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芹 | 国家图书馆藏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述略
作者简介：
郭传芹，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来源：《民国文献研究（第1辑）》，注释从略
摘要
近代日本对华展开了一系列调查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这些调查有其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借助调查所获得的情报信息来实现其阶段性对华政策目标，以达到占领、吞并中国的最终目的。这些资料是研究日本侵华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对华调查资料为考察对象，从馆藏现状及来源、各类调查资料的特点与价值、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展开阐述，以推进相关整理和研究工作。
关键词
对华调查 中日关系 情报 国家图书馆
一、文献概况与馆藏来源1.文献概况近代以来日本开展的针对中国的调查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官方为主导、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官民一体”的格局，也是近代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调查活动参与主体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的调查，包括外务省（含日本驻华领事馆）、农商务省、大藏省等明治以来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战时设立的企画院、兴亚院、大东亚省等，以及台湾总督府、关东都督府、伪满洲国民生部劳务司等殖民机构和日伪机构；二是军部的调查，包括日本的陆军、海军、参谋本部以及发动侵华战争后，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驻屯军等部队对当地的调查等；三是民间组织与企业的调查，包括在华日本人商业会议所、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亚细亚协会、东邦协会等“兴亚”团体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文简称“满铁”）、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大仓组、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中日实业公司等；四是个人调查，包括早期浪人、商人、学者、特务间谍等的调查。
2.馆藏来源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国图所藏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主要来源自三个方面：一是采购；二是战后接收在华日本文化机构的藏书；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单位调拨或赠送。其中后两者是该部分资料来源的主要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收复区的敌伪资产接收，后又转归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将全国分为平津区、苏浙皖区、闽桂粤区、东北区四区”，敌伪图书文物属于敌伪财产，理应予以没收，“作为中国抗战损失补偿一部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特派员办事处，又设立平津区敌伪图书处理委员会，专门负责接收处置平津地区日本和敌伪组织的图书的工作。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是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负责接收在北平的日本图书保存会、东方文化协议会、兴亚院等6个单位的藏书，约40余万册。经报教育部批准，日文正本文献由北平图书馆收藏，复本拨交其他图书馆或研究机构收藏。其中明确记载了兴亚院（主要是华北联络部）的资料交由国图的前身北平图书馆收藏。这批日文文献的入藏大大充实了馆藏日文种类和数量，北平图书馆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日本研究室”，并设立日本文库，与当时迁回北平的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加强对日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接收的这些文献除了兴亚院调查资料外，还有日本图书保存会、东方文化协议会等日本在华机构收藏的各类对华调查资料以及久下司、桥川时雄等人的收藏。通过查阅馆史资料以及藏书章，兴亚院调查资料除了上述来源外，还有一部分是由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转交来的东亚同文书院收藏的兴亚院调查；另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图书馆赠送的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部分藏书。关于馆藏满铁资料来源，除原系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之外，还包括原收藏于全国人大图书馆、沈阳铁路管理局图书馆、国立南京图书馆、吉林省立长春图书馆等的资料。东亚同文书院的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则主要由南京图书馆调拨而来，这些资料最初也是二战后接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及其藏书而来。其余对华调查的大部分资料是接收战败后日本的藏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调拨、赠送等方式获取，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馆藏格局。从馆藏章看，这些资料曾存于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满铁上海事务所、满铁奉天事务所、满铁天津事务所、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东亚同文书院、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本图书保存会等机构。二、文献特点与价值
国家图书馆所藏日本对华调查资料虽具有一定规模，但相较于规模庞大的日本对华调查体系来说仍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相对成体系收藏的资料主要有满铁调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和兴亚院调查。其余诸如外务省及领事馆调查，军部调查，各类企业和民间组织以及个人调查，则分散藏于数以万计的普通日文文献中，亟需系统整理。因各类调查较为繁杂，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论述，择要简述如下：1.满铁调查
满铁资料多是当年从战败国日本手里接收的，几经馆舍迁移，图书搬迁，目前集中存放管理的约1.3万册，其余部分则分散在其他日文文献中。就集中保存的这部分资料来看，状况堪忧，纸张严重老化酸化，部分资料装帧相对简单，出现散页、缺页现象。这些资料既有调查报告也有满铁出版、收藏和使用的各种文献，既有正式出版物也有非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包括油印本、打印本、手写本等形态的资料，多是满铁内部刊物，包括专题资料、会议记录、年报、月报、目录等。从内容上看，调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我国东北乃至全国的自然地理、矿产资源、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经济、交通、宗教、风俗习惯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调查。其调查采取文献调研与实地踏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报告翔实细致，为日本军事行动和对华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支持。此外，由于其调查人员包含各个学科的专家，“而且深入第一线实地调查的人员，多半是学有所长，训练有素的高级专家学者”，满铁调查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已超出日本占领军当局所直接关注的内容，可视作“众多专家学术性努力的成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2.东亚同文书院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代日本在中国上海创建的以招收日本学生为主的大学教育机构，在学生毕业时组织他们在中国境内开展大旅行调查，形成了调查报告和日志。这些资料是独立存放、集中保存的，绝大多数都有统一装订，保存状况良好。调查资料都是书院学生的稿本或者复写本。撰写所用纸张都有统一格式。每期学生旅行结束都会将调查成果做5份抄本，“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1份”。国图所藏调查报告和日志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于1927—1943年，是国图的独有馆藏。这些资料保留了更多一手信息，包括作者的修改痕迹、初始思路、旅行杂感等内容。因此，这些旅行成果的稿本或复写本具有更重要的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3.兴亚院调查
兴亚院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侵华事务的机构。1938年12月正式成立，至1942年11月并入大东亚省，由日本首相任总裁。兴亚院通过直接主持或委托其他机构、个人等形式，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调查，并撰写了大量翔实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战时多作为秘密资料在侵略机构内部流通，其中一部分调查资料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中国接收。国图所藏的这部分资料，在历史上来自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图书保存会等多个收藏机构的秘藏。兴亚院开展的大量调查，为日本制定侵略政策、维持占领区统治提供了依据。
4.外务省及领事馆调查
日本外务省及其派驻的驻华领事馆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其开始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在近代日本对华调查工作中处于开拓者和领路者角色，也体现了日本政府对情报搜集、利用工作的重视。外务省以及驻华领事馆的调查资料现在大多收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图所藏大多来源于接收日本战败后在华机构的藏书，藏量不大且散藏于各类日文文献中，但仍然值得进行深入整理和研究。日本外务省自设立开始，就注重情报搜集，并逐步规范领事报告制度。调查工作主要由其下设的情报部、调查部和通商局等部门具体负责。国图所藏部分侧重于对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其制度等方面的调查。日本驻华领事馆的调查，以上海领事馆的调查居多，主要由其下设的特别调查班负责，侧重于经济调查，包括战时经济；同时驻华领事馆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向，馆藏中也有一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调查资料。
5.日本殖民机构调查
日本殖民机构如台湾总督府也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其对台湾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台湾土地人口、风俗习惯、经济资源、货币财政、文化教育、宗教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调查资料。这些调查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是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情况的重要史料。此外，台湾总督府调查范围并不局限于台湾，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方都成为它的调查对象。例如他们对海南岛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形成了《海南岛志》《海南岛植物志》《海南岛的农林业概况》《海南语初步》《最近的海南岛事情》《海南岛家畜寄生虫调查报告》《南支那民俗志 ：海南岛篇》《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等调查成果。
6.军部调查
日本军部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策源地，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等，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军事指挥枢纽，独立于政府和内阁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长期以来军部对中国开展了大量情报搜集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多与军事相关，以搜集军事情报、进行地图测绘为主。调查主体包括日本的陆军、海军、参谋本部、驻屯军、派遣军以及为军部服务的末次研究所等。军部调查工作本身是极其秘密的，相关文件在当时就受到严格管制，且有部分绝密文件用后就被销毁，所以保存下来的就很少。“更重要的是日本战败时有组织地毁灭了大量机密文件。据日本学者研究，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决定烧掉重要机密文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所在地市谷和大本营海军部、军令部、海军省所在地霞关从14日下午到16日一直为焚烧文件的浓烟所笼罩。”这样，日本战败时，其本土陆海军公文文件大部分都被销毁。而在海外，由于日军战败，仓促间未来得及销毁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国图所藏军部调查资料主要为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以及日本的派遣军、关东军、守备军、驻屯军等各个部队系统的调查资料。各系统都设有专门从事调查工作的部门，就馆藏所见主要有：参谋本部的陆地测量部，陆军省的情报部、调查班、新闻班以及特务机关，海军省的水路部、航路部等。调查内容包括与军事密切相关的矿产、交通运输、治安管理、物资以及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等。其中地图资料占有一定比例，主要由日本海军省的水路部和航路部非法测绘而来，用于制作兵要地图，直接服务于军事侵略。海军省的调查重点为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的地理状况，包括当地的物产以及进攻策略等。这些资料对研究日本军部侵华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7.其他各类调查
除上述调查外，日本商工会议所在中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也从事大量调查工作，与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起到了沟通地方商工会议所和政府部门、议会的作用。在华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活动主要包括商情通报、贸易斡旋、纠纷调停、证明鉴定、商业调查及编纂、贸易统计、政策提议以及各类咨询服务等，商业调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国图藏有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东、开封、徐州、张家口商工会议所的调查资料，以经济和商业调查为主，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于1937年以后出版，反映了日本商工会议所随着日军侵略在华不断渗透的情况。除此以外的各类企业和民间组织的调查规模相对较小，他们大多是按照组织目的或企业发展目标开展符合自身利益的调查活动。此外，个人调查方面，多数是以游记或者专题著作的形式出现，也是近代日本对华调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对华调查资料，在近代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明治政府开始，日本逐渐加强与中国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更多伴随着日本对中国的窥探。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国策下，日本对华调查最初始于经济领域，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服务，同时积极扩张对华经济，挤占中国市场，慢慢发展为掠夺中国资源，直接为战争服务，“日本的经济情报工作对日本的近代化和战后经济崛起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开展强兵计划，积极学习西方军事制度，伴随而来的军事扩张思想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则是派遣军人或者间谍对中国开展军情调查，包括收集中国军队战力情况、搜集中国地理知识、盗绘地图等。比如国图藏1882年岸田吟香辑录的《清国地志》、1883年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支那地志》等，这些都是早期日本对中国开展的军事调查。再到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等等。这些调查机构和部门，有些是直接实施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如满铁、军部、关东军等。日本对华调查，是基于日本侵略需求，服务于战前与战争时期其对中国的战争策略和资源掠夺等目的的。三、文献整理与数字化
1.摸清馆藏资源，制定整理计划一直以来，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视日本对华调查文献的整理工作，早在战后接收日伪图书文献资料时，就曾制定整理计划，并上报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之后组织专人对数以万计的日文图书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目加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研工作，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设立了东方语文编目组，继续组织专人对日文文献进行整理，相继出版了《北京图书馆馆藏有关中国矿业调查日文资料选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经济日文资料参考书目》等专题文献目录。改革开放后，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图制定联机目录编制规划，实现了所藏日本对华调查资料联机目录数据编制和检索功能，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对文献的利用。同时通过馆级项目的设立，支持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抗日战争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在深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认识上需要我们不断挖掘新的历史资料，以深刻揭示日军侵华的历史过程及其战争罪行。这一时期，国家图书馆结合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整理馆藏目录、策划选题、重点项目推进等方式进一步加强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工作。
2.确定重点，开展专题整理
近些年，国家通过设立抗日战争研究等领域重大课题，进一步推动了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国家图书馆结合国家重大课题和学术研究方向，积极推进日本对华调查专题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将日本对华调查资料原貌系统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使文献化身千百，服务于学术研究。书目整理方面，参与编纂了30卷本的《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该书由全国50多家相关收藏单位共同合作，历时十年完成，系统收录了国内绝大部分满铁资料目录近28万条（中、日文22万余条，西文、俄文及其他外文5万条），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工具类图书。国图由此对馆藏满铁资料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专题文献整理方面，按照分层逐步推进原则，逐项开展。首先，制定规划，了解日本对华调查活动的历史背景，通过研读有关研究论著，充分了解和掌握调查活动的整体情况，了解不同调查主体的历史活动轨迹及其调查内容。其次，梳理馆藏文献，整理制作书目信息。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我们确立了重点选题方向，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兴亚院调查、满铁调查为整理的着力点。经过几年的努力，整理成果相继出版，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全200册）于2016年整理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总目、索引、附录》，这是国内关于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的首次全面系统整理。该《丛刊》包括旅行日志76卷，调查报告124卷，“涵盖了将近2000名调查人员撰写的约1000本旅行日志手稿和800余本调查报告手稿”，是了解东亚同文书院历史、研究其对华调查内容及其与日本侵华关系的重要一手资料。馆藏兴亚院调查整理方面，《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五辑：兴亚院调查》（全60册）于2021年出版，这是耗时两年、在全面摸查馆藏基础上系统整理的成果，也是兴亚院调查资料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出版，较好揭示了兴亚院存续期间在华调查活动的概貌，是研究战时日本侵华政策以及沦陷区统治的重要资料。在满铁资料整理方面，由于满铁已有整理成果非常丰富，为避免重复建设，需做文献选目查重工作，选取国图特有的满铁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以进一步补充现有的整理成果。此外，我们还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等系列出版物，其中包含了部分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目前正在开展军部、日伪殖民机构、各类企业和民间组织以及个人调查的全面整理工作。期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加丰富的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中日关系研究等方面的史料，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3.数字化建设
在整理出版的同时，国家图书馆积极推进日本对华调查数据库平台建设，约40万页调查资料已完成数字化。数字化建设以馆藏资源为主，同时着眼于资料的完整性，通过合作或者资源购买方式，丰富数字资源种类。例如：在“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除了发布国家图书馆藏13万余页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资料外，还将日本爱知大学所藏15万余页东亚同文书院早期对华调查资料收录其中，建成了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的完整数据库。为了更好地揭示调查内容，数据库著录了子目数据，包含章节号、章节名、章节层级目录、页码等多项信息，在数据库中实现子目和对象数据间的跳转等功能，并提供资源对象数据的全文阅读。在“满铁”数字资源建设中，除了馆藏满铁调查资料外，还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将该所的特色馆藏“满铁剪报”档案资料收录进来。目前正在开展兴亚院调查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在资料整理和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难点。例如：在内容方面，调查资料中涉及边疆、宗教、民族、政治、人物以及日本军部盗绘的地图等，内容较为敏感，这些资料应如何整理，怎样充分利用，在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也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研究。全面系统整理日本对华调查资料，既是对国图馆藏资源的发掘利用，也是全面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及其发动侵华战争过程的必然要求。四、余论
近代日本对华调查体系庞大，资料浩繁，学术研究价值高，更由于其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特殊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及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术界就已启动相关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最早的整理工作是从满铁资料开始的，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更多调查资料的发现，更多学者和机构投入其中。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十年，国内在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满铁调查研究、东亚同文书院调查研究、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调查研究、兴亚院调查研究以及日本军部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例如：对满铁调查的研究有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武向平《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等；王力《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一书，以日本外务省调查资料为研究基础，揭示了日本政府主持的对华经济调查及其目的与影响；关于日本军部的调查，主要著作有许金生的《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国内对兴亚院的研究主要有房建昌的《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与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始末及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臧运祜《“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等文章。在资料整理出版方面，除了上述国家图书馆所做的整理工作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国内多家收藏单位，推出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系列，将各主要收藏单位整理的日本对华调查资料分辑出版，这些收藏单位包括国家图书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吉林省社科院、黑龙江省图书馆等。此外，还有一些档案馆和学者投入到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编译中，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全50册）及其《续编》（全50册）；许金生主编的《近代日本在华兵要地志调查资料集成》（全24册），周建波主编《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资料选译：1927—1943年（金融卷）》等。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进一步充实了日本侵华历史研究和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一直以来，资料整理都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资料丰富与否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和深入整理相关历史资料，通过历史文献深刻揭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及其失败的必然结局。国家图书馆将继续推进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在原有基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书目的整理，对馆藏满铁藏书书目、东亚同文书院藏书书目进行整理，这些书目除了它们开展的调查资料外，还包括机构的藏书，很多藏书来自中国，反映了日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值得深入整理和研究；二是加强对调查内容的分类整理，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及其派驻的各类机构进一步强化了调查力度，以达到“以战养战”“以毒养战”的目的，例如对战争物资的调查以及据此制定的物资统制计划，又如长期以来日本各机构开展的关于中国鸦片的调查，对其制定以鸦片毒化中国的政策密切相关，对调查内容的分类整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某一类调查及其产生的结果，可对鸦片、金融、棉花、交通、铁路等方面进行专题分类整理；三是继续加强军部调查、民间组织以及个人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四是同步开展数字化建设，提升知识服务水平。对于日本对华调查所形成的历史资料，我们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近代以来有关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记载，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调查主体的目的及其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承担着国内外图书文献收藏和保护的职责，一直以来尤其注重馆藏建设和专题文献整理，充分发挥文献服务于国家立法决策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保存好、整理好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文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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