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丨王宪明、姬泰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否定——驳英国蓝诗玲等人的荒谬观点》
蓝诗玲
中国近现代史学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否定
——驳英国蓝诗玲等人的荒谬观点
王宪明；姬泰然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 要：针对英国“中国学者”蓝诗玲等所提出的历史上本无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系由20世纪20年代以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意识形态构建而成等观点，论文从中国历史文献的战争命名法、19世纪中期历史当事人对鸦片战争的态度、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性质及其严重后果的认识和评价等层面，批驳其观点的荒谬，揭示其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偏见与无知，呼吁中外史学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共同努力，澄清错误观点，帮助各国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史学传统；“春秋为尊者讳”
近年来，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等连续出版数部有关鸦片战争的“学术专著”，为历史上曾经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并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鸣冤叫屈，否定曾经发生过“鸦片战争”，声称所谓“鸦片战争”不过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权谋”。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居然不仅在西方得到不少人的吹捧，而且在中国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赏。由此反映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一、蓝诗玲等有关鸦片战争
的主要错误观点
2004年，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了英国学者哈利·G.盖尔伯所著《鸦片、士兵与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1840-1842年英国与中国的战争及其后果》，该书否认发生过鸦片战争，极力把英国说成是“中英冲突”的“受害方”（The Injured Party），而英国被描绘成“帝国主义侵略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帝国主义论在中国传播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出版社为该书打出的广告中称：“对于伦敦政界来说，1840-1842年所发生的与中国的战争，并不是一场‘鸦片战争’，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英国为反对衰败不堪、腐败透顶的中国令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而战。”随后，盖尔伯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是受害者？鸦片战争其实不是鸦片战争》的“学术报告”，宣称英国向中国开战，一是中国威胁到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英国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中国拒绝“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自由贸易”，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鸦片，而是裁判权，最终是国家主权”。总之，“中国该打！”
盖尔伯的谬论尚未得到驳斥，又有新的论著将其观点进一步系统化。2011年，英国学者蓝诗玲所著《鸦片战争：药品、梦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出版。2015年，该书中译本出版。虽然中译本对原著做了较大幅度的删节，但正文中依然充斥着对鸦片战争的无知和偏见。
首先，对于鸦片问题，蓝诗玲认为，鸦片在中国的历史可上溯至8世纪的唐朝，在后来的一千余年里，鸦片因其药用、娱乐价值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内生需求，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对鸦片危害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甚至认为鸦片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而鸦片被妖魔化、被赋予道德上的罪恶感，即蓝诗玲所谓的“毒品清教主义”（narcotic puritanism），则是一种用来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是20世纪中国革命对鸦片的“构建”。根据这一逻辑，蓝诗玲特别指出两点：第一，由于中国人对鸦片持暧昧态度，因此，英国人从事鸦片贸易“只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不是在创造一种需求”；第二，鸦片贸易确实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但中国19世纪“银荒”只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一起”，其根源在全球性白银生产和流通受阻，与英国的鸦片输入没有本质关联。
其次，对于鸦片战争，蓝诗玲的观点与之前盖尔伯等学者类似，认为鸦片战争本来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不起眼的“花絮”，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承认中英之间是在进行“战争”，连道光帝本人和他的大臣们也只是称它为一场“边衅”而已。而中英之间的这场冲突从“边衅”变为“战争”、从“花絮”变为中国近代“百年国耻”的开端，则是1920年代以后中国革命者以帝国主义论为指导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构”。
接下来，蓝诗玲便以马克思、孙中山、毛泽东为线索，分析了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被“重构”的过程。第十八章一开始，蓝诗玲即试图塑造一个无家可归、鬻文为生的马克思形象。作者写道：“1850年代是卡尔·马克思过得很艰难的十年…他有3个孩子夭折，很可能是死于贫困的重负……为了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外表（一个没啥用的秘书，海滨度假，为他即将参加社交活动的女儿们准备舞会礼服），他不加节制地花费他为杂志写稿子的稿费收入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支援他的金钱。”正是在这样穷困潦倒的情况下，马克思怀着对商业的偏见，匆忙写下了几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评论，宣泄对帕麦斯顿及其领导的英国政府的不满；但是，“到1860年，马克思已经不再关注中国，他这时的注意力集中在尚未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上，此后他似乎从未再认真地关注过中国问题。”因此，蓝诗玲认为，马克思对中国问题其实不甚了了，然而这位“来自下莱茵地区的中产阶级分子匆忙提出的观点”却在一个世纪后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立脚的神话”和重塑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权威。
随后，蓝诗玲将目光转向中国。她认为，与马克思不同，孙中山最初对西方并无偏见，相反，孙中山早年游历欧洲，对西方文明充满了敬意，且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直是靠美元、法郎、英镑和日元支撑”，此外，孙中山“不仅在知识和情感上欠西方的债，他的命也是西方救的”。蓝诗玲认为，孙中山后来转向反帝只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1920年代初，如果中国鸦片战争的老对手英国像苏联许诺中国的那样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的话，孙中山与列宁萌芽中的协议就很可能无果而终。1923年2月，苏联承诺向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提供200万元资金，而仅仅一个月以前，孙中山还在香港装饰考究的客厅里品茶，宣称‘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但是到了1920年以后，尤其是1924年以后，“持续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迫使孙中山去完成以苏联为后盾所主导的思想之旅，在他作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他开始把帝国主义当作中华民国的死敌。”
蓝诗玲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继续“用反帝情绪来构建一个国家”，并开始有计划地“篡改”历史。她写道：“1920年代，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著述增添了新的愤怒感。到1920年代末，中英之间那场冲突和耆英、伊里布漫不经心匆忙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成为由帝国主义侵略主导的近代历史的转折点”；“1931年，一本小册子评论中英这场冲突说：‘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国运之转变，关系至大，识者类能言之。当此烟祸流毒海内之顷，又值英帝国主义重演其武力侵略之旧梦，抚今视昔，辄令人生无穷之感愤。爰摭旧闻，纂为斯编，聊以纪念国耻，亦以昭示殷鉴。’”而正是由于1920年代后的政治宣传，“1839-1842年间发生的事件不再被当作19世纪一件看法不一的花絮新闻（是一场‘纠纷’或‘远征’），而是成为中国屈辱的、前所未有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
在中译本的结尾处，蓝诗玲将“一个身材颀长、留着蓬松大背头的充满自信的人”亦即曾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宣部部长的毛泽东请出了场，并道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尽管国共两党政治上互相对立，但在怎样把中国改造为一个事实上的民族国家方面，中国的这两个新型政党却是高度一致，即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国家的统一。”“1925年，国民党第一任宣传部长判断说，中国是‘一张白纸，把它涂成绿的，它就是绿的，把它涂成黄的，它就是黄的’。第二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也同意这一说法，他相信，中国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没有污点，因此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中译本到此戛然而止，后边涉及毛泽东的内容都没有翻译，但作者曲解毛泽东的本意、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鸦片战争的认识硬往意识形态上拉扯的意图，却已经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二、鸦片战争是史实
而非中国人“重构”之物
蓝诗玲等无非是想告诉读者：对鸦片危害性、对鸦片战争严重性的认知是1920年代后中国革命的“重构”，是“神话”而非历史，其目的是制造仇恨西方的民族情绪，为反帝的意识形态服务，而“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鸦片是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历史文献”也并未把中英之间的冲突记述为“战争”。
针对这些结论，我们向蓝氏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1920年代之前中国的历史文献里没有对鸦片战争的记载吗？第二，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提出之前，中国人真的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的巨大危害吗？第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果真只是轻描淡写吗？
（一）中国历史文献对“鸦片战争”的命名
先看第一个问题，即1920年代之前中国历史文献中有没有记载鸦片战争。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大规模战争往往以战争发生时的年份命名，如“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等，或者以战争发生时战场的地理位置命名，如“牧野之战”“淝水之战”“长平之役”“准噶尔之役”等，直接以“战争”二字命名战争，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此，不清楚中国历史文献对于战争命名的一般规则，则无法查找到相关战争的文献资料。这大概是中国一般受过正常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学生都具备的常识性的知识，蓝诗玲等既号称是“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难道连这样的“常识”也不具备？
“鸦片战争”在1840年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命名规则。例如，经历过鸦片战争的魏源曾用“粤东之役”来称呼鸦片战争：“粤东之役，官军方失利于城外，而我武举梁体群，夜以火舟三队，从穿鼻洋截攻其后，乘潮至虎门横档。”与魏源同时代的夏燮也用“粤东之役”来称呼这场战争：“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夷将犯浙，以舟师取道过闽洋。……时颜伯寿任闽浙总督，因粤东之役，奏请移节入厦门，增兵戍守。”
除以地名命名之外，一些文献是用干支纪年来指称这场战争的。例如，清末画家陈璞所撰《朝议大夫知府衔署荆门州知州潘君墓志铭》中，墓主潘亮功“赋性沉毅，处事安详，素有用世志。辛丑之役，当事为取石塞海计，奸徒藉以凿石砺山。”光绪初年所修《广州府志》：“粤秀山观音阁，明初建，后改名德祠，旋复旧。道光辛丑之役，咸见白衣神立城上。”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王茂荫在其《论夷战水不如陆片》奏稿中也记载道：“往年辛丑之役，各省官军以数万计，水师接战，不崇朝而尽溃。”类似的记载在晚清历史文献中不胜枚举，而蓝诗玲等不了解中国历史文献对于战争的命名习惯和规则，未见“战争”二字就误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对中英之间的冲突不以为意，同时又未能系统清理、研读中文文献史料，由此得出完全错误的论断。
（二）时人对鸦片战争的态度
再看第二个问题，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提出之前，中国人果真没有认识到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吗？事实上，大量文献表明，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这场战争严重性的认识是清醒而痛彻心扉的。下面分别从道光皇帝、鸦片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士大夫阶层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1.道光皇帝的态度
作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在位时对这场战争的直接论述并不多见，但其临终前的遗诏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信息。遗诏说：“溯自西陲小蠢，出师挞伐，旋致敉平，何敢自矜武略。迨后东南濒海之区，因贸易而启纷争。朕惟古之君子，爱人为大，何忍无辜赤子，惨罹锋镝？是用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此朕孳孳爱民之隐衷，至今日而庶堪共谅者也。”表面上，这份遗诏仍在用“绥疆柔远”等天朝的政治修辞为其在位期间中国被割地赔款作回护，但其中“至今日而庶堪共谅”八个字，却透露出重要信息，即道光皇帝深知，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举国上下是难以原谅他的，因此才在临终前以遗诏方式诉其“隐衷”，以求得臣民“共谅”。在这份遗诏中，道光帝特别声明，自己一生“实无称述之处”，与清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等七位“开亿龄无疆宝祚、立万世有道鸿谟”的皇帝，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死后断不可行郊配之礼、祔庙之礼、建造石柱以纪功，不准立碑文，亦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碑上只用满汉文字刻上“大清某某皇帝”即可。表面上看，这三个“断不可”是在彰显其“谦和仁孝”，但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其中大有“罪己自罚”的深意：道光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皇帝，如果和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一样，去建碑表功，岂不是自取其辱？可见，道光皇帝口头上似乎还在为自己处置鸦片战争的举措辩护，但心里却很清楚：鸦片战争的失败，自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唯有临终忏悔、先行自贬，才能求得举国上下的原谅。
《鸦片战争：药品、梦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书影
再看一看鸦片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当事人的认识。作为禁烟主帅和鸦片战争前期清军的统帅，林则徐对鸦片的危害极为警醒。在《密陈禁烟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随营效力片》中，林则徐痛陈鸦片之危害：“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今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他清醒地认识到鸦片对于中国社会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仅就财政方面来说，林则徐指出：“吸食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因此，如不阻止英国的鸦片贸易，其结果将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对时局的判断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当林则徐被罢官后，不少有识之士便敏锐地意识到国势将颓，如林则徐同乡好友郭柏苍指出：“强弱大小之际，可以口舌泯，则晋、楚无事于争，郑、蓼、六不至于灭亡。……今若专取和议，处寇于近岛，门户闭塞，此谓扼其吭而求生，稍不听命，其气立绝。是以和议纾生者，反以和议速死矣。”时人陆恩黻亦有诗云：“一错真成铸六洲，楸枰覆局未全收。槛车自坏长城帅，玉敦先迎小子侯。翻使中行称得计，可知爰盎本无谋。”左宗棠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尚无功名，但对东南战事已有履霜坚冰之感。1840年，左宗棠在给师长的信中用“伍胥肄楚”“匈奴困汉”两个历史典故比喻时局，意指英国黑船压境已使清朝国运危如累卵；1841年，他进一步指出鸦片战争影响之深巨：“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嗟叹“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
时人对林则徐的态度和对琦善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光绪七年（1881），在琦善去世27年后，朝中有杨昌濬等奏请为琦善建立专祠，但却招致士林的激烈反对。比如，陈宝琛上《请收回琦善专祠成命片》，表示“窃见十数年来，发、捻、回匪皆已削平，其尚烦宵肝之忧勤、劳庙堂之神虑者，独洋务耳。设当初起时，琦善稍有人心，力图搘柱[拄]，则彼方畏威怀德之不暇，何至侵陵觊伺日甚一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当日宣宗成皇帝谕旨，斥其辜恩误国，丧尽天良，特念世臣，未加显戮。至今天下议论洋务者，言及‘琦善’二字，虽孺子小夫，莫不疾首痛心，同声唾骂，目之为祸国之罪魁。”认为“他人之罪，只在一时一事之利害；琦善之罪，则关天下国家之安危。傥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夷之讥议，其所系者非浅。”请皇太后、皇帝“收回成命”。两年后，他再上《论越事不可中止折》，再次提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自庚申（1860）议和以后，中国一意羁縻，为求艾待时之计，各国窥见其隐，日肆冯陵。琉球不问，乃有高丽之役。今日之举，其觇我者众矣。我而求和示弱，则彼知中国之于战事，例皆有名无实、有始无终。臣恐拱手而去者不独越南，沿海之边隅皆越南也；虎视而起者不独法人，环瀛之雄国皆法人也。”琦善在去世近30年后依然不得翻身，这种态度实已超出了对琦善个人的评价，说明清朝高层对道光皇帝委曲求全留下的烂摊子心存埋怨，贬低琦善即表达对道光的不满。
3.士大夫阶层的态度
再看一看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阶层对鸦片以及鸦片战争危害的认识。林则徐的幕友魏源所撰《道光洋艘征抚记》，开篇即点出鸦片之害：“此烟……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魏源《寰海后》十首之六有云：“已坏长城不念檀，孟明纵用补牢难。”意思是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导致“长城已坏”，即使像秦穆公信任孟明那样重新起用林则徐也已于事无补。王韬曾在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熟悉西学，在日记中，他记述了对鸦片战争后对英赔款的看法：“前壬寅之役，酬饷二千一百万。今所索止得其四之一，尚易集事，顾每成和议，必与以饷，几与宋之岁币等。值此民生凋敝之秋，复以中原之银输之外夷，国事真不可为，言之辄为愤愤。”光绪五年（1879），王之春编成《清朝柔远记》，记述清朝开国以来200多年间中外交涉的历史，“谈时务者奉为圭臬”。此书正式印行二十卷，其中第七、八、九、十、十一等五卷中极为详细地记述了嘉庆、道光年间有关鸦片走私及其弊害、禁烟与鸦片战争的经过及事后的反思等情况。例如，道光十八年（1838）夏四月条下记录了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食鸦片实行保甲连坐法的奏折，认为鸦片“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请仿《周官》重典之法，治以死罪。”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内容中详细记录了浙江巡抚刘韵珂论及鸦片战争留下的八大“后患”：“英既以兵胁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码头，清道而来，文武官吏，皆将趋避，取人财货，掠人妻女，又敢问乎？一也；名曰四处码头，实则随地可到，假令深入渐进，遨游各城市，孰能御之？二也；不轨之徒，干犯国纪，窜身夷馆，即属长城，三也；民犯夷则惟恐纵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将执民以媚夷，地方官只知有夷，不知有民，四也；水师将弁本皆懦怯，洋盗出没伺劫，只须悬一英旗，我兵便已胆落，五也；挟兵通商，自必免税，沿海诸国大率为英人胁服，此后货船皆附入英人，我设关而彼收税，六也；黄岩一县，无不吸鸦片烟，昼眠夜起，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烟禁大开，鬼世将成，七也；两年来干戈扰攘，专为禁烟，专为漏银，今烟禁仍开，银尽可待，八也。”上述言论虽系刘韵珂为自身开脱责任而发，但对鸦片战争的后患种种，在在深切著明，让人听来不寒而栗。
综上，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从道光皇帝到文武官员再到普通士大夫阶层，时人对鸦片与鸦片战争的巨大危害是清醒且早已达成共识的，而蓝诗玲等却认为鸦片被“妖魔化”、鸦片战争被“悲情化”，“鸦片战争”是1920年代以后中国革命者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虚构”出来的，不知面对如此海量的、确凿的史料，这样的谬论是如何得出的？
（三）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评价
再看第三个问题，五四之前，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果真没有提及鸦片以及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和严重社会政治危机吗？蓝著《鸦片战争》参考了八本清末民初时期历史教科书，认为在这些教材中“鸦片战争”从未单独成章，而是被列在“19世纪的内忧外患”“欧人东渐”等副标题下，这证明鸦片战争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如果对晚清民初历史教科书做一个稍微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蓝著这一观点是以偏概全。
首先，很多历史教科书是把鸦片战争作为专门章节，并论述了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如1904年，吴葆诚编译、清“学务大臣鉴定”的《东西洋历史教科书》在“欧人东略”部分第三章“鸦片战争”一节中写道：“自鸦片役兴，而清廷之衰弱始见。”1912年，汤存德所编高等小学用书《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第六册第八课“中英战争及南京条约”一节，要求教师在讲授本课时注意：本课“要旨”是“使知外祸之所由始，实由鸦片之为害也”，并要求学生理解“中国所忧者外祸也，而为之导线者，则鸦片也。然则鸦片之毒中国，岂有量哉！”
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金兆梓所编《初级本国历史》下册，其中第14章“中英鸦片战争”中指出：《南京条约》签订后，“法、美等国亦均援英例缔约。由是，中国门户洞开，卷入世界竞争之漩涡矣”，“凡一国之财政收入，任何国不得干涉之。税权基于国权而发生，本以国定为原则。当订约时，未尝不可据理力争，耆英等不谙此，轻许将税则列入条约，遂开协定之恶例，而关税增加无自主权。寻且税关行政亦受其干涉。终至税关全权入人掌握，皆此《江宁条约》阶之厉也。”
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普通新历史》第九章第二节“鸦片战争”中指出：“鸦片进口，又禁之不早，遂致流毒中国，残弱生灵，而英人更不顾公理，强售鸦片害人之物。道光十七年，又迁于广东贸易，终至为鸦片出兵，见此最可耻之战争。”
这样将鸦片战争作为单独章节、详细介绍的例子还有很多，蓝著参考的八本教材虽未单独成章地介绍鸦片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鸦片战争不重要，比如《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数千年中国史浓缩于两百页教材中，仅对重大事件进行纲要式介绍，但即便如此，也提到“鸦片战役后数年，两广大饥，所在盗贼蜂起”。可见，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对于鸦片以及鸦片战争的态度是一致而明确的，即鸦片把中国带入了“世界竞争之漩涡”，鸦片战争是“最为可耻的战争”。而蓝著仅依据少量材料便得出鸦片战争“只是作为中国艰难时世的19世纪中发生的一个事件”的结论，实在与中国人民心理中的“百年恨”形成巨大反差，绝难令人信服。
三、荒谬观点暴露了蓝诗玲等
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无知
综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巨大伤害，蓝诗玲等英国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是20世纪中国革命重构的“神话”，这种观点于史无据，于学无益，于现实有害，是对历史学的严重亵渎，不仅不利于历史研究本身，而且更严重妨害中英、中西人民的互相了解和认识，误导人们对中国形成错误的认知。更为严重的是，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否定，意味着对现在和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肯定和纵容，是对世界和平潜在的严重威胁。
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英国殖民者自18世纪末期就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武装走私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大门。1800年至1838年，英国向中国销售的鸦片从4000余箱激增到40000余箱，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也加重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1839年10月，英国内阁借口林则徐虎门销烟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陆续抵达广东海面，挑起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从此开始由一个独立、主权完整的封建大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难日益沉重。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绝不容否认，也绝无法否认。学术史上，西方一些严谨的资产阶级中国近代史专家，虽然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找出种种借口，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辩解，但却绝不敢公然违反起码的学术规范，冒天下之大不讳，公然赤裸裸地否认英国曾经发动过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鼻祖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费正清主编、西方史学界众多著名史学家参与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晚清部分”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但是，近年来，一些英国学者在鸦片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公然否认英国曾经发动过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话语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西方社会对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偏见和恐惧。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蓝诗玲说出了自己创作《鸦片战争》的真实目的，她说自己特别关注时下中国“愤青”（fenqing）的反西方情绪，认为这种社会现象与中国的历史教育有关，并把“鸦片战争”称作中国政府操纵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枚“按钮”（the Opium War button）。
蓝诗玲在2006年出版的《长城》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历史上的“长城”本来是中原王朝扩张失败后与边疆政权妥协的边界，是中国文化具有扩张性的证明；但当代中国为了塑造自身“和平崛起”的民族形象，把长城说成是中国人抵御外族入侵的产物，长城的历史因此成了一部中国人爱好和平的“神话”。可见，不管是长城还是鸦片，在蓝诗玲眼中均是中国政府操纵民族情绪的手段，是虚构出来的“神话”。
把客观的历史事实解构为“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后现代史学把历史认识、历史叙述和历史著作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等的内在关系都纳入研究范围，突出观念、文本的历史性、社会性，这种方法无疑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问题在于，“后”是相对于历史“真相”而言的，它依附于历史“真相”，有“真相”才会有“真相”之“后”，如果“真相”都被虚无了，“后”又何从定位？何以存在？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及史学观念严重扭曲不正，是蓝诗玲等西方中国学者提出如此荒谬观点的重要原因，但从学术层面看，一些西方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总是不得要领，给人雾里看花的感觉，恐怕还有他们对中国史学传统和史学制度的无知的因素。
上文提到，一些英国学者没有看见“战争”二字便认为没有战争之实，这是因为他们不清楚中国历史文献对战争的命名法。再如，一些英国学者对中国帝制时代史官文化中“春秋为尊者讳”的传统不甚了解，对史官用讳处仅做字面理解，或将“讳”曲解为权力崇拜，因此解读史料时总是望文生义。
中国的史官文化和史学传统集中体现于《春秋》。《春秋》为古“六艺”或“六经”之一，其功能一是“道义”，二是“辩是非”，这种“道”与“辩”并不是空“道”、空“辩”，而是托之于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等，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这种“道义”与“辩是非”都不是赤祼祼、直截了当地论断，而是通过特定的手法、措辞来表达，“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故庄子评论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政治上，《春秋》重视“大一统”，讲究“王者无敌”、“为尊者讳”。即使是天子势力已经式微，不再具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但是，作为一种象征，也要在文字上表达出其“无敌”于天下的尊严。正如宋代学者赵鹏飞所说：“王者无敌于天下，周衰，王灵不振，动而取败，无敌之势微矣，而《春秋》尊王之书，不以其势微而废无敌之义，故每避就其文，以存其义。”
这种寓褒贬于字词史事之间而不做直接结论的“春秋”笔法，要求读史者必须首先了解历史文本之外的这套义理、笔法，即不仅从字词表面来理解文本，还要从字里行间即无字句处理解文本，才能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和解释。
就鸦片战争而言，历史记载中确实很少言及道光皇帝的责任，蓝诗玲据此认为，既然皇帝不过问、不负责，证明鸦片战争在当时只是一次无关大局的“小事”，这样的解读实在是隔靴搔痒，完全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国本动摇，世人皆知道光皇帝难辞其咎，但历史文献却把罪过记在了琦善头上，这便是《春秋》“大一统”、“王者无敌”、“为尊者讳”的传统在近代历史书写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史官笔下，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不是明确记在道光皇帝头上，否则便乱了春秋义例。同样的道理，天朝上国与夷狄之邦是不可能发生平等主体之间的“战争”的，这就是相关文献把鸦片战争记述为“边衅”的原因。换言之，“边衅”二字指的不是英国学者所理解的战争规模，而是《春秋》夷狄观、天下观对中外战争的一种讳言。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讳”只适用于作为天下“大一统”象征的个别“尊者”“贤者”，它不是篡改事实、维护权力，它只是要求史官在历史记述中，记录这些尊者、贤者在政治上、伦理道德上那些具有正面意义和社会引领作用的事迹，即功德；而对于那些相对负面的、不利于引领社会的事迹，则以“讳”的方式记录之。这一传统，“站在以维持人类文明为任务的褒贬史学的立场来看，是未可厚非的。《春秋》为贤者讳，齐桓、晋文，皆录其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如果一定要搜出他们的过失而痛斥之，“则将率天下而无可师法称颂之人，世风之靡，又岂堪想像？以讦为直，不为尊者亲者讳，则人心又岂能问？所以《春秋》书法褒贬之学，使中国的史学，到达一最高境界，人类文明，赖以维持。”这样的境界，“是西方史学所未曾达到的”。第二，如战争中的失败等负面事件，在“尊者”“贤者”那里是以“讳”的方式来处理的，但事件本身并没有被“讳”掉，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臣子的一种无言的指责和批判，提醒他们注意：正是他们没有尽到臣子应尽的职责，才使得“尊者”“贤者”受此耻辱。正如上引宋代学者赵鹏飞所评论的那样：王师出征战败，但《春秋》不写败于谁，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存周室”，为了“尊王”，而“尊王”的深层用意，则是“责天下诸侯不能敌王忾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尊者讳”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历史理性，起着秉笔直书所难以起到的警示和批判作用。如上文提到，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一直揪住琦善，不予平反，表面上是批奸臣，其实是借琦善讥讽时政，表达对皇室的不满，同时制约投降派避战求和的言论，可见“讳者皆有恶，即刺也。讳深则刺亦深”。当然，“春秋为尊者讳”虽系史官文化，却难免有“天朝心态”作祟其中，但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历史研究者应将二者加以区分，深入了解“讳”这一传统背后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否则便容易仅从字面出发解读史料，得出一些方凿圆枘的结论。
此外，蓝诗玲参考了一些中国近代的历史教科书，试图从历史教育层面分析鸦片战争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这同样暴露了她对于中国的史学传统缺乏了解。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源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属于非常晚近的“新”事物，直到1907年，全国教育行政公报《学部官报》尚记载：“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可见，历史教科书不仅产生较晚，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而在中国漫长的史学传统中，承担历史教育和观念普及功能的，除官修正史之外，还有掌故、野史及笔记小说等。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以及民众对鸦片战争的态度问题上，蓝著仅以清末民初时期的八本教科书为参考，除粤人梁廷枏所著《夷氛闻记》外，对鸦片战争至清末这半个多世纪中海量的掌故、笔记小说、文集等材料几乎没有涉及，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就得出中国知识阶层和民众对鸦片战争漠不关心的结论，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鸦片战争》中译本书影
四、结语
总之，蓝诗玲等“中国研究”学者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了无新意，不过是重新拣起了英国在1830年代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而制造的种种借口的翻版，同时又套用了一些流行的研究方法来掩饰其对中国的偏见、对中国历史传统的无知，其主要目的并不在学术，而是借学术之名贬损中国，贬损孙中山，贬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贬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美化殖民帝国主义，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开脱侵略罪责。
然而近年来，这些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著作，却在中国受到一些人青睐。以蓝著《鸦片战争》为例，这本书在西方得到媒体力荐、多次获奖，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但其中文译本一经推出便十分畅销，短期内一版再版，多次重印，则让人感到震惊；个别学者推崇其史料方法之新颖乃至持论之“客观”，更是让人莫名其妙。整个华人世界，除了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黄宇和教授曾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刊文提出批评外，罕见有其他学者对之提出有分量的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在鸦片战争爆发180多年后的今天，还会有这样为侵华战争翻案的“学术专著”出现？为什么这些带有严重辱华色彩的作品不仅在西方受人追捧，在中国竟也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深受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应该如何在历史文化和学术研究领域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史学界不能漠视不顾，而且对于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于西方来说，也同样重要。原因在于：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对于历史文化的误解都可能导致现实中的误会误判，从而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拉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和世界和平的主要维护者的今天，只有帮助各国人民准确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才能帮助各国人民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准确全面地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梦想以及中国人民所选择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国际中国近代史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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