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原   文|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3):48-56.

作者简介|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2

 [摘要]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的新发展。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村建设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宏观政策方针意味着乡村振兴将是新时代“三农”发展的基本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将成为新时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方向。那么，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相关问题，依然需要结合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作更加深入的理论辨析，以求更为科学合理地理解，这样才会有利于乡村振兴实践的有效推进。本文结合笔者以往农村研究所把握的现实经验，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分析和探讨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究竟有着哪些实际的内涵，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相关理论

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前工业社会经历经济发展而发生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现代性的要素如现代生活方式和组织结构等在社会中逐渐增多。现代化的早期支持者一般会持有一种趋同论的理论假设，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世界所有国家会因受现代化过程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相似（波普诺，1990:636）。然而，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当今世界仍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状况和态势。尽管现代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世界各国的发展并未像趋同论所认为的那样走向单一化，而是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

在农业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问题上，有一种与现代化趋同论相似的“小农终结论”观点。孟德拉斯(1991:1)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及农民将逐渐消失，并最终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农业工人。然而从当前世界农业发展格局来看，小农户以及小农生产方式依然广泛存在，并在现代社会的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农业发展继续作出重要贡献。甚至在一些地区如南美洲一些地方，还出现“再小农化”的现象和趋势，即一些农业企业或农场将其土地再分包给小农户来负责生产经营（范德普勒格，2013:1-5）。“再小农化”的趋势和事实表明，终结论的观点过于教条地、过于理想化地理解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将受到相应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农村发展只能按照一种统一模式来推进，而且最终要达到同一的结果。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一直倍受关注。在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上，已有多种多样的观点和对策建议。综合起来看，中国特色的理论假设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例如，关于农业农村的未来发展，陈锡文(2013a)认为关键在于应对和解决三大问题：“地”的问题、“粮”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问题，以及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市民问题。至于农村“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两大问题：将来“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陈锡文，2013b）。这一问题其实就是未来农业发展方向问题，也可以说是农业现代化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需要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联动，需要构建起一个适合国情、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组织和制度体系（陈锡文，2012）。

在如何发展现代农业问题上，温铁军等(2010)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及其制约性，认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会长期存在，这是讨论中国农业本体论问题的基本前提。从世界农业发展经验看，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农场农业、小农场农业和小农户农业。如果不顾客观条件推进规模化大农场，会造成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双重负外部性。中国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考虑到多功能性和综合价值，需要进一步探寻新的激励和补偿机制。韩俊（2010）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基础依然较薄弱。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尽快建立起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尤为重要，必须提高正规金融对农村的覆盖率，引导和推动农村金融由“抽血”向“输血”转变。在如何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上，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中国基本国情，认为中国建设有特色农业现代化会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薄弱，建设特色农业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摸索和试验。沉积在农业领域的大量人口造成农业就业比重过高、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要解决这些难题并非易事，需要通过较长时间和过程的努力。例如，蒋和平（2009）提出，中国要分地区、分阶段、分层次推进有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可选择七大发展战略和四大具体技术路线。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评价，可运用多指标综合分析方法，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4个“准则层”，以及劳均农业投入水平、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城镇人口比重等15个指标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蒋和平、王德林，2006）。

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如何创新和完善农业经营制度，建立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保障。合作经营是农业经营方式之一，发展农业合作经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根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考察和研究，张晓山（2009）认为多样化、混合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和经营形态将在农村长期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特征也将长期存在，由农业大户领办和控制的合作社在一些地区是合作社的主要形式，原有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公司＋农户”的形式要么内部化于合作社之中，要么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合作社作为中介来与农民进行交易，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社区组织将会更多地碰撞、交错和融合到一起。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就在于从事农产品生产或营销的专业农户能否成为专业合作社的利益主体。而推进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稳定与创新的关系。农业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随之提高，农产品生产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所要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增大，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增大。新的形势下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业基本经营体制也要不断变革和改善（张晓山，2006）。某种意义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自然也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根据实际需要而作出变革与调整的过程，农户家庭经营在稳定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也会发生一定的变迁。这一变革可能是各地农村需要根据现代化变迁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作出有效且可行的新型农业经营之路。

关于农业现代化中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创新与变革问题，孔祥智（2013）则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制度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职能发挥不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维持长久不变，农民土地流转需求将日益强烈，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考察和研究发现，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经济组织主要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到2013年底，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6%，其中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土地分别占61.8%、18.9%和9.7%，转入土地的农户演变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针对这一现实，宏观政策或顶层设计需要有积极的应对，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在农业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孔祥智，2014）。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将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至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具体构成和具体方式以及实现路径，仍需要掌握中国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并需要在农业农村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检验。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的多种观点，都关注并反映了中国农业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受到的制约作用，但对农业农村未来发展所持的不同观点，也意味着对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在多种观点中寻求更加合理、更贴近实际的理解，需要就此问题不断进行经验的和理论的探讨与研究，以增进和丰富对此问题的认识。

二、何为乡村振兴中的农业现代化

宏观政策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那么，如何理解农业现代化呢？对这一问题的准确把握与合理理解，直接关系到具体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如果按照现代化的趋同论来理解农业现代化，就会把农业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现代农业，用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关于现代农业，人们通常会根据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作狭义的理解，即把现代农业理解为由现代公司组织的、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专门为市场而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农业，在生产经营中广泛运用现代工业化成果的农业，一方面按照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大量使用工业制造的农业机械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诚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重要构成，但农业现代化显然不简单等同于现代农业的发展。

关于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本质的意义：一是生产力方面，二是生产关系方面。在生产力方面，发展现代农业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其根本意义就是要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力水平。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在生产关系方面，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方式上。现代农业通过调整和改革经营管理方式，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以此达到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在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方式方面，目前也有较多以家庭为单位或依托家庭而开展的农场经营管理方式，其虽然有别于现代大农场或现代公司，但同样达到了改善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的目的。因此，现代农业在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上，并不一定存在某种固定的、理想化的模式。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实现农业的变革，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需要。就本质目标而言，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两个提升：一是提升农业经济的效率，二是提升农业经济的效益。效率的提升主要是指通过农业的变革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综合水平，主要表现为“增产”，即农业产量、产值得以不断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得到巩固和提升。效益的提升主要指农民“增收”，即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得到改善和提高。这两个根本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以变革为基础和动力，没有农业的变革，就不可能有效率和效益的提升。但是，新时代农业的变革并不是指一种统一的模式，而是需要多种多样因地制宜的变革途径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发展狭义的现代农业。

关于农业的变革问题，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倡导“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所谓“改造”，就是要让农民使用新型要素，而不使用他们世代使用的生产要素（舒尔茨，1987：148）。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改造传统农业和发展现代农业会面临诸多阻力和困境，其中最根本的困境就是现代农业与农村社会结构之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难以改变和取代仍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由于仍有传统结构的存在，又难以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要素供给。现代农业与传统结构之间的这种两难困境，既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项中国的基本国情（陆益龙，2016）。而农业经济活动仍或多或少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承担着农村社会系统运行的综合功能，而非脱嵌于农村社会的独立经济部门。因此，传统农业的改造并不能简单通过改变要素使用类型即可达到真正目标，推进农业的变革必须联系社会实际，从实际出发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有效的途径。例如，在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方面，并不一定需要所有小农户都要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传统的农艺在现代社会也可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作用。

既然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变革，如约翰逊（2005:102）认为,“当经济增长发生时，农业必须变革。”“如果农民要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话，农业就必须调整或变革……为了经济的增长，农民所需作出的最主要也是最困难的改变就是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二是农民向非农业的转移使得经济收益得以提高。农业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变革并不会影响到农业产量和粮食生产，伴随着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减少。不过，农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不一定是普遍的，在单纯发展种植业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要调整，而在那些农业集约化经营或综合经营的地方，以及在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地方，农业劳动力并不富余，因而在农业变革中，虽然农业劳动力有序转移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但变革不全是让劳动力转移出去，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提高市场效益方面进行一些变革。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技术变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不断引入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但是，农业的变革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制度的变革也是重要的构成，因为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会对农业发展同样起到重要影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对促进农业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要让制度安排促进农业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正如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并非所有制度都是有效率的，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也不是自动发生变迁的，而是在创新成本低于收益时就会诱致制度变迁（林毅夫，2000：122）。因此，在推动农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如何让创新和变革的成本尽可能降低，而变革的收益尽可能提高，这是制度变革的关键。

那么，新时代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怎样变革农业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首先需要把握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或根本问题。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在黄宗智（1992:77）看来主要是小农生产的“过密化”问题，也就是小农生产面临“有增长而无发展”问题。所谓“过密化”，是指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小农家庭人均边际收入出现递减的现象，即便家庭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家庭人口的增多也会降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如果从问题的成因角度看，“过密化”的根源在于农业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紧张人地关系。诚然，在一个相对不变的经济环境中，小农户在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情况下，可能会面临着边际收益降低问题。但是，如果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及农业制度环境发生改变，小农户的经济效益不一定会随着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降低，而可能是提高。例如，如果市场制度的安排能够调整对小农户按照传统生产方式所生产农产品的价值的评价和定价体系，或者小农户能够根据市场价值体系调整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那么，小农户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和提高。

从当前的经验现实来看，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并非技术、土地的制约，农户可以通过一些改变措施实现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由于较多农户难以在农业生产经营改变中获得理想的市场效益或经济收益，驱动农户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投入以及进行变革的动力并不是很充足。在市场经济下，农户的理想经济收益并不局限于农业，而是会与其他生产经营进行比较。目前，农业农村一种较为普遍现象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出，而不是坚守在农村走农业变革之道。这不仅仅反映农业劳动力的富余，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比较收益相对较高。

所以，新时代农业现代化或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既不是土地，也不是技术，更不是“过密化”，而是农民如何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陆益龙，2015）。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经济收益增长，实质上涉及农业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亦即市场和制度安排如何让农业从业者获得公平合理的、理想的经济收益。这实质上是一种深层结构性的、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它关涉到整个利益结构和既有分配系统的变革和调整。农业经济效益的改变，会涉及到食物供应价格系统的变化，而食物供应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系统和利益结构。因此，基本问题的突破和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而是需要有系统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和渐进的变革过程。在宏观层面上，需要构建起支持和激励农业变革与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体系；在微观层面上，需要基层社区和农户发挥创新和变革的能动性，积极主动地推进农业变革与农业现代化的实践。 

三、何为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现代化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虽已明确，但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实现路径，仍需要拓展相关的研究以增进对此问题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农村现代化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农村是现代化的农村？关于农村现代化的内涵，通常有两种观念：一是新农村建设，二是农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主要倡导，在现代化背景下，需要通过国家力量或外部的力量来加强农村建设，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与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新农村建设观念在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中就已体现出来，乡村建设思想主张重新建设乡村是一项“固本”工作（晏阳初，1992：35）。发展经济学根据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新村运动”经验，倡导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新农村建设来促进市场均衡和中国农村的新发展（林毅夫，2006）。新农村建设主要是针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乡村的衰落而实施的一种农村建设政策，政府为改善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失衡状态，通过一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等优惠和补偿措施，以改变农村发展滞后状态，让现代化中的农村社会有新面貌。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通常会面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而出现衰退的挑战，如费孝通（2007：254）认为：“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如果新农村建设主要是针对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是为了改变农村发展旧的面貌，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可能会成为一种被动的、补救性的发展，乡村发展的主动性、主体性将难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得以体现出来。

某种意义上说，新时代推进的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国家在农村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将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经验来看，如果把乡村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等同于农村建设，都不会真正实现农村发展目标。

确实，新时代农村必须有新的发展、新的面貌，但是农村新发展、新面貌应该是广大农村居民在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下探索和实践出来的发展，而不是完全依靠外力建设和改造出来的新面貌。农村现代化是农村社会一种新的、综合性的发展形态和生活状态，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现代化。

农村城镇化其实就是现代化趋同论的一种观点，趋同论一般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共同发展方向和共同趋势，因而农村现代化也要朝着农村城镇化方向发展。如李强（2016）主张的“就地城镇化”观点，就倡导农村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就地城镇化，以让农村达到现代化的目标。所谓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的就地改造和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就地城镇化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地方精英带动的村庄城镇化、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城镇化。”在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培育产业、转变就业结构、促进土地资本化、整合地方精英的资源、实施交通机动化等措施来推动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有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来助推农村现代化，而且也要求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背景下推进农村现代化。然而，乡村的振兴、农村的现代化并非以城镇化为最终结果或终极目标。如果所有乡村都化为城镇，也就无从谈起乡村，更不存在乡村的振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农村城镇化。农村现代化需要农村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相一致，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发展，而不是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乡村振兴”所要振兴的是乡村，而非把乡村完全改造为城镇。虽然，城镇化的力量在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加以利用，城镇化经验也可以在农村发展中加以借鉴，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可以吸收城镇化的一些先进成果和优势，但农村现代化的本质意义并不在于实现农村城镇化。

新时代之所以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本质意义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保持和维续乡村的主体性及乡村价值；另一方面是要促进乡村在现代化背景下进行新发展，即农村现代化发展。所谓乡村的主体性，是指乡村作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构成之一，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独特的特征。现代化、城镇化的话语常常忽视甚至否定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及乡村价值，现代化的社会是不是可以不要乡村社会，城镇化是否要让所有乡村走向终结呢？很显然，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重视把乡村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构成。

保持乡村主体性及价值并不意味着乡村可以保持不变或不需要现代化发展。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乡村新的发展，以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新时代乡村社会新的发展本质上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环境，不断调整和改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以达到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和谐状态。农村新发展或农村现代化实质上也就是农村在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与适应过程，因而农村现代化并不存在某个固定的、统一的模式。各地农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地根据实际情况，寻求并实践变革之道以实现新的发展。

概括起来，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维持农村社会的延续，并通过不断的变迁与发展以与现代社会总体发展相协调、相融合。既然乡村振兴中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已明确，那么，如何去推进新时代农村现代化呢？

探寻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先要把握和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以及发展的基本状况。关于当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笔者曾用“后乡土社会”理论进行了概括，经历历史转变和社会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如今已经迈入后乡土社会，亦即当前的农村社会具有后乡土性特征（陆益龙，2017）。所谓后乡土性特征，是指农村社会仍保留和维续着部分乡土社会的特征，但乡土社会在结构和形态上又有了新的特点。后乡土性有两个最为突出的表现：一是村落共同体的维续，二是人口的流动。即中国农村社会依然有大量的村庄或村落共同体广泛存在，这意味着乡土社会依然部分维续；但与此同时，村庄里大量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外出流动，并以流动就业为基本生计模式，这说明村庄的形态和结构已发生改变，有了新的特质。

针对当前农村出现较为普遍的流动现象，有一种观点将农村这一现状概括为“农村空心化”，并认为农村空心化是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而造成农村空心化的机理主要由内核推动力、外援拉动力和系统突变力三种力量作用的结果（王国刚等，2015）。然而，笔者认为，将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现象悲观地看作是“农村空心化”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农村空心化意味着农村的衰亡或即将消失，而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虽带来农村阶段性的空落化，也反映了农村发展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但是，农村人口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农村社会发展的生机，反映了农村社会潜在生命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从对农村的经验观察中可以看到，一些村庄虽然平时空荡荡的，只有很少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生活其中，但村庄里一座座新建的楼房则反映了村庄的新发展。现实情况是，如果村庄人口不外出寻求新的机会，那么很多农户是不可能新建起那些气派的楼房。因此，对农村人口的流动现象，需要辩证地、理性地看待，而不宜简单地视为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外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和增收机会，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后乡土社会的一种新常态，而不是所谓的发展障碍。开放与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农村现代化也需要在开放与流动的背景下推进。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外流既是一种现实，也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大环境与客观条件。推进农村现代化就必须尊重和考虑这一基本事实，各种政策措施也就需要根据这一基本国情来进行科学合理地设计和安排。一方面，既要让农村外流人口在农村现代化中充分发挥作用，为外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以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和重视农村留守人群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需要通过有效的调控机制以促进农村留守人口在农村现代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一定的人口会坚守在农村社会，才维持着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价值延续，才使得乡村社会并不走向终结。与此同时，乡村人口的外出打工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一定的新动能。尽管有一定外出人口会从农村流失，但较多的流动者依然会回到家乡。因此，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将给农村流动者增加对农村发展的信心，也为他们返回家乡提供一条更加便利的道路。

推进农村现代化，还需要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去加以考虑。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背景下，需要调整和重建合理的城乡关系，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构成，也是重要的推动力。尽管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和趋势，但历史和现实则反映出，现代化有各式各样的道路。中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农村依然居住和生活着大量的人口。中国的农业农村有着自己的特色，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尊重这些特色，现代化的推进才会达到合理的效果。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仍要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实质性的内涵。现代化趋同论以及科学主义的思潮，常常会否定“中国特色”的意义，认为现代化是共同发展方向，遵循着统一的普遍规律，不存在特殊路径。然而事实上，所谓的现代化普遍模式其实是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概括出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具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要尊重这些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离开基本国情，任何理想化的道路其实都难以行得通。就真实内涵及特征而言，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首先，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粮食安全属于国家战略问题，“中国人必须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农业发展涉及到战略安全。因此，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在这一特殊战略框架下进行，而不能完全按照某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来推进，也不可能全部由市场机制调节来实现。选择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和改善粮食安全的状态，通过农业现代化来增强农业综合实力，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巩固粮食安全基础。另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也需要考虑确保粮食安全的要求，选择合理、有效的推进路径。

其次，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以小农户发展为主体的。与欧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模式不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在小农家庭、小农农业广泛存在且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依然普遍延续的条件下推进的，因而必须走符合这些实际需要的现代化道路。关于中国“三农”的未来发展，叶敬忠（2015:152）认为，我们需要“正视农业的本质和小农农业在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健康方面的特征，正视小农在农业中的主体性特征”。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规模化、合作化经营以及企业农业、公司农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体制确实会发挥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保持农业农村基本生产经营制度的稳定，发挥小农户的主体性作用，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也是顺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不等同于高科技、大规模、公司化，广大农户的广泛参与和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如果脱离实际，轻视小农户的价值和主体性，那种理想化的现代化不仅难以实现，还可能给“三农”发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尊重社会现实和基本国情，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让广大小农户和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更便捷地获得现代的、新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以达到由下而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此外，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具有多样性的自主发展道路。中国农村的区域范围广阔，差异性非常大，这也是一种基本国情。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路径选择上，有必要走出理想化、唯一性的樊篱，去探寻因地制宜的、自主选择的多样性发展道路（陆益龙，2012）。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农村城镇化，都会对农业农村发展起到一定推进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普适性的道路。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各地有各地特色和发展条件，彼此之间差异性很大，任何一条发展道路或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难以普遍适应所有的农村。因此，在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中，重要的是要发挥农户和农民的主体性、创造性，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而不是设计一个理想化的路径。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无论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还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或是当前农民的流动兼业行为，都充分体现出各地农民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走出一条改变现状的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等运动，试图用理想化、统一模式统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未达到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理想目标，反而给一些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单一化的、统一的模式并不一定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甚至可能背离现实，这样也就会消解各地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体性，造成对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限制，从而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障碍。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需要尊重广大农户的自主性，政策调整主要着眼于引导和调动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而不宜用固定、统一模式去制约各地农民对各具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五、余论和讨论

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质仍是为了更好解决“三农”发展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是按新发展理念来推进新时期的“三农”工作。

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在于要探索并找到能够推动农业、农村和农民取得新发展的有效运作机制，这个机制需要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与整合，以达到激活三种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并构成相互促进的合力（速水佑次郎，2003）。如果仅仅依靠一个方面的努力和强化，忽视政府、市场、社区乃至农民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相互促进、共同作用的机制，那将难以达到问题的有效解决。

实施新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制度创新非常重要。从本质上看，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内在变迁过程，要实现变迁，创新是重要驱动力，而且制度创新之于经济与社会变迁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创新，重点在于构建起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变农业农村发展不均衡状态的有利制度环境和政策调控策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中，还需要注重对当前“三农”发展的现实基础的把握和了解，发现和认识发展实践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形成机理，积累和总结“三农”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符合实际需要的、切实可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路径。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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