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潘家恩等：乡村要素何以回流？ ——福建省屏南县文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吴丹，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刘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生

【摘要】乡村文化是促进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实现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内生动力，也是当前各地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与盲区。福建省屏南县在县域经济较为滞后和乡村普遍“空心化”的制约下，倡导乡村文化的新价值与新生活方式，以“乡村文创”激活以人为中心的各类要素，将偏远落后的“空心村”逐渐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文创村”。基于上述县域经验，本文探讨了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文创”对以人为中心的乡村要素回流的作用，并梳理了文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乡村文创；要素回流；城乡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城乡社会保障、精准扶贫和反腐倡廉等工作持续开展，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倍差值呈总体下降态势（李培林等，2019），新型城乡关系与“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初现雏形，但城乡差距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发达地区城市已经或即将进入丰裕社会、消费社会，而以农房废弃、耕地抛荒、集体经济薄弱、文化凋敝等为表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仍十分突出（姜绍静，罗泮，2014）。如何充实乡村的物质与精神内容，成为影响社会治理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

为此，2017年党的十九大启动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目标，要求通过走城乡融合之路，实现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社会早已认识到，根治“空心村”的关键在于引导要素回流乡村（温铁军，2013）。其中，以激活文化价值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文化创意产业”（以下简称“乡村文创”），因兼顾乡村空间拓展、产业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源整合，受到部分地区的青睐。然而，有研究指出，在部分乡村文创实践过程中，缺乏长期集聚非资本要素或非土地要素（李松龄，2020）的办法，对产业之外的振兴目标理解不深，乡村“实心”和城乡融合效果不佳，这也是当前乡村振兴纵深发展和提档升级所面临的普遍难题。

在要素流动及城乡关系的研究中，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不可分的部分要素，随着经济领域的拓展得到越来越多的阐释和重视。对于怎样才能富国裕民这个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倡“生产要素”理论及“劳动、土地、资本”三要素说，其认为具备优势的地区若吸引了要素的流入，形成不同的专业分工，就会获得发展（吴宇晖等，2006）。对于城乡融合中各类要素的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是决定不同产业和地区发展状态的核心变量；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城乡融合概念，并将要素流动及生产力发展作为实现城乡融合的方法与途径（常野等，2020）。对于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弗朗索瓦·佩鲁（Fransois Perroux）根据经济布局空间优化的思想提出增长极理论，强调要人为构建要素集聚的条件，通过非均衡集聚产生的极化效应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增长（常野等，2020）。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将“组织”即企业家才能作为第四生产要素（马歇尔，2019），认为人的发展和广泛创造力是社会经济演化的可能来源，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罗卫东等，2021）；琼斯和罗默（2009）则在其内生增长理论中提出，要将“知识”完全纳入经济技术体系，即在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二要素外，加上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认为知识的积累引致了技术创新，这两者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重视智识劳动及知识产权，先后出现增加“知识”的四要素说（黄天香，1998）及增加“技术、管理”的六要素说（吴声功，2001；罗福凯，连建辉，2001）。201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正式增列“数据”作为第七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随着“人的要素”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人在促进要素回流乡村，进而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乡村文创是典型的“文化创意”密集型产业，也是“人的要素”富集领域，部分研究者已对乡村文创案例中要素回流的情况有所论及。张环宙等（2018）注意到政府推动下的特色小镇及其发展模式，指出历史文脉型特色小镇重在开发当地生态及文化资源，具有较强的优势和排他性。赵川（2019）突出扶贫和扶智在山区文旅融合产业中的作用。俞昌斌（2018）分析莫干山乡村民宿实践，强调“创意创新”和“体验消费”对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张运来（2019）关注“互联网+”对乡村农文旅产业的带动，认为网络基础应用、行业产品创新、消费行为升级与政府服务创新，是其能够拉动发展的关键要素。陶力和布乃鹏（2021）对乡村旅游进行了类型化分析，认为乡村文创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及自身文化资源的激活。上述研究侧重观察乡村文创案例中的某类要素集聚优势，对乡村文创中的核心要素“人”及促进要素回流乡村的机制分析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以福建省屏南县文创实践为例，立足于对其外部环境、政策安排、产业运作等要素投入与社会成效的分析，探讨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文创对乡村要素回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梳理文创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二、转型与跨越：要素回流的外部环境

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西部，地处霍童溪、古田溪上游，群山环抱，平均海拔830米，森林覆盖率达76.4%，年平均气温18度，生态资源丰富。该县曾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现有常住人口14万，因工农业用地稀缺，近半人员外出务工。全县2014年有建档贫困村39个，“空心村”现象普遍，经济总量曾长期居于宁德市和福建省后列。该县传统古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2015年以后，其在乡村文创与古村活化中走在全国前列。同期，该县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大幅提升，在第一产业比例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速却由降转升；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为47.4%（见图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5个百分点，比例居全市第一，三产融合趋势明显（宁德市统计局，2019）。

自2015年以来，屏南县乡村文创逐步搭建起“党委政府+艺术家+古村+村民+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形成区域内的乡村文创增长极。中央电视台曾先后11次聚焦屏南文创；住建部的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培训班在屏南开展现场教学；《中华民居》在2019年和2020年推出两期“龙潭特刊”，系统解读“龙潭模式”“龙潭精神”和“龙潭机制”，指出“文创乡建看屏南”；福建省委深改办将屏南文创助推乡村振兴的做法列为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并上报中央深改办。

（一）城乡转型阶段的要素变化

该县在乡村文创上的探索和作为，与外部环境转变和时代特征有着重要联系。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是屏南乡村文创的宏观背景与社会基础。其中，人的流动在转型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费孝通（1993）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使农民从依附土地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再到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背井离乡与“逃离”乡土、涌入城市，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民是否“离土”、能否“出村”构成了“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关键。乡村已由过去“乡土中国”的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阶段，转变为“城乡中国”的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新阶段（刘守英，王一鸽，2018）。这一转型带动了生产要素从单向流动转向城乡间双向互动转变，城乡间的互联互通明显增强，乡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

相关统计数据也印证了上述人的流动及其带动的资金流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居住人口占63.89%，农村居住人口占36.11%，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192.66%；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呈现出城市人口为主、城乡人口流动加速的格局。“十三五”期间，超过一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6年的30%下降至2019年的28.2%；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较上一年均呈两位数增长（城市11.9%、乡村13.8%），2019年全国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2513元，消费结构开始迈进“富足”状态。同期国家努力消减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性障碍，进行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税收和扶贫等一系列制度变革；运用产业政策引导资金、项目和产业向农村地区流动，在诸如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村、魅力乡村、生态旅游小镇等国家和省级评选中配套奖补资金，调动地方政企积极性。

与大环境中人和资金加速流动相适应的是县域交通及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屏南地处闽东，曾是“黄金海岸线上断裂带”——东南沿海连片贫困地区中的国家级山区贫困县。21世纪以来，该县交通和投资环境持续优化。2008年，屏南县首创由政府与社会合力创新的小额金融扶贫模式，加大了资金在城乡间的流动，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并得到宁德市的全面推广（叶兴建，2019）。2015年，屏南在宁德市域中率先实现“镇镇有干线”的目标，形成县城到各乡镇的县域“半小时经济圈”；2018年，海西高速“屏古联络线”通车，省会福州到屏南的车程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左右（宁德市统计局，2019）；2020年9月，北起浙江省衢州市，途经浙江省丽水市和福建省屏南县，终至宁德市蕉城区的衢宁铁路开通，填补了闽东北、浙西南地区铁路网空白。此后，国家和地方对乡村物流、乡村冻库等农村设施持续投入，为涉农产业的人员和物资流通构建了更优越的区域条件。国家整体城乡关系的转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累积成果为屏南布局乡村空间、吸引要素回流发展文创产业提供了可能与基础。

（二）生态化与数字化阶段的双重跨越

国家与社会关于生态文明的发展需求，也为屏南利用差异优势紧抓跨越式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政策层面，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则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0年，我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承诺”，产业链、消费链的生态化将主导今后较长时期的城乡结构与经济社会运转方式。供给层面，在生态文明阶段，原材料进入工业部门参与生产产品不再成为必需，在地生态资源能被绿色产业转化为显性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消费层面，城市中产消费正在从基本生活消费转向注重食品安全和生态可持续，在消费种类上更加注重健康、服务和体验。这一发展生态文明的整体转向，对各地现有产业经济格局产生了并不均衡的影响。

屏南的优质生态资源长期吸引着人群的移居与开发。宋元时期，从北方迁徙而来的族群，依照当时中原文化建筑的经验，结合屏南的自然人文条件，发展出一批带有中原汉族文化印记的古村落，并随之形成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的戏剧、民俗、音乐等文化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相对缺乏发展工业的优质要素，屏南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较慢。21世纪初，高耗能企业遭遇生态诉求，未能大规模圈占农耕土地和山林资源。传统村落群和自然环境要素未在工业文明阶段得到充分开发，这虽然让屏南在工业文明的发展浪潮中相对“落后”，却保留了相对原初的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上述较周边省市相对完整和突出的资源，使屏南在工业文明阶段的劣势有望转化为生态文明阶段的优势。正在集聚形成的区域性生产要素，获得屏南文创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支撑，有望成为当地乡村文创和生态农业“后发超车”的极化优势。

除了“生态化”跨越，从传统农耕时代向“数字化”跨越是屏南近年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一方面，随着网络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乡村文创传播与运营所面临的城乡差距、空间阻隔等障碍有了实质性突破，进而降低了乡村文创的门槛，城乡居民获得“个体化”生产和“去中心化”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互联网+”为乡村文创集约、文化生产跨界、文化体验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技术基础。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县乡村三级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质性改进，屏南县域内外交通物流条件大面积改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农村全面普及，这既让数字时代的资金流、信息流能够参与到古村活化和城乡融合中，也使不同区域的市民到乡村空间/网络空间中参与生产、交易、消费成为可能。换言之，数字时代降低了获取要素的成本，减少了要素流通的阻碍，架设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多样化互动通道，使乡村文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微观经验需要思考其宏观背景。中国整体上的“城乡化”转型，以及屏南县域所拥有的“生态化”和“数字化”跨越机遇，使得已经完成工业化、形成充足消费能力的都市社会，集聚了可在城乡间流动的信息、人才与资金要素。随着现代都市诸多问题的暴露和全球“逆城市化”趋势的显现，社会孕育着向具有生态文明优势和优质生活可能的乡村流动的广泛需求。也可以说，正是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的坐标变化，让人们对于资源和要素的定义发生了变化。过去没有多少经济价值可言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资源，以及难以被激活的文化存留、智慧劳动、创意成果、组织管理，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新时代被重新赋予极高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人们对于优质生活的定义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人们竞相涌入城市，到如今的“逆城市化”深入发展，在屏南表现为艺术家城市精英群体下乡从事艺术创造乃至乡村建设，乡村逐渐成为高品质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成为城里人“向往的生活”。正是这些变化，让要素回流乡村成为可能。

三、从“愚公”到“李白”：要素回流的思维转变

“愚公”隐喻，常用于强调精神力量的强大和人类改造自然、建设家园的努力。在国家革命和建设时期，“愚公精神”调动人的能动性，激励了几代人为民族解放、工业化、产业化和城市化前赴后继。屏南同样有着愚公精神的传统，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扶贫工作中，多次强调重视“精神扶贫”与“滴水穿石”，通过开展宣教与动员群众，增加了田地种植，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条件。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退潮、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日新月异、多类别工农产品供给过剩、城乡互动强化的新时期，“愚公”能否对治“空心村”的衰败？应该如何发挥要素回流中人的作用？

相较传统产业，乡村文创强调非物质生产要素的回流及活化。屏南乡村文创实施前后的思维转变，凸显了该县通过在乡村发现新价值、传播新价值、重塑新生活，从而选择内生式发展方式（张环宙等，2007）的核心经验。2020年8月5日，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策划林正碌在与笔者交流中谈到“愚公”与“李白”的对比：

“我们的龙潭乃至闽东，是一个农耕不要、工业也不看好的地方。这里在古代也就是愚公天天想把山移走的地方。好不容易等到了改革开放，工业化时代的使命，就是把你愚公的子孙从整日辛苦操劳却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的地方带到拥有现代化工业生活的地方……所以整个宁德人口流失近一半，愚公的后代都搬走了。但是新的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偏偏不用‘摸石头过河’，而是此岸就地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从人开始改变，最终能改变人的人文属性和人生价值的认知。这时候他看这座山，他不是愚公看山就讨厌，他变李白了，‘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当他耐心发现他的世界充满价值，愿意去定义的时候，于是就产生了价值。”

“愚公”毕生及其子孙后代都致力于移除阻隔发展的大山，代表着不懈改造环境的努力和对“走出大山”的向往；而李白畅游各处山水，在表达文化审美和闲逸旨趣的同时，代表着“发现”及“欣赏”的视野和对乡土价值的不同理解。自2005年新农村建设以来，随着十多年大规模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愚公”移山的梦想已基本由国家力量予以实现。当前更为缺乏的是，如何转变成“李白”思维，实现对乡村价值和条件的再发现。

（一）用艺术唤醒乡土：乡村价值再发现

要素回流的关键在于营造能够承接要素和生长文化的环境。在城乡融合中重新发现乡村价值，一方面，需要尊重乡村资源权属和城乡公平，保护乡村的多元文化及多重功能；另一方面，则需要转换价值评价坐标，弥合乡村价值与城市、时代的关系。

在城乡融合的新时代，作为小农兼业经济资源而被使用的土地、房屋、山水林田湖草，正在从生产与消费自足循环的经济链条中松动，参与到新产业中。在屏南乡村文创中，农业不再只作为“一产”，而是融合本地文化资源、生态资源、品牌资源的多产。参与文创的新老村民和村集体，不再局限于“自产自销”，而是作为生产者、经营者或消费者参与到一二三产融合的分工环节中，获取远超过第一产业的收益。例如，屏南龙潭村新村民通过融合油画艺术、国家级非遗四平戏等元素，同时在包装等方面进行改进，使该村传统生产的黄酒每斤的售价提升了近十倍。

在屏南的漈下村、双溪古镇和龙潭村等地，林正碌用教村民画油画和教村民使用互联网作为屏南文创的破题之举，改变乡村中普遍弥漫的低价值感和低文化感。他选择从一般城市人也较难接触的油画艺术（而非乡村中有一定存在基础的水墨画、木刻、年画）入手，通过广为流传的“七日学会油画”教学方法，在村民中推进艺术大众化，树立“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让大众眼中的村民及伤残弱者画出叹为观止的作品，从而打破“城市阳春白雪”与“乡村下里巴人”之间的文化边界，提升村民个体的自尊心和价值感。努力保护一方“文脉”，共创一方风貌，不仅为村民参与文创增收致富提供了现实渠道，也重塑了其自我价值。经济与文化的增量成为本地村民的信心来源，其建设和参与家乡美好生活建设的主动性得到激发。

在激活个人价值的同时，屏南也着力激活偏远乡村的人力资源和地理空间价值，使其成为明显异于城市的乡村文创富集区，从而具备吸收外迁村民返流和新移民入驻的强大号召力。屏南多个乡村的生态研学活动，使乡土成为都市人寄托生态需求与田园梦想的向往之地。厦地村的古民居修缮工作除了能保护建筑形制与风貌之外，还兼顾了现代生活的需求，吸引了南京先锋书店的入驻。前洋村和前汾溪村则分别成为复旦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重要的教学实践基地。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乡土家园和传统文化价值成为共识，老村民不仅成为村落保护和文创的参与者，更成为乡村保护的守护者和文创的生产者。

正如有研究指出，“乡村振兴最大的难题是触动村民主体产生内生性的文化寻根意识。唯有村民主体自觉重拾文化火种，方能真正领会乡土文化之厚重，以及乡土文明本体之价值”（王孟图，2019）。

（二）新媒体时代的乡村：人人都是“艺术家”

每个人都可以即时传播和发表各种观点、情感和评论，并在“朋友圈”和社会公共空间中与不同群体进行多种方式的互动交流，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表征。随着移动互联网在城乡间的全面普及，社会大众表达与传播的门槛进一步降低。而创意产业和各种相关体验，作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特殊形式，不再依托于具体的商品或明确的服务，也为在线文化生产或消费提供了可能。充沛的表达和丰富的创意，使得林正碌所提倡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屏南乡村文创另一个重要的思维转变。

屏南乡村文创为人们提供了与已有社会分工和职业标准所不同的、短期或长期参与艺术创意进行自我表达的可能。彼时“愚公”，此时“李白”，这样的转换并不鲜见。在屏南文创中，这样的理念备受推崇：重复性和专业性工作将被技术迭代和人工智能胜任，取而代之的创意工作将承载人的价值，充当人类劳动的核心内容；创意不再是强者和天赋者所独占的能力，弱者和普罗大众也具有产出创意的可能——只要更换坐标和用对方法。屏南文创团队倾向引导村民体察世界，让村民对于平日里熟视无睹的乡村生活，换一个观察角度，多一点情感表达。汇入屏南乡村的外来者不乏城市精英，他们在成为文创乡村的“新村民”后，积极投身绘画、音乐、电影、直播、建筑、生态农业等充满创意的新生活。新老村民常常一边学画画，一边学微博、抖音。“线上与线下”以及“生意与生活”的融合，让屏南乡村文创在探索和传播上产生了新的特点。这种以修复后的古村落承载实体公共空间、以创意拓宽精神公共空间的方式，为城乡人员汇聚和乡村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三）让宜居重归乡村：新价值与新生活

乡村文创不仅是“修旧如旧”，更应纳入当代乡居所需求的便捷与舒适。屏南古村保护拒绝“死保”和“硬保”，认为“活”的乡村应该与时俱进，需增加其时代性和丰富性，需在尊重基础上加以改造，特别加强其生活气息，考虑其生活功能，让乡村不只是游客的乡村，而是“生活者”的乡村；同时把乡村打造成可以承载新生活方式和新创业方式的优质空间。例如，龙潭村出现了随喜书屋、贪生咖啡馆、四平戏博物馆、黄酒博物馆（品酒屋）、公益艺术教育中心等，这些平常只在城里出现的文化空间、娱乐空间渐渐在古村里出现，成为古村的新鲜事物，嵌入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住自己设计的空间、做自己爱做的事业、实现城里难圆的梦想、找寻诗意栖居的家园、共创未来美好的生活，一种新型的优质乡村生活逐步成为值得“向往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屏南在逆城市化或城乡融合上的探索。

屏南选择相互融合的活化方式来激活乡村。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一方面，努力不让“活化”中的乡村简单成为城里人的“退守之所”或“私人会所”，而是追寻“进取性”和“公共性”，以便在此过程中既创造或者倡导出乡村的新价值与新生活方式——一种比传统生活方式更高级的生活方式与创业方式；另一方面，新的外来文化需要避免对长期以来被“排斥”之传统文化和乡土社会不无优越感的“俯视”和“压迫”，而应是尊重与激活，在参与和融合中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比如在龙潭村举办“戏曲民俗文化节”，新村民向老村民学习四平戏，通过“工料法”改革让本地工匠及传统工艺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在此过程中，屏南文创探索还体现在对山水田林湖草等生态文明新生产力要素内在价值的挖掘上。例如，文创带动的民宿经济就发挥了山水田林湖草作为生命综合体的优势。屏南的空间生态资源已经被引进的艺术家们部分发掘，乡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重价值正逐步得以显现，进而带动了人的审美和精神追求，以形成更为丰富的创意题材。

四、“三引”与“三创”：要素回流的机制创新

基于以上创新思维，2015年以来，屏南县通过引进文化创意团队，提供政策支撑，改善公共管理与服务，在漈下、双溪、厦地、龙潭等传统村落开展乡村文创，以政府主导、艺术家策划、新老村民参与、企业支持的方式，探索文化创意促进传统村落活化与发展的新机制。曾经的偏远农村由“流人”变“留人”，闲置资源由“沉睡”变“苏醒”，实现了包括村容村貌、文化活动、治理方式等在内的各种变化。屏南在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为集聚多要素参与乡村空间营造和城乡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三引”：让要素流回来

2015年文创项目启动之初，屏南有近八成农村人口外出。面对这一全国普遍的“空心村”困境，屏南县出台了以“引进高人、引来新人、引回亲人”为目标的文创人才政策。对以高端文创人才及团队为代表的“高人”，实行县领导专人挂钩联系，赋予乡村建设治理中一定的话语权。第一批引进了林正碌团队、程美信团队、张勇教授团队（复旦大学）、陈子劲教授团队（中国美术学院）等专家团队20余人，依托他们进行“一村一主题”的乡村文创实践。对于本地农民、返乡驻创并产生带动效应的个人（或企业）“亲人”，创新返乡创业奖补政策，同时让返乡创业者与外来客商享受无差别待遇。而对于以外来新村民为主的“新人”，该县通过修缮古民居、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村级医疗站点、复办村级小学，并在全省率先为外来人口颁发由公安部门出具的乡村“居住证”，吸引“新村民”定居。通过积极引智，不仅为屏南乡村注入了文创业态，更促成了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类型间的互动交流。

“我来屏南之前去过了20多个县，而且我都挑最差的地方，因为我在网络上说我要去最偏僻的、最贫困的农村做创意产业。各个地方邀请我去，我也跟他说，我准备把你的农民变成艺术家，最后整个村会大变样。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又偏僻又什么人也不开化。你看我们政府做工作都很艰难，担心你陷在这里面会把未来浪费掉……我又走了，走到屏南，之后就去了县委宣传部，先见到时任副部长，谈了十几分钟，就去租房子，这事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大力支持……那我就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要做成功一件事需要有‘三要素’：理念、容器、制度。我去了20多个县，只有屏南县接受。”

为了让“高人”和“新人”更好地融入乡土，助力乡村振兴，屏南县政府以各种方式推动专家（艺术家）“下沉”和艺术“社会化”，艺术家群体也在乡土环境和“接地气”过程中转变。例如，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策划林正碌以“人人都是艺术家”为主题开展七天油画艺术教育，降低当代艺术的参与门槛，活化了安泰艺术城及龙潭村等多处闲置物业，吸引了大批普通民众和网络粉丝。瑞典籍华人、独立艺术评论家程美信，在屏南长期进行古村修复并推动社区发展，这些举动让他的艺术圈朋友深感意外，而其所在的厦地村民对他已转换为更具乡土气息和辨识性的称呼——“老程”。程美信自述其从艺术批评家到古建修复专家再到“类居委会大叔”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逐步意识到引入外部变革力量有助于乡村文化的丰富和完善，改变原有文化土壤的固有缺失，实现人文生态保护和古村落活化；另一方面，意识到尊重“三农”、让农民重获自尊的重要性，向老匠人学习，努力挖掘“老房子”背后的人文与历史，自觉克制艺术家常见的“排他性”和“唯一性”追求，尊重乡村的多元文化。

除艺术家外，对于陆续到来的新村民来说，这里不仅是创业沃土，也是新生活目的地。自2017年始，省级扶贫开发重点村龙潭村在短短几年间从“空心村”转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庄常住人口从18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江西等地的“新村民”达100多人。他们将租赁房进行改造，发展创作、研学、图书、展览、手工等多元业态，2019年吸引了20多万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定居龙潭的“新村民”还包括香港著名导演招振强。这批新村民的共同点在于：从城市流向乡村，年龄多集中在中青年，对网络自媒体有接触习惯，有一定知识技能。他们不仅成为城乡融合时代创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实践者。

（二）“三创”：让要素动起来

在开拓人才回流渠道之后，如何进一步激活回流要素，是屏南文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2016年8月30日起，屏南县委、县人民政府相继出台了《屏南县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

首先，从“创新古民居租赁模式”开始，丰富乡村的运营空间要素。结合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求，在保障资源专属权的基础上，将原本处于“沉睡”状态的农房农地使用权、租赁权、运营权，集中经由村委租赁给经筛选过的外部主体，营造有活力和可交易空间，解决了乡村文创物质空间难题。例如，该县龙潭村村委会居中建立收储及租赁平台，从具有祖居的农户家庭中流转旧民居，再按一定标准（含修缮费用及每年租金）租赁给“新村民”长期使用，并由政府项目资金、金融专项贷款和社会资本参与不同环节。这种模式既有效避免了个人流转中可能出现的哄抬租金、权益纠纷等无序现象，也协调了传统村落古建筑“保”与“用”难题，为村集体参与乡村文创预留了空间。

其次，通过“创新古村修缮模式”，丰富乡村文创的内容要素。屏南乡村文创选择将古民居村落活化作为主要“引流点”，需要既保有原汁原味、修旧如旧的文化审美和古建价值，又兼顾生活使用、居住安全与消费价值；既遵循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框架，又有利凝聚新的文化劳动与内容生产。为此，该县尝试通过“新村民”出资、驻创艺术团队设计、村委会代为建设的方式，按照“一屋一特色”的修缮理念，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艺传承、老屋保护、就业增收、舒适宜居。目前，屏南县已累计完成老屋修缮近300栋，其中民宿农家乐、艺术空间等220多家，活化利用率超过70%。这种多方参与的做法和经验，还延伸体现在该县非物质文化的地方戏曲、民俗传承及艺术创作上。

最后，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将城市住房建筑产业技术流程与传统农业社会建房经验进行结合，有利于老村民和村集体的参与。该县在古民居存留社区，发展出一套以使用本地人力物力为特征，既契合农村小型工程项目建设实际，又与现行治理体系相互衔接的农房建设及项目核验管理方法。这一模式在增加在地村民及组织经济收益的同时，降低了项目管理对税收、审计、纪检等外部监管的过度依赖，使财政资金更多用于村民增收、建筑保护与技艺传承，有助于要素的真正回流。

（三）“工料法”：一个机制创新的实例

作为乡村文创的重点内容之一，物理空间营造是要素回流的物质基础与直接呈现。早在2015年，屏南县就意识到更新古民居修缮机制的必要性。一方面，城市住建规范在农房建设中存在前期耗时长、间接费用多、本地村民参与少回报低、技艺传承难、工料价差大和预外因素多等局限；另一方面，传统农房建造经验虽然有利于保持民居风貌、传承工艺风格，但无法满足空间用途、现代管理、财税审计等方面的要求。有必要引入多方主体的知识与技能，结合当地建筑传统和文化，整理出一套符合乡村文创实际需求与国家法规要求的操作规程。

屏南“工料法”中，“工”指人工费，由聘请工匠费用和村级管理人员误工补贴构成；“料”指原材料含税价款，是指由村级组织自行采购的合法原材料，具体包含审批流程、财务管理、项目监管、安全生产等四个方面的数十项操作细则。在简易核算“工”和“料”费用的基础上，龙潭村、四坪村以村委会为中心成立农房建设项目部，自行购料、聘请工匠、组织施工，并于2017年5月起试行材料出入库管理办法和工匠出工及结算办法，以回应项目管理和公正付酬的需求。熙岭乡政府在村级经验上，经前后八版修改，于2018年形成完整框架的《熙岭乡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建设实施细则》，并完善财务核算制度、采购决策和票据报销等关键规则，以回应规范和监管需求于。县级政府着重检验机制创新的正当性，使其能够对接国家及省市已有规则。

首先，屏南“工料法”是新老村民知识与技能融合的产物。乡村文创通过嵌入新知识、活化老知识，实现了知识的本地创生，满足了古建修缮与管理运营的需要。除掌握传统技艺的工匠之外，在外地从事建筑行业、具备库房管理经验的回流村民，以及具备当代建筑技术、审美意识和策划能力的新村民均是“工料法”实践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其次，屏南“工料法”是激活古民居租赁、修缮与运营的关键创新。因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和参与度，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传承；因节省工时且成本较低，能够提高文创资金资源使用效率；因租金较低，承租融资方式灵活，吸引了大量企业及市民规模化“下乡”；因兼顾新老村民增收及生活需求，深化了屏南文创村城乡融合的程度。仅龙潭村就吸引新村民落户并新设市场经营主体100多家，旅游人次同比增加30%以上，已集聚社会资本800多万元参与到古民居修复及运营之中。最后，屏南“工料法”有助于开发立体生态资源，助力乡村非标资产等的定价。屏南借助知识精英涌入本地的人才优势，重构了资源价值评估坐标，城乡居民对古民居、生态农产品和农文旅产业价值有了新认识，这使得原本需要翻越多级市场才能显现的收益能够在早期交易时显现。

可以说，屏南乡村文创政策与机制创新让一些看似派不上用场却极具乡韵乡愁的破旧老宅、古街古巷和传统农耕等，成为“人无我有”的稀缺要素。在这些“文创村”中，画室、咖啡馆、音乐厅、书屋、艺术工作室等散布村居，重新包装的“文创黄酒”、重新演出的地方剧种、拿起画笔的农民、直播分享的创客等，开始产生空间上的重叠、利益上的认同与文化上的互动。屏南既实现了文创对乡村振兴的推动，又促进了当地生产、生活观念的结构性转变。

五、结论与思考

文创产业政策引导下的多主体良性互动构成了屏南经验的核心。屏南文创围绕“引人”做工作，积极营造当地干部和新老村民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但若仅限于此，即使外部机遇优越，乡村文创仍可能与屏南“擦肩而过”。总体而言，高位嫁接、不拘一格引进文创团队，在适宜的乡村空间中注入文创生态；激发村民内在潜能，使村民成为文化创意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促进农村生产、生活观念的结构性转变，将传统产业和资源与文创结合，以推进农村供给侧改革和“三农”的“六产融合”，变从乡到城的“单行道”为城乡互通的“双向道”。上述举措实现了屏南乡村文创的高效推进，也是这一过程的基本经验。

要素集聚后能否激活、如何经营，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村民与市民、都市与乡村文化的关系。屏南通过发挥政府和集体的作用，为文创工作的前期保护、物资修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期的市场引入降低了成本、规范了交易行为、降低了交易风险，为后期的综合开发、持续投入、生态载荷提供了稳定预期。新村民、新要素的涌入，生态资源的评估定价，交易市场下沉到村，文化体验上线到网，带来了新的机遇。老村民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成为旁观者、边缘人，这是乡村文创案例中的难得之处。如何使生态和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更趋近于社会公平，也是参与各方需要共同思考的新课题。

明确乡村文创在社会阶段和文化类型中的定位，有助于在多重融合中发掘乡村价值。屏南文创一方面把握了生态文明的时代脉搏，通过对乡村价值再认识、再梳理和再挖掘，变工业时代的发展劣势为生态时代的发展优势，成功探索出一条文创推进要素回流的发展新路；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家的眼睛发现被忽视的乡村人文及自然生态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吸引更多城市精英来古村创业、乐享新的生活方式，并通过艺术家的思维开阔村民的发展思路，让村民看到希望，向城乡融合方向迈进。

当前，屏南文创进入新的关键时期。例如，乡村中新老村民的收益和权利分配、乡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如何吸纳新生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等，均成为摆在面前的新课题。特别是当前该县正在推动“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这事关未来的城乡经济结构、资源主权和文化形态。屏南乡村文创触发的思考——城乡如何长期深度融合而非短期要素回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县域乡村文创融入国家战略与主流话语，实现制度创新与工作实效协同并进，进而从经济增长走向治理良好、文化昌明，乡村在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富足。笔者认为，乡村文创未来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推进。

首先，需要处理好生态、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推进空间立体资源开发。乡村文创具有物质文化和经营空间的稀缺性。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淤。在发展文创产业的同时，做好顶层设计，着眼于生态文明的高度进行产业开发，处理好“生意与生活”的关系，避免过度商业化破坏地区生态环境与村民的正常生活。

其次，从一次性契约交易走向组织框架下的稳定运营，实现要素参与乡村文创的长久留驻。在已有的市场运作空间下，尝试通过物业平台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文创产品运作等经营管理平台，优化现有利益分配和治理机制。同时，现有的村委会和经合社已在乡村文创中扮演重要角色，可尝试继续丰富村级内部组织生态，增强内部纠纷调处能力和文化生产能力，实现从介入治理到在地治理的转变，实现要素本地活化的良性循环。

最后，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城市化的深刻影响，为顺应城乡融合需要，我们既要“为主动下乡开扇门”和“为就地建乡搭平台”，还要为“被动返乡留条路”，迎接“紧日子”“后疫情”与“内循环”时代。特别是目前很多外来人口激增的“网红村”需未雨绸缪地做好老村民及子女“被动返乡”的准备，以应对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巨变所产生的城市就业压力。在主动下乡与被动返乡汇流的时期，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外来与本土”的关系，不能以新的“过密”来解决老的“空心”。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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