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丨施丁：《“百家讲坛”讲史平议》

中国近现代史学

“百家讲坛”讲史平议

施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摘   要：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宣讲历史有三点应当注意：一是贴近历史，开发历史文化。文史兼顾，但应尊重历史事实。二是传播历史，发扬光大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不可颠倒是非，以伪乱真。三是再讲历史，创新资治通鉴。司马光写史，以史为鉴，欲以益世。现在讲史，应当创新，有益于世，“青出于蓝”。

关键词：百家讲坛；讲史；锦上添花；资治通鉴

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历史，影响很大。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史节目，讲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收视率颇高，可谓在各种媒体的宣讲历史方面具有代表性。我因眼患白内障等种种原因，收看电视节目不多，了解情况甚少，但对电视讲坛说史还略知一二。现在仅就所知，谈点浅见。

一

贴近历史，开发历史文化

“百家讲坛”的讲史节目，给我总的印象是，贴近历史，开发了历史文化，影响较好。

本人看了《读史记》、《品三国》等节目，觉得讲者不仅读了《史记》、《三国志》及裴注等史籍，而且作了探讨，显出了一定的史学功底，传播了历史文化，故有开发历史文化之功。

讲者也读了一些历史小说，如《西汉演义》、《三国演义》等，汲取了其中营养，提高了讲史技巧，颇有艺术性和感染力，故称其有说书人的才气，是不为过的。

讲者也比较了解社会百态及一些群众的兴趣和心理，迎合于世俗，讨好其嗜好。故其能得到热烈的掌声，增强了电视收视率，自然也有利于电视台放广告，收取广告费。

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基本上达到了雅俗共赏。各种人都能从中有所收益。一些听众乐了，主办人得利了，讲者也名扬了。

但由于某些讲史者文史兼长，所讲有较高的艺术性，为了迎合某些需要，也有意显示才华，不免兴之所至，随手拿来，信口开河，不尊重历史事实。如某人讲楚汉相争，说到：刘邦先入了关中，令其军把守函谷关，项羽后到，被拒于关外，“大怒”。讲者于此即兴发挥，曰：

项羽在函谷关遇到刘邦的阻击，得知刘邦已经比自己早两个月入关，不但不应当‘大怒’，而且应当大笑。我们先把话题拉开，谈一谈三国时曹操的三次大笑。

讲者真的认真地说，“《三国演义》写三江口周瑜放火，诸葛亮智算华容一事时，曹操曾有过三次仰天大笑。”接着，概要地引述了《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计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的内容。然后说：“我读《三国演义》，非常佩服曹操的这三次大笑。‘大笑’显示了曹操的理性和智慧。”又说：“虽然曹操三次‘大笑’分别引出了赵云、张飞、关羽三支人马，但是，曹操能在大败之时保持如此冷静、理智的头脑，实在是令人佩服。遗憾的是项羽没有能在刘邦重兵防守的函谷关前仰天大笑，而是‘大怒’。”“这是项羽政治幼稚的突出表现！”

本人这里不来讨论“大笑”与“大怒”，孰是孰非，孰智孰愚，而是欲提出一个问题：讲史时，可否以历史小说为据？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著作；它是依据历史，作了巧妙的艺术加工，而创作的演义小说。一般来讲，治史者是不能以其为据的，讲史者也是不能以其为本的。

史籍上载有曹操逃出华容道而“大喜”的情节。裴松之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曰：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可见曹操逃出华容道，损失很大，也很狼狈。他“大喜”，是庆幸免于灾祸，没有什么“冷静、理智的头脑”可言。《三国演义》依据这个史料，加以艺术加工和创作发挥，写成了第五十回，一是毕显曹操的狼狈相，二是讥笑其“大喜”的虚假性，三是夸张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如今若是在《百家讲坛》这个学术讲座上，讲史以《三国演义》当真，加以发挥和炒作，似乎不伦不类。试想，讲项羽“大怒”，是依据《史记·项羽本纪》，而谈曹操“大笑”，乃据《三国演义》，文史两家，混为一谈，亦史亦文，杂拌取乐，岂妥当乎？如今的“学术讲坛”，既称“学术”，总得有个学术的规则规范，文史混而不分，猪羊杂煮一锅，似乎含混而不是正味。

某人讲三国，颇为注意分清史学和演义。故他在评及《三国演义》所写赤壁之战时，曾云：“写得非常精彩，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但是，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指出，文学不是历史。《三国演义》八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的战争过程，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竞大多是虚构的。”这讲得好啊!我很欣赏，当然同意。因为讲者明确地告诉读者：《三国演义》多有虚构的故事，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

但也就是这位讲史者，在讲“汉代风云人物”的“韩信被杀之谜”时，大谈韩信是一代名将，以史为据，颇有说服力。这自然是好的。然他还说：“他（指韩信）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且不讨论韩信是否“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就商谈这“十面埋伏”的计策的根据吧。翻阅《史记》《汉书》等史籍，是丝毫不见踪影的。《史记·高祖本纪》写垓下之战的笔墨较多，也只是这么写的：“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战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此中根本没有十面埋伏的计策。它是哪来的？宋元以来，演义小说、戏剧音乐等作品中可以见到。明代人甄伟的《西汉演义》第八十回，就写了“九里山十面埋伏”。这位讲史者，本来颇有史学和史识，又能分清“文学不是历史”，不知为何在这里把文学作品里的东西，当作历史的真实来谈了。

就以其在“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来说，其“下”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讲是按《三国演义》的线索展开的。请看《品三国（下）》的各集标题，就会有个大概的印象：

一看便知，其中不少小标题，如“三气周瑜”、“智取汉中”、“败走麦城”、“安居平五路”等，都剥取于《三国演义》；所讲内容是以蜀汉为主体，以《三国演义》为线索；曹魏、孙吴都是次要的地位，故其一些重要的大事也就不提不谈。

说到这里，有个问题是要大家商议的：既然是讲《史记》，讲汉代风云人物，讲三国，讲曹操、刘备、孙权，就应该依据历史，实事求是，当作史学，而非文学。本人是这么看的，不知妥否。讲史，也可以讲点文学，但那是附带的，次要的，从属于讲史的，服务于主题的。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以文代史。否则，非驴非马，混淆历史。浅见当否，可以讨论。

二

传播历史，可以锦上添花

讲史，传播历史知识，开发历史文化，应当生动，甚至有点趣味，不要那么死板，也不要教条，更不可空洞无物。应当把历史讲得有声有色，使听众入耳，受感染，受教育，使历史文化社会化。为了引起听众兴趣，也可以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上再适当地添油加醋，烹炒得香一点；当然，不可添枝加叶，不可野马驰骋，不可掺假而以伪乱真，更不可颠倒是非而混淆黑白。这里说的“添油加醋”，是指讲史时要灵活一点，生动一点，多加点解释，要有点描述，也可申明个人高见。所说的“添枝加叶”，是指讲史者随意杜撰史事和人物。如《西汉演义》杜撰“九里山十面埋伏”，《三国演义》虚构美女貂蝉、诸葛亮借东风等，是要不得的。

本人很喜欢《读史记》所讲景帝第十子刘彻一步步做了太子、当上皇帝的情节。他以《史记·外戚世家》为据，放飞思绪，绘声绘色，丝丝入扣地讲了史实情节的曲折发展。自然地炒作，不免添油加醋，但没有添枝加叶，更无以假乱真。使人惊叹他有很好的史学功底，又有讲史艺术。

但是，也要指出，其第一讲“史家绝唱”的内容，有点文不对题。所讲偏重于司马迁《史记》的文学，即“无韵之《离骚》”那一面，对于它的史学特点，只提到“纪传体通史”，其精髓的“史家绝唱”的东西基本上没有触及。

还有，其第八讲“董生对策”，所讲内容，并非《史记》之物，而是取之于《汉书·董仲舒传》。讲《史记》，怎能讲到董仲舒天人三策呢？为了让读者明白真相，证明浅见不诬，这里把文字不长的《史记·儒林列传》的“董仲舒传”抄录于下：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阳，其止雨反是。……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史记》董仲舒传的内容就这两段318字。其中毫无对策的内容，连“对策”的词也未出现。讲《史记》，竟然大讲董生对策，这可谓添枝加叶，已非添油加醋。《史记》为何不记载董生对策？是疏忽，还是故意？这是另一问题，这里就不细谈了。

《品三国》，讲文讲史，其讲到《三国演义》，视其为文学作品，往往指出它有何历史根据，有些是虚构的情节。其讲到《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视其为历史著作，是以其作为史料的，而且往往指出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颇有史学和史识。其能辨明史学和文学，还指出文学不是历史。因此，他一般并不把《三国演义》内容当作历史。这是可贵的。

但他声情并茂地讲三国，不免有所炒作，不仅添油加醋，而且放马驰聘。如，《品三国》第二十八集“败走麦城”，按说主要当讲关羽败亡之事。而实非如此。乃大讲吕蒙其人、荆州借还，这与关羽败亡有关，讲讲是可以的，大讲一番也问题不大。又大讲关羽青龙偃月刀、张飞丈八蛇矛以及周仓其人等种种记载、传说和评话，这就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有意媚俗了。讲刀、矛等武器，提一提未尝不可，轻描淡写足矣，竞然浓墨重彩，大为考究宣讲，实难令人赞同和肯定。全篇竟然无一字提到关羽败走麦城，更不用说啥具体情节和解析评论，岂不奇哉！演讲者的说书人的才气，于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然只是天高鸟飞、海阔鱼跃，不计较酒装何瓶，言中之物，岂不欠妥。

其第二十九集《曹魏代汉》，一点未讲曹丕称帝代汉，而是讲了些曹操杀荀彧、曹操七十二疑冢、刘备杀刘封等事，奇哉!为何如此讲？也许可能是为了引起听众的兴趣，多加“调料”，增强烹炒味道，可以调动听众味觉。或是为了多灌输历史知识，提高听众的历史文化素养？总不会是演讲者卖弄才学，宣传饱学吧。

《西汉演义》的作者甄伟有一定的才学，也有卖弄才学之嫌。只要卖弄对头，未尝不可；如果露怯丢丑，那就贻笑大方了。仔细阅读甄书，可以发现不少历史知识性错误，尤其是在历史地理知识方面。这里重点不是评论甄氏之书，故略提而不举例。现在的讲史者，一般来说，文化素养较高，历史知识较为丰富，但也有疏忽而搞错的。如把西汉的内史比作如今的部级，就值得商榷。西汉的九卿，“秩中二千石”，可比如今的部级，内史“秩二千石”，可比如今的副部级，比作部级不大妥当。再如，把西汉的太仆称作“专用车夫”，也是欠妥的。参考一下《汉书·百官公卿表》，就可了然。向广大听众传播历史知识，责任不小，是严肃之事，随便不得，马虎不得。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既有史学素养，又有文学天才。他写历史演义，能抓住历史的某一要点，夸饰成一篇华文。他根据《三国志·先主传》及裴注引《华阳国志》中的曹操与刘备论英雄的一点材料，就大做文章，写成了第二十一回的“曹操煮酒论英雄”，字数几千，大大演义一番。他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十个字，写成了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茅庐”，非常丰满，十分生动、精彩。如今的讲史者沿着这条路子走，加以发挥，说得更为热闹；但似欠深细，发挥当然可以，然还要发展。如何发展？是可以研讨的。

期望如今的讲史者更上一层楼，把祖国丰富而优良的历史文化发扬光大。

三

再讲历史，创新资治通鉴

经世致用，是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史学，几千年来是强调以史为鉴的，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著名的历史家司马光的史书之名标明“资治通鉴”，即欲有资于治世，以历史为镜子。《百家讲坛》的讲史，传播历史知识，是很显然的；是否主张以史为鉴，看来也有点意思，只是不强调而已。而人们期望的，还是那个以史为鉴，即在新时期里如何学历史，照镜子，有益于人们文化更提高，品行更美好、思想更健康。

《品三国》的首尾是《真假曹操》和《三国归晋》，是开门见曹操，关门归西晋，直接明了，一了了之。于是，使人联想到《三国演义》的始终，可品味一番。

《三国演义》是把三国史事演义一番，热热闹闹，生动精彩。让人们在了解生动的故事中接受历史知识，懂得人情世故，享受史外趣味。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宣传历史观、人生观、伦理观等等。其书的开首语和头二段话是这样的：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这告诉人们两个要点：一是历史大势、背景。战国以来的历史，或分裂，或统一，分分合合，大有变化。二是政治背景。汉末朝廷腐败，政治很糟，贤人遭难，宦官当道。这个历史观、政治观，虽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大问题触及了；它打开了读者的眼界，可以高瞻远瞩一点，使人明白，看三国故事还要注意历史大势和政治状况。

其末回（即第一百二十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写到晋师灭孙吴，引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诗：

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诗人不仅叙述了往事，描绘了古迹，而且思古抚今，面对晚唐的藩镇割据，暗寓讥刺，嘲笑其好景不会很长。《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于其书末引了这首诗，想也有其用意；厌恶战乱，向往统一，是颇显然的。末了，作者讲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这是首尾照应。还引了后人古风一篇，以叙汉之兴亡。其历史性很强，政治意味很浓，如醇酒香茶，沁人心脾，历时久长。

《品三国》以“真假曹操”始，以“三国归晋”终，首尾明了。尤其是末尾讲诸葛亮的子侄、五虎将的子孙的归宿。就此完结，非常利落。

《三国演义》、《品三国》两者产生的时代不同，思想观点有异，旨趣也不一致。孰优孰劣，孰长孰短，不能简单地比较。但读者和听众，对此总是要品味的，品“天下大势”是一种味，品“三马同槽”是另一种味；味觉不一，恐怕评品也就不一。

但应指出，《品三国》近年来出版的书本，较之“讲座”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内容较多了，学术性较强了，思想性提高了，历史观也突出了。这是值得肯定的。

《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

《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不但有浓厚的故事性，还有强烈的思想性，立意创新，观点突出。所谈项羽败亡，着重在其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上做文章，给听众很深的印象。而谈项羽的残暴，只是轻描淡写，不大经意。讲史者交待得明白：“残暴并非是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所以，我在《百家论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这个问题，有关战争的理论和思想，很值得探讨，恐怕难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不过，首先应当明确，残暴问题与政治、军事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残暴本是个政治问题，故谈政治、军事，把残暴撂在一边，恐怕是欠妥的。

本人还要指出的是，既然讲《史记》，不会不知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项羽残暴的记述和看法。兹略举《史记》几例而申言之。楚怀王与诸老将商议安排谁引军入关时，就议及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结果派遣了刘邦，项羽因残暴失去了一次先入关的良机。

刘邦西入关，“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刘邦到了关中，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因为军纪好，约法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还唯恐刘邦“不为秦王”。刘邦因为军法军纪好，才受到关中百姓欢迎。后来在楚汉战争中，刘邦的汉军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关中，几年中关中始终为汉军坚固的根据地，并有子弟络绎到前线参军，与楚作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项羽在入关前，“坑秦卒二十馀万人”。西入关，“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又“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不称王关中，不只是欲衣锦还乡，恐怕还有在关中已失去民心而得不到百姓支持的深刻的因素。项羽在楚汉战争初，攻打不服从他而闹独立的田齐，“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他在齐地残暴，引起了反抗。司马迁已指出“齐人相聚而叛之”。故项羽从此以后，始终未能使齐人服从，始终未能取得齐地，直至最后齐王韩信带了三十万齐军（其中当然多为齐人）来到垓下决战，使项羽惨败。司马迁评论项羽曰“子羽暴虐”，是切中要害的；说他“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也是责其暴虐；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也含有批评其残暴之意。这难道不是评项羽残暴导致败亡吗？

司马迁是把项羽残暴作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看待的。今讲史者不否定项羽残暴，只是否认残暴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声明那种“推理”不能认同，历史研究不能“如此简单”。本人以为，对历史沉思，探赜索隐，是需要的；能提出新观点，又站得住，是受欢迎的。但对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简明的真理，恐怕简单的轻视是无效的。研究历史越是认真深入，就越坚定这个观点，就越加重视其在历史成败中的价值和份量。

宣讲历史，和研究历史一样，都应当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新思路，应有新观点。但要谨慎些，在除旧布新方面，切忌简单化，不要浮躁。

期望在讲史方面，再向前进，不断进步，使历史文化发扬光大，更加益世利民。以史为鉴，争取达到新的境界，出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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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