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丨李永：《〈唐摭言〉所见唐长安城“客户坊”小考》

《唐摭言》书影

 史林偶拾 

《唐摭言》所见唐长安城“客户坊”小考

李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一、问题缘起

五代人王定保所撰《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有如下一段记载：

奇章公（按：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公因谋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同书卷六《公荐》亦载此事，行文大致相同，惟将“于客户坊税一庙院”记为“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上引史料意思基本明确，唯有“客户坊”之名，史料中较为少见，翻检宋人宋敏求《长安志》、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及今人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等书，均未提及长安城中有客户坊。但《唐摭言》中两出“客户坊”，当不至于误写。“客户坊”究竟何指，“客户坊”名称之出现反映出什么问题？笔者于此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不当之处，敬祈赐教。

二、“客户坊”考订

元人骆天骧所撰之《类编长安志》（以下简称骆《志》）是学界研究长安城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其对宋敏求所撰之《长安志》（以下简称宋《志》）的校证、补充作用，已为黄永年、辛德勇等学者所揭示。幸运的是，该书中曾提及客户坊。《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记唐长安外郭城曰：

朱雀门街东至明德门五十五坊，万年县治之。其名曰：兴道坊 开化坊 光福坊 静善坊 兰陵坊 开明坊 安义坊 务本坊 崇义坊 长兴坊 靖安坊 安善坊 大业坊 昌乐坊 安德坊 永兴坊 崇仁坊 平康坊 宣阳坊 亲仁坊 永平坊 永崇坊 昭国坊 进昌坊 通善坊 通济坊 安兴坊 胜业坊 安邑坊 宣平坊 升平坊 修业坊 修政坊 青龙坊 道政坊 常乐坊 靖恭坊 新昌坊 升道坊 广德坊 新宁坊 常和坊 教化坊 修德坊 立政坊 客户坊 永昌坊 光宅坊 翊善坊 来庭坊 长乐坊 大宁坊 永嘉坊 兴宁坊 安仁坊。

上引史料中，朱雀街东诸坊与宋《志》相较，名称不同者：修业坊，宋《志》作“修行坊”；教化坊，宋《志》作“敦化坊”。骆《志》有而宋《志》无者：永平坊、广德坊、新宁坊、常和坊、修德坊、客户坊。宋《志》有而骆《志》无者：保宁坊、永乐坊、永宁坊、曲池坊。

清人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云：“修行，本修业。”宋《志》“敦化坊”条下云：“一作敦教坊。”可见，修业坊即修行坊，教化坊应为敦化坊之讹。至于骆《志》有而宋《志》无者，除永平坊、修德坊、客户坊之外，其余三坊皆为长安城东南隅诸坊。唐宣宗时曾“于夹城中开便门，自芙蓉园北入至青龙寺（按：位于新昌坊），俗号‘新开门’，自门至寺，开敦化以北四坊各为二”。其中新宁坊、常和坊即为此时析出之新坊名称。修德坊则位于朱雀街西，此处当属误抄：以上诸点已由辛德勇先生考证得知。至于永平一坊，长安城中虽亦有同名之坊，位于朱雀街西第四街南来第四坊，但此处可能为永乐、或者永宁坊之讹。黄永年先生点校骆《志》过程中，于“永平坊”下出案语曰：“宋《志》永宁坊。”由于永宁坊位于亲仁坊与永崇坊之间，从骆《志》行文顺序判断，永平坊当为“永宁坊”，而非“永乐坊”之讹，黄氏判断甚确。分析至此，骆《志》所记街东诸坊，尚无对应者唯有客户一坊。宋《志》有而骆《志》无者则剩保宁、永乐、曲池三坊。按照上文所述之对应关系，客户坊当为保宁、永乐、曲池三坊中之一坊，但究竟指哪一坊，则需结合其他史料加以推断。

《太平广记》卷三四八引《会昌解颐录》云：“牛生自河东赴举……及至京，止客户坊。”《太平广记》卷三四九引《河东记》云：“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大和八年（834）夏，卧疾逾月，小愈。”结合前文所言之牛僧孺进京赴举亦曾税居客户坊来看，客户坊中当有较多的寺院、房屋等供外来人员，尤其是入京举子们租赁居住。唐人柳芳认为，因玄宗开元年间赋役顿重而“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者，十一二矣。盖汉魏以来浮户流人之类也。”可见，唐代“客户”一词本指那些逃离本贯、寓居他乡之民户。在唐代，“客户”还指城市中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小商贩，无业游民等。长安城中有以“客户”名坊者，说明此坊当是外来流动人口聚集之地，与之相适应的房屋租赁业当也比较发达，这正与前引史料中客户坊的相关特征相互印证。

唐人薛调所撰之《无双传》对客户坊亦有提及，为我们探寻客户坊之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无双传》载：“（王仙客）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马彷徨之际，忽有一人马前拜。熟视之，乃旧使苍头塞鸿也。鸿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谓鸿曰：‘阿舅、舅母安否？’鸿云：‘并在兴化宅。’仙客喜极云：‘我便过街去。’鸿曰：‘某已得从良，客户有一小宅子，贩缯为业。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文中提及长安之坊，皆省去“坊”字，迳称其名，如“新昌”、“兴化”等，故“客户”当即“客户坊”。“新昌南街”当即新昌坊南坊墙外之街道，即延兴门街。塞鸿所言之刘震夫妇所居之兴化坊，位于朱雀街西第二街北来第二坊，新昌坊位于朱雀街东第四街北来第八坊，故仙客云：“我便过街去。”“过街”即指过朱雀门大街。由于两坊之间有六个坊的距离，天色又晚，故塞鸿将仙客引至他在客户坊的宅子，暂住一晚。由此可见，客户坊当距新昌坊不远。前文所言之保宁、永乐、曲池三坊，以永乐坊距新昌坊最近。永乐坊位于朱雀街东第一街北来第四坊，与新昌坊乃同一行之坊，故两坊间仅有三个坊的距离。保宁坊、曲江坊距离新昌坊则相对较远。另外，从前引《唐摭言》之文判断，“客户坊”当距韩愈、皇甫湜宅第不远。皇甫湜宅不可考，但据《长安志》，韩愈宅位于靖安坊，即永乐坊南面之坊。因此，从地理位置判断，客户坊当指永乐坊。

唐长安城示意图

通过上文论述又知，客户坊具备流动人口多、租赁业相对发达等特征。由此判断，客户坊亦当即指永乐坊。宋《志》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宅第。自兴善寺（笔者按：位于靖善坊，朱雀门南第六横街即靖善坊南街）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保宁坊、曲池坊皆位于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曲池坊甚至位于京城最南边。因此，保宁、曲池二坊当属长安城中较为偏僻之处，交通及日常生活皆有诸多不便，当不至于聚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另外，保宁坊尽一坊之地为昊天观，尽管史料中有举子习业于此的记载，如“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但该坊尽一坊之地皆为道观，与《唐摭言》所言之客户坊有“庙院”可供租赁明显矛盾。曲池坊内则仅有一座废建福寺，已于开元二年（714）废弃，故曲池坊也不会吸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尤其是举子们前来居住。反观永乐坊，则具备以上两坊所缺乏之区位优势。永乐坊位于朱雀门南第五横街以北，坊南即为延平——延兴门大街，交通比较方便。该坊距尚书省选院、东市等地不至太远，地理位置较好，但又不若崇仁、平康等坊繁华，房租以及旅店价格又不至过于高昂，当是外来流动人口的良好选择。而且，据《长安志》记载，坊内不仅有清都观，而且有永寿寺、资敬尼寺，这些都是外来人口，尤其是入京举子们居止之佳地。此外，该坊还有乡贡进士孙备宅。元和年间，某湖州录事参军还曾在永乐坊旅舍寄宿，可见此坊流动人口较多，旅店业较为发达。因此，从坊应具备之特征判断，客户坊亦当即指永乐坊。

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坊所应具备之特征等方面判断，《唐摭言》中出现之唐长安城“客户坊”，目标皆指向位于朱雀街东第一街北来第四坊之永乐坊。由于该坊中流动人口，诸如举子、小商贩等人数众多，故时人移用当时的“客户”概念，称之为“客户坊”。客户坊名称之出现，体现出唐长安城内流动人口数量庞大，以至于有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坊出现。唐后期，随着科举制的日渐确立和完善而赴京应举的各地举子成为长安城内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摭言》中韩愈、皇甫湜为宣扬牛僧孺名声而制定、执行之策略，当是充分利用了此坊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尤其是大量举子居住而形成的声势效应和信息传播效应。客户坊名称之出现，还体现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唐长安城开始呈现出功能分区的发展趋势。唐长安城实行坊市制，其中坊是居民住宅区，市是市场交易区。这种在城市建造之初即规划完好的人为功能分区并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唐代中后期，商业活动逐渐突破坊市制限制，开始出现在各个坊内。客户坊名称之出现则体现出坊内商业活动根据自身特点，出现专门化、集中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古城市坊市制崩解的关键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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