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丨王豪：《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为中心的讨论》

谭丕模

 中国近现代史学 

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

研究思路的转变

——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

为中心的讨论

王   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    要：清代学术思想史自清末以来即为近代史家所重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谭丕模所著《清代思想史纲》即当时较有特点的一部。该书之成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史学科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唯物史观的传播所促成。该书大体赓续章太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述的思路，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大学教育影响的痕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书则不乏新见，这主要由唯物史观所赋予。在唯物史观和时势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思想史的写法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学术史的写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思想史领域的主流。以《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呈现了以大学教学、研究活动为媒介，近代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清代学术思想史；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

一、引言

清代的学术谱系和思想脉络是近代学者津津乐道的一个学术话题，从清末章太炎《清儒》、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的筚路蓝缕、开辟门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他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各树一帜，建立系统，近代学者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论著可谓层出不穷。其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皆曾注目于清代学术思想，各人所论，亦不乏卓见。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认识固然取决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认识异同的背后亦折射出不同时代背景下学者学术观念的差异，反映着近代史学研究因创流变的诸多关节。

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勃兴是近代史学繁盛的一个缩影。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在清末的创设正是得益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于新史学的引介，而报刊文章是最为重要的载体。民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学文史学科建制不断完善，相关研究院相继创设，促使近代史学研究在科学化、系统化、专门化的道路上持续前进。在此过程中，大学、研究院等教育、科研机构取代报刊成为最为重要的媒介。透过大学的教学、研究活动，旧有的史学论述与新的史学观念激荡交融，史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亦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当时较为典型的个例，陈垣、梁启超和章门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先后任教于国文系、历史系，他们深谙清代学术方法、重视清代学术传统。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北师大相继走出侯外庐、谭丕模、柴德赓等文史学家，皆重视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与上述章、梁、胡等诸位大家的论著相比，学界对于侯外庐、谭丕模、柴德赓等人的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著关注较少，尤其是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关注者更是寥寥。平情而论，这本出版于1940年的小书，并未对章、梁等人确立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模式造成太大冲击，但其将当时最新潮的“唯物史观”应用于备受关注的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则为解读清代学术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独具个性，值得总结、分析。更进一步来说，这本独具异彩的小书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的清代学术思想史叙述与近代史学思潮以及时局变动间的呼应关系，而这些问题前人还鲜有深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一书略作辨析，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二、《清代思想史纲》之成书

谭丕模（1899-1958），号披朦，是与翦伯赞、吕振羽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亦为好友。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史纲》《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等多部著作。谭先生于192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1924年升入由北高师扩建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8年毕业。谭先生在校期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毕业后即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加入革命文学阵营，担任《新晨报》等左翼刊物的编辑，并在北京的华北学院、民国学院等高校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与翦伯赞、吕振羽等人在湖南组织“文化抗敌救援委员会”，并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桂林师院，新中国建立后曾在湖南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

《清代思想史纲》共分五章，首章总论清代的思想走势与思想流派，第二、三、四章从阶级立场的视角、以人物为中心分述清初、清中叶及清末三个时期的代表性思想学说，末章对清代思想给予总评价。前有顾颉刚的序，后附作者自撰编后记一篇，全书共十余万字。这本书成书于1936年，1940年由开明书店首次出版印行。1935年谭丕模在民国学院教授“清代学术思想”课程，这本书的雏形即是当时课程使用的讲义。无独有偶，早于谭氏此书出版，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清代学术思想史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是由讲义而成书，分别是两人在清华与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清代学术思想”相关课程在当时虽非“必修”，却是二十年代以后各大学国文系、历史系中相当重要的课程，不仅清华与北大设有此课，中山、北师大、辅仁等高校也设置有类似的课程。中山大学曾开设“近三百年思想史”课程，由顾颉刚讲授。谭丕模的母校北师大则开设了“清代思想概要”一课，该课讲义由钱玄同编订，课程由钱玄同、缪金源等先后讲授。比谭丕模稍晚，同样毕业于北师大的柴德赓亦曾在辅仁大学讲授过类似的课程，并留下了一本《清代学术史讲义》。

由近代大学课程讲义而成的诸多清代学术思想史著作，背后正反映出清代学术思想史与近代学术的紧密联系。近代学者喜谈清代学术思想，这种风气肇始于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在清末的相关论述。而自20世纪二十年代起，此种风气更盛，从一些大学纷纷开设的“清代学术思想”课程即可见一斑。章、刘、梁等人在清末讲清代学术思想史，目的是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式，为近代学术指明方向。而二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再次成为热点，则很大程度上是由“整理国故”所促成。

厘清传统学术的渊源流变，传统思想的前因后果，弄清其“真面目”“真价值”，是“整理国故”的重要一步，而清代是中国学术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关键时期，故而与近代学术渊源颇深的清代学术思想自然而然成了国故整理的重点之一。如胡适所说，清代学者科学方法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不仅如此，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方法与成果也十分值得继承。因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顾颉刚认为，清代学者兼具怀疑的精神、征实的精神和假设求证的方法，既是科学的，也“给予我们许多模范”。傅斯年则在《新潮》上专文介绍“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并直言自己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工夫”，觉得“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而他所说的第一种事业，即是“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陈垣在北大、北师大、辅仁开设“史源学”课程，被用作教材的《日知录》《十七史商榷》等书也全是“清儒史学考证之书”。无论是清代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还是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当时文科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必须熟知的知识。谭丕模开设“清代学术思想史”课程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环境所促成。

非惟如此，在近代学者心目中，清代学术造诣的深浅，往往反映着学者学术能力之高下。蔡元培认为，胡适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所创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容肇祖将陈垣与明代理学家陈献章及梁启超一并视为出自广东新会的三位学术领袖，原因也正在于陈垣深谙清代学术方法，考据学功力“领袖群伦，为时宗仰”，“沉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王国维称颂遗老沈曾植之学能够“继往开来”，所推重的亦是沈曾植“年少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钱穆亦是因解决清代学术史中最为重要的“伪经”问题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而成名。可见，熟悉清代的学术方法及其思想脉络是当时学界十分看重的能力。开设“清代学术思想”相关课程，是讲授者学术能力的象征，尤其是提倡新方法、新学术的新锐学者获得老辈学人认可的重要方式。谭氏开设“清代学术思想史”课程，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上述缘由之外，不满意前人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相关论述则是谭丕模开设“清代学术思想史”课程，进而由讲义著成《清代思想史纲》一书更加直接，也是更加根本的动机。在1934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几个前提》一文中，谭氏回顾并批判了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他批评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只关注思潮本身的发展，“完全从思想的本身去解释思想”，将思想“从现实中抽象化起来，作为孤立的独自存在的问题去研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留意到时势与思潮的互动关系，但谭丕模认为，胡适所强调的“互动关系”乃是一种相当含混的认识，并没有真正找到思想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故而他批评胡适对于中国思想之“史的发展轨迹”的认识也模糊不清，对顾颉刚等人的评价亦与之类似。概而言之，在谭丕模看来，此前的研究者虽不乏其人，但并没有真正完成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任务。

唯物史观赋予了谭丕模社会科学方法的自觉，故而他强调，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是从经济基础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为社会构造的上层建筑”。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专述中国社会各时代的意识形态，并追求其各时代意识形态的发生和变迁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而究出中国社会过往的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和确立中国社会现阶段思想的动向”。在此基础上，他将明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确立“各思想家的阶级性”，视为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两大前提。也就是说，在谭丕模看来，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既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入手，分析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而正确把握思想的阶级性本质，又要以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动为线索，把握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发展趋势。依谭丕模的学术眼光，清代学术思想史虽然备受近代学人关注，但无论是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从时势、思潮的层面解释清代学术成因，还是根据学缘、地缘以及学术思想本身的特质去划分流派的做法，皆不能令人满意，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重写清代学术思想史，十分必要。这也正是谭丕模重新审视清代学术思想，并著成《清代思想史纲》一书的根本原因。

《清代思想史纲》书影

三、对清代学术思想史

基本问题的认识

以近代学术的标准来看，清代的学术思想无疑属于“旧学”的范畴，但同时，清代学术思想史又是近代学者不断发表“新说”的领域，诸多新的历史观念、价值理念，都借着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阐释表达出来。谭丕模也不例外，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诸多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研究清代学术思想，首先需要回答的，便是清代学术的成因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持的“理学反动说”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他们一方面强调，清代学术具有实证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与宋明理学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则强调，反理学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本质是“以复古为解放”。在此基础上，清代学术被他们塑造为古典学术与人文精神再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谭丕模也认为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方法与精神截然不同，也承认清代学术的兴起有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而发的原因，但立足于唯物史观，他并不完全赞同将清代学术视为一种“以复古为解放”的过程，也不赞同将“理学反动”视为清代学术思想的根本动因。在他看来，这种立足于学术本身的观察，仅流于表面。

在《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中，谭氏尝试从经济基础变动的角度解释清代学术思想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清代“中国社会自身的演变，致使中国社会旧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崩溃，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达，更是有意识的把落后的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的尾闾，加速了中国社会旧有意识形态动摇、崩溃的历程，而新的意识形态自然会向‘新创’的过程中迈进”。在他眼中，是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动，导致了对“中国社会旧有的意识形态”——理学的反动，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必然不是某种旧有的学术思想的复活或再生，而是一个“新创”与“启蒙”的过程。清代社会经济不同以往的特征使谭丕模清醒地意识到清代学术思想既不同于“宋明的‘理学’”，也不同于“汉唐的‘注疏’”之学，而具有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性，“复古”仅是表象，“新创”才是本质。清代学术思想，在谭丕模的心目中，更近乎中国的启蒙运动，而非文艺复兴，这是《清代思想史纲》相较前人所论的一个新颖之处。

分期问题，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议题。对于这个问题，近代学者莫衷一是，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认识都会有所不同。较有代表性的，有钱穆的两期说，他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指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的学术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自世祖顺治入关至乾、嘉时代为止为前期，自道、咸起至清室覆亡止为后期”。有王国维的三期说，他提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梁启超则有所谓的四期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从思潮演变的角度，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期。傅斯年提出所谓的五期说，认为从王应麟到焦竑，是清代学术思想的“胚胎期”；从顾炎武到江永是“发展期”；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是“极盛期”；从孔广森到俞樾的时代是“再变期”；最后是章太炎、康有为所代表的“结束期”。

就学术思想本身而言，以国初、乾嘉、道咸以降三期划分清代学术思想更加合理。清初的经世学风的风行、乾嘉的考据学思潮的勃兴、道咸以降今文经学的崛起，是这三期学术的重要表征。章太炎虽未明确提出三期说，但他在《清儒》一文中指出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清初学术“草创未精博”；乾嘉时期，惠栋、戴震两派并立，“成学著系统”；道咸以降，今文经学兴起，清代学术思想遂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已隐约勾勒出清代学术思想三期的特征。梁启超的四期说，从本质上说，亦是三期，因为其所论“蜕分”“衰落”两期其实只是一期，所谓清代学术思想的蜕分——今文经学崛起与考据学风“衰落”其实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傅斯年所谓的五期说中，从王应麟到焦竑的“胚胎期”在清代以前，而他所谓的“再变期”与“结束期”其实即是梁启超所谓的“蜕分”“衰落”两期，他的五期说，其实本质也与三期说无异。

谭丕模亦主张三期说，将清代思想划分为清初、清中叶、清末三个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清代经济的发展阶段，作为划分的依据。在《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中，谭丕模重点分析了清初、清中叶、清末三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他认为，在清初、清中叶和清末，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动，三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本质是为解决变动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发，因此三个阶段的学术思想各自呈现不同的特征。他指出，“明代末年由于商业资本的扩大与深入，已充分地发挥其侵蚀农村的作用”，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崩溃，所造成的农民起义给地主阶级造成了“绝大的打击”，因此清初思想的主旋律是以顾、黄、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和颜元、李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解放运动”。而在乾嘉时代“因为人口急速的增加和商业资本城市手工业急速的发展，直使中国封建社会踏入衰老的状态”，直接导致“政治拟古”和“政权集中”的政治形态，进而促成了惠栋、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思潮的形成。清末的基本社会状况是“旧社会的生产组织已在崩溃的过程中，而新的生产力却未曾长成”，这种状况加深了社会内部的矛盾，而“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地向中国袭击”，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新兴布尔乔亚”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改良和革命思想，而封建文化的代表——曾国藩、张之洞一面“企图恢复中国的封建文化”，一面“企图吸收西洋物质文化的一部，注入到中国精神文化的血液中”，这是谭丕模眼中清末思想界的基本状况。

对于清代学术思想三阶段的定性与评价，谭丕模也有着自己的观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将乾嘉时代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关键时期，他们看重乾嘉学术近乎“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乾嘉时代，在他们心目中，是清代学术各期中分量最重、最有价值的时期，亦即所谓清代学术的“极盛期”。章太炎因为自身的学术背景，看法与胡适等人相似，对于晚清今文经学，他则颇多不屑。梁启超虽然也看重乾嘉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他更看重其所谓“蜕分期”晚清今文经学的价值，原因也显而易见——他所谓“蜕分期”其实亦是他心目中新学术思潮孕育、准备的时期，而“蜕分期”的代表人物正是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

谭丕模尽管十分赞赏清初学者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更加看重晚清学术思想的进步意义，将晚清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关键节点。他认为，“清初地主阶级的学者只能从中国先圣的成法，而加以修改和补充”，而清末地主阶级的学者则能“模仿西欧成法，以作为复苏中国封建制度的注射针”，所以“不能不说是清代思想上之显著的发展”。农民阶级的思想“由清初无计划的均田，进而为洪秀全对均田制之实践，再进而为孙中山先生有计划地平均地权，这也是表现在进步中”，而乾嘉时期社会衰老、思想停滞，在他看来，“不亚于欧洲的中世纪”。从启蒙的角度出发，谭丕模反对赋予乾嘉学术“文艺复兴”的象征意义，亦反对这一象征背后所蕴含的改良主义的取向，认为反理学思潮代表的仅是地主阶级“温情主义的政治动向”，对于近代思想启蒙与变革的助力有限。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科学”精神，他也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乾嘉考据学不过是一种“无思想自由的学术工作”，无太多新意可言。这些看法，与胡适等人迥异。

此外，《清代思想史纲》一书，对于清代学术思想流派的划分标准也与此前学者大相径庭。谭丕模对于清代各期学术思想流派的划分既不是根据清代学者各自的学术理念与思想特征，也不是依据学者间的学缘、血缘与地缘关系，而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展开。在对各家思想特征具体论述展开之前，谭丕模都要首先辨析各位思想家的阶级归属。按照他的划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清初地主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颜元、李塨是清初农民思想流派的代表；王锡阐、梅文鼎是清初市民思想流派的代表。清中叶的戴震、惠栋是清中叶地主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曾国藩、张之洞是清末地主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孙中山、洪秀全是清末农民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则是清末市民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其中洪秀全的相关材料，作者尚未掌握，孙中山的思想，作者在别的著作中另有他论。因此，除孙中山、洪秀全外的上述十六位思想家的思想，便成为《清代思想史纲》一书的论述中心。

《清代思想史纲》一书基于阶级属性划分各思想流派，无形中淡化了清代学者思想的个性，而刻意凸显了各家思想中与其阶级属性呼应的共性部分。比如他对于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二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重民论”“封建论”等问题上，黄、顾二人的思想在他看来“莫不从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出发”，“是从求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而顾、黄二人在学术宗主、思想渊源以及具体观点的差异，他则并未深究。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论述亦是如此，康、梁的改良思想在《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中都被认为是市民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而保守的主张则都被归为“封建思想”滋长的结果。

对上述各家思想的具体论述，谭丕模重点辨析他们思想产生的阶级必然性，反复强调阶级属性对思想特征的制约。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些前人所未察觉的问题。比如戴震的理欲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人已有了相当深入的评析。尤其是梁启超、胡适肯定戴震的理欲观“情欲主义”的特征，赞扬其追求个性解放的意义，在当时相当具有影响力。但谭丕模并未人云亦云，而是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对戴震的理欲观提出质疑和批评。他尖锐地指出，不属于同一阶级的人“由于生活的差异”对待事物的价值标准必然不同，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情”与“欲”，更无法找到所谓“心之所同然”的理，揭示了戴震“理欲观”的局限性。上述类似的观点也是《清代思想史纲》的一个新颖之处。

尽管对清代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矛盾的分析稍嫌笼统，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观点未必完全准确，但总体而言，借助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清代思想史纲》确实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受到了当时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肯定。胡适即曾批阅过《清代思想史纲》一书。顾颉刚也十分关注此书，他甚至认为，《清代思想史纲》一书将清代的思想“整理出一个新的条理”。这对于后辈学者来说，应该算是非常高的评价了。而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尤其是清代的学术思想，谭丕模也确实可被称为先驱者之一。侯外庐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专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在谭氏此书七年后方才出版。虽然《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论及清代思想家的范围大于谭氏，而且引入了中西思想比较的视角，在内容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上胜过谭氏颇多，但在上述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动力、时期划分等宏观问题的把握上，以及唯物史观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上，《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都与《清代思想史纲》颇为相近。借助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思想史，谭丕模确实有开拓之功。

四、知识与方法

谭丕模能够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发表“新说”，唯物史观所赋予他的全新的视角是根本的原因。他就读于北师大时，正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那时的他“深受《新青年》杂志影响，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1928年毕业后，他又与吕振羽等人一道创办了《新东方》杂志，此后又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北平教联，负责由吴承仕等人创办的左翼刊物《文史》《盍旦》的编辑工作。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并在《三民半月刊》上先后发表了《从私有制度到公有制度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1930）、《经济变动与道德变动》（1930）、《人类道德的过去与将来》（1930）等多篇文章，介绍和探讨唯物史观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应用。在1934年到1935年间，他又先后在《文史》等刊物上发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几个前提》（1934）、《宋元明思想的流别及其演变过程》（1934）、《“北宋”时代哲学思想的各流派》（1935）、《李觏、王安石与北宋小地主阶级解放运动》（1935）等文，并开始在华北学院、民国学院等校讲授中国思想史相关课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对唯物史观由理论学习到实践理论的转变，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而《宋元明思想史纲》与《清代思想史纲》两书正是他实践理论的进一步尝试。

《清代思想史纲》一书表明谭丕模这位提倡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家，对于“旧学”，尤其是清代学术还是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与脱胎于清代学术统系的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以及深谙清儒著述与方法的王国维、陈垣、钱穆等人不同，谭丕模对清代学术并没有太多直观的体悟。虽然谭氏幼年也读过私塾，接受过旧学教育，但他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初印象并非像章、梁、刘等人那样源自“直观自得”的感受，而是来自大学期间在北师大所接受的新式教育。

在北师大国文、历史两系任教的诸位先生虽然没有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的专门论著，但他们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却相当重视。在北师大国文系任教的吴承仕、钱玄同等人皆出自章太炎门下，他们对于清代学术思想自然不陌生，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对于清代学术更是异常的关注。而历史系的陈垣向来看重清儒的考证之学，对于对清代学术概况也相当熟悉。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代，国文、历史系还共同开设有“清代思想概要”一课，亦曾先后邀请过梁启超、章太炎到北师大作清代学术思想相关的演讲。相继问学于北师大的侯外庐、谭丕模、柴德赓等文史学家均能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有所建树，北师大所开设的相关课程、讲座的影响显而易见。谭氏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初步认知正是建立在这些课程、讲座之上的。

直接影响谭丕模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认知的正是曾给他上过课的北师大国文系教授——钱玄同。根据北师大档案馆所藏谭丕模之成绩单可知，其在读期间曾选修有“国故概要”一课。该课即钱玄同日记中屡次提及的“国故思想概要”课程。这门课谭丕模自大一至大四期间均曾选修。对应的正是1933年师大课程改革后的“周至唐思想概要”“宋元明思想概要”“清代思想概要”等课程。“国故概要”在二十年代由钱玄同讲授。谭氏后来在华北学院、民国学院讲授“宋元明学术思想”与“清代学术思想”课程，并先后著成《宋元明思想史纲》与《清代思想史纲》，最直接的知识来源即是钱玄同所教授的“国故概要”一课。“国故概要”一课清代部分的课程讲义是钱玄同亲自编订的，而他所编定的讲义在1932年修订以前，所参考、引用的资料主要是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关于清代学术的相关论述。

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受教于钱玄同、吴承仕等人，谭丕模其实可以算是章门的再传弟子了。而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钱玄同、吴承仕等人专门邀请他到北师大做“清代学术之系统”的演讲，演讲稿由柴德赓记录，钱玄同改定，刊载于1934年的《师大月刊》第10期上。当时的谭氏正跟随吴承仕办杂志、办学会，同时又正在民国学院任教“清代学术思想”课程。章太炎演讲他很可能也参加了。梁启超对谭丕模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大学期间谭丕模选修过梁启超所授《中国文化史》及《中国文教授法》两课。1923年谭氏还在读预科时，梁启超即曾数次到北师大演讲，其所讲授的内容，正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相关内容。而更加直接的证明是，在《清代思想史纲》两章后所列的几种主要参考书中，《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赫然在列。

在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之前，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梁启超的相关论述。正是他们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论述，确立了清代学术思想的谱系，决定了在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史时，哪些名字可能会被提及。虽然借助唯物史观，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动因的解释，对清代学术思想阶段与流派的划分，对清代学术思想根本价值的评判，谭氏都有着与章、梁等人不同的观点，但他择取的清代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讨论各家思想时选取的具体材料，基本上没有超出章、梁等人的范围。除了晚清的曾国藩、张之洞，清代那些不以学术见长的思想家，如清初的唐甄、费密，清中叶的俞正燮，晚清的冯桂芬、郑观应等人，都不在谭氏的讨论之列。而书中重点讨论的王锡阐、梅文鼎、惠栋却并不以思想见长，与其说是思想家，毋宁说是学问家。这显然是在依照学术史的眼光来展开思想史的研究。不论唯物史观赋予了谭丕模多么崭新的研究视角，具体研究仍需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一步步展开。可以说，谭丕模并未完全摆脱章、梁二人所创立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影响。

《宋元明思想史纲》书影

五、从“学术史”到“思想史”

在民国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层出叠见，即便具体到清代，相关著作也相当丰富。以学术为主题者，有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以哲学为主题者有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以思想为主题者，除了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还有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以及胡适未正式刊布的《清代思想史》手稿，此外还有徐世昌主持纂修的，以传统学案为体裁的《清儒学案》。然而这些所谓的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之间的界限却十分模糊。学术史的研究往往以“思潮”变动为主线，而思想史的讨论往往也需要聚焦于具体的“学说”，而哲学史著作则是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对传统学说、思想加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分析。无论是学术史、思想史还是哲学史无一不是以著名的学问家、思想家为中心展开讨论，其所关注的人物往往大同而小异。所以很多著作，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王伯祥、周振甫的《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等，干脆将“学术”与“思想”并用，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

作为一本“思想史”著作，《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也并非只谈“思想”。其实谭丕模最早在民国学院开设课程时，课程名称即为“清代学术思想”，“学术”与“思想”并用，也正说明在当时的谭氏心中，学术与思想之间并非可以截然划分的两个领域。后来成书时虽去掉“学术”，而专取“思想”两字，将由讲义而成书的这本著作命名为《清代思想史纲》，但该书的具体内容显然还与学术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绪论部分的首节中，谭氏想讨论“清代思潮的总趋势”，但在具体展开时，却大谈特谈清代“学术思想的特征”。浏览《清代思想史纲》一书的目录更是可以发现，该书以“学说”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取向——各小节以“某学”“某论”“某说”结尾者不在少数，如第三章的两个小节的标题分别为“戴震之‘不出于欲为理说’”“惠栋之汉学”。另一方面，该书还或多或少存在着“哲学史”论述模式的影子，几乎在展开讨论每家思想之前，都要首先讨论该“思想家”的“认识论”，有的还会讨论“方法论”“人性论”等。从这个角度看，《清代思想史纲》作为一本思想史著作，并不那么“名副其实”。

依照现代的眼光看，学术史与思想史各有侧重。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在知识系统、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制度、机构的变动过程，此外还需关注学术与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则在各种思潮兴起、演变、斗争、交融的过程，应聚焦于有关政治、社会、人生的特定观念。但所谓“思想”者常常是学术变革的动力，新的思想观念往往能够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而所谓“学术”则往往是思想活动的主要载体，是思想得以凝聚形成的途径，但凡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往往都会形成系统化的学说。学术史与思想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上受限于材料与体例，实际上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展开往往并不能如理想的那样容易划清界限。基于唯物史观，谭丕模虽然意识到了要去探究清代各个社会阶级的思想观念，但是具体研究的展开仍然无法跳出讨论精英思想学说的范畴，原因亦在于此。

民国时期学术史、思想史与哲学史著作在内容上往往大同小异，但称谓的不同，却并非著述者随意为之的结果。这往往反映着著述者研究思路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也与近代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自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在清末评述清代学术、倡导学术史研究以来，学术史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而二十年代的“整理国故”更是让学术史研究变得炙手可热。而在民国初年，西方哲学观念的逐渐传入，以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的出版，也让哲学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之相比，以思想史为名义的研究则相对冷清，如陈垣甚至认为，所谓的思想史“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

民国初年学术史和哲学史研究的勃兴，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在清末大谈清代学术史，目的是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式，为近代学术指明方向，在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价值预设，就是他们认为学术发展的方向与国家命运的走向息息相关。如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在相关学术史论著中，透过对中国学术发展得失的总结，梁启超等人极力批判学术专制，提倡学术自由。学术史写作是“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他们铸造“新国体”的工具。“整理国故”带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再度勃兴，则更多由于清代学术所具有的科学方法、精神与现代西方学术颇有类似之处。提倡清代学术，展开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则更多希望发扬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尽快实现中国学术尤其是史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此时提倡学术史研究，根本的基调在于科学，目的在于向西方看齐。而哲学史研究的展开亦有此意。

谭氏去除“学术”，而专以“思想”二字命名《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也并非没有原因。说到底，这还是由于时代风气的转移，唯物史观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李大钊于1920年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为嚆矢，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尝试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思想史领域，但彼时李大钊的研究尚止步于近代，因为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像传统的社会经济那样“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然而随着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发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状况的研究日渐深入，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尝试探究传统思想观念变化与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间的呼应关系。在此基础上，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思想史著作，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等，对各个时期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这些书中的大多数，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写成的。

虽说实际与理论尚有距离，但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家能够从社会经济的视角出发，更加敏锐地发觉学术思想变动的蛛丝马迹，对于那些切乎现实的思想观念予以“史”的观察。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对被剥削阶级的关注，也使得思想史研究跳出精英的学说方法，进而关注到大众化的思想观念成为可能，这两方面均在无形中带动了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也凸显了思想史不同于学术史、哲学史的独特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蔡尚思对学术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者“惟旧学者之‘马首是瞻’”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批判他们“对于经部及几部‘家常便书’以外的中国思想史书籍，根本就不注意”。他主张扩大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完全打破“对于人物，如男与女、帝王与盗丐、文士与农工、有著作与无著作，所谓贵贱、富贫、亲疏、华夷、隐显、有无等念头”的束缚。基于唯物史观，侯外庐则认为，“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有许多缺点”，而自己“自信没有此种积习”，原因正在于他意识到思想史研究要关注到“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因而具备了强烈的历史的眼光。嵇文甫同样强调，“要根据社会史，生活史，来研究思想史”。可见，谭丕模立足于唯物史观批判胡适等人对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轨迹”认识不清，并尝试自立门户从事思想史研究，并非是一个特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共同选择。从学术史到思想史这一研究趋向的转变与唯物史观的引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从社会经济的视角出发，不仅谭丕模，诸如嵇文甫、侯外庐、杨向奎、刘大年、萧萐父、陈祖武等史家也曾先后提出过不少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新观点。如嵇文甫论及清代学术思潮的成因问题时，颇能辩证地看待明清学术思想的关系，他指出阳明学派“打破习俗”是清代学者“直追古人”的第一步，“阳明学派和后来的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自然绝不相类；但在反宋学一点上，他实作了后来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的前驱”。对于戴震与颜元的学术思想，侯外庐也从思想实践性的角度点明了二者的不同，他指出，“习斋‘格物’的对象都是‘实践，实验与产业’的大步骤，故而他的知识论是以实践为前提；而东原的哲学方法论则不然，他的‘格物’是指‘审察尽物’，与恕谷之走入思辨方法论相似，故他的知识论着重在由词通道，知识成为行为的命令，否定了知识媒介性的过程关系”。此后，杨向奎先生论及晚清学术思想，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庄存与和康有为公羊学思想的差异；陈祖武先生论及清初、乾嘉学术思想，能够提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等命题，也都与唯物史观的引入有关。

非惟如此，时势的变化亦是思想史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尽管实现史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追求学术的客观与独立是近代史家持续努力的方向，但近代史学的发展始终未曾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无论学术观点的新旧，近代史家心中都还或多或少保留着“史学经世”的传统情结，史学论著常常有关照现实之意。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重心的转移恰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当清末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探讨也常常隐含批判专制的内涵。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科学观念大行其道之时，相关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著就格外凸显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所蕴含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与之呼应。但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相关论著开始重点发掘清代学术中有关爱国、图强的相关思想观念。救亡成为此一时期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著隐含的一个关键词。钱穆在北大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之时，正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故而他直言，“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正是时局的变化促使他采取一种与梁启超截然不同的思路来论述清代学术思想史。可以说，抗战爆发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显然易见的。谭丕模亦观察到知识分子“开始放弃了故纸堆的学院式的超现实的研究生活，而踏入了现实的活生生地与抗战相配合的文化战斗生活”。而亲身经历过“三一八惨案”，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新启蒙运动”的他，当然也有这种自觉，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正是此一取向或转向的体现。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不仅要确定“中国社会过往的思想产生的必然性”，还要承担起“确立中国社会现阶段思想的动向”的任务。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益于救国，但不以国界为限，无法凸显中华民族的精神，亦无法直接启蒙普罗大众；与之相比，切乎现实的各种思想观念则处处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也比高深的科学方法平易近人得多，更能在普通民众心中引发共鸣，在困难的环境中激励着民族继续战斗。这些思想观念在民族危亡之时显得格外的珍贵。学随势变，从革命、科学再到救亡，从学术史到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亦是在时代背景的转变下悄然完成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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