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毅鹏 |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原    文| 田毅鹏.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3):23-28.

作者简介| 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邮编：130012。

 [摘要]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

大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即兴起东亚现代化比较研究的热潮。学界之所以醉心此问题的探讨，首先是因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东亚各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起而应战，历经坎坷，先后完成了现代化，形成了时间上“梯次行进”的现代化雁阵。其次则主要是因为，东亚社会向来被称为古代文明的“半个世界”，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同质性，因此，学者常可据此发出追问：为什么东亚在非西方世界中率先实现现代化？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东亚各国在某些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选择？由此，迄今的学术意义上的东亚比较研究基本上锁定在早期现代化及现代化发展推进的阶段。而对此后阶段东亚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则关注甚少。但事实上，从20世纪晚期到现在，东亚社会发展经历了更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值得我们给予特殊关注。其中，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变迁及振兴政策的推进，便是东亚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围绕着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展开比较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

欲弄清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价值，首先必须清楚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及乡村社会变迁的特殊性。

（一）东亚乡村变迁及振兴的特殊蕴涵

历史上，东亚世界是人类最早从事农业活动的地域，植根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东亚社会实际上是以村落社会为原型构建起来的，其在历史上形成的连续性村落传统对于现代社会的文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故早在19世纪中叶，东亚思想精英便对由工业化带来的乡村剧烈变迁保有较高的警惕性。他们共同表达出来的观点是，不能简单地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物”的扩张的过程，而是关涉到城乡社会变迁在内的一个总体性的复杂变迁过程。在东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思想家都表达出类似的观点，将村落社会的变迁作为现代化社会总体变迁的核心问题。其中以19世纪下半叶日本思想家新渡戸稲造的“乡土社会变迁论”和20世纪初期中国梁漱溟等的“乡村建设理论”最为典型。因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已比较熟悉，在这里主要就新渡戸稲造的思想略作展开，以揭示东亚思想界对由工业化、城市化而带来的乡村世界的剧烈变迁做出解释。

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作为有着留学西洋经历的农学家和思想家，新渡戸稲造敏锐地觉察到上述变化对日本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剧烈影响和冲击，他试图从保守主义的视角激活“地方”的乡土性和社会性，寻找一种城乡均衡发展和调节之道。其核心观点如：（1）城乡均衡论。新渡户的城乡均衡论是建立在“农工商鼎立论”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说的“农工商鼎立论”，不是强调农工商之间的一种对立性的存在，而是主张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作用机制。在《农业本论》一书中，他认为“农如万年神龟，商如千岁仙鹤”，对于国家而言都不可缺少，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内籍于农之力，外依商工勇飞。恰如鸟无树木岩石之巢，欲飞翔于海洋之上，唯有靠其两翼。新渡户在对欧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展开激烈批判的同时，对日本农业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传统及其社会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虽然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失败的，但其作为社会制度却发展出许多令人珍惜的道德。与今日人际关系建立在金钱交换关系基础之上不同，封建制度却是建立在熟人伙伴关系联结基础之上的”（新渡戸稲造，1985:311）。这一共同体传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原型和立国根基。以此为契机，他对日本农村社会和农村社会生活表现出积极的肯定和关注。新渡户虽然意识到城乡关系的上述变化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他并不认为可以放任这种变化。因为如果将国家—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的话，就应注意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如果我们将都鄙失衡的直接后果比作一种疾病的话，恰似一位患上充血病的患者，将其全身的血液充溢在身体的局部。导致农业劳动者的减少，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地方学体系的建立。新渡户以提倡农政学为契机，开始构建起“地方学”的理论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伴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本农村社会的基础开始走向解体，农村的风俗、农民的心理、人情也随之发生变动。在上述情况下，新渡户怀着一种对农村社会深深的危机感，开始致力于农政学的研究。他认为，夫因田舍衰落而导致国民体格衰弱，病例强弱的实例，古来甚多。大都市奢侈无度，必然酿成严重社会问题。他认为，所谓地方，当然与土地的关联最为密切。但我们不能做出唯地面的理解。与土地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农业、制度及其它相关元素也都天然地包含在地方研究之中（新渡戸稲造，1907）。可见，新渡户在这里提倡的地方学，实质上包括了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研究，并试图发现都市中不存在的乡村优点，借以强调提高地方活力的重要性。

（二）东亚乡村振兴发展之复杂关联

东亚乡村振兴之所以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课题，主要是因为东亚现代化及乡村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1）时间关联：从时间上看，东亚各国乡村发展及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东亚社会陆续出现了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发展热潮。其中，在日本主要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过疏对策”为中心的乡村发展战略的实践。在韩国则主要表现为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村运动为标志的乡村发展。而中国的乡村振兴运动则基本上是在世纪交替之际开启端绪的。中日韩三国围绕着乡村振兴所展开的政策及行动前后相续，构成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乡村发展的一条最为重要的线索。（2）理论关联：长期以来，东亚的发展是在“发展主义”主导下展开的。在发展主义的思路下，乡村振兴所遵循的主要是一种经济取向下的发展，即强调乡村振兴必须以产业振兴为主线。但在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视域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则成为发展所追求的核心目标。由此，以社会政策为主线的乡村振兴战略便成为关键的环节。（3）模式关联：就东亚现代社会发展的类型而言，其发展轨迹堪称是一种典型的“赶超式现代化”，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压缩式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相比，其所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当然更为剧烈。而东亚关于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理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强调城乡社会发展的均衡性。这里所说的均衡性具有特殊性在于，作为赶超型的现代化，东亚各国的城乡之间普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甚至曾经出现过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如何改变上述这种不均衡的状态，便成为东亚乡村振兴一个核心理念。为此，政府必须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以减缓乡村走向衰败，实现复兴。

（三）迄今东亚乡村振兴比较研究的缺憾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界迄今关于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虽然已有初步的学术积累，但在笔者看来，却存在着以下几个重要缺憾：（1）在迄今关于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故我们应突破以往的国别研究框架，开阔视野，围绕着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展开深入研究。（2）在东亚各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内，农村研究是最具本土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奠基者曾围绕着乡村研究的主要领域，展开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研究，其成果对于深入理解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比较研究视角，以东亚为比较研究单元，植根于东亚本土经验的乡村研究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亟待通过对东亚乡村振兴相关的“政策—体制—组织—制度—文化”的实证研究，以形成对东亚乡村社会的新理解。鉴此，我们应从比较研究的研究视角，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社会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东亚乡村振兴形成的背景、进程及其形成的特殊的过程和机制，以切实推进东亚本土的社会学研究。

二、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内涵及其展开

如前所述，从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政策实践，对东亚国家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容，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可以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关于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现代化和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梯次性和阶段性。同时，其城乡社会变迁的幅度也是空前的，表现在城乡关系上，伴随着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东亚各国先后出现了极其典型的乡村过疏化及乡村留守人口现象，如何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使得乡村不至因人口流失而迅速走向崩解，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秩序和稳定，成为东亚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文献回顾等方式，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出台的社会政策背景展开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对东亚各国相关的社会政策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总结概括，阐述和论证其特征，并针对其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探索性研究。

（二）关于东亚社会政策的理念比较研究

与欧美社会福利理念不同，早在公元纪年前，东亚便成了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福利思想体系，对东亚社会政策的制定及特质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就东亚社会福利思想的总体特征而言，大部分思想家的社会福利主张都带有典型的“王朝介入论”和“宗族福利保障”相结合的色彩，强调王朝、政府、家族的作用。一方面，儒家从“仁”到“仁政”的演化图式中，王朝的统治者往往被赋予“保民”“恤民”的责任。故在社会福利方面，虽然其目标在于社会控制，但“儒家是主张政府介入(“民本”“仁政”)的。上述种种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在中国一直延续到现代，儒家的国家积极干预思想一直得到贯彻，从而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儒家福利思想的目标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而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王思斌等，1998:5）。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中，其社会结构曾经发生过种种变迁，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下来。这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法家族式伦理统治色彩。“家国同构”成为宗法社会的最大特点，基于宗法家族制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多重架构的宗族保障论。故在社会政策的理念的问题上，东亚并不是像欧美社会那样，完全从西方的权利义务理论出发。而是从儒家的仁和仁政以及王朝政府的责任的角度展开论证的，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展开的。步入近代社会，虽然来自欧美的权利义务思想对东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人们依然对政府和家族具有极强的依赖感，如在日本的战前，人们认为“养儿防老”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社会保障问题根本不会产生。在“亲邻相助”的时代，社会福利也不可能充实起来。在农村，接受亲戚救济，即使是远房亲戚的救济，人们都会感到是一种耻辱。在城市，如果去登记救济卡片，就变成了沦为所谓“卡片阶层”的确凿证据，通常都会被人们视为最下层的贫民。在这种情形下，“有权要求救济”的精神，丝毫也得不到重视（福武直，1982:166）。受上述理念的影响，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政府相关政策展开的，社会力量不强。

（三）关于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体系的比较研究

如前所述，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同，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关系发生剧烈变迁的背景下，东亚农村的人口开始大量外流，形成了典型的农村人口留守现象，乡村世界的人口迅速减少，出现了所谓的“空心化”和“过疏化”问题。在空心化过疏化问题发生的初期，人们似乎将其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流动问题。但随着问题的演进，人们逐渐发现，虽然乡村世界的人口急剧减少，但村落并不可能迅速走向终结，而是出现了复杂的社会衰败问题，表现为大量留守人口的存在。与之相匹配，出现了相应的社会政策系统。其中最具典型性意义的是关于老人、妇女、儿童的社会政策。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乡村过疏化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1970—1979年）、《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置法》（1980—1989年）、《过疏地域活性化特别措置法》（1990—2000年）等。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也推出了较为系统的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对象标准》（1990年）、《农村社会保险政策》（1990年）、《农村社会救助政策》（1990年）、《农村社会服务政策》（1990年）、《社会整合服务政策》（1990年）、《特殊群体政策消除贫农贫困对策》（1990年）、《第二轮多文化家庭政策基本企划》（2013—2014年）、《结婚移民者务农教育培训事业》（2016年）等。在系统梳理上述政策和计划的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政策脉络和政策间的衔接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东亚乡村振兴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动的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所谓社会政策，主要是“研究国家与其公民的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把国家和社会的作用纳入到个人的‘福利组合’中去的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唐钧，2009）。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上，无论是早发现代化的欧美国家还是后发外生性现代化的亚洲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需要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努力，通过系统的社会政策的颁布实施，以改变调解其城乡关系，使乡村世界避免衰败，获得持续的均衡发展。但长期以来，东亚强政府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社会边缘人口及弱势群体基本上都是依靠家庭、家族以及政府的福利救助。从20世纪晚期开始，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设定，东亚各国开始意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力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结和联动，使得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推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此，我们可以通过东亚乡村振兴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动的比较研究，发现异同，促进相互借鉴。

（五）关于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比较研究

从社会政策提出、实施的“过程理论”，来审视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我们会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1）通过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比较研究，可以深入理解把握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积极探寻东亚乡村振兴政策颁布的历史渊源，并由此形成深层次的理解；（2）通过比较研究，努力发现东亚不同国度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发生原因之间的细微的差异，进而在同中求异，获得新的理解。（3）由社会政策的静态评价提升为动态评价。迄今的社会政策过程评价基本上是循着静态评价体系展开的，但现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却是流动的。在此问题上，笔者曾提出所谓“流动的公共性”概念，认为所谓流动的公共性，主要是指在现代城乡关系转换的进程中，为保障往返于城乡之间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而拓展和创生出的公共性形态。其表现为组织形态的流动公共性。即如何将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纳入到组织体系之中，便成为异常重要的课题；拓展制度的空间涵盖力；作为观念形态的流动公共性构建（田毅鹏，2009）。

三、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目标及启示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研究的魅力主要在于，通过比较可以揭示问题及发展模式的异同，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比较研究的目标

从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结合东亚主要国家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容，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概括，以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1）通过文献研究，系统整理东亚各国关于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着重分析社会政策出台的背景及政策的具体文本。（2）通过东亚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从动态研究的视角揭示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实施运行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展开理论提炼。（3）通过东亚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及相关制度的体系，以及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展开研究，形成东亚乡村振兴的理论解释体系。

（二）比较研究的启示

第一，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文明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动。由此，乡村变迁开始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因为所谓乡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复杂的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作为世界城乡关系变迁史上重要的一环，自20世纪60年代发轫的东亚乡村变迁业已逐渐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围绕着东亚村落变迁过程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深度总结和汲取东亚国家乡村发展振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处在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我们之所以强调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重要价值，主要是因为东亚各国的乡村变迁及振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和连带性。与欧美国家早期的城市化和村落变迁的情形不同，东亚的乡村变动存在着若干自身独有的视域，值得我们给予特殊关注。从时间上看，20 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其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日本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和大流动，导致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而战后韩国继日本60年代出现“过疏现象”之后，从 70 年代开始也患上了此种“病症”。而中国的村落变迁实际上是伴随着20世纪末快速城镇化拉开序幕的，在这一意义上，村落变迁及振兴是东亚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间的相互借鉴和启迪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对村落变迁迟发的中国而言，日本和韩国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经验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以往的乡村振兴研究，多是从经济、产业的视角展开的，社会政策的视角往往被忽视。虽然乡村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占有核心地位，但事实上乡村振兴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综合性工程，政府围绕着乡村振兴而出台的系列社会政策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重要的地位。从比较社会政策的学科视域，对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国家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更具有切近的应用价值。

第四，迄今为止，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学术界关于其本国乡村振兴的问题业已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其中，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及川宏的《同族组织和村落生活》、福武直的《美国村：移民送出村的实态》、坂田期雄的《地域活性化及其战略》、岛崎稔的《关于战后日本的城市和农村研究的基本视角》、伊藤善市的《地域活性化的战略》、内藤正中的《过疏和新产都》、安达生恒的《村庄和人间的崩坏》等，也包括韩国学者朴仁镐的《韩国地域发展论》。中国学术界长期关注乡村振兴研究，以老一辈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陆学艺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仍很少将乡村振兴问题置于东亚整体的视域，以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为切入点，展开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上的憾事。鉴此，我们拟在东亚农村研究先辈学者和当代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一个整体性意义上的东亚乡村社会研究，以切实推进东亚乡村学术研究，为当下中国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借鉴。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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