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丨张德明：《民国时期姚从吾的史学理论探索》
姚从吾
中国近现代史学
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
民国时期姚从吾的史学理论探索
张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01期】
摘 要：姚从吾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史学方法影响，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深入思考。他在《历史研究法》讲义中，对历史学的性质、作用、研究方法及中国历史学存在的问题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历史资料观上，他重视史源学及史料的鉴别、考证与研究，强调对史料的批评与会通，特别重视对一手史料的使用，并在抗战时期注重搜集抗日史料。他还从历史地理学、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历史进行多维阐释，并向国内大力介绍了德国等欧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动态。姚从吾充分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并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优点，对民国时期史学理论探索作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姚从吾；史学理论；《历史研究法》；历史资料观
姚从吾（1894－1970），著名史学家，是民国时期边疆史、宋辽金史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逝世后有《姚从吾先生全集》10册出版。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2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毕业后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教。1934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河南大学及台湾大学任教。姚从吾接受了系统的中学、西学训练，特别吸收了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促进了民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在国内高校任教时，姚从吾长期讲授历史方法论的课程，并撰写了相关的教学讲义，现存讲义有1930 年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所用的《历史研究法》及1949年后在台湾大学任教时期的《历史方法论》，这些讲义集中呈现了姚从吾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思考。但目前国内学界对姚从吾史学理论方面成绩的研究较为薄弱，故本文以其《历史研究法》讲义及其他史学文章为中心，考察其在民国时期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并对其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论述，以期对民国留洋归国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有所认识。
一
对历史学的认识
在《历史研究法》中，姚从吾对历史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有独特的见解。他借鉴德国史家的观点，指出历史可分为事实、历史书（事实的记载）及历史学三大组成部分。而且他将历史的定义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历史，统指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狭义的历史，专以人事界的历史为限，万般人事中，犹只限于有“社会意义”和“与民族文化有关系”的人事。
对于历史学的性质，姚从吾强调了其科学性，并从历史的解释与方法论两方面进行解读。他指出历史学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以“研究事变发生的各种关系”和研究“怎样使事实的记载与事实符合”为主旨，研究对象为人类的社会行为的进化与因果关系，但需要使史料与史事的真相符合，记载与客观的史事符合，历史学才能真正称之为科学。他重视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互动，并根据德国史学家班海穆（E. Bernheim，又译为伯伦汉）分类，介绍了9种可以为历史学提供启示与指导的辅助科学，即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章学、泉币学、族谱、徽章学、年代学、地理学。他还分析了历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及美术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他总结指出：“各种科学的进步，即赖有一方面温习已往，一方面向前追求。温习已往，可以明白现状的由来，所以各种社会科学，都注意他们自身发达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就应用上说是一切科学的辅助科学。”同时，他认为历史学者不应只考证史料，还应参考利用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贡献的意见，两者为互相辅助的关系，这也是突破了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的认识。他还专门分析了历史哲学，认为其主旨在考究实事发生的原因与实事发生的定律，指出历史哲学是依据历史实事创立的一种哲学，或是说明人事发生的动因，或是综合历史现象，而归成若干历史的定律。
班海穆
对于历史学的作用与任务，姚从吾给予充分解读。他认为“历史学的主旨，在瞭解现代事变之由来，记事能得真相，应由近而及远，前事不致妄解，则述今或更胜于稽古。”他对历史学作用还详细解释指出研究历史可以多识前言往事，放大个人的知识；可以认识已往的人事、社会与文化的真相；可以发达人类的合群的思想；可以从前贤往哲的行事与著述中，或文学与美术方面，得到鼓舞，因而激发人类的爱国心和爱种族、爱人类的思想；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世界人类文化演进的大势；可以使人注重经验和利用经验。他在1939年11月23日的昆明《益世报》发表的《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再次重述了历史学的上述作用。他还根据班海穆的观点进一步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一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事迹，和这些事迹的进化，与这些事迹间的因果关系；一是说明人类社会事迹进化和这些事迹的因果关系。而这两大任务又可概括为认识史事与史事的解释，并且导致历史学者分为偏重事变考证及偏重事变的解释的两派。此种解释也类似将历史研究分为考证派与释古派的概括。
姚从吾还重视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往迹，虽是没有两件事，是彼此完全相同的，但类似的史事，类似的历史现象，则不胜详举。由这些类似的史事或历史现象中，可以归纳成若干历史的定律；由这些类似的史事或历史现象中，可以察知彼此的因果关系。由这些历史定律与因果关系中，可以建立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他对历史研究中的史事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历史上的史事，是有‘特殊的’与‘一般的’分别的。特殊的史事，多属偶发的事变，是单一的，一现而不再现的。一般的史事，在类似的状况之下，一再重复，虽彼此不全相同，而事态的近似，可以令人不言而喻的，感觉乙事是类似甲事。”这实际也是在强调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
针对当时中国的史学研究，姚从吾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历史学研究的因素。他对旧史学只重视考证注释而少有独立创作，表示了遗憾，指出：“专制时代忌讳多而言论没有自由，设备简陋，人材不能集中，又没有大规模共同研究的学会、年会的组织，结果大家都埋头注释古史，考证名物，很少有人计划一时代，或一科目的通史或专史。”他还注意到史家容易受到写作的环境与动机、态度影响，看到了历史家个人感情、私见对写史的影响。对于历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他犀利的指出：“历史学者又往往泥于安常的习惯，倘不是自己常见的事，即不免轻加推测，凡是自己所未看惯的事，也未免心存鄙夷，结果不是有意搁置，即是有意放大。”他认为，历史记事易受“个人主观”或“环境”的支配，使当事人不肯说实话，因此对事后的追忆更应辨析使用。历史学家执笔记述必须等到“时过境迁，恩怨俱消”，才能有比较客观的记载。姚从吾此种认识可谓是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历史研究的不足，且较有深度。
姚从吾专门强调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并提倡史学求真精神。他指出史学研究要注意分析与综合的研究，不能各自为战，做片段的札记与变相的史论，需要联合国家与个人，同力合作，量力分工。他对史学理论亦加以强调，称：“没有理论，因此也没有人去认识历史学的范围和职务，因而也很少有人汇集一时代，或一史迹的史料作分析与综合的工作。”他特别重视历史的求真，不认同写史时任意发挥，对历史断然怀疑或任意批评，而是应从客观证据出发进行研究，认为“虽然历史家的叙述与诗人的叙述，同样需用想像，但诗人可以随兴意造，历史家须处处依据实事，只能从已审定的史料上推知事实，却不能拿自己理想的英雄去描写自己阿谀的人物。或拿一时的玄想形容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如他在1937年发表的《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漫教》一文中，驳斥了当时中学课本中讲述的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固定信仰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不重证据，轻于论断，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但不符当时事实的真象，而且与事实相反。与不重证据、轻于论断相反，姚从吾用丰富史料考证了成吉思汗时代盛行的沙漫教情况。
对于如何研究历史，姚从吾也提供了具体的建议。他在1935年曾专门写有《研究历史学的步骤》一文，指出：“我以为初读历史，最好先读纪事本末，二十四史是不能读的，要是专研究断代史才去读。《资治通鉴》也不能读，因为那是按日向下排的，发生的事件不在一块。所以我们先读以事为本的纪事本末，先对于历史知道一个轮廓，然后去找补充材料。”他在《历史研究法》讲义的导言中还提及，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史学著作，乃是真正确立一种见解，综合一代，或一事，著成一种通史或专史的，不过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国语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及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国内著作被其认可。对于如何推进当时的中国史学研究，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要一方与世界学术界相见，较量长短，知所比较；一方注重实际工作，从认识历史学的性质，明白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认识史料、批评史料、研究史料……去着手整理我们固有的历史。”
二
历史资料观
德国兰克实证史学特别重视史源学及史料的鉴别、考证与研究，姚从吾曾在德国留学并任教，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并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资料观，是民国历史学界中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历史研究法》讲义第二编中，姚从吾曾专门对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出版、史料的批评、史料的解释、史料关系的会通进行了专章介绍。再如他在西南联大1943年讲授《历史研究法十讲》时，也关注了史料问题，专门有说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说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何为史料外部的批评与内部的批评；史料的解释、史料的综合与史料的叙述等共四讲。他的这些史料观，通过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中讲授，更是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
姚从吾在论著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史料观，既与同样留学德国、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傅斯年的史料观有相同之处，同时又在对史料的认识与处理上进行了深化。史料就性质而言，他指出可分为记载（亲见、亲闻、转录、追述等）；传说（或口传故事神话、轶闻、逸事、歌谣等）；绘画（历史图书等）与古物（古迹逸物等）四大类。就史料的细化分类看，他进一步认为同时人的记载照现代科学的历史研究法，可区别为三大类：（1）当事人直接的记载，指参加历史事变的当事人遗留下来的记载；（2）当事人事后的追忆，它们的价值要看写成的迟早和对事变参加的疏密；（3）同时人对第三者的记载。这一类数量众多，它们的价值也全看记事人对所记事实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此种分类客观分析了同时人的史料，并对其各自价值进行了判断。
姚从吾还对史料的价值与利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史料第一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它发生的时代与地点。无论是记载或古物，这两点应当在可能范围内详细确定。地点与时代若不先考证明白，别的真伪问题，即无从严格审核。”但他认为不能轻信史料，需要对史料进行批评，考证其真伪，并指出史料批评分外表、内容批评。其中，外表的批评是史料就外形上看是否全部真实，或者全部与局部有被人有意与无意伪造窜改的嫌疑; 内容的批评，则是怎样认定一种史料记事的价值，审察史料所记事情与客观的事实是否相合，与他种可信的记载是否一致，对于各方面所有的证据是否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他在强调鉴别史料的方法时，则称：“只须应用批评法，就史料的内容与外部，详加批评，审查考核，将不可靠或不合理的部分除去，作为追述或作史的依据。从多种同时的记载中选择比较可信的史料，排比成一种比较完备的历史记载。”同时，他还主张史料之价值不因文辞是否优美而定高下。
《姚从吾先生全集》
姚从吾继承德国科学治史的方法，治学严谨，特别注重使用原始资料。他在1929年翻译德国史家柯劳斯（F. E. A. Krause）的《蒙古史发凡》时，特别提出了“史源”概念，指出：“实事记载，在所有史料中最早、最根本之记录，或遗物，为一切叙述纂辑所自出者，谓之‘史源’。”他对此进而指出：“历史家记述一种事实，上者应是使‘记载’与‘事实真象（相）’彼此符合，其次也应是使记载与事实真象（相）不违背，所以记事时须注意所采史料的来源，须对于所采用的材料，严加批评。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可信，写成的历史也自然可信。”
对于档案类的一手史料，姚从吾尤为看重。他指出档案是原史料，可以报告事实的真相，可以决定历史界的流言，应当研究和保存。必要时还得应时发布，宣示某种事实的真相，解释外界的假祸或怀疑。他认为历史学家利用档案，才可以认识事实的真相，并称“我国从前的‘著史’与‘保档’混而不分，所以有许多被剪裁过的会要会典，而不知道保存原档。这一点现在受时代的恩惠，已大加改善。”
姚从吾要求学生凡有述作，语必有据，而且务必引用第一手史料或原手史料，尤重直接史料，切忌用第二手史料或转手史料，万一查不到原书而不得不据他书转引时，必须在注释中详记所从转引的著录，以明出处。曾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方龄贵曾对此回忆称：“姚师在讲授史学方法时，对史料特别重视，并每以此昭示门下，这包括书面记载和其他有关文物资料，而碑刻尤其是重要史料之一。”他认为二手史料容易被编纂人有意或无意的删改，甚至任意篡改，从而使记述的历史发生错误，影响了历史的客观真相。
姚从吾还认为史料编纂需要谨慎考证，援用准确真实的史料，并应注意史料是否庞杂了后人的见解。如他称：“儒将显宦，名贤才士，虽死后多有回忆录、日记、史诗、札记的存留，然事后追忆，既嫌失真，而去取臆断，尤易滋惑；若今日不努力从多方面保存原史料，则他日即无从考定编述一种可信的历史，是则及时搜集，分别保存，实国人有志史学者应尽的职责。”为此，姚从吾在研究中特别留心保存一手史料。
姚从吾不同于传统考据史学那般考证史料，而是在充分利用史料基础上进行了会通，综合史料进行专题研究。他十分强调会通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史料关系的会通不仅是考证单体的史料或史事，而是怎样搜辑史料，组成一部科学的历史。他进一步认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著作，不仅单靠有“片断的精勤的功力”，尤靠有“系统的综合的贯通与组织”。有了有系统的发挥，才能将研究时建立的假说，用事实证明，才能将已证明的假说更求精密，变成信史。
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姚从吾点出了其在史料会通上的不足，认为国内学者往往把考证史料代替全部的历史学，并指出了改进的方向，称历史学者“主要目的却在能跟着世界学术潮流共进，能利用已搜辑或已考证的史料，组成一种立体的系统的历史。历史家要本与世界学术潮流共进的精神与眼光，将自己对于一种历史搜辑考证的结果，会通贯穿起来，成为自己的著述，供他人的采用或修改。”他的这种认识已体现出留洋归国学人所具备的世界眼光与国际视角，不同于当时国内的传统考据史学家的旧有历史观。
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在抗战期间，姚从吾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特别是发起搜集编纂抗日史料，以保存历史的形式参与历史、服务历史。1938－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编写了《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史料搜辑计划书》（草稿），详细提出了中日史料的保存计划、编辑计划、搜集史料的计划、凡例，其目的是“欲及时搜辑已发表关于中日战事诸史料，以免日久散失；并欲由此奠立基础，以期能进一步搜辑关于此次战事的正式公文与当事人的公私记录，集中保存，他日得以成立一中日战史文库或国立图书馆的一个战史部，主旨在谋系统的保存，可利用已搜辑的战事史料，分别编纂，以期树立若干间架，他日能完成若干种长编式的著作。”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姚从吾编纂《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史料搜辑计划书》（草稿）的初衷，则是在日本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既不能执戈杀敌，稍舒悲愤，则将此日我国民为国家民族抗战图存所留之记载，及时征辑，整理保存，以为后来治国史者之采用，固书生应尽之责也。”而且此举也与其留学德国经历有关，他的学生曾评价称：“先生这一计划书，显然受德国史学的影响，强调研究史学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如注重当事人的直接报告，无意的记事，审查史料的来源及留意反证，都是德国史学精神。”他的这一举动体现出了历史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为抗战服务的典范。
在具体活动上，姚从吾在1939年1月参与推动西南联大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驻昆明办事处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袁同礼为主席，姚从吾任总编纂，为实际的负责人。该会主要搜集各类中外文图书、期刊、剪报等史料，组织编辑《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大事年表》《卢沟桥事变以来大事日历长编》《卢沟桥事变以来每日战况详表》《中日战事纪事长编》《卢沟桥事变以来新出战事书籍提要》等。对于该会收录史料的原则，姚从吾也力求客观、真实，曾称“在服从国家法令，拥护政府立场的大前提下，尽量纳就事论事的异见；知敌知己知世界；努力辨别真伪，对己不忽略宣传的用处，对敌不受宣传的欺骗；努力辨别是非，时时注意国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所有的国力。既不为高论所引诱，亦不受外人不负责任的言论所迷惑；慎下判断，在材料证据许可的条件下，详考异同之故。”他在西南联大期间主持该会工作，收集中日史料二百余箱，并于1946年运回北平保存，对抗战文献保护贡献颇大。
三
历史的多维阐释
历史是一个时空概念，具有多重面向。历史的演进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认知不能局限于狭隘思维和单一路径。在姚从吾早期的史学思想中，特别重视历史和地理的联系，认为两者作为人类对时间、空间的认知，密切相连，并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释。他在北大史学门毕业后，在1920－1922年跟随张相文等编辑《地学杂志》，发表或翻译了多篇历史地理学相关的论文，诸如《从历史观察地理变迁与人生之关系》《地理与文化》《历代地理志评议》《文明与气候》《何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有若何之关系》等，以历史学者身份深入研究了人文地理学。
尽管西方学界倡导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其不足之处，但对解释历史仍有其价值，姚从吾即认为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了文化与民族的特性。如1928年时，他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之关系说》一书收入中国地学会的地学丛书出版，更是深入阐释了此种观点。他曾指出天然界限可以决定国与国之特殊关系，可以决定一民族立国之精神，可以支配人类文化发展之方向；气候能转移民族之特性，足以支配人类之行为，可以支配人类肉体之发育。他还重视二十四史中地理志的价值，并对具体阅览方法详细说明，称“每阅之先，预想其应为如何之内容，应具若何之眼光，何以设此一类之目录，此一类在当时与今日应用之价值。标准既定，始作详慎之观察，揭示古书之面目。”并且他将此落实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为民国历史地理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姚从吾在历史研究中还重视文化因素及心理分析。他特别提及文化的作用，并强调需要综合考虑其影响，指出“文化的元素是构成人类历史的主因，我们应从分析一民族的文化着手，去认识一民族的历史。所以会通一种史迹的关系，应注意文化方面的影响。”他还强调需要从历史上估量文化，了解文化，光大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他还呼吁历史研究要注重心理分析，曾称：“历史家一方面须屏除个人心理上的偏见，使自己对史事的理解不致偏私，他方面又须了解他人的心理，以便从通达人情中得到了解史事因果起伏的真象（相）。因此历史学者应知道各种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且须知道人类有天生的弱点与偏见。”此建议也是所谓历史研究中的同情之理解，对提高历史研究的深度大有裨益。他还提倡以中国为本位去读历史，并应该具有世界知识来应付中国当前的困难。此外，对于民国时期部分史家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问题，他在1936年4月北大新史学建设学会的座谈会中，“以为解释历史不应只用一种史观，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仅能解释产业革命后的历史，且亦只能解释十分之六七”，此观点也引起很多在场会员的反对。
姚从吾留学德国多年，对民国时期引进介绍德国史学的贡献颇多。他在北大所用的《历史研究法》讲义即以德国史家著作为蓝本，如他介绍该书的参考书为“本书大致以班海穆的《历史学概论》为主，兼参考班海穆的《历史研究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鲍瓦的《历史研究入门》、斐德儿的《历史研究法教科书》三书，比较上参用后二书尤多。”他在北大、西南联大的课堂讲授中，对德国从兰克到班海穆（今译为伯汉姆）的史学也多有介绍，诸如历史性质、历史的辅助科学、史料解读等多采用德国史家观点，但又会用中国历史的例子、史料加以阐释，对中国学生了解并借鉴德国史学研究方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一方面认为德国史学“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另一方面看到了德国史学特别是兰克实证史学的不足，也在积极吸收当时欧美的最新史学理论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但姚从吾的史学理论由于借鉴德国史家理论偏多，反而使自己缺少一些独创性的史学理论看法，并由于其回国后更重视历史的实证研究，在史学理论创新上相对不足。
《历史研究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
姚从吾还刊发论著向国内学界介绍近代欧洲的史家、历史观及欧洲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了民国时期欧洲史学理论的东渐。如他编写的《历史研究法》第三编即为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专门论述了二元论或神权政治的历史观、人本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唯物的历史观、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康德以后德国正统派哲学的历史观及表象派的历史观共六种。1930年的《留德学志》上刊登了他发表的《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一文，又介绍了上述六种历史观的代表性观点。特别是他在该文最后还特别肯定了德国史家具备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互相提携的精神，强调了如何搜集正确材料，考订其真伪，了解材料价值等所谓理论方法的重要性，指出理论是实际工作的导师。同年第3号的《国学季刊》则发表了他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长文，详细梳理了欧洲各国学者的匈奴研究动态。1936年第4期的《新中华》杂志上，他又发表了《德国佛朗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一文，专门介绍了佛朗克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而在同年12月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对兰克、伯伦汉等欧洲史学家流派进行了介绍。这些文章当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帮助国内学界了解了欧洲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也推动了民国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民国时期姚从吾的史学理论探索，可以说兼采中西，既吸收了中国古史的优点，又充分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西史观。特别是他关于对历史学的认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资料观及历史的阐释等系列学术观点，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而且对当前我国的历史研究仍有借鉴意义。他强调历史学者的责任担当，充满了对民族与国家的深切关怀。正如他的学生所称：“凡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他就应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他不仅要从已往的史实中去找出更具体的成就来策励国人，同时要瞻前，为他的国家民族觅出一条求生的道路，无疑的，姚师自动负起了此一瞻前顾后的工作，他应该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
排版：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