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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作者: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张安录,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荣,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卢云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毛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敬忠:乡村振兴中社会科学的理论使命与责任担当——关于“开化论坛”与《开化倡议》2021年7月22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指导、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开化论坛”在浙江省开化县举办。“开化论坛”致力于打造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为总主题的全国交流平台,旨在会聚国内外学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行动者交流研讨,为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和实践行动输送新方案,为共同富裕诠释思想内涵、探索有效路径,为世界各国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问题贡献中国方案。300余位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主题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以及从事乡村振兴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和基层行动者相聚论坛。20位文科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联合发起《开化倡议——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倡议》(下文简称《开化倡议》)。《开化倡议》从扛起使命担当、立志大有作为、践行立德树人、深耕学术研究、创新行动试验、培训乡村人才、传承优秀文化、推动合作交流、贡献中国方案、构建理论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奔赴乡村田野等12个方面发出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倡议。论坛促成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9所高校的学院或研究机构与开化县开展校地合作,建立讲好中国故事基地、乡村振兴社会实验室、综合实习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调研基地、现代耕读教育实验基地、乡村振兴党建“1+1+1”基地等多元多样的研究实践基地。“开化论坛”的举办和《开化倡议》的发布旨在彰显乡村振兴中社会科学的理论使命和责任担当。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发展,都必须重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性质和功能,尤其需要研究和探索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层与分化、农村治理与动员的转型和变迁。这也是国际学术研究和世界发展进程中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概念框架所探讨的主题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也都是在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征程中如何实现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权属的现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即探索中国农政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农政转型的实现路径(叶敬忠,2021a;2021b)。国际学术界对“农政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生计框架、政治生态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框架(叶敬忠,2021b)。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已经形成了诸如英格兰式、普鲁士式、美国式、日本式、韩国式等农政转型道路(Byres,1996:23-26;Bernstein,2010:27-32)。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三农”问题已有丰富的研究积累和学术成果。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实践积累了中国特有的实现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总体指导,同时发挥实体主义的价值引领、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保障、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反思取向、生计框架的底线思维、政治生态学的环境公正以及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等理论思想的优势元素,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设(叶敬忠等,2019)。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回应、研究、回答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试验探索和行动实践;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借鉴国际上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理论成果;需要挖掘中国在农业发展、农民转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智慧以及最近30余年丰富的“三农”研究成果,把握中国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当代事业;需要胸怀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瞄准未来各种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各种新力量、新情况、新变化对人类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叶敬忠,2021b)。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方面,中国学术界尤其需要清晰地理解、阐释中国的农政问题,完整地构建、呈现中国的农政转型理论,全面地讲述、传播中国的农政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分享农政转型的中国式道路(叶敬忠,2021b)。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事业中的理论使命和责任担当。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大有可为,社会科学学者应该主动扛起使命担当,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行动中大有作为。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正在发生历史性转移,社会科学学者更应直面时代主题,积极奔赴田野,奔赴乡村振兴一线,用脚下的泥土和心中的真情担当强农兴农使命,用理论和思想的力量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在开化论坛上,专家学者、乡村一线行动者共议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共述乡村发展的中国故事,共商社会科学的使命担当。农业农村现代化、小农户发展、农村土地制度、乡村绿色发展、农耕文化、基层党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治理创新等成为重点讨论主题。本文将《开化倡议》和从事乡村振兴相关主题社会研究的16位文科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是“开化论坛”组织方根据各位学者的现场发言整理摘编而成,并且经过了发言人的审定。同时,阐述这些发言要点的完整学术论文,在各类期刊或已经发表,或将要发表。徐勇:硬脱贫与软振兴——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何以成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家战略,需要从国家的视角加以考量。联系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2004)的经典著作《国家的视角》中“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之问,我们从国家的视角考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家战略,需要探讨“那些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脱离贫困是对人类社会状况的最大改善,也是人类的最大期盼。在现代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那么,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实现脱贫?首先,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农民往往自我脱贫无力。其次,市场机制也有其限度。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总是向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配置。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使农村与城市存在差距,即使消灭了绝对贫困,也会存在大规模的相对贫困。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和投入,发挥的是国家集聚和分配资源的特性和能力。脱贫攻坚是举全国之力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生存状况的社会工程,具有“硬脱贫”的特点,即具有时间性、战役性、突击性和强推性。而乡村振兴是由国家发动和实施的一项改善中国农村人口整体状况、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的且可持续的社会工程。与“硬脱贫”相比,“软振兴”具有战略性、规划性、复杂性和内生性,需要超强的智慧、韧性和耐心,尤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涵盖以下四对关系。一是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中国历史上虽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国家,但是国家不直接介入农业农村,农业农村发展处于自然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进入国家状态。国家广泛而深度地介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时,需要遵循农业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二是自然变迁与规划变迁。自然状态下的农业农村是一种基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变迁。作为国家工程的乡村振兴是一种规划性变迁,即通过人为的行动引导乡村向振兴的目标变迁。规划性变迁对规划要求高,规划不当或强制性推行都有可能造成振兴失败。因此,乡村振兴要合理配置各类资源。三是简单化与复杂性。斯科特(2004)通过对国家机器特性的分析认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关键在于现代国家“简单化”“管道式视野”和“标准化”的基本特征。“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为了使某些现象更清晰,更容易被度量和计算,现代国家往往在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些特征。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动和实施的一项社会工程,目的是改善农村社会状况,因此要避免将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简单化。四是现代化与乡村底色。传统乡村的基本特征是自然成长,乡村振兴则要求乡村走向现代化,现代化与传统之间蕴含着内在的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乡村时提出“乡愁”理念,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只有乡村振兴才能记得住乡愁,如果没有乡村振兴,“乡愁”只能是“愁乡”;二是在乡村振兴中“记得住乡愁”,这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要避免标准化、简单化,要让乡村具有乡村的特性,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个性之间的关系。张文宏:乡村振兴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学思考目前学界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甚多,这就绕不开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乡村振兴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若干途径中非常重要的途径;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是目标;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绕不开现代化理论,无论是世界体系论,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代化的讨论,都是基于西方话语而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基于本土的实践与经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中有五个板块涉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里面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与所谓的东亚经验不同,中国的乡村振兴是由国家主导的,并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建成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十四五”规划还提出,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新的乡村建设行动,提高农民的科技和文化素质,推动乡村的人才振兴;通过农村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等。结合“十四五”规划中关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容,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与重点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现代化、职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汇聚多方力量和多方行动者。首先,党和政府是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是乡村振兴重大政策的制定者,也是乡村振兴事业的推动者,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其次,市场和社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优惠,引导资本投向乡村;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吸引专业人士关注农村、支持农村的发展。最后,要通过产业、政策、环境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吸引新乡贤和新村民回乡,发挥他们的知识和资本等优势建设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