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丨戴晋新：《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明《汉书》刊本之一，凌稚隆《汉书评林》

 中国古代史学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戴晋新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摘   要：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与思想的讨论深掘到意识层面的探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课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在其中，研究者经由史学史意识的分析，往往更能了解其史学的诉求。虽然在班固的时代，"史学"与"史学史"的名词都还没出现，就语境而言，讨论他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未免唐突古人，但是使用现代学术语言作为分析工具，实乃不得不然。班固《汉书》的出现，不论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方面观察，皆有其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史学史意识或学术史意识有密切关系。本文爬梳《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探讨班固如何看待史官传统、史籍流传、《春秋》性质、以及自己著作的学术定位等问题，并于结论中指出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

关键词：班固；《汉书》；史学史论述；史学史意识

一、前  言

中文“史学”一词的出现始于后赵石勒（319），当时他设了经学、律学、史学与门臣四祭酒，确实是把史学当作一门独立学科看待的。“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则要迟至20世纪20年代甶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是否直接受到西方史学史观念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魏晋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大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不论名词与界说如何？古人对过去的认知与理解相对于后人所谓的“史学”仍有其对当性，人有了历史意识乃有对过去的认知，认知过去这一行为与结果的积累即为史学，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本文所谓史学史论述，即指与史学发展认识有关的论述；所谓史学史意识，即指与史学发展认识有关的意识。

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思想深掘到意识层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主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专业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值得观察与研究，而成为史学史的新课题。班固《汉书》的出现，不论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方面观察，皆有其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史学史意识或学术史意识有密切关系。在班固的时代“史学”与“史学史”的名词都还没出现，就语境而言，讨论他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未免唐突古人，但是作为分析思想的语言工具，实乃不得不然。本文爬梳《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探讨其中反映的史学史意识，焦点集中在班固如何看待史官传统、史籍流传、《春秋》的经义与史义、以及自己著作的学术定位等问题上，并于结论中指出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

有关班固与《汉书》的研究，包括专书、论文以及通论中的相关论述，数量甚多，难以作精确统计。如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1915—2008年2月中国大陆地区的《汉书》研究论文计达9075篇，讨论的方面甚广，最近3年又有不少新作，但很少涉及史学史意识这一课题，本文的尝试或可当作抛砖之举。

二、班固的史官、史籍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史学的发展有其历史背景与脉络，先秦时期的史学与史官有密切关系，班彪父子对此有相当的认识。班彪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班固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史官甶来久矣，不但列为王官，同时遍及诸侯，并且世代传袭，这是班氏父子对先秦史官的基本认知。班彪说：“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又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史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记言记事，这是班氏父子对先秦史官工作内容的认知。班固又说“史官之废久矣”，这本是客观事实，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所述身世即可得到印证。甶于先秦史官废绝，史书亡佚，班氏父子对史官的论述内容有限，但观点明确，与司马迁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不大一样，反映出不同的史学史意识。

司马迁出身太史世家，但征诸《史记》，他对先秦史官的制度、人物、书法文化很少提及，除了在《太史公自序》中叙述自己的家世，整部《史记》对先秦史官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他源自太史的传承，除了渺远的家谱，主要是他父亲司马谈，似乎太个人化或太家族化了。司马迁多次强调孔子因史记、史文作《春秋》，但是对于诸侯史记的“春秋”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种种问题却未能清楚交待，他对先秦史官、史记的认识有所局限，以致他的史官论述明显呈现时代、个人或家族的观点，而于史官传统中的客观事实表露有些不足。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书写的也是历史，但他期许自己的学术是复杂的“一家之言”，而非仅止于他所认知的古代史官记事之学。

班氏父子距离先秦时代更远，书阙有间，连司马迁还能见着的《秦记》都看不到，但是他们对史官传统却深为肯定，他们在相关问题的论述上始终意识到这一传统的存在，他们倾向经史分离的史学史见解也与此认知前提有关。不论是班彪的《后传》还是班固的《汉书》，主要的著述动机乃是接续前史，完成一代之史的书写。这种接续写史的意识甚至影响到班固对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理解，例如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所谓“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实非司马迁的述作之旨，班固此言不免以己度人，将自己的述作意识投射到司马迁的身上，完全忽略《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夫子自道。

班彪、班固皆称司马迁为“良史”，史而称良，自是经由比较而得，其中不可避免的蕴含了史学史的观察、论述与意识。《左·宣二年》载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原因是董狐坚守史官书法，能够不隐恶地大书“赵盾弒其君”：班彪虽然批评《太史公书》“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易浅而不笃”、“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然而因司马迁“善述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仍称他“盖良史之才也”。“文质相称”源自《论语•雍也》篇的“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原义指“文采（饰）”、“质朴”两种风格，班彪取法其原则或精神，引以为史学评论的标准，其来有自；但“文’、“质”的具体标准已随时代而有所变化。孔子《春秋》约一万七千字，《左传》约十九万字，《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汉书》约八十万字，班彪所谓“文质相称”的良史书写，实际已不可能与《左传》中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的董狐书法相同，也不可能与《春秋》书法相同。班固在《汉书》中对司马迁的批评承袭乃父，除了无关宏旨的文字更动，主要增加了“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重点在定调《史记》为实录，强调司马迁具良史之材乃时贤共识，并且对品评标准做了些诠释与补充。

司马迁既被视为“良史”，《太史公书》自然是“良史之作”，但是班固在《艺文志》中并未立史目或史籍类，而是将《太史公书》置于“春秋家”下《艺文志》不立史目与将什么书列于“春秋家”都是有待解释的问题，学者对此的解释不外：当时史籍数量不多，不足以成类；当时尚无史学观念或史学观念不发达、不统一，难有类名《春秋》本是史学源头，所谓史籍自当归并在《春秋》家下，无需独立一目。学界对《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也贯持“史籍大增”与“经史观念分离”以为解释，两相对照，自也言之成理。不过班固何以如此？其实还有讨论的空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春秋》实有二义，《总序》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其中的“春秋”指的是孔子《春秋》；《春秋家序》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其中的“春秋”指的是史官记事的《春秋》，不过同篇“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指的又是孔子《春秋》；至于《六艺序》云“六艺之文，乐以合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其中的“春秋”指的还是汉儒心目中能据以断事的孔子《春秋》。总之，《春秋》有二义：古史官所记《春秋》与孔子《春秋》。班固虽然明乎此理，但一来“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古史官所记《春秋》不传，二来受汉代“春秋学”的影响，因此《春秋》虽有经、史二义“春秋家”观念的落实却只能是“孔子《春秋》学案”。至于“春秋家”将《世本》以下包括《太史公书》在内的九种显然并非孔子《春秋》学案成员的文献列入，似可从它们的内容与性质同具古史官所记《春秋》的遗意这方面来理解，《艺文志》既不为它们另立史目，便只有含糊春秋二义为一家，将它们胪列其中了。事实上在《后汉书•班彪传》与《汉书•司马迁传》中，班氏父子对孔子之后的史学发展都曾有经史分离的论述，如果班固坚守经史分离的立场，将《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等另立一类，以回应“春秋”的史义，问题自可迎刃而解；结果他将这些史籍列在“春秋家”，序文却只谈孔子《春秋》学案，调和折衷之余自然是矛盾冲突毕现。班固想必读过《太史公自序》，不可能不知道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内容，竟仍必欲置《太史公书》于“春秋家”，做法诚属可议。

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若依此而立史目，则《春秋》、《尚书》皆在史目之下，这与汉代经学观念不合，非当时所能想象与接受。班固又说“书者，古之号令”，这是他对《尚书》内容的理解与定义。《汉书•艺文志》“书家”有《周书》七十一篇，班固自注为：“周史记”；颜师古注“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据颜师古注引刘向的说法，这部《周书》的内容、来历都与《尚书》相近；班固将它列为“书家”，自可理解，但自注称它为“周史记”，仍反映出他对“书”与“史”关系的认识：“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周书”为史官所记，自可视为“周史记”。然而《艺文志》“书家”有《议奏》四十二篇，班固自注“宣帝时石渠论’；“春秋家”有《议奏》三十九篇，班固自注“石渠”；“礼家”有《议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石渠”。三处的《议奏》应为同一文献，只是登录篇数稍有出入，这是明显的重复，同时也反映班固对《议奏》的类属处理不是很清楚：“春秋家”又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也是记言之作，却不归类于“书家”：这些情形说明班固对于“史”与“书”、“史”与“春秋’、“书”与“春秋”的界线与关系认识比较复杂。

《晩笑堂竹荘畫傳》班固像

三、班固的《春秋》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春秋》亦史亦经，如何看待《春秋》，是古代经史关系上的一大课题，相关论述涉及对古代史学的理解，最能反映出论者的史学史立场。

《后汉书•班彪传》说司马迁《史记》问世之后，续貂者众，“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班彪也作了《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范晔引述班彪之言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祷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闲，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甶是乘、祷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纪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这段简短的史学史论述最引人注意的是完全没有提到孔子《春秋》，其中所谓的“鲁之《春秋》”既然引自《孟子》，与晋《乘》、楚《祷杌》并举，“其事一也”，指的当然是鲁国史记，而非“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孔子《春秋》。称《左氏》与《国语》“独章”，而未将其与《春秋经》、《公羊传》、《榖梁传》等混为一谈，正显示班彪摆脱汉代经学的《春秋》经、传论述基调，而别有其区分经、史脉络的论述立场。在这段文字稍后，班彪又说：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其中所列书名与前段文字大致对应，同样也没提孔子《春秋》。班彪在论述史籍发展时刻意不谈孔子《春秋》，这项论述背后的认知前提与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所说：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显然是大异其趣的。班彪的经、史学术分野是泾渭分明的，视孔子《春秋》为经而与史无关，因此他在续《史记》作《后传》进行史学史的考察与评论时，并未将孔子《春秋》列为讨论对象。他既提到《孟子》，当然不会不知道孟子对“孔子《春秋》”这一命题的看法，但是他只引用孟子“楚之祷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的说法，而完全不提孟子引述孔子之言“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择别去取，自见用心。同时他身为汉代通儒，不可能不知道公羊春秋一派有关“孔子《春秋》”这一命题的论述，但也同样不取。显然他将孔子《春秋》剔除在史籍传统之外并非一时的疏失，而是刻意的，是有意识的。班彪的史学史论述完全摆脱了经学的纠缠，与司马迁视“孔子《春秋》”亦经亦史而为史学史论述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观点上明显不同。

班彪的史学史论述建立在“世有史官’、“国自有史”的普遍前提上，同时将孔子《春秋》摒除在外。班固部分承袭了这个观点，《汉书•序传下》云：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序》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所谓“世有典籍’、“世有史官”、“帝王靡不同之”，与班彪“世有史官”、“国自有史”的说法可谓如出一辙。另一方面班固对于“孔子《春秋》”的史学性质与影响也有自己的看法：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汉书•司马迁传赞》亦云：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继唐尧，下迄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袓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这两段论述都在史官史学谱系中为孔子《春秋》留了位置，观点大异于班彪而略近于司马迁，其中有关《春秋》与《左传》成书背景的解释，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说法基本一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谓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不过，班固明言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鲁史记即鲁春秋，乃“国自有史”前提下之诸侯史记；与司马迁含糊其辞的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因史记”作《春秋》而未能确指孔子所“因”、所“论”为何？两者同中还是有异，反映了两人对孔子取材史记、史文的环境条件有认知上的差异，以今日对古代史学的认识，班固的看法可能较符合事实。班固认为孔子作《春秋》重点在褒讳贬损之义，性质是经，若无“本事”，不免空言，乃至口授弟子而人人异端《左传》论“本事”而为传，呈现的是历史事实，其性质为史。班固在《汉书•叙传下•艺文志小序》中说孔子“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汉书•儒林传》也说孔子“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王法，至获麟而止”，“因史立法”、“成一王法”指的就是作《春秋》，意思很清楚，《春秋经》的本质是“法”，不是“史”，是“以制义法的法，也是“以当王法，“当一王之法”的法。班固认为，孔子《春秋》是“经”，是“法”，但是与“史”也有一定关系，即“因史”而成；不论孔子所“因”的是鲁史抑或如司马迁所说包括其它诸侯史记旧闻，孔子不可能徒托空言作《春秋》，必有所据；同时正因为孔子“窃取其义”，所作当然也就不可能如孟子批评诸侯史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一般，了无深意。“因史立法”，确是一语破的。孔子《春秋》既是“经”，是“法”，即使“因史”而成，也不可能是班固心目中的“史”了。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解释孔子作《春秋》的背景与动机时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班固《汉书•艺文志》未采此说，而谓：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

这分明是移接改写《孔子世家》论孔子与书传、礼记关系的文字：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司马迁采择《论语》、《孟子》、《三传》论述孔子《春秋》，《史记》中的例子很多，班固多不取。本例的移接与改写，所谓“载籍残缺’、“思存前圣之业”、“文献不足’、“史官有法”，仔细玩味，对班固的历史解释与史学认识当可有进一步的了解。

四、班固的自我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史家的述作之旨往往集中表述于自序中，包括如何自我定位。班固对于自己的述作之旨讲的很少，严格的说，只有《汉书•叙传下》里的这一段：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意思是一代之史得以传世，有赖载籍，汉代历史述作不全，体例复有可议，因此自己来作一部《汉书》。如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悱愤之言相较，班《叙》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达的述作之旨颇为复杂，容易被曲解与误读，甚至要藉甶与壸遂的问答来澄清他对孔子《春秋》的看法以及自己著作与孔子《春秋》的区别，他的“唯唯，否否，不然”，充分显示他的述作之旨自己清楚却难以让别人了解的处境，当然这与他的自我学术定位与当时学术环境有很大关系。班固的时代与司马迁不太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相同，“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据《后汉书•班彪传注》与《史通•古今正史》，这些好事者姓名可考者有十余人，可见在班固之前，包括班彪在内，已有许多人续《史记》，《史记》已发生影响力，成为历史书写竞相模仿、接续的对象。而且这时孔子《春秋》的经、史地位也已渐趋分明，想修史的人再不会遇到壸遂这类人的质问，要担心的问题变成“私改作国史”。众人想续《史记》，一方面是认为历史的赓续必须接着写，如班固说的“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另一方面在书写上也要取法可见到的典籍，斟酌损益，以求胜出，如班彪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即为此意。班彪又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这就是他斟酌《史记》之后的抉择。班固强调“傍贯五经，上下洽通”，意有所指，明显是针对司马迁；同时删去世家，改八“书”为十“志”，保留纪、表、传，也表现了他不同于司马迁与班彪的取舍抉择。在《后汉书•班彪传》、《汉书•叙传》、《汉书•司马迁传》、《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序》中，班氏父子一贯的从“世有史官”、“国自有史”的历史观点进行他们的史学史论述，《史记》与《汉书》也都在这个论述架构中被审视与定位，《史记》续《楚汉春秋》，《汉书》续《史记》，各有斟酌损益，如是而已。因此《汉书•叙传》的内容不像《太史公自序》那么复杂与沉重，述作之旨简单许多，也平和许多，除了叙述家世，只有接续《史记》书写的背景动机、对《史记》的取舍以及各卷序意而已。

班固的史学史观念重视传承演变，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有清楚的表述，他认为孔子《春秋》所继承的乃古代史官史籍的传统，古史遗文语多不经，《春秋》以下脉络方较可循，由《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至《太史公书》，正可说明此一脉络与传统。他将这几部书同列为“春秋家”，并且说仲尼之前有史官，有左史、右史，也有“春秋”，而且“帝王靡不同之”。总之，班固认为《史记》与孔子《春秋》共同继承一个更古老深厚的传统，而不是孔子突然发明《春秋》，《史记》又简单直接的继承《春秋》。班固当然读过《太史公自序》，知道壸遂与司马迁的问答内容，并且他也知道班彪的史学史论述完全不提孔子《春秋》，他重视史官制度与史学传统同时又将孔子《春秋》纳入其中的看法，显然是在班彪与司马迁之间的一种折衷。不过，《汉书》的体例与叙事承袭《史记》的远比《春秋》为多，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又清楚说明班固在历史书写上的判断与抉择，反映了他对史学发展的最终认识。

五、结  语

班固对于古代史学发展脉络的认识，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古代有一史官传统与传承，殆无疑义。第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记言记事，载明古今成败存亡之道。第三，班彪将孔子《春秋》完全摒除在史学史之外，班固则采取折衷态度，在论及史学传承发展的场合，一方面将孔子《春秋》置于诸史间作一客观交待，论列《左传》、《国语》而不言《公羊》、《谷梁》；一方面又在《艺文志•春秋家序》中回归汉代“春秋学”的立场，尊经略史。第四，《左传》、《国语》而下，班氏父子常提到的史书只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几种，《艺文志》“春秋家”虽另增列了数种，但显然并不重要，在古代史籍多已亡佚的情况下，他们能见到并且认为是史籍的就是这些，对照他们对《春秋》经、史二义的认识，更能具体反映他们的史籍与史学概念。

班固能够意识到先秦史官传统与“春秋”的史义、经义之别，显然深具史学史意识。不过他也有他的矛盾，《汉书•艺文志》不立史目，将《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这些史籍列入春秋家，这样的目录分类与班彪论史不言孔子《春秋》以及班固自己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的相关论述存在一定的矛盾《艺文志•春秋家序》在“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之前，说的是古代史官传统及其式微，之后讲的却全是《春秋》经、传，置《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这些列入春秋家的史籍不论，移经学之花接史学之木，大异于《后汉书•班彪传》与《汉书•司马迁传》中的经史分离论述。班固何以如此？或许与《艺文志》本系根据刘歆的《七略》写成反映的是刘歆的见解有关；也可能与汉代的学术氛围及压力有关，一旦遇上孔子《春秋》的问题，思想上很难与今文经说划清界线，这是不自觉的，或自觉而无奈。在史学史的论述上，司马迁除了自家的太史世家，很少谈僖秋经》之前、之后、之外的史学传统，他是将所有学问冶于一炉，从文化史的高度来思考“史学”的问题，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并非史料学的含义，而是文化史的意涵，他的史学观念是复杂的，是与整个文化道统不分的，《史记》诉求的是一家之言，而非仅如班固所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班彪的史学史观念倾向经、史分离，论史明显排除孔子《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他作《后传》只是要接续《太史公书》，斟酌损益，以成一代之史。班固则折衷于班彪与司马迁之间，既承认古代史官、史学自成系统，也承认孔子在此系统中有相对而非绝对的地位，但是这个观点缺乏明确而有力的论述，而不免自陷矛盾。在历史书写上，班固舍《春秋》而取法《史记》，这一部分是很明白的；即使在处理《艺文志》“春秋家”的问题时他的经、史观念出现一些混淆，但他的史学基本观点并不难掌握。从司马迁到班彪，再从班彪到班固，以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部史学独立，唐代刘知幾的疑古惑经，史家的史学史论述与辩证从未断绝，从而反映出一条史学史意识的思路，班固的观点与意识当从这条线索中去理解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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