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吴越菲：迈向跨区域服务传送的乡村振兴：网络社会工作的实践可能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作者：吴越菲，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摘要】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往乡村服务存在典型的距离衰减现象，并主要依赖本地化的供给模式。对于本地服务基础欠佳、服务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如何提升服务的获得性和可及性，已经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问题。网络的普及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工作的新服务范式，为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拓展了全新的专业空间。社会工作与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不仅带来了不同类型的网络社会工作，也为跨区域的乡村服务传送提供了不同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跨区域服务；网络社会工作；新服务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服务获得的弱势何以消解？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框架里，乡村无论是在社会价值的认定还是在现实资源的分配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话语将乡村负面地理解为与世界主义和启蒙理想相悖离的、亟待现代化改造的存在。以乡村为标签的文化偏见加深了乡村在现代化主流语境中的符号弱势，带来了一系列污名和歧视的社会观念。从全球乡村发展的现实历程来看，传统乡村的衰败已经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与此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乡村人口的外迁和乡村资本的外流。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这一现象是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生活水平差距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人类活动向城市中心不断聚集的过程中，乡村注定成为遥远和边缘的存在。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强调城市偏向的社会政策对乡村发展弱势的塑造性影响，逐步瓦解了乡村社会资本；也有学者认为乡村衰败是全球经济体系不平等生产的直接结果。全球化强调经济优先于社会的价值理念，青睐更具流动性且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的大城市，从而将乡村置于全球资本竞争的弱势地位。

可以说，乡村发展不仅面临地理位置偏远、对外流通性差、规模聚集程度低等经济竞争上的地理弱势，也面临社会价值和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关系弱势。就中国而言，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影响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和弱势境地，其发展集中面临两个维度上的关系弱势：从横向社会关系来看，城市和乡村两大经济社会系统在近代以来逐步演化为具有剥夺性和排斥性的关系，乡村不仅在权力资源占有上面临不平等，而且成为城市发展低成本获取资源的重要支撑，这导致乡村发展基础的薄弱；从纵向社会关系来看，以往乡村发展常常体现为国家对乡村实行的各种计划、规划和改造，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国家目标，乡村成为国家干预下的被动发展主体，缺少自主发展动能。

乡村发展的地理弱势与关系弱势相互关联，对乡村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叠加性的阻滞。比如，越是规模聚集程度低的乡村，公共支出和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就越低，社会资本越会不断耗散，由此带来收入、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参与等诸多方面的累积性不平等。其中城乡社会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得到了普遍关注，现有研究广泛报告了不同国家的乡村在医疗、健康、咨询、照料和支持性服务等方面缺乏和接近性不足的问题。中国乡村人口体量巨大，如何通过优化乡村发展政策来降低城乡发展的区域差异，尤其是提升乡村居民对于社会服务的获得，已经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问题。

事实上，基于对乡村衰败的不同归因，学界进一步延伸出了消解乡村服务获得弱势的不同看法。比如，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促进策略，进一步移除市场运作的阻碍，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服务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强调乡村及其居民在服务提供上的自我依赖而不是外部依赖；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乡村发展政策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导致了政府对乡村投入的撤出以及乡村服务的私人化，乡村并不总能有自身的策略来缩减发展差异，政府应当为弱势的乡村提供公平和可及的服务；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乡村衰败的本质是社会资本的大量解体和流失，家庭网络、社区联系以及外部社会资本对于维护乡村结构、促进乡村发展是极为必须的，当乡村的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时，国家更应当补充公共服务来建立集体行动中的信任感。

2005年，我国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扭转了长期以来对乡村的负面评价，转向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乡村价值；“乡村振兴”作为一个系统范畴，更加注重乡村生产生活的业态和动能，强调乡村发展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内在质量；更加重要的是，“乡村振兴”转向从经济、生态、文化、秩序、生活的不同侧面调整乡村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明确传递了包容性发展的政策期待和行动导向。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会和民生的角度而言，亟待破解的就是乡村社会服务的分配不均和响应不充分问题。

本文并非讨论传统意义上本地化的乡村社会工作，而是集中讨论面向乡村的跨区域服务传送问题，重新思考乡村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以及社会工作在其中的实践空间。之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关注既有乡村服务的结构性难点、考虑跨区域服务传送的实践可能，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当前乡村集中面临服务需求响应不足的问题，缺少支持性服务供给和多元性服务机会。比如，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和年迈农民工返乡，乡村的实际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高，老年服务需求迫切。然而长期以来，城乡社会服务主要以属地化的方式进行供给，乡村服务资源缺乏且服务的脆弱性程度高，仅仅依托本地化的乡村服务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巨大服务需求。乡村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乡村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乡村振兴也是一个城乡融合的集体行动，为此应当提升乡村服务供给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加快对跨区域服务传送机制的探索。

二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每个村庄的问题、诉求和社会特点不同，统一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乡村发展诉求。乡村振兴是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不仅需要考虑同一项政策对乡村造成的差异化影响，也要考虑对乡村个性化的了解和实施。社会工作一直致力于创造友好和包容的政策环境，为弱势群体提供满足其需求、提升其福祉的服务。社会工作可以与跨边界的服务对象一同工作，倡导更好的方式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使社会政策的执行更加以人为本。社会工作在问题干预、组织增能以及社区发展方面的专业技能及其对人类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承诺促使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思考社会工作的行动空间。

三是，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往乡村服务供给中存在典型的“距离衰减”现象，也即服务对象距离服务供给点的距离与服务获得呈反比。这种“衰减”还可能经由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条件等进一步扩大，对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同时造成成本难题，越是弱势的群体越是面临更大程度的社会隔离风险。在信息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地理与福利获得之间的关系具有了被重塑的空间。为优化服务资源的城乡配置、降低服务供给和服务获得上的成本阻碍，城乡社会服务应当突破属地化的思维来重新考虑流动性、远距离的乡村服务模式。

二、网络时代的乡村振兴：社会工作“新服务范式”的助力

21世纪以来，网络的广泛使用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地点”“距离”“时间”的定义，重新塑造了对于乡村的理解，也带来了更多解决社会不平等、不正义问题的路径和可能。一些研究报告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在消解乡村发展弱势、激发农村发展方面的巨大潜能。社会服务领域，研究者广泛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在降低社会排斥、提供信息、增加社会联系、增强社会资本以及创造参与机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在这里，“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是一个概念统称，泛指服务者在交流和工作过程中以数字化的形式对信息进行检索、传递、处理和接收。具体形式包括使用邮件、短信、视频通话、网络社交媒体（比如微信、微博、Facebook）、移动电脑和智能手机等。

作为现代社会政策执行和社会服务传递的重要主体，社会工作起源于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对改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提升其生活福祉所作出的专业承诺。在全球社会工作发展百余年的历史中，思考和寻找“最好的社会工作实践”，一直是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最核心的问题。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是社会结构化的产物。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依赖于面对面的服务模式，在服务活动的情境设置上突出地具有直接性、地理性和给定性特征。然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距离对社会工作服务的影响正在全面消退。信息通信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动和沟通的基本方式，也极大地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在助人服务上的思维转变和策略调整，促使实践者创新服务传递的社会过程。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正在全面影响服务取向的学科，比如心理咨询、医药、护理、教育以及社会工作等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都强调了社会媒体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价值，倡导通过社会工作教育培训来增强社工对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可以说，社会工作正迎来服务的网络时代。通过与信息通信技术结合，社会工作正在形成一种更具变革性的“新服务范式”，从而为乡村振兴服务供给开启新的实践可能。第一，从资源富足地点到资源贫乏地点：社会工作服务场景的虚拟化转向。通过在服务中引入信息通信技术，社会服务分布与购买方资源分布的同构性被打破，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得以向农村社区、偏远地区、边缘社区等资源贫乏地区扩展。社会工作的服务场景也开始增添非面对面的虚拟服务场景。远距离的虚拟场景主要包括两种专业情境模式：一种是利用视频会议、虚拟聊天室等实时通信技术与服务对象进行同步互动；另外一种是利用非即时的信息传递，比如邮件、短信等方式与服务对象进行异步互动。虚拟场景为一对一或群体讨论提供了弹性、多元、便利和低成本的沟通方式，使跨区域的问题干预和服务支持提供成为可能。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模式也会因大量的流动作业和远程办公发生巨大的改变。

第二，从“人的服务”到“技术嵌入人的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手段的技术化转向。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种服务手段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改变了传统社会工作依靠特定社工来面对面传递服务的基本模式。“人”是社工服务最重要的手段，服务效果极大地受到“人”的影响。通过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适应和融合，网络世界所提供的个人行为的大量轨迹和信息可以被服务运用；技术的运用打破了服务资源配置上的地理性，加快了声音、文本和视觉上的沟通，使服务资源能够实现流动和远距离匹配，其广泛地适用于农村和偏远社区。在临床干预上，视频咨询、在线会话、短信留言、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虚拟身份网站、自助服务的网站等服务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在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服务传送中。对社会工作而言，信息通信技术的嵌入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能够被用于直接服务，也可以用于后台的训练和机构管理。服务手段的技术化转向在增加组织治理的合作性、透明性和有效性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优势。

第三，从地理临近到网络合作：社会工作服务类型的去边界化转向。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形态是地域性治理，无论是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是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性、个性化服务，其基本的推送方式都是围绕服务对象的居住地点与服务资源分布的地理临近性。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将会带来全新的社会工作实践形式，通过跨域的网络合作推动一系列去边界化的服务内容。干预、咨询、家访、信息告知、研究、督导、教育、倡导等几乎所有原来面对面的服务，理论上都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同时还有针对特定网络行为或网络关系展开的社会工作干预，比如网络霸凌、网络社交等。技术辅助的专业关系建立更具有匿名性、丰富性和解放的特点，使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可以向日常互动中难以接触到的人群或隐蔽风险人群扩展。社会工作不同的服务内容之间（包括需求评估、干预、倡导、研究）也能够依托技术得到更高程度的结合。

第四，从人为干预到技术监控：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标准化转向。信息通信技术对社会工作服务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包括了对整个关系建构、工作过程、专业伦理以及专业期待的影响。专业社会工作擅长人为干预，但因人而产生的弹性以及专业权威对服务对象产生的权力控制，可能使服务背离服务对象的最佳利益，加重结构性不平等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社会工作在问题解决方面的实践创新。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具有更强的技术能力来对服务对象的状况进行实时管理和案例跟踪；通过技术来确保干预按照计划来实现，使社会工作服务更加有连贯性和系统性，同时也能够被及时评估。换句话说，信息通信技术对社会工作服务转向标准化和过程控制提出要求，技术媒介成为组织活动序列的重要力量，降低了对社工人员进行督导和训练的必要性。可以看到，网络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乡村和社会工作服务之间创造了相互联系的新形式，提供了一种超越边界的、替代性的服务选择。从全球的乡村服务发展来看，一些社工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传统服务的补充，也有一些社工开始在社会正义的价值框架中探索完全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正式的远距离临床服务，以降低乡村居民在服务获得上的地理—社会障碍。

三、面向乡村的网络社会工作及其实践路径

社会工作有相当长的历史面向乡村来推送服务。相较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经济组织提供的市场服务，由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主要目标是提升乡村的照料水平、培育具有尊严和正义的乡村社会。社会工作面向乡村所推送的服务有诸多类型，面向乡村本地居民、外来游客、乡村社区、乡村中的组织等服务对象展开，服务内容涵盖教育、健康、生产生活品质提升等多个方面。以服务情境来划分，可以进一步分为本地化的乡村社会工作服务和跨区域的乡村社会工作服务。由于乡村缺少本地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资源，跨区域的乡村社会工作在消解乡村弱势、提升乡村居民的服务接近性方面意义更加凸显。通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网络社会工作将会成为当前跨区域服务传送的重要实现方式。

社会工作与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带来了不同类型的网络社会工作，为跨区域的乡村服务传送提供了不同的实践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依据两个维度进行划分：一是根据社会工作服务的取向，区分出干预性服务和支持性服务；二是根据社会工作服务与技术的结合方式，区分出以技术为媒介的服务和以技术为目标的服务。

（一）以技术为媒介的网络干预服务

网络干预服务主要通过在线治疗和视频咨询等方式来协助解决乡村中的个人、家庭、组织以及地方社区问题。网络社会工作可以用于远程协助解决情绪、焦虑、社交、成瘾、关系、功能等方面的个人或群体问题。由于个体、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乡村居民的社会风险高发，比如自杀率、患病等。有研究利用混合方法的在线干预来对乡村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远程监测，并对自我污名化和高度污名化感知的重点目标人群进行评估和干预。

相较于传统本地化的服务和面对面的服务，技术可以拉近服务供需双方的距离，解决由于地理距离和高服务成本造成的不充分互动。以技术为中介，服务对象在需求识别和服务管理中能够更具有主体性和个性化。比如在乡村健康服务方面，可以为乡村老年人量体裁衣，基于其特殊情况来提供电子健康服务和远程健康服务；也可以通过一些软件开发来对乡村中的慢性疾病患者进行筛选，并提供康复方面的远程信息及指导。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健康网络系统来管理慢性疾病案例，个案管理者、病患者、医生能够在这一系统中进行便捷、安全、及时、可及的信息交流和服务互动。针对一些特殊问题解决而开发的网页，使乡村居民可以菜单式地选择想要获得的服务而无须受限于服务提供者的安排。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服务文本的撰写方式，形成了乡村问题干预中以服务对象为主导的沟通方式。通过技术平台的开发可以让乡村居民填写问卷，随时报告自己的需求，增加其在服务中的主动性和权能感。

网络社会工作还大量地用在禁忌问题和敏感问题的处理上，比如在涉及性方面的问题时，正式面谈往往会让人感到顾虑和情境的压迫。一些乡村居民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识字表达能力较差，在面对面的服务中并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网络社会工作可以利用图像和声音来为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设计差异化的沟通表达渠道。同时，网络社会工作创造大量的线上联系，有助于改善农村特殊人群（尤其是乡村中的老年人和身体障碍人士）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状况，增强城乡之间的社会联系，促进社区层面的社会包容。

（二）以技术为媒介的网络支持服务

在社会正义价值的引领下，社会工作中对于乡村福祉提升的专业承诺集中地实践于各种远程服务支持，这对于服务资源缺乏的乡村地区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借助交互性的电子技术来为乡村居民提供远程心理支持、远程教育支持、远程医疗支持等。更多的服务主体可以通过网络参与到合作互动的乡村服务中。比如跨学科的团队能够通过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发起针对性的视频通话、社工可以更加弹性灵活地接受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的在线咨询、不同治理主体在应对乡村紧急状况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以技术为媒介，乡村服务的响应时间被缩短，民主开放的氛围得以形成，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服务的碎片化问题。

在大量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分离状况下，网络社会工作还能够在促进代际联系以及家庭信息传递上发挥巨大的价值和潜力。同时，网络社会工作还是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外部支持。比如，虚拟技术和游戏提供了更亲近的机会，使乡村青少年参与健康行为的培养，促进健康信息的传播；模拟技术通过角色扮演，可以将虚拟条件用于技能训练，帮助乡村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了解暴力、毒品、艾滋病、常见疾病等信息并进行合理预防。通过与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网络社会工作能够让乡村居民通过互动和娱乐性的平台来获取信息。

在更大层面的乡村共同体营造中，大众媒体广泛地应用于辅助服务信息的传播和非治疗性的沟通，以推动地方社区共同体的营造。基于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网络社会工作集中推送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一是助推乡村内部发育基于市场规则提供非市场化的经济服务，比如建立内部的物品交易网络；二是助推基于乡村社会关系的互助服务，比如建立线上的同辈支持小组；三是助推乡村共同体身份的确认性的服务，比如通过组织线上活动来强化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和彼此信任。

（三）以技术为目标的网络干预服务

在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本身可能成为影响服务获得的限制性因素，一部分群体由于缺少技术接近性而影响其服务和信息获得。“数字鸿沟”问题广泛受到收入、教育水平、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居住地点等复杂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对于乡村而言，一些人可能由于居住的地理位置和收入上的障碍而缺少对网络和其他技术的接近性。为此，信息通信技术本身也作为重要的实践目标，在社会正义的框架下用于消除乡村居民的“数字鸿沟”。

在信息时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成为社会参与的前提条件，信息交流和分享成为可能。技术使用可以增进生活质量、改善社会交往、提升心理—社会福祉。增加乡村老年人的技术能力，有利于增加其独立性和自信心，改善其在乡村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境地；增加乡村儿童和青少年的技术能力，有助于培养其自我管理能力。技术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习技术，是网络社会工作开展乡村社区教育的重要抓手。比如，通过APP学习关于饮食的知识、压力管理的知识，促进同辈群体社会交往，这都依赖于服务使用者对技术的合理使用。为此，在乡村服务中普及和推广信息通信技术成为网络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以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以及提升乡村居民的技术接近性为目标，网络社会工作可以提供不同层面的干预来消解“数字鸿沟”问题。在社区发展层面，网络社会工作倡导在乡村发展中网络获得和接入水平方面的提升。通过在线工作，加强乡村社会服务中的信息管理和跨区域信息交换。在群体层面，由于不同的乡村以及乡村中的不同人群、不同代际对于网络通信技术的学习、使用状况不同，技术使用和技术获益上存在不平等问题和极化问题。为此，网络社会工作尤其关注解决乡村边缘人群的技术障碍问题。一些以社区为本的社会项目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机会来提高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和知识，设计面向农村老年人的教育和训练项目，提升老年群体对技术的熟悉程度和使用程度。同时，网络社会工作还致力于推动广泛参与的虚拟社区和网络社区，增强乡村社会互动或者是扩大社会交往的边界，以此来构建技术包容的乡村社会。

（四）以技术为目标的网络支持服务

相比正式的服务会面，信息通信技术的媒介使用，使服务关系更加具有交互性、平等性和参与性的特点，使乡村社会工作能够突破地理的边界而进行跨区域的传递。信息通信技术不仅是网络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媒介，也是重要的实践目标。在乡村发展中，不仅亟待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还集中面临诸多技术使用方面的欠缺，比如技术使用的类型单一、技术使用不足、技术使用不合理等等。

一方面，技术使用并非“铁板一块”，乡村社会的特点和治理结构决定了其对技术使用的方式。网络社会工作可以为乡村治理和服务转型提供诸多价值理念方面的支持。“社区”的话语强调民主和决策。乡村发展不能仅仅依赖外部资源对乡村需求进行补偿回应，而应该放眼未来发展，重点在智力和认知层面拓展乡村发展的动力问题，培育独立、自主、自尊和自信的乡村人格。这意味着，乡村服务应当转向更加具有平等性、主体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的体系构建，重点突出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和民主决策的治理氛围。从乡村可持续发展而言，应在社会流动频繁的背景下协助乡村居民与家庭和亲友之间建立高质量的初级关系、支持乡村次级社会关系培育、促进城乡关系的融合，关系培育应当是乡村发展的重点。此外，在管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乡村服务供给必然面临有效性和成本—收益的考评，合理控制服务成本、激发服务生产力、扩展服务受益面、突出可测量的服务表现、增强面向管理目标和组织目标的实践控制等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工作还能够为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进行远程的技术增能。协助乡村通过不同类型的技术使用来增强服务与治理的效能，其不仅包括传统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比如短信、传真、电话、电脑等，还包括一些新技术的引入，比如在乡村健康服务中实行电子健康档案的登记与追踪，推动服务的连续性。网络社会工作不仅能够利用技术跨区域进行干预计划、满足乡村需求、提升乡村福祉，也能够在组织层面提供跨区域的服务支持，比如通过远程培训来提升本地乡村工作者的数据能力、专业服务能力、技术风险意识等，支持本地乡村工作者利用精准的信息数据来策划服务。

四、总结与讨论：跨区域服务传送的技术局限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各种资源机会分配的不平衡以及治理能力与发展动能的不充分上，这构成了乡村全面现代化的深层次结构性阻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化目标导向下的乡村振兴旨在从关系层面调整乡村在既定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发起一种重建乡村内外部社会联系的发展倡导。

全球的乡村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服务资源是影响乡村地方发展、激发乡村竞争优势的重要方面。国家的发展表现离不开对地方发展的考察，国家在地方层面的主要作用之一也是供给社会服务。长期以来，乡村治理强调自治的基础地位，乡村建设靠农民。在乡村的服务场景中，本地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资源和其他服务资源稀缺，也就是说乡村难以依靠区域内的服务资源来满足广大乡村居民的社会服务需求。如何消解乡村在服务获得上的弱势？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发展出一种关系视角——乡村服务供给并非乡村的责任，而应当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尤其对本地服务基础欠佳、服务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探索替代性、补充性的服务传送模式是乡村服务改革亟待思考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本文试图讨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本地化的乡村社会工作，而是面向乡村的跨区域服务传送，从网络社会工作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乡村社会服务新的实践可能。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逼近10亿，其中农村网民占31.3%，“数字乡村”的时代正在到来。可以说，本文也是在网络社会背景下，考察网络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可能助力的一次尝试。伴随着网络的使用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需要、权利、福利、伦理等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与“技术”相联系。乡村社会工作服务中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来营造社会包容、消解乡村服务获得上的弱势？从全球乡村社会服务的发展来看，已经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国际经验，也应当基于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展望未来的服务转型。

事实上，网络社会工作的兴起不仅源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在根本上来自对服务弱势者的天然关怀。乡村社会服务与技术的结合使其能够突破传统服务供给的基本模式，城乡服务资源能够实现跨区域的流动和弹性配置。在沟通、合作、参与、民主决策、自主表达等方面也有助于翻转传统乡村服务以服务提供者为主导的取向，实现对服务使用者的赋能。可以说，网络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想象城乡之间的服务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乡村居民的服务可及性如何提升的实践改革方案。

当然，网络社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正如在其他领域讨论技术使用问题一样，技术的赋能与技术的限度与问题总是一体两面般的存在。一方面，技术调整了社会的基本时空秩序，赋予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实践可能。另一方面，技术本身存在使用上的限度，也可能对人类福祉和社会发展构成全新的限制，引发不确定的、令人担忧的风险。当我们倡导技术对社会服务赋能的同时，也要防止陷入极度天真的乌托邦思想，走向技术决定论。

社会福利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基于网络社会工作的实践来推动跨区域的乡村服务传送，仍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讨论。第一，信息通信技术本身是有功能局限的，网络社会工作的实践受限于一些前提条件，比如乡村信息化水平和网络通信技术使用的地方状况、收入与使用费用、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等。网络社会工作的实践不仅依赖乡村居民具有技术使用能力和移动通信设备，更依赖于乡村建立起有效、可靠、稳定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以看到，乡村发展弱势是一个典型的抗解难题，其解决无疑依赖于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第二，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对于专业的影响是多面且复杂的。相较于其他临近的服务学科，社会工作对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接纳是犹豫且缓慢的，技术本身可能颠覆既有专业知识的传统，甚至可能带来“去专业化”的倾向。网络社会工作扩张了传统社会工作的专业空间，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乡村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有一种通识能力，储备不同的知识和技能来理解乡村的特殊性。但在匿名的网络空间中，社会工作难以形成这样的实践感，可能带来信息获取的偏差和不合适的服务传送。在网络社会中，乡村情境中专业关系的边界维持和基于人际信任的专业关系建立都会成为问题。第三，技术在乡村服务中也并不是被中立地使用。网络社会工作由于过于强调技术运用，有可能带来新的结构性不平等。比如对于乡村中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讲，技术是消解了他们发展的弱势，还是暴露了其在更大的网络环境中的脆弱性？如何促进技术使用的同时，又对技术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持续监控，将是网络社会工作者重要的职业伦理。网络社会工作的实践需要一再确认的是，我们不会主动或被动地加重“数字鸿沟”。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网络社会工作者需要思考的，而是整个社会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对于现代性后果的根本思考。

如何超越社会服务中技术使用的局限？尽管技术为提升乡村服务水平提供了新的能力，但是如何使用它们以及具体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则依赖于使用者对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地方治理体系、组织文化和福利体系的结构性影响。远距离的服务传递只是整个城乡社会服务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线上线下服务之间应当相互贯通、相互照应，形成服务连续统。不应出于便利而过度使用线上服务，阻止现实关系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服务应该平衡线上和线下服务，谨慎考虑技术应用的时机、条件和程度。未来面向乡村的网络社会工作是乡村服务中新的构成部分，还是配合其他本地化的乡村服务，这需要在整个服务体系的设计上予以回应。

事实上，社会工作不应当被技术所控制，技术反而应当成为其服务反思的中介。技术的使用本身应当被视为专业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专业工作。同时，对于技术的使用还离不开面向服务供给者和服务使用者的技术教育，以规避技术风险。社会工作者应当探索技术对伦理的影响，考虑技术的应用是否在本质上改变了治疗性的关系。可以看到，社会工作与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网络社会工作的发展在中国仅仅处于雏形阶段，缺少相关实践的经验考察。社会工作对网络通信技术的使用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其在降低服务成本、提升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提升服务有效性、改善服务质量方面的技术优势仍然缺少相关的经验证实，尤其是缺少中国本土经验。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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