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郭占锋、黄民杰：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 ——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作者：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民杰，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关键词】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乡村建设；梁漱溟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经历了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改造运动的先后失败。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在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农村，意图通过乡村建设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其后各类乡村建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运动席卷大部分中国。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大约有600多个社会团体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有1000多处乡村建设实验地点，比较出名的有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等。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各有特点，在实践运动中形成了自己思想体系。其中，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就是极端的“文化失调”，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构造，在组织中培养新伦理、建立新礼俗，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目的。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是他在乡村运动中理论和实践的集成之作。梁漱溟被誉为“中国乡村建设理论的引导人”，对中国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如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做了具体路径规划于。然而，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仍面临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长期偏向投入城市；制度供给、公共资源等在城乡之间配置不均衡；乡村缺乏内生增长动力；人与自然失衡等现实困境。同时也存在亟待破解的人才短缺、资金不足和农民增收难等三大现实难题。因此，重新探讨以创造新文化为基础、组织再造为路径的梁漱溟乡村社会重建理论体系对思考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组织、人才等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意义。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不论是从乡村建设理论或思想层面，还是乡村建设实践层面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部分学者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内容归纳为文化建设或文化改造运动。郑杭生和李迎生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主要以“中国文化失调论”为依据，以重建“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为基础的乡村建设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乡土文化的重建之路；吴飞认为梁漱溟是重建社会礼俗，改变乡村社会结构，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实现乡村发展；郭占锋基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强调梁漱溟是从文化层面对乡村建设问题进行思考，其核心内容是，由于西方文化入侵导致的文化失调是乡村凋敝的主要因素，乡村建设就要重构乡土文化，实现乡村文化复兴；耿达认为梁漱溟以文化礼俗和新儒学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亦以文化改造为路线来实现乡土重建；张兰英等认为梁漱溟所要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要以此“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方面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道德体系，一方面也要乡村现代化”，本质上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运动。
其次，梁漱溟的乡村组织建设问题研究。钱理群指出梁漱溟主张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在一起，这是解决农民组织化、农村经济发展以及为农民寻得精神出路的重要力量，更把“人”的精神培育与提升放到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魏文一强调梁漱溟在乡村组织建设中重视个人以“家”的形式参与，进而达到实质参与组织生活的目的；马良灿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以乡村组织建设为切入点，从“社会意识重建、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秩序重构层面，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建设理论”，对当前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再次，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践及理论比较研究。徐勇对毛泽东、费孝通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梁漱溟的乡土重建运动是典型的“以知识精英为主导的文化改良运动”；张浩通过考察费孝通早年到晚年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心态的转变，进一步肯定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价值；王宇雄通过比较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认为梁漱溟是将整个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通过外界知识分子引导农民群体广泛进行乡村建设；李文珊通过对比“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较为宏观与系统，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则侧重于实践，缺乏理论思维的归纳与提升；朱汉国则回顾历史上以胡适和丁文江等为代表崇尚西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独立评论派”、孙冶方和千家驹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农村派”以及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人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认为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批判为反动、复古的或是一无是处等都是欠科学的、有失公允的，其兴办农村教育、动员知识分子下乡、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的基础地位等主张对当今农村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最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实践及当代价值研究。徐庆文指出梁漱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文化精神、伦理关系和个体觉醒等层面上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崔军伟和王瑞香指出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农村现代化的实验运动，也是一场农村教育革新运动，还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民间性”的优良传统，为当今“知识分子”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提供借鉴；郑杭生和李迎生认为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但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村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村合作及其他公益事业等方面依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综上所述，不论是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体现的文化内涵、乡村建设思想的比较研究或对其进行批判，还是研究其乡村建设实践的组织构造等问题，涌现出大量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渊源、儒家文化思想、乡村改造路径、乡村建设实践等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今后进一步挖掘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更多的学者还是从“思想来源”或“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分别强调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认为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更加关注的是乡村的系统性、整体性建设，他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整个乡村社会进行重构以达到乡村建设的目的。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然而，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碰撞导致基于中国固有文化的“社会组织构造”逐渐瓦解崩溃，既有的文化不能发挥社会调适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社会，创造新文化以重建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但不论是文化还是组织，都是联系密切的、一体的，新文化的创造需要组织作为载体，在组织中培育；同时，组织的再造需要新文化作为思想基础，为中国社会的重构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文试图重新梳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其内在联系，进一步阐释其思想内涵，以期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思考。
二、乡村建设缘起
自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强大的武力与先进技术给中国封闭的农业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国寻找出路而艰难奔走，特别是到20世纪后，中国面临着“外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内部军阀混战不断”的严峻局面，并且开始影响到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解体，长期的混乱使中国农村更加破败不堪，同时农村土地分散、高利贷盘剥、税制混乱等问题使得农民愈加贫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农村的残破、农民生活的困苦，毅然选择来到农村，开展建设运动，亦是救济乡村和乡村自救运动，一股乡村建设的潮流在中国大地上兴起。
（一）“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国传统社会构造及特征
梁漱溟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社会上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与他人产生关系，如父母兄弟等，人始终和他人处在一定的关系当中，即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人既然在相互关系中生活，彼此必然会发生情谊。因此，梁漱溟认为“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受到“伦理关系”和“义务关系”的支配，这种关系始于家庭，并表现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通常都是以家为单位，具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家庭中的成员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义务关系，但整个农村社会却是散漫的。另外，“职业分立”是指中国的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有各自的生产工具，可以自行生产，即“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因此中国的社会是职业分立的社会”。因此中国有很强的身家观念，不管是读书考状元、经营工商业，还是辛勤的种庄稼，都不过是为身家做打算，而且中国人可以不靠别人而关起门来过日子，有“反团体的习惯”。但这种“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亦形成了中国人勤俭持家、刻苦自勉、吃苦耐劳、“有志者事竟成”和“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特点，体现出一种人生向上之义。总之，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构造中的“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二者“相交为用，互有助益支出甚多……伦理与职业辗转相成，彼此扣合，其理无穷”。一方面，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中易形成所谓职业继承中的“父子兵”和为追求家庭或个人前途“父诏其子，兄勉其弟”的社会特征，进而巩固家庭中伦理关系；另一方面，伦理本位中“财产家庭所有、兄弟分财、朋友通财、消费本位”等社会特征极大地促成了职业的分立。
（二）文化失调：旧社会构造的崩溃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而“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传统中国在“集团、积极、斗争、强有力”的西方文明冲击之下，“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逐渐崩溃和瓦解。梁漱溟认为破坏的原因是“自毁与他毁”。“他毁”是指由于中国在外交、军事、国际竞争上的失败，西方产品和文明的进入，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中国传统的制度、礼俗、秩序等，使我们被迫放弃原有的东西以适应世界的变化。例如，西方大规模工业产品的进入对传统的家庭手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小农经济支撑的手工业在世界市场的冲击之下岌岌可危，进而导致支撑农村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业生产结构及农民组织方式发生改变。“自毁”是指自觉地破坏，即由外部力量破坏所引起的近代以来的民族自救运动，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梁漱溟强调“我们民族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改变，我们就不得不改变自己去学他们以求应付他们”，这里面体现的是对于西洋的模仿、追趋逐耆和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但其破坏的结果没有同西洋一样进入“个人本位”的社会，而是陷入一种“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状态，整个社会都深陷于一片混乱中，这种境地就是“文化的失调”。总之，在梁漱溟看来，文化是决定国家强弱与否的本源，“其实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因此不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制度，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徒劳而已，甚至会反过来破坏我们原有的文化。由此，梁漱溟认为中国旧社会结构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失败，即“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
（三）乡村破坏：中国文化根本动摇
20世纪中国出现的社会结构崩溃、礼俗瓦解、社会失序等问题，本质上是中国“文化失调。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的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正常发挥文化在“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调节功能，最终导致中国旧社会构造的崩溃瓦解。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是城乡一体的，是以乡村为本、乡村为重的。梁漱溟强调“中国80%的人口都住乡村，过着乡村生活；中国就是由二三十万乡村构成的中国”，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即“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无法抵御西方工业文明的猛烈撞击，结果导致“中国抵不住他的压迫，羡慕他的文明，遂改变自己去学他以求应付他；结果学他未成，反把自己的乡村破坏了”。破坏具体表现为传统小农经济瓦解、乡村社会风气改变、农村社会秩序混乱等，近代的中国农村开始出现严重的危机。但这社会危机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中国农村的衰落是整个的衰落，破产是整个的破产……既是物质的衰落也是精神的衰落，是经济的破产也是文化的破产”，传统乡村文明被摧残，中国文化发生根本动摇。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此刻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有“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才能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新文化的创造必须源自乡村，即通过创造新的文化来解决农村社会出现的危机，这便是“乡村建设”。
三、组织再造：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武力和先进工业，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中国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被西方工业文明所打败，传统的社会组织构造解体、社会礼俗瓦解、社会秩序崩溃……中华民族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救亡图存运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的戊戌变法和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还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都旨在挽救民族的危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24—1927年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发起的国民革命，一度将中国的革命建设推到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的背信弃义，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此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权对外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享受的权益，对内维护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对革命派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实行武力镇压和剥削，致使国内各阶级矛盾加剧，中国民族危机面临更严重的挑战。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
（一）创造新文化是中国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
面对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不满于现状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寻找新的出路。他们一方面不赞成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改造并不能成功；另一方面亦不同意中国走上“苏俄模式”的革命道路，认为这不利于中国民族团结，将会导致我们的民族更加分散。于是他们更加热衷于走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希望通过借鉴这两条路的优势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最终挽救中国民族危机，实现民主政治。梁漱溟作为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30年就对道路选择问题做了两个判断，即“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中国走不通。首先，欧洲近代民主政治在中国行不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物质条件不合，一方面是“大部分中国生活单简低陋，且国土太大，交通不发达无法过问政治”，另一方面是“中国工商业不发达，不能成为资产阶级团体”；二是中西精神不合，梁漱溟认为西洋社会的特点是“好争的、不知足、相互制衡、拥护个人欲望、把标准放在外面”等，而中国社会的特点则是“不争的、知足、相互信任、尚情谊、把标准放在里面”，由此看来中西精神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西洋的制度在中国社会不能成功。其次，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中国不能成功，即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革命政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无阶级，而且散漫无团体，不能形成统一势力集团，没有基础力量进行阶级革命”。
同时，梁漱溟认为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治无办法”“经济破产”“精神方面动摇摧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政局混乱，统一政权建立不起来；二是中国市场被迫卷入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但分散的中国工商业无法与西方的大规模生产竞争，因此在西方“物美价廉”产品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破产；三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使国人对中国旧的风尚、规矩、观念产生动摇，但新的社会风尚又未及时建立起来，特别是保守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突然被卷入了世界潮流，顿时无所适从，结果就造成精神方面的破产。因此，总结来说中国问题就是旧的社会构造已经崩溃解体，而新的社会构造“没有产生树立”，而且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所以只能从文化出发，进行“改造旧文化，创造一个新文化”，才能重新构造社会，才能救中国。
（二）组织再造是新文化创造的重要路径
为了挽救危亡的民族，梁漱溟喊出“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的口号。梁漱溟将中国问题归结于文化失调问题，希望通过对旧文化进行改造，汲取中西文化之长处，实现中西文化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最终创造出符合中国社会事实的新文化。同时，梁漱溟认为“中国将来的社会组织构造是礼俗而非法律，我们讲的新建设，就是建设新礼俗”，这里的新礼俗其实就是指新文化，而新文化如何创造？梁漱溟认为需要从组织入手和从乡村组织发端。一方面，新文化创造需要从组织入手，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梁漱溟将中国和西方进行对比，发现中国有两大欠缺：“团体组织”和“科学的知识方法”，进而在和西洋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并开始对自身产生怀疑，最终导致旧社会组织构造的崩溃，因此只有构造新的组织，形成新的文化，才能建设新国家；第二，内忧外患的国情逼着中国必须走向团体组织，不管是外部帝国主义竞争的压迫，还是内部政权的混战，中国人天然的要从分散走向合作，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中国人居现在的世界，如不往团体组织里去，将无以自存，即事实上逼着我们往组织里去，向西方转”；第三，新文化的养成需要一个健全的组织作为载体，新礼俗和新习惯需要在组织中培养，中国新社会的构造需要从组织再造开始，以新文化创造为基础，在组织中养成新的政治习惯，进而达到国家建设的目的。
另一方面，新文化创造要着眼于乡村，从乡村组织发端。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国文化是乡村为本的，然而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及文化被破坏，急需开辟出一个新局面，即“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无论是政治、经济……什么组织构造，通统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其次，一个新的组织的建立，一家一户范围太小，一国的范围又太大，而“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是中国的明显特征，因此从大小上看“乡”是一个最恰当的范围，即“中国新社会组织的苗芽一定要生长于乡村”。最后，乡村组织再造于乡村，有助于结合中国的“老道理”进行新文化创造，同时易于被土生土长的乡村居民所认可，进而达到“创造新文化，救活老农村”的乡村建设目标。
（三）乡农学校是乡村建设的实践载体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旧社会构造已经崩溃，传统“过日子的方法”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需要换一个新办法来适应新的环境。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而且这个组织构造必须符合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即从“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出发建设新的组织。1931年3月，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者受到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邀请来到山东，进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筹备，并于同年6月正式成立。研究院主要分成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县区三个部分，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一职。同年秋，山东省邹平县被确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各乡设立乡农学校，开展乡村建设活动。乡农学校（后面改成乡学村学）是乡约补充改造后需要建立追求进步的机关，实际上是一个乡村组织。其主要由校董会、校长、教员和乡民（学生）组成，目的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同时，乡农学校的教授内容不仅局限于教农民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在思想道德、科学知识、政治经济、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教育，主要目的是通过在思想上引导农民，实现乡村真正进步。因此，乡农学校就是梁漱溟“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的新组织构造，同时也是新文化创造的重要载体，更是他进行社会改造运动的实践探索。
首先，乡农学校以传统乡约的改造和中西文化调和而来的“新礼俗”作为组织基础。梁漱溟强调“新礼俗”是中国固有精神（尚情谊、伦理本位、重礼俗、无讼社会等）与西洋文化的长处（科学知识、团体精神）在具体事实上的沟通调和，是适应时代要求创造出来的新文化。第一，发扬中国人生向上的精神。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乡村社会，除极少数之都市外，皆为乡村，故谈中国问题天然是乡村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由乡村入手”，而且中国固有精神在乡村还有一定的基础，在城市“已被摧残无余”。因此建立新社会组织构造，以乡村为出发点具有较好的组织基础。具体做法是“师法古人”，即对历史上的乡约（乡规民约）进行补充改造。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形的事实就是乡村，另一方面无形的道理是理性。对传统乡约的改造必须要先找到这个根，而这个根就是宋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乡约——《吕氏乡约》，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面规范乡村的秩序。梁漱溟强调“补充改造”则有四点：一是“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二是坚持乡约的根本，即人生向上，提振志气；三是改造过的乡约并非“一乡之约”，需将乡约扩大范围，与远近各地联络，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的目的；四是乡约组织不可借助政治力量推行，需是私人或团体的提倡，以社会运动方式来推行，政府只起辅助的作用。传统的乡约经过改造之后可以进一步激发村民的内在精神和改善行为，进而为乡村组织的发展打好基础。因此，梁漱溟认为乡村组织可以在中国实现一个理想社会，走伦理情谊化之路，个体之间相互照顾，实现乡村社会发展。第二，吸收西洋的团体精神。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缺乏现代化极重要的元素，即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这也是中国人的短处），而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伦理情谊的团体组织。
其次，校董会、校长、乡民和教员这四个主体共同组成乡农学校的主要组织架构。乡村建设研究院重新划定各乡各村的范围，成立校董会，且校董会由该区域有声望的乡村领袖组成；然后再从校董会中推选出一名校长，主持教育工作；教员则主要是聘请外界懂“新知识”的人，而学生即本地农民（先从成人入手，而不止于成年农民，男妇老幼皆在学生之列）。梁漱溟所要追求的乡村组织是以乡农学校的名义把地方领袖和农民组织起来，谋求乡村社会的共同进步。他强调“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里人；如果乡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这回事的……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的人与乡里人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再次，“崇尚贤智”是乡农学校运作的基本原则。乡农学校名义上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乡里人和外面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组织，而“崇尚贤智”正是这一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乡农学校的校长（或称之为学长）实际上是从乡村里面选出来的，是“齿德并茂”“群情所归”的乡贤，是乡村社会中天然的乡村领袖。而且乡农学校规定：学众必须要“敬长睦邻”“接受学长训饬”“尊敬学长”等；学长须知“于村中子弟不肖者应加督教”“于邻里有不睦者应加调解”等，乡农学校正是在学长这一精神领袖的领导之下，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乡村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崇尚贤智”原则要求乡民接受外面知识分子的教育并给予充分的尊重。乡农学校可以比作一座桥梁，使“外面的世界与内地的乡村可以借此往来相通”。而乡村中的教员（知识分子）则在内地乡村与外面世界相交通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教员可以把好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传播于乡村社会，也可以把乡村中遇到的问题向上传递（乡村建设研究院），使问题能得以解答。因此，不论是乡村内部的领袖，还是乡村外部的教员，乡农学校都秉持崇尚、尊敬的态度，坚持“崇尚贤智”的组织原则，保证了这一乡村组织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运行。
最后，“农民自觉”是乡农学校运作的组织动力。中国问题即文化失调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乡村，而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往往又是没有文化的、散漫的、保守的。因此，乡农学校创办的首要用意就是“使乡村领袖与民众因此多有聚合的机会”，让乡民能够自己团结起来；同时将农民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乡农学校”教员（即知识分子）在开展工作时要为农民“提引问题”，启发其思考，并共同商讨解决之道。因此，乡农学校以乡村组织“动”、知识分子“动”来带动农民“动”，后面转变为农民自己愿意“动”，即“提引农民自觉”、“使农民精神复苏而发动其进取心”、“导农民于合作组织”才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也是乡村组织得以持续运作的根本动力。
总而言之，梁漱溟所构想的乡村组织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组织。他试图通过启蒙和教育农民的手段来培养公民的纪律习惯、政治习惯，进而逐渐构造出一个“人人都向里用力”和“积极寻求进步”的社会组织，而这个组织发端和发展于中国乡村，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
四、社会重构：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
中国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而乡农学校就是通过发扬“人生向上”的精神和吸收西洋的团体精神而构建的一个乡村组织，以实现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构造的目标。乡村组织再造的主要作用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教育农民，引发“农民自觉”，即乡农学校通过对农民开展教育，将其组织起来，启发农民自觉，传播道德、法律、科学、政治经济、卫生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将这些新知识或方法与传统的乡村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立足于乡村的“新文化”，最终目的是激发农民自觉性，使农村充满生机活力，让农民对未来生活有盼头。二是，在行动上引导农民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养成政治习惯。乡农学校在新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将散漫的农民逐渐联合起来，实现经济上的自卫和自立，培养其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的习惯，进而在互动中逐渐形成彼此信任、团结互助的“新”乡村社会。因此，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的构想，不论是在组织中采取思想启蒙教育的方式提引“农民自觉”，还是在组织行动中引导农民“共同合作”，其目的都是在组织合作中构建新的礼俗、重构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维护乡村秩序稳定，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重构。
（一）以组织建设发端重构乡村社会制度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土地兼并、军阀混战、国家剥夺等原因，近代中国乡村出现严重危机。费孝通亦指出，由于近百年来的种种“社会侵蚀”，中国乡村的贫困、压迫和苦难不断加剧，乡村内部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裂痕并走向瓦解，传统乡村自身机制已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即传统乡村社会中以相邻和睦、守望相助为核心的“道德传统”和以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遭到外部力量的侵蚀甚至发生异变，无法维持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乡村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逐渐崩溃，但新的社会构造未能建立起来。因此乡农学校的出现是梁漱溟“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目标的具体实践，也是乡村社会制度重建的组织基础。
首先，乡农学校是由“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而形成的乡村组织，这一组织的首要作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神和西方文明的长处进行沟通调和，形成新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组织的文化基础，并使之适用于中国乡村社会，达到乡村新社会构造的目标。其次，乡农学校通过引导乡民展开广泛的经济合作，创办经济合作社，传播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解决中国乡村的积贫积弱问题，为新文化或新礼俗的养成提供物质条件。最后，乡农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本地乡贤的共同推动下，引导乡村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够积极参加团体生活，在集会中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以团体为重；开会必到，事事要从心里过一遍；有任何意见即对众说出；尊重多数，舍己从人；更要顾全少数，彼此迁就”。乡民在团体生活中逐渐养成遵守纪律和参与政治的习惯，为重建乡村制度提供政治条件上的满足。总之，乡农学校是梁漱溟重构中国乡村社会的第一步，所进行的新文化创造、经济合作、政治参与等活动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的都是为了挽救农村危机，在新礼俗的培养中形成新的“道德秩序”、农民合作中重构“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参与中培育乡村“新乡规民约”等方面实现乡村社会制度的重建。
（二）重塑“伦理情谊”的乡村社会关系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此后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长老统治”“无讼”“礼治秩序”“地缘与血缘”等论述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具体表现。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以“个人本位，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对中国“伦理本位，相互以对方为重”的传统社会构造形成了严重的破坏，乡村社会发生根本性动摇，最终导致乡村社会关系发生巨变。因此，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尚情谊、以对方为重”的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的冲击，开始出现“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心重，义务念轻；从相互礼让变为利益相争；从情谊相连变为各自离立……”的社会风气，而且此风气传入中国乡村后进一步破坏传统乡村伦理关系与情感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情谊”关系瓦解，中国乡村变得更加消极散漫。而如何使中国社会“转消极为积极”，梁漱溟给出的答案就是“藉团体的力量解决人生种种问题”。
梁漱溟认为“彼此互以对方为重，莫为自己方便而忽视了对方……种种顾及对方的心情，统称之曰伦理情谊。情谊亦云情义，义是义务”，所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不良风气的转变，必须借助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的力量重塑“伦理情谊”的乡村社会关系。通过在团体组织中创造新文化或新礼俗，引导乡民习惯团体生活，积极调整乡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重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统伦理关系，即在乡村团体生活中重新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帮助团体中的每一分子养成“彼此信任、以对方为重、团结互助”的组织生活习惯。另一方面，积极培育“个人与团体”之间的新伦理关系，即在新的组织生活中要求“在团体立场，不要以团体为重，应以个人为重；而在个人立场，应当尊重团体，并且互相尊重个人”，进而达到平衡两者关系的目的。因此，在乡民中贯彻“相互以对方为重”的团体生活精神，是帮助乡民养成组织生活习惯的关键，“个人对团体”和“团体对个人”义务关系的培育对解决当时农村消极散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梁漱溟在乡农学校中从“个人与个人”和“个人与团体”两对关系着手，坚持“伦理情谊”的交往原则，逐渐使乡民在团体生活中培养和形成新的生活习惯及伦理关系，进而塑造起新的乡村社会关系。
（三）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秩序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在秩序维持上呈现“无为而治”的特征。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教化、礼俗、自力”，即“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行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构造逐渐瓦解与崩溃，而新者未立，“消极散乱”“武力横行，法律无效”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同时受到西方“追求功利，以自己为重”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结构遭到破坏。具体表现为“士者”开始逐利，并且和商人相连以谋利，而且“农、工、商”三者要追求财富必须掌握知识方法，进而必须要接受正规教育，而没有教育机会的人则无法追求这些权与利，因此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社会不平等加剧，最终加重中国农民社会生活的混乱与无序。
因此，梁漱溟认为要重构中国社会，重建社会秩序，必须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即“从来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同时，梁漱溟还指出“自力”就是理性之力，礼俗教化的内容就是理性。一言以蔽之，梁漱溟就是要走“教化、礼俗、自力”的理性路径重建社会秩序。梁漱溟认为“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而且这里所讲的理性与西方思想中的理性有所区别。梁漱溟把西方人追求物理、科学的思维称作“理智”，而将中国人所强调的世间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之类称之为“理性”，即“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总之，梁漱溟所走的社会秩序重建路线，具体来说就是以乡农学校为依托，建立新礼俗并对民众进行教育，将法律、制度、公共生活、私人生活等均化为“礼”，进而使乡民明“理”（即仁、义、忠、孝、信、悌等）。同时对民众进行“精神教化”以启发乡民追求“人生向上”之理想，引导民众发动自身力量，引发“自力”，进而达成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
五、思考与启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八十多年前为挽救民族危亡，梁漱溟怀着强烈的社会情怀毅然投身于中国乡村建设，构建起一套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进行了近八年的探索实践。他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为切入点，将中国固有的精神和西方文明进行对比，进而提出组织构造的目标，意图在新的乡村组织中创造出新文化以适应中国社会需要，最终实现社会制度重建、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秩序调和的乡村社会重构目标。然而，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受当时特殊社会环境制约而落下帷幕。梁漱溟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人心麻木，农民好静不好动”及“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这个问题和毛泽东进行讨论，但毛泽东并不同意“农民是静的”这个观点，认为农民其实是“好动”的、“愿意动”的，之后梁漱溟受邀参观西南地区的土改，最终承认了农民是“好动”的。同时梁漱溟亦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把团体生活引进到中国来”，即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能够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梁漱溟在考察农村地区的生产之后，发出感慨“你看过乡村后，便知道上面提出的口号，交下去的计划和任务，确还不落空……区乡干部对群众，好像真负着责任，不容推卸；而每个人呢，亦真好像有团体可依靠”。
值得进一讨论的是，梁漱溟为什么会将乡村建设运动的难处归纳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首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受到时代和自身的影响有其局限性，其理论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中虽然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构造，但并未突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强调在中西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的基础上追求中国原有“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进而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顺利过渡。因此，从理论层面上看，梁漱溟对中西结构的认识过于笼统及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理解过于片面，进而导致现实层面上乡村建设的“社会政治实践多数尽归于失败”。同时，梁漱溟推行的乡村建设主要依靠外面的知识分子和村庄内部的士绅阶层将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来，然而这部分乡村建设主体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中国农民的需求，如减少苛捐杂税和高利贷，以及对土地的需求等，因而不能真正让农民动起来，亦无法重新建立起新的乡村社会。其次，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强调的是将所有乡民作为一个整体，以整体的视角推进乡村建设，但未能考虑到农村中存在着阶层差异性问题，特别是未能区别农民和士绅阶层所面临的不同处境。社会处境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群体在面对社会问题时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但梁漱溟主观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乡村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中所有农民所遭受的破坏及感受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所创立的“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均是为整个“乡民”服务的，并没有根据农村社会阶层的差异性采取多元化的乡村建设举措，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所有农民的需求，甚至大部分农民的基本要求（土地问题等）亦没有得到实现。最后，当国家无力救治乡村，农村需要自救时，“士绅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成为扭转社会风气，挽救社会颓势的利器”。“乡农学校”的正常运转正是依靠村庄内部的“学长”和“学董”，即德高望重的乡绅和有能力且积极热心为村庄办事的人，这部分人大多是拥有学识、财富和土地的群体，但是乡村中的这部分人和乡村中的大部分农民并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他们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个人荣誉上的满足和维持原有地位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通过乡村中的士绅阶层来实现乡村社会重构具有浓重的理想化色彩，这部分人除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极高的人格魅力，否则难以真正发动所有农民“动”起来。综上所述，虽然梁漱溟所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走向失败，但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上看，其本质上仍是一次理想化的社会改造运动，即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不触动旧有的社会结构、依靠士绅阶层、无法满足农民群体利益需求等温和策略，失败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梁漱溟所推动的乡村建设实验仍是以外部知识分子和乡村士绅阶层为主要建设主体，虽然一直强调“农民自觉”，但这一理念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号上，农民始终是被动参与的，甚至是排斥的，而农民不动，乡村建设自然发动不起来。总之，梁漱溟认为“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是他想动，而我们带领着他动”。当然，这个“理想的乡村运动”在今天已然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可以称之为一场“乡村运动”，一场关于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运动。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创立的合乎中国新时代要求的乡村建设指导理论，符合广大农民对未来美好乡村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符合广大中国农民的需求。八十多年前梁漱溟所构建起的乡村建设理论因时代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有其内在的局限，但其在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社会建设等具体措施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民国时期梁漱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重点考察梁漱溟在重构乡村文化、调整乡村社会关系、塑造农民团体生活等方面的历史经验，汲取其乡村建设理论精华，对乡村的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重建乡村文化生态，重构村庄文化共同体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内生动力，乡村文化的振兴有助于提振乡村居民“士气”，引导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从被动参与走向行动自觉。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由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价值和情感认同的文化共同体。乡村中的生活习俗、组织方式、社会规范、村规民约等传统乡村文明，是中国农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及村庄秩序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以宗族等组织为依托，通过组织宗族聚会、开展习俗活动等方式教化及培育乡民“无形”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乡村文化共同体逐渐瓦解，乡村文化生态出现严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和村落社会空间，农民被迫“上楼”，传统农耕文明日渐衰弱，乡村固有文化的根基和载体日渐动摇，传统乡村文明遭受冲击，如传统道德日渐式微、农民出现信任危机、宗族家族观念弱化、人情关系淡薄等；二是，农村新生代对农业漠视，传承乡村文化的主体意识薄弱，青年一代的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对村落情结、地缘血缘观念认同淡化成为鲜明对比，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重建乡村文化生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发扬传统文化在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美德。同时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重新塑造乡村传统文明以适应时代发展步伐，重新构造起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共同体，从而以文化共同体为基础塑造农民的集体生活、增进村庄内部团结、调和乡村居民关系，将农村社会打造成现代与传统相融、彼此相互尊重、具有深厚的情感认同的乡村生活共同体，进而引导乡村居民真正在乡村振兴中从文化认同走向行动自觉。
（二）创新乡村组织形式，重塑农民“团体生活”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和坚实堡垒，乡村中的各类组织（包括乡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自发发起的各类协会等乡村组织）对引导个体化的村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积极展开合作，推动村庄公共事业和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生计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社会开始出现阶层分化，村庄内部各类矛盾开始凸显，传统的村庄社会共同体逐渐消解，乡村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土壤遭到严重的侵蚀。同时，自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组织逐渐瓦解或名存实亡，进而导致村庄公共事务缺乏集体经济支撑，加上村庄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时常出现各类矛盾纠纷，干群矛盾日益紧张化，村庄行政性组织权威遭受质疑和挑战，村庄凝聚力不断降低，农民个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乡村社会“分散化”特征凸显。村庄集体经济萎靡、乡村社会组织松散等现状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在村庄层面的有效实施。因此必须创新当前村庄组织形式，以乡村共同文化为基础培育新生代乡村居民的乡土情结，引导其积极投身乡村组织建设，构建系统的乡村组织体系。另外，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引导各类乡村组织打破组织之间壁垒，推动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弥补自身不足，进而使各类乡村组织朝专业化、合作化、综合化方向发展。村庄组织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将全体乡村居民有效组织起来，引导农民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建设，重新塑造新的乡村生活共同体，进而推动乡村的振兴。
（三）坚持“崇尚贤智”用人原则，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队伍。只有不断培养出素质水平高、业务能力突出、社会责任感强的乡村振兴人才，才能不断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是当前我国乡村人才建设仍面临乡村人才外流严重、农村发展环境制约人才回流、乡村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最终导致“农村空心化”“农业从业者老龄化及女性化”“农业边缘化”等问题不断加剧。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是将村庄内部与外面世界“相交通”的纽带，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乡村人才回流、培养及晋升机制，坚持“崇尚贤智”的用人原则，从吸引优秀人才、培育本土人才、挖掘乡村人才三个方面着手，构建起新时代乡村人才振兴的新格局。首先，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流入机制。从思想上引导农民相信“外面来的人”着手，再从行动上为外来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及乡村社会环境，让外面的优秀人才“愿意留、留得住、能发展”；其次，加强乡村本土人才的培育，新时代乡村建设中应该进一步根据新生代农民职业需求对本地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外出学习等再教育活动，提高农民的自我认知，激发其内生学习动力，从而达到“引发农民自觉”的目的，进而为农村未来发展提供本土人才储备；最后，加大乡土人才的挖掘，秉持“崇尚贤智”的用人原则，将“土专家”“退休公职人员”“老党员”等乡土人才纳入乡村振兴队伍中，并根据其特点及意愿安排到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在乡村建设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光发亮”。总之，农民“动”起来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前提条件，而农民动起来则需要农村“新乡贤”、致富带头人、第一书记等走在农民前面的“乡村优秀人才”带领，只有在他们的带领下，再结合对新时代农民的教育，培育新时代农民当家人，发挥新时代农民主动性、自觉性，才能共同走向生活富裕。
总而言之，梁漱溟从文化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以乡村组织建设为切入点，进一步勾画出乡村全面建设的理论构想，从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等层面构建起一套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一套系统工程。但归根结底，乡村的振兴到底还是人的振兴，可以归纳为“人要多、人要富、人要好”三个层面。“人要多”即面对乡村人才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现实问题，中国的乡村需要增添活力，必须要有人，而且人要多起来，才能焕发乡村社会的“活力青春”；“人要富”即当前大部分乡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虽然已经得到解决，但距离“农民富裕”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因此必须加大对这部分群体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最终建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人要好”即乡村振兴的实现，不仅仅是“人要多”“人要富”更重要的是“人要好”。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使淳朴的乡村文明日行渐远，部分村民面对利益的诱惑不顾邻里情谊，甚至“大打出手”，乡村的振兴需要乡村居民重拾朴素、热情、谦敬、和睦的“乡村传统文明”，乡村里的人“好”了，才能构筑起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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