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丨崔岩：《乾隆帝咏〈史〉〈汉〉诗二题》
《御制诗二集》书影
史林偶拾
乾隆帝咏《史》《汉》诗二题
崔岩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乾隆帝雅好作诗，自称“平生结习最于诗”，“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帝关注历史兴衰，故而好咏史，藉此来表达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曾援《史》、《汉》入诗，评点《史》、《汉》，议论马班，抒发史识。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五十七年（1792）的43年间，创作了咏《史记》、《汉书》诗及相关诗作达近百首。这些诗作大都由诗序、诗文和诗注三部分组成，其中诗序与诗注往往以大量文字考订学术、解释典故。帝王的政治关怀赋予乾隆帝特殊的视角，为评点《史记》、《汉书》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批评迁固之好奇
继扬雄首评司马迁爱奇之后，历代学者皆有所发明，或论“事奇”，或论“文奇”，或兼而有之。乾隆帝也说司马迁好奇，却有自己独到之处。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作诗评司马迁写平原君赵胜杀妾以讨好宾客之事：公子称最贤，食客至数千。
高楼临民家，躄者行盘跚。
美人忽临见，倩兮巧破颜。
明日躄者至，谒君抗辞前。
愿得笑者头，君哂未许焉。
舍人稍引去，怪问始知然。
爱色而贱士，谁肯相周旋。
爰斩美人头，谢罪自造门。
门下乃复来，相倾文歇间。
卒得颖脱力，定从自楚还。
乾隆帝认为此事不合常理。高楼之上，原本就不易辨明笑者何人，更何况时过境迁呢？而靠杀掉一个美人来使宾客去而复归，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置信。乾隆帝接着写道：“一笑知何人，其事况经年。美人诚然乎，胡乃致客还？”并由此感慨：“史公每好奇，于斯见一斑。”
说班固好奇倒不多见，然乾隆帝亦自有见。《汉书·苏武传》中记载了苏武出使匈奴被囚，北海牧羊时“啮雪餐旃”的事。乾隆帝认为此一记载不可信，于二十一年（1756）所作《读〈苏武传〉》诗有云：
成仁不辱自堪表，啮雪餐旃恐未然。
迁史好奇班亦尔，子舆早及武成篇。
在诗注中，乾隆帝肯定了“苏武之仗节，誓死不辱君命，诚人臣之极则。操节牧羝，有百折不回之气”，认为“匈奴敬之，始而绝饮，继则给食，是诚情理所必有，而亦忠贞之可传也”。但认为“啮雪餐旃”，则其事太过离奇，难以置信，“雪或可啮，旃必不可咽。即一时啮之、咽之，亦非数日可常藉以不死之事。以是为武节，将恐智者疑其不然矣”。于此可以略见乾隆帝能够慎思明辨之一斑，不取超乎常理之事。
乾隆帝批《史记》、《汉书》好奇，进而对二书中关于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也提出了质疑。如乾隆帝举《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张耳、陈余为秦重金所购“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食”的一段史事，说：“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而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余然之。”而《汉书·张耳陈余传》同样记载此段史事说：“两人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吏尝以过笞余，余欲起，耳摄使受笞。吏去，耳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余谢罪。”乾隆帝认为张耳、陈余为避秦隐匿，桑下私密之言，作史者何从得知？故认为不可信。又如韩信故事，《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说：“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汉书·韩信传》几乎完全承袭《史记》：“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羞与绛、灌等列。”乾隆帝认为韩信的“怨望”，“羞与绛灌等列”等等，均属于心理活动，韩信并未告知亦不敢告与他人，司马迁如何能够知道呢？而对司马迁好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来叙录奇人奇事，班固亦未加考辨。针对张耳、陈余二人私语以及韩信心思的记载，乾隆帝于乾隆十五年（1745）写成《读〈史〉〈汉〉书有感》，发出质疑：两人促膝语，彼此不泄露。
所语竟谁传，而史以为据。
甚至惟一人，心迹隐未吐。
只恐他或知，炳然乃传后。
乾隆帝认为：如果两人促膝谈话，并未透漏于外人，又怎能被作史者所知而载入史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外人更是无法知晓，史家又是如何了解并记录下来的呢？这正是撰史者“好奇”之表现，乾隆帝感叹道：
马迁已好奇，孟坚继其躅。
不如斯者多，史策诚难读。
这五言四句可谓出语不凡，连司马迁与班固都这样好奇，更遑论其他史家！乾隆帝对传统史学“好奇”之批评，可称严厉。
乾隆帝所谓迁固之好奇，以其所举之若干案例而言，是以“杀妾”、“啮雪餐旃”为不合常理；以促膝之语、内心活动为史家想象。然而所谓“不合常理”之事，未必不真实，由于时代的不同，价值观有异，殊不能以西人所谓之“后见之明”来评论古人古事。在古代封建社会女性价值低微的时代，命薄如纸，平原君为了避免“爱色而贱士”的骂名，杀妾亦有可能；“啮雪餐旃”乃史家之“修辞”，通过刻划苏武在北海边所经之磨难，意在呈现历史真相之艰苦卓绝，而非真“啮雪”、真“餐旃”，苏武既然有羊可牧，至少有羊奶可饮，羊肉可餐，否则，何以能存活十九年？于此，读史者自能领会。至于古人促膝之语、内心活动，史家固然不知，然未必虚构，斯乃史家之“代言”。史家作史，不论中外，描写人物，揣摩性情，为之代言，所在多见。诚如钱钟书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正因司马迁“设身局中”、“忖之度之”，故能为项羽代言曰：“彼可取而代也！”而为刘邦代言曰：“大丈夫当如是也！”从而毕现项、刘两人各异之性格。复如《李斯列传》记李斯观厕中鼠与仓中鼠而慨然兴叹之语：“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为李斯日后之行为做了注脚。韩信的“怨望”，“羞与绛灌等列”等等，史家也可从其行事与遭遇中揣摩得知，如此之代言，何“奇”之有？古代西方史家，所记罗马政治家雄辩滔滔之绝美言词，亦多出史家之手，揣摩其人，为之代言。历史叙事原本出自史家，不得不以文辞编排，描述情节，并加以论述。《史》、《汉》两部史学经典之作，文彩并茂，仍不失为良史。然史与文毕竟“同宗而不同道”，文可言虚，史必践实。史以信实为贵，乾隆帝有此疑点亦可略见其读史之细心。
二、批评《史》《汉》
有关西域记载之多讹
西域由于地处荒隅，中原人士罕有亲履其地者。因此，《史记》、《汉书》成为人们了解西域的基本文献。凡考西域史料，“必执《史》、《汉》为据”，这是古代文人、学者治史的一般状况。然而乾隆帝于经营新疆的军政活动中，获得许多立足于实地考察的数据，自然能够对《史记》、《汉书》关于西域的记述多所辨正。他在《读〈史记·大宛传〉》一诗中开篇即言：
大宛之迹见张骞，去汉万里俗耕田。
多善马号天马子，属邑七十余城焉。
迁仅耳闻非目睹，以今证古多讹传。
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位于乌孙西南，康居东南，大夏（大月氏）东北，捐毒与休循西北。虽然早在康熙年间，清廷在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量，历经三十余年，最终绘成了《皇舆全览图》。然而，由于当时天山南北尚为准噶尔分裂势力所控制，传教士不能前往新疆实地勘测，因而《皇舆全览图》缺哈密以西的部分。所以，清人对西域地区仍然缺乏了解，只通过《史记》的记载，知道大宛盛产汗血宝马。
乾隆八年（1743）、十年（1745）和十一年（1746），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凌“屡贡哈萨克马”，“译人云其马汗血”，且所献马匹被冠以“大宛马”之名，加之哈萨克“向为准噶尔所隔不通中国”，由此，清人普遍认为哈萨克即古大宛。乾隆帝在诗中有云：
敬承庭训戒嘉兵，底事犁庭翦骇鲸。
宛马已看来万里，屠苏应许预元正。
冠裳陪处卿云拥，韶頀传时瑞凤鸣。
守在四夷常勖志，敢夸驭远有权衡。
诗中自注：“准噶尔向惟贡貂，今加进马，以表其敬。盖自大宛得之。”此诗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年间乾隆帝均执此说。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朝政府出兵征讨并击溃阿睦尔撒纳，其间所作诗文凡涉及哈萨克事，均在诗中特意加以注明，《御园即事》诗第三句“获丑惟应待洛那”下自注：“叛贼阿睦尔撒纳窜入哈萨克界，计当擒缚以献，洛那即大宛，今哈萨克也。”在《固尔札庙火用唐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韵并效其体》诗“天殛绝尔飧洛那”句下夹批注释道：“洛那即古大宛，今哈萨克也。”其后所作《花门行》诗亦云：
乾隆像
花门杂种其类繁，玉关迤西西海连。
或居城郭或游牧，牧滋畜猎城者田。
其性均能殖货产，刚勇善战则鲜焉。
部落虽殊形貌似，皙面绿瞳赤发鬈。
大宛即今哈萨克，布鲁特近古于阗。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哈萨克汗阿布赉投诚。通过哈萨克使臣的报告，乾隆帝对西域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传统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对照《史记》、《汉书》记载加以思考，复于行围中作《哈萨克使臣至令随围猎并成是什》诗：
伊古从来化外蠲，间关驰使远朝天。
不知中土岁月日，乃隔长安万二千。
塞野便教预猎喜，山庄旋与锡恩骈。
即今行国多天马，附会谁穷太史编。
在诗注中他解释道：“哈萨克在汉为西域地，《史》《汉》所记匈奴在北，西南夷在西南，西域诸国在西，为最辽远。相传哈萨克为古大宛。”接着，他从多角度考证《史记》、《汉书》中所载之“大宛”并非后来之“哈萨克”：
1.《史记》言大宛为城郭之国则正今之揶尔奇穆、哈什哈尔及吐鲁番一带回部，非哈萨克，哈萨克虽亦回敎，而实行国，与布鲁特同俗。
2.又所称大宛产苜蓿葡萄，今哈萨克亦绝无，徒以产马与大宛相似，然西北诸部何处不产马耶？
3.《史》称大宛东北则乌孙，而吐鲁番之东北即厄鲁特诸部，乌孙者，蒙古语谓水也。厄鲁特逐水草而居，《史》所谓随畜，与匈奴同俗者也。且今哈萨克在尼鲁特之北，是又不同矣。
4.《史》称大宛东则扞罙、于阗。扞罙音韵与今之哈密为近，《史记》之扞罙，《汉书》作扜弥，又或作拘弥，而《史记》所载为最先。《汉书》之扜弥，或因字画偶误，相沿不改，辗转讹谬，至云拘弥，则益失之远矣。且于寘（置）、于阗，音声逈异，二者之间必有一误。于寘绝无可考。于阗产玉，历代相传。今回部之和阗，水多美玉，当为于阗故地也。益知大宛非定哈萨克明矣。
以上所述，乾隆帝仅否定哈萨克不是古大宛的说法，至于确切答案，因为没有进一步考证，所以并未给出具体结论，只是推断“哈萨克是大宛”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汉时大宛、乌孙、康居、奄蔡、月氐、扞罙、于阗诸国，统为西域。而大宛部落强盛，附庸者多。哈萨克在彼时，当是其部中之一国耳。”他认为：“在昔夷汉言语绝不相通，所传不免悠谬。”对于有待得出最终的结论，乾隆帝十分有把握，他说：“今文武将吏往来西域与行内地无异。则《史》所谓大宛、乌孙、康居、奄蔡、月氐、扞罙、于阗诸国与今之厄鲁特、哈萨克、布鲁特、揶尔奇穆，哈什哈尔其同异大小，皆可以次而徐考。”
随着对新疆实地测绘的深入展开，在获得了大量系统的实地测绘数据的基础上，再次与《史》《汉》所记西域之内容比照，乾隆帝在《读＜史记·大宛传＞》诗中已明确提出“哈萨克或康居是，大宛则实安集延”，即哈萨克乃是汉代的“康居”，汉代的大宛应当是今之安集延。
旧传哈萨克为古大宛，向已辨其非。今考哈萨克不但无城郭，与大宛异。且其地当准噶尔西北两面，准噶尔为汉乌孙，证以《汉书》乌孙西北与康居接之文，则今哈萨克当为古康居也……
安集延地控葱岭，其东与布鲁特错处。《汉书》称休循出葱岭西，捐毒与葱岭属西北，皆当大宛。按休循、捐毒本塞种，无城郭，当即今布鲁特。又西北为安集延诸部，皆有城郭土著，与《史记》所言相合，自当为古大宛地。
前诗中，乾隆帝曾以“西北诸部何处不产马耶”强调不能以是否产马作为判断哈萨克就是大宛的理由，在这次考证中，对两地产马之事有了准确的了解，作诗云：
善马率出哈萨克，伊犁来鬻岁数千。
安集延虽亦有马，素乏良骑来天闲。
原来，经过岁月的变迁，大宛早已今非昔比，“昔之大宛今鲜马”，倒是“哈萨克每岁驱马数千至伊犁，以内地绸缎易之，价廉而多得良马”。也正是因为哈萨克盛产好马，所以哈萨克被当成是古时候的大宛，原因也就随之明朗了。
乾隆帝看到司马迁与班固由于语言不通，又不能亲履其地进行实地考察，所以对西域诸部落名称的记载上出现错误在所难免，然仍不免有所批评：“固远不逮迁，翻訾有抵捂，后人复不逮，而更妄非固。呜呼圣贤门，却成是非路。”更赋诗兴叹曰：
彼其汉事尚谬记，何况异域悬天边。
皇舆西域辑图志，一一征实登诸篇。
但考古即误于古，斯之未信吾殷然。
意思是说：《史记》等书记述汉朝史事都有谬误，更何况遥远的西域了！“惟考古仍不能不资《史》《汉》诸书，而迁、固辈记中国事尚不免失诬，其言异域必更传讹袭误。今虽据为考证，恐所订究不足信耳！”而今清廷所编纂的《皇舆西域图志》，已经一一考订征实。
在以上的认识过程中，乾隆帝的诗作与历史地理的思考与论证是同步进行的，因而在其水平并不很高的咏史之作中，提出一些考据成果，对史、汉有关西域记载的若干谬误有所纠正，自有其学术上的贡献。
乾隆帝吟咏《史记》、《汉书》的诗作，展示他读史时所思考的问题，对叙事虚构的怀疑，对史实谬误的订正，对历史真实性的关切，可以略见他读史的勤劬与仔细。不过，他的帝王之身必然会将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挂勾，读史为了资鉴，有助于他的治道。他固然要纠正谬误的事实，但也不能容忍有违他治道的真实历史，所以他必须要主导官方修史，排斥私修，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有关这一类更深入的论述，以及涉及政治思想史、政治策略、历史观念史等议题，尚待进一步的开发，庶几能更加厘清乾隆帝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完整形象、内心境界，及其时代的历史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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