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论说 | 赵旭东：分与合的政治变奏曲
本文原标题为“分与合的政治变奏曲——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一书中译本 (再版) 序”，载于《民族学刊》2013年第1期。文中注释已略，“法律人类学世界”微信公众号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为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 Pirtchard, 1902-1973)的成名之作，此书最初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是他教书和从事研究的大学，而人类学的“牛津学派”也是因这位人类学家的名字而受人瞩目的。这本书1940年出版，迄今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牛津大学出版社仍旧在不断地再版此书，足见其影响之大。这种影响当然不仅是在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之内，它还逸出了这个学科，影响到了政治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英国传统的结构功能论人类学中，埃文斯•普里查德总是以一位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的。他虽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却经常讥讽其老师一派的理论，而私淑于法国年鉴派的社会学传统。1935年，他在牛津大学初识有着结构功能论人类学家鼻祖之称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ed Radcliffe - Brown)，从此便转向了法国学派的理论表述。1940年，他曾与另外一位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福忒斯共同编辑了一部政治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非洲的政治体系》，此书是由拉德克里夫•布朗专门写的导言，也为英国的政治人类学的风格定了调子。而在《努尔人》一书中，埃文斯•普里查德对裂变制世系群的经典描述背后，实际投射出来的显然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社会的劳动分工》一书的影子。这本法国社会学派的经典之作1893年初版为法文版，1933年有了英文版。
关于他所关切的苏丹南部的努尔人，埃文斯•普里查德一生为此专门写过三本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努尔人》(The Nuer) (1940 ) 这部书了，其余两部都已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分别为《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1951)以及《努尔人的宗教》(Nuer Religion)(1956)。
一、
在《努尔人》这部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中，埃文斯·普里查德所要集中讨论的是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力的社会中，秩序如何产生和维持? 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单单只有人类学家才会关心。埃文斯·普里查德造访的努尔人部落，当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苏丹的一部分，当时，努尔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刚刚结束。英国殖民者 对于殖民地的惯常的统治方式是，维护当地的权威结构不加干预，实行间接统治。
正是这样的殖民政策，研究当地人的政治制度就显得特别必要和有现实的意义。对于苏丹境内的努尔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5年，努尔人的精神领袖默罕默德·阿姆德 (Mohammed Ahmed,1844-1885) 领导了一次起义，攻占了苏丹首府喀土穆 (Khartoum)，英国著名的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Chinese’Gordon, 1833-1885) 正是在此役中毙命，而阿姆德的部下亦坚守这座城池达十三年之久。这是一块充满当地人和殖民者矛盾的土地，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出现了，他们怀揣着殖民政府的资助，声称可以为政府顺利统治出谋划策，他们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对于当地人狂乱掠夺的学问家，而是以谦卑之心，处处为当地人争得应有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殖民统治者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同样，在当时的盎格鲁·埃及人的苏丹政府的资金资助之下，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尼罗河畔的这个被称之为“努尔人”(The Nuer)的人群进行了一项长期并极为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他那时的身份是莱沃霍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同时获得了这个研究所的奖助金去从事他的实地研究。就像当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受到了塞利格曼 (C. G. Seligman) 夫妇的各方面的资助一样，埃文斯·普里查德似乎也不例外，在其序言中，他除了叙述自己与他们有着十五年的交情之外，还没有忘记提到他们对于他写作这本书的实际帮助和鼓励。显然，塞利格曼夫妇在英国的人类学界里属于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即便是在非洲的研究上也不例外，他们所研究的靠近努尔人的石鲁克人 (Shilluk) 和丁卡人 (Dinka)社会，显然是这个领域最为基础的读物之一，埃文斯·普里查德自然也是其读者之一。
埃文斯·普里查德称“努尔人”为“勇敢而彬彬有礼的人民”(brave and gentle people)，这并非是一位英国绅士的客套之语，而是那种丰厚的对于该地人民的描写，已经使得他油然而生此一褒语。而在这套民族志的描述背后，一个理论家的名字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1935年秋天，曾经来过中国，并在燕京大学停留讲学两月之久的英国结构功能论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如前文所述，他与埃文斯·普里查德也是在那一年认识的。在那之后，拉德克里夫•布朗只身来到中国，那时执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教授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颇值得引述：
一九三五年秋，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ed Radcliffe – Brown教授（以下缩写，简称布朗氏），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聘，来华讲学，鄙人与之终日相处，先后凡两阅月。谈论辩难之间，大恨相见之晚。
中国的社会学界在那样早的时间里，就把这位极为了不起的英国学者请到了中国，不论是像吴先生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还是像林耀华、李有义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学生，大家都济济一堂，聆听这位来自英国的真正大师级的人类学家的教诲，这种情形要想重新复制， 在今天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二、
埃文斯·普里查德从不否认，自己的理论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是拉德克里夫·布朗;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塞利格曼教授本人了。正像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序言中专门提及的塞利格曼教授的独具慧眼，注意到了他在书中所使用的“园艺”(horticulture)一词而非“农业”(agriculture)的妙处，这一点恰是人类学家的视角才能达致的一种自信，现实的场景无法让一位有着自己思考的人类学家那么轻易地去接受书斋里的学者为一个田野的生活随意贴上去的那些带有想象性的各类标签。
《努尔人》这本书可以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外加上英国独特的结构功能论的分析视角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不仅其文字洗练，且内容极为紧凑，是为一位驾 轻就熟的民族志学者在返回书房之后的沉思之作，非一般的罗列田野资料的冗长民族志所能 真正比拟。我们从这本书的阅读中，不仅了解了那个被称为“努尔人”的族群，而且，还从 这种描述中切身体会到了人类学的社会结构分析手法的独特魅力所在，它使得人类学的知识 积累由此而真正成为了一种可能。
此书细分为六章，就民族志而言，属于专项的民族志，专门集中于社会组织与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其所有讨论又绝非就政治而政治，就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而是不断在追问一个社会中其秩序的基础究竟是在哪里? 他在暗暗地与霍布斯这位英国现代社会的启示者进行对话，试图以此去说明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其运行的妙不可言。那秩序是深藏于人们的生计 (livelihood) 之中的。他们对于牛的兴趣，显然是这个部族生活中极为表面的特征，但是恰恰是这表面的特征，使得政治的秩序有了一种可能出现的引子，人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依靠牛这种动物的生活节奏来进行安排，靠牛的交换来扩大相互的社会连带，也靠牛的赔偿来结 束一场争斗，如此便构成了此书第一章的内容，即“对牛的兴趣”。要知道这牛是生态环境中的牛，是逐水草而居的牛，而努尔人的生活也因此而变成是追随牛的足迹在干湿两季中间做着一种周期性的摆动。这可能才是人类学家眼中的生态，也是该书第二章所要叙述的核心内容。这个生态同时还是具体时间和空间坐标下的生态，是人生活在其中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时间和空间，它们依旧是由人来加以区分的。这个讨论构成了该书第三章的内容。而后面接下来的三章构成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讨论，那就是社会组织之中的政治生活，不同于我们很多人所熟悉的在国家这个“利维坦”巨灵约制之下的现代国家，那里的政治体系是一种不受高高在上的外在力量约束的一种体制，埃文斯·普里查德将其称之为“裂变制”。这种裂变制又恰恰是建立在一种“世系群体系”(lineage system)的分分合合的动态平衡的基础之上，这些便构成了努尔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让我们有机会反省我们的制度，它的存在的非原初性和非唯一性。
这个位于非洲中东部的族群，它开始与西方人的接触并未早于19世纪中叶以后，那时，西方的殖民者不仅与当地人的接触“是无足轻重的”，而且留下的文字记述，也正像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印象是“流于表面，且有时是荒谬的”。而后来白人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报道也都为埃文斯·普里查德所专门提及，尽管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极为有价值的民族志的材料，但显然到他去做实地田野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也仅仅局限在了一种民族学的材料意义上，他们对详尽的社会生活显然是缺少关注的"而埃文斯·普里查德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开始了他的独立的人类学探索，并且把政治制度的考察放在了首位，而把努尔人的家庭生活放在了后续描述的位置上，并在后来的一本远不如《努尔人》出名的有关努尔人的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一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而《努尔人》一书的核心，恰如作者自己所说，“乃是要去描述一个尼罗河畔的人群，他们获得他们生计以及他们的政治制度的方式”。
三、
这个当地人自称为“纳兹”(Nath) 的努尔人群，大约由二十万的人口组成，并大多是分布在尼罗河与苏拜特河以及加扎尔河交汇处南侧的沼泽区域以及这些流域所覆盖的开阔的草原地带，而另外一些分布在了苏拜特河和加扎尔河的各个支流上。就像那个区域的其他非洲部族人的体貌特征一样，他们身体颀长、头颅较窄，与邻近的丁卡人(Dinka)极为近似，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文化上的接近，二者同属于东非文化区，并一起构成了尼罗河人的一个分支，他们与以施鲁克人(Shilluk)为代表的说施鲁克语的一些支系，诸如洛人(Luo)阿努阿克人(Anuak)、兰果人(Lango)等，构成了与努尔人相对的另外一支。分化也便由此展开，并贯穿全书的始终。
在东非的文化类型中，我们首先看到了向下延伸出去的一种分化与对立，即第一级的尼罗河—含米特人(Nilo-Hamites)与尼罗河人 (Nilotes)之间的分化和对立，第二级是尼罗河人中的施鲁克—洛人群 (Shilluk-Luogroup) 与努尔—丁卡人群 (Nuer-Dinkagroup) 之间的分化和对立，第三极的努尔—丁卡人群中的努尔人与丁卡人之间的分化和对立。这是在一种共同性之下的差异性分化，比如努尔人在很多地方都具有相似性，从体质、语言到风俗，让人无法怀疑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起源。至于他们的分化与对立，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但人们并不知其从何起源。但对于这个尼罗河区域的人群来说，这种分化和对立又恰恰是其政治体系的重要基础。但正像埃文斯·普里查德所专门强调的，努尔人的政治制度是与其生态环境纠缠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存在有某种的互契性。
而此种政治与生态的纠缠又是由人来相互勾连起来的。人群的分化与整合，不仅是生态的结果，还是政治制度的根源。人群的范围有大有小，它可以被称为部落，部落又会分化成 为裂变支(segments)，还可以称此为氏族，氏族又有其世系群 (lineages) 以及年龄组 (age-sets) 。这样的分分合合的形态构成了埃文斯·普里查德对于努尔人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那在他看来是一种裂变制(a segmentary system)。而这种裂变制的核心就在于，针对于每一个裂变支中的群体而言，它内部成员的身份和地位相对于外人而言具有一种不分化的同质性。这是埃文斯·普里查德所讨论的努尔人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
分化是讨论政治制度的基础。在努尔人的社会中，与我们的社会一样，乃是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核心。但这种政治绝不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所谓民主政治，而是一种地缘政治。人们依随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不同而天然地形成了一种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化。努 尔人和丁卡人又不同于有着自身中心化政治权力的石鲁克人，如果后者被称为民族(nation)的话，那么努尔人和丁卡人的群体就要被称为部落了。他们的人群被区分成了诸多的部落， 这些部落之间并没有共同的组织或者说是中心化的行政(central administration)，在政治上， 这些部落只能属于是一种松散的联邦的形式。而所谓的政治，恰恰又是指在这些地域上分散开来居住的大大小小的部落之间的你来我往、分分合合以及明争暗斗。
而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格局的基础恰恰是在于，至少就努尔人的社会而言，他们不仅有着一种地方性的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而且还会有一种超越地方社区的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 责任意识。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社区认同为基础的裂变分支的等级。最初一级的裂变支 (primary sections),它涵盖的是最大范围的部落群体，因此所占据的地域范围也是最为巨大的。接下来还会有次一级部落裂变分支(secondarysections)，它相比初级的裂变支，不论在涵盖的人数上以及占据的地域范围上，都小了许多。接着还会有更小范围的，几乎是类似村落一级的裂变支，即第三级裂变支 ( tertiary sections)，它是由许多的小村落组成，并成为努尔人的社会中最小的政治单元。在这个政治的单元里，核心是村庄，它由家户群体所组成。
四、
在努尔人的社会中，实际并没有一个由上而下进行统治的所谓政府的的存在。在一种近乎是有秩序的无政府 (an ordered anarchy) 状态中，努尔人在过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 甚至连一个有权威的酋长都不特别需要，那个在村落中最有声望的“豹皮酋长”(the leopard-skin cheif) 的名称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而加上去的翻译，在英文里实际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词汇去翻译这个人物的实际名称，他往往是“一位圣人却不具有任何的政治权威”(a sacred person without political authority)。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法律观念对他们而 言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社会不仅缺少政府，同时也缺少法律，即缺少由一个独立自主、一碗水端平的权威存在，因此，也就不能有所谓真正的法律裁决以及对这种裁决的具体实施。
即便没有上述这些现代政治所要求的基本要素，但努尔人的社会并不缺乏政治。而且，它的全部基础是完全建立在一种以父系为核心的亲属关系之上，并依照此来进行计算相互之 间的关系，并属于是一个排他性的只包括男性亲属在内的世系群体系，显然，共同的祖先成 为他们共同的来源认同。氏族属于是一个最大的世系群，其构成的基础在于一种基础的外婚 制原则。从一个祖先下来的一些男性世系分支就构成了一个氏族的裂变分支。如此而可以有 从最大世系群、较大世系群、较小世系群到最小世系群的不同等级的裂变分支的存在。而最小的世系群往往是人们平时经常会提起的一个世系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埃文斯·普里查德而言，所谓世系群，其含义就是指，“一个有死去的或活着的男性群体，在中间可以通过谱系追溯到亲属制度”，而一个氏族的范围会更大一些，它指的是“一种世系群的外婚制的体系”。
另外，世系群与政治群体之间亦有分别，前者乃是基于继嗣 (descent) 而出现的一个人 群，它是亲属制度的世系群，是分散而扩展开去的，因此无法构成一个排他性的地方性社区。并且，亲属制度的价值观念，因为谱系性的继嗣，而可以在不同范围的层级发挥作用，这与有着一定地域范围限制以及特定层级的政治价值观的发挥作用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依照这一点，我们可以约略体会到努尔人社会中分化体系的复杂，这里既有亲属制度的，也有政治地域的，最后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年龄组的制度(the age-set system)，即每个成年男子都会经由成人礼而进入到某一个年龄组的层级中去，这是这个社会中的一种社会分层的逻辑，即你若是在那个年龄组，一辈子就都在那个年龄组，从年轻一辈的年龄组，到年长一辈的年龄组，最后，随着衰老和死亡，而有这整个年龄组的消失。但是，这个年龄组并不构成政治联合的基础，他们分散在各个部落之中，有共同的年龄组的认同，但却不会发挥一种联合的政治功能。但是部落内部却恰恰又是按照年龄组来分级的，由此而有一种年龄组的社会分层而非阶级的出现。
埃文斯·普里查德还进一步在努尔人的年龄组(age-sets)和年龄级(age-grades)之间做了一种区分。年龄组的成员是永久性的，在东非差不多都有这样的风俗，这是一个以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着近似年龄的一群人。而年龄级则是一系列的身份，比如武士以及老人，当个人长大以后就会通过不同的年龄级。值得注意的是，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这里专门指出了年龄组与政治和世系群的制度之间的相似性的结构，这构成了努尔人个体认同的第三组群。
五、
寻找一种理想的统治制度，其无须费一兵一卒，即可安定天下并使天下太平，这当然是结构功能论一派的人类学家以及殖民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埃文斯·普里查德寻 找出来的理想制度也许并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它充满着不太平。
他以为能够维持努尔部落裂变分支之间平衡并有序的是一种所谓的“血亲复仇的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the feud) 。这里结构功能论遇到了一次重创，和谐和均衡创造秩序的基本假设受到震撼，内部本来是冲突的、混乱的血亲复仇制度，却可以带来整个部落社区的和谐和有序。血亲复仇竟然可以使社会的纽带加强，并不断地再生产，因而它不是在瓦解秩序而是在建构秩序，它是社会井然有序的根基，这是守本分的结构功能论的人类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后来对于这一点，人类学的曼城学派的领头人葛鲁克曼(Max Gluckman)在“血亲复仇制度下的和平”这一问题上有其更进一步的发挥。
值得再强调的是，努尔人的政治生活显然跟一种亲属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裂变与联合，小的世系群可以越级而成为更大的世系群并与另外一个类似大小的世系群保持一种对抗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努尔社会中一项基本的政治原则，概括说来就是埃文斯·普里查德所说的那种“有序的无政府”。这里，有序便是有规则，无政府便是无须一个超越于各级世系群之上的具有核心权力的中央政府。不可否认，那里确实存在有类似领袖人物的“豹皮酋长”(leopard-skin chief)，但他绝非我们观念中的对于有权威的领袖人物的观念，他不过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和事老，于实际的统治毫无关涉，如果希冀秉持间接统治理念的殖民者依靠他来进行实际的统治，那显然就是对于当地人领导行为的一种误解。
埃文斯·普里查德尽管比较完整地继承了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的分析传统，并对法国的社会学派的作品向来不遗余力地大加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又绝非只是会模仿的等闲之辈，他的裂变模式还可以有许多的启示人类学家思考的空间。也许，一个极为重要的启 示就是人们认同中的变动性，人们不会那样僵化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一个既定的边界范围内， 人们有许多大小不同的边界适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就像埃文斯·普里查德所举的例子那样， 当你在德国问一位英国人他的家在哪里的时候，他会说在英国。而如果在伦敦，遇到同一个人，问同一个问题时，那个人就会说在牛津郡了。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如罗塞陶(Renato Rosaldo)借用裂变模式强调了个人与群体认同的断裂性和情景性。
埃文斯·普里查德也并非是从一而终之人，他内心的紧张往往是通过不断地反叛来得到自我化解的。作为结构功能论者，他要精细地分析社会结构的运作规则，原则上这些规则是独立于历史和个体的活动而存在的。但是他的解释中常常包含有对最近历史事件的重新评述，但在他看来都是社会组织运作规则的例外，这是符合法国社会学传统的，也就是重要的是寻找出社会事实以及集体意识。但最麻烦的是，埃文斯·普里查德经常看到的情况恰恰是，他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所依赖的历史表述，恰恰并不能够契合于其应该具有的结构模式。结构分析常常会随着个体与历史情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能够抽象出来的社会事实往往也是让人有些莫名其妙的。这使他最终不得不抛弃了法国的结构功能论，到了其晚年的时候无奈地承认，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无几，而与社会科学毫不相干，1951年的时候，他悲观地写到：“社会人类学与其说是一门社会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六、
南京大学人类学所研究所褚建芳博士多年前曾在我的建议下承担起翻译《努尔人》一书之重任，并协同阎书昌君共同完成此书的初译，并于2002年交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嘉惠学界颇多。特别是于中国人类学之学科建设贡献良多，功德无量。
质而言之，由此书而可窥见英国社会人类学牛津大学一派的风貌，特别是在分析视角上，它有别于伦敦经济学院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论学派。前者即是以《努尔人》一书的作者埃文斯·普里查德为代表之一的结构论一派。
两派之间，尽管有观点上的分歧，但总体上又有其一致性可言。至少在实地的田野观察这一点上相互并无根本的抵触。每一位各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堪称是田野研究的行家里手，每一位都有极具代表性的田野研究著述传于世间。国内最近数年所能翻译出来的经典人类学著作中，从民族志的角度而言，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英国人类学的这一整体上并称为结构功能论的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近，商务印书馆有意重刊此书，并专门列入在中国学界享有盛名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系列之中，因涉及版权等细节问题，需要建芳一人独自承担重译之工作。最近他的这份艰苦卓绝的工作即将告罄，专门致函，命写一篇序文。鄙人才疏学浅，如何敢擅言为此等名人名著撰写序言? 不过，大约是机缘巧合之故，目前无旁人可为代笔，亦便欣然接受此项任务，仅以与此书的机缘及对此书的洞见而一抒心绪，并恳望学界宿儒有更多批判之语回报，如此当对人类学的中国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
就我的粗浅阅读而言，该书可以看成是社会科学视角的社会结构分析的典范之作，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其经验论的传统，即强调所有的讨论一定是要建立在经验事实的观察之上。因此他的研究一定是具体而微的，绝对不是空洞的概念，或本质特征的抽离与综述。在《努尔人》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尼罗河畔的一群人生活的实际样态，干旱、潮湿、牛群、临时搭建的棚屋、随干湿两季而游动的生活，所有这些，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未必亲自经历，却并不觉得有什么抽象深奥之处，因为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之后可以有一种感受，即他们的生 活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有一样的具体性的存在，不存在什么抽象和不可理解之处，而社会的生 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具体和有细节，因此，人的相互理解才能是相通的。
第二点应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之间有了一种明确的分野。不大了解这一学科背景的人士大约会以为，二者之间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但如果深知英国人类学整体脉络之人，便不会对此有太多芥蒂。多会善用各自不同而有优势的视角，去对现实的场景再做一种本土解释上的适应，而绝不会大惊小怪，生出担心自己站错队的忧虑，进而必会捍卫其中一方，而舍弃另外一方，结果东施效颦，好的东西没有学到，劣质的旧习却又复发，且得到了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强化。
我以为，功能论和结构论二者之间并无什么根本的对立，对于经验先行的社会科学而言，它强调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操作性，对人类学而言，是马林诺夫斯基将之推进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来。其核心所在，一是要观察到具体的人，二是强调人的需求的重要。社会与文化的设置因此而被看成是个人需求的表达，并通过一整套的社会安排而使之固定下来，成为了所谓的当地的风俗和习惯。这样，每个人只要按照此风俗习惯处事，基本的需求便可以得到满足，而不必有每时每刻的需求表达以及寻求需求满足的方式。这是人们建立起社会的初衷所在，由于有这样的以需求为其基础的社会安排，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便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理论，即他的文化论，后来费孝通作为其弟子，在他所著《江村经济》以及编辑的《云南三村》两书中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实际上，这应该是人类学探索研究的最为基础一个步骤，即从整体上去注意社会的要素构成与个人需求表达之间的关联。马氏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此，并将之发展到了一种极致，非深研其全部的著作，不足以真正领会人类学功能论一派的精髓，捕风捉影的批评和抛弃，显然是不足取的一种做法。
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功能论显然是缺乏其解释上的视角的完整性的。这一点西方学人批评最多，无需在此赘述。埃文斯·普里查德，或者更应该说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其把社会分析的结构论引入到功能论中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拉德克里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可谓同时成名，又在同一年发表其卓具影响的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及《安达曼岛人》。但拉德克里夫·布朗更多是在社会比较上用力，因此而注意到可比较的社会意义的结构关系，这就如建筑物形态上的千奇百怪无法捉摸一样，然就建筑结构进行一种细致的比较，形态类别上的差异便显露出来了。这套做法自然与法国涂尔干一派的社会分析传统有关，但却又并非那么直接承袭，英国自己的社会学传统也是背后的一种支持性的力量，这自不待言。
但无疑，埃文斯·普里查德确实又是追随法国社会学学派比较紧密的一位，这从他在努力使法兰西这一所谓“年鉴派”的学术著作转译成英文上的积极表现便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研究也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竭力倡导的比较方法有了一种根本的分别。他会更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来展开自己的结构分析，这是建立在功能考察之上的具体的结构分析，是一个社会内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结构分析，其中最为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努尔人》一书。细细品读过此书，你会明显体会到与那种重描述、面面俱到的民族志有所不同的一种民族志材料的呈现手法。这可能是近于钩线式的白描，让人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考察对象的完整存在，并且还不是混乱的一堆，通过时间、空间、政治体系，通过世系群、裂变分支以及豹皮酋长等概念的次第呈现，我们的头脑中便有了一种关乎努尔人生活世界的一个整体印象。
努尔人，他们生活在没有一种统一的中央权力存在的裂变制的社会中，但绝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是无秩序可言的。恰恰相反，秩序会在一种世系群组织的自然的裂变过程中得到一 种反向的秩序生成。动态的平衡造就了此一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两项要素，即由上而下的社会 组织的裂变以及由下而上的裂变分支之间的重新联合，就如中国文化中其核心作用的阴阳相 生相克一样，发挥着其自身的调控社会的作用。这恰似一种费孝通所描述过的乡土社会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组织，大约是不需要外力，而能自生出一种秩序出来，这对于努尔人社会而言，并非是一种虚幻，而是真实的社会存在。
这里自然就引出埃文斯·普里查德结构分析的第三点特征，那便是有关于比较方法的问题。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会比较有所不同的是，埃文斯·普里查德会更多地用一个社会 的分析材料，以此来启示我们对于耳濡目染又十分熟悉的社会有一种比较性的反思。基本上，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其典范形态非现代西方社会莫属，这自不待言，而这个现代的社会影响之深远，已非我们中的某一个人能够避而不见的，那个现代的社会如何去建构出来一种秩序，曾困扰着像霍布斯这样的现代性之初的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们，他们试图借助外在于社会的力来人造出一种秩序出来，这种秩序自然与传统的秩序形成大为不同。我们在读了《努尔人》之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为幽灵的霍布斯依旧存在。霍布斯先生费尽心机为现代由陌生人之间关系所构造的社会设计出来的理想图式，在埃文斯·普里查德看来，显然并非具有一种人类的普遍性，而仅可能是由英国的政治哲学家所认为正确的一种社会组织的形态而已。在这一点上，努尔人的社会中政治组织的运作形式可以作为一种证明。
七、
埃文斯·普里查德熟悉并清楚霍布斯的这一构想，因此他敏锐地注意到了与此模式根本不同的努尔人的生活境遇。在此意义上，埃文斯·普里查德想要真正去比较的也许恰恰是在 于此。因此，《努尔人》一书不仅是民族志的，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经典，即使说，这是一般人类学方法的典范之作也一点不为过。这种方法可称之为一种隐性的比较，即并非拉德克里夫·布朗所倡导的那种诸不同社会之间有如海边拾来的各种贝壳之间的明显差异的比较，而是对一些占据主流的支配我们生活的社会形式不加明确描记或已无须描记，而是去提及并详尽描述一种另类的社会形态，其在社会构成的诸要素以及基本的架构上与前者存在有一种明显的差别。如此描述之后，一种反差与文化的震撼自然也就会全部呈现，无需再多费另一半的笔墨了。
况且，对于我们现代当下的生活岂又是通过完全一一对应的比较所能真正实现呢? 见仁见智则要看民族志写手所隐去不表的那一部分的学养高低。可能恰是这隐去的那部分的学养积淀决定着你的民族志书写水平的高低。因此，流水账式的资料堆积的民族志，便一定不是最高等级的民族志了，在这一点上，你会切实体会到，作为民族志学家的埃文斯·普里查德，他本人在这隐而不述方面的学问水准之超然不群了。这是很多学习人类学表述方法的学者读过此书所不曾真正察觉到的。在此多费了一些笔墨，以示提醒。
一本书，它如果能不断地重印，并为人所阅读，说明了其经典性的意义的存在;而一本书，如果说它不断被翻译成为其他的语言，则更说明了，这本书跨文化的价值所在。但后者与前者有所不同的就是，在这种文字系统的转换过程中，意义和理解都又经过了一道手，其 中产生的误读、误解以及误会，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文化从来都有个逐渐被接受和消化的过 程，就如中国原来没有面包可言，却早有北方人蒸出来的馒头。一位西方人，如果硬把“馒头”翻译成为他们文化里极为熟悉的“面包”(bread)，那只能算是一种比较勉强的翻译。久了，人们就会发现，这是错误的一种译法，馒头和面包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口感就不一样，别说在做法上了。反过来的情形大约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汉语“面包”这个词出现之前真不 知翻译bread这个词用什么汉语来表述，一定不是“馍”或“馒头”吧，南方人大约什么都 是用包来表述面食，“面包”这个词开始大约也是南方人强行翻译过来的一个词汇吧，北方的人对馒头体认颇深，非找出另外一个词来对译不可。这是语源学的问题，我实在外行，不便在此再多说。
总之，诸多翻译之累，也只有真正从事翻译的人最为清楚。所有的翻译错误，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便会出现。对于此，有译稿出版之后的批评也就是在所难免的，对此，认真地接受，应该是最为聪明的应对之策。希望此书可少一些这方面的不良反应，也希望此书可作为东西方人类学之间交流的一个桥梁以及通向未来人类学发展的一条便利之途。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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