城榆关，寘武阳”；而此时“秦人败晋师于洛阴”，这才可以称得上“以为楚援”。这时楚的盟国有宋、郑、秦。殆因此故，《六国年表》载次年（400BC)“三晋来伐我，至桑丘”气三国联军攻楚。此事《系年》虽然也未记，但是说“声王即世，悼哲王即位，郑人侵榆关”，刚刚朝楚的郑人叛变，转头攻楚，当是受三晋的胁迫，联合反攻；或者是看到三晋伐楚，有机可乘。总之是楚的联盟被从内部打破，楚国面临劣势。

殆因此才有《系年》的“明岁，晋（？）余率晋师与郑师以入王子定。鲁阳公率师以交晋人，晋人还，不果入王子”，前文已经指出这合于《六国年表》。而鲁阳公能得胜，很可能是甶于《六国年表》次年(398BC)所说的楚“归榆关于郑”，大概楚国在楚悼王二年（399BC)用榆关收买了郑国，让晋郑联盟瓦解[《郑世家》记郑繻公二十三年（400BC)，“郑围韩之阳翟”，说明郑与三晋中的韩国也有矛盾。郑围韩殆在年初郑尚依附楚的时候，后来因三晋联军，郑遂转从三晋侵榆关攻楚]。因此或可以看出，《系年》和《六国年表》纪事虽然不同，但有些事互为表里。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事当发生在楚声王三年（40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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