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城新：项飙在哪里？
文/杨城新，浙江温州鹿城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我与项飙
意外的前提
拜访项飙这件事对我而言，本身就是一场意外。
首先，在德国这件事就属于意外。作为一名研究英国法（普通法）的学生，按理说我应当去英国访学，或者是美国，再不济也应前往普通法辖区的国家，因此一开始我一直在给英美法系的知名法学院发邮件。当伦敦玛丽王后学院的Ralf Michael教授回应我时，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很好地辨别国外法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区别，因为他是QMUL的客座教授。他告诉我，他本人不在伦敦，而是汉堡，便邀请我前往汉堡的马克斯-普朗克比较与国际私法所。我这才发现，我联系的这位教授是该所的所长之一。此时的我对马普所知之甚少，只记得在华政就读时，李秀清老师在法兰克福的分所访学过。还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来自于马普刑法所的王华伟老师告诉了我很多这个机构的情况，然而，尽管拿到了Offer，我依旧对英美国家情有独钟，之后也通过申请相继拿到了一些院校的邀请函。
位于汉堡的马克斯-普朗克比较与国际私法所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这场大事件下的伦敦和纽约成了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两座大城市，对新冠充满恐惧的我在权衡之下，最后选择了稳妥的做法，前往德国。
其次，便是促成这场拜访的一切巧合。马普所的讲座信息是全部共享的，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分所活动都有可能在汉堡被知晓，我刚好从同在研究所的中国同学们了解到哈雷（Halle）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将在五月下旬举办一场讲座，主持人正是他们的所长项飙。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他关于浙江村的著作我也反复拜读，他离开牛津前往德国一事我也有所耳闻，但现在成为马普所所长确实未曾知晓。极为巧合的是，我在北京这几年，最为熟悉的温州老乡便是法学院的章永乐老师。得知项飙要办讲座的同一天，我正在研读永乐老师的一篇大作。在注释中，他的致谢名单里写着项飙之名。这猛地激发了我前去拜访项老师的热情，因为此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确实并不遥远。
但想和项飙老师联系上并不容易，尽管从永乐老师那里得到了国内的联系方式，但迟迟没有得到回应。不死心的我直接登录他们所的官网找到了项飙的邮箱，由于马普的所长们都极其忙碌，收到的邮件经常会先交由助手处理，因此我特意准备了中英双语的内容发送过去。几天之后得到回应，项飙邀请我前往哈雷参加他们的讲座。
如何定义项飙
按理说，项飙为何人早已不需要我再去解释。因为在我的认知里，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大名。在广大的学生群体中，他也颇有人气。但现实是，即便是他的故乡，依旧有很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市鹿城区人（这个身份成为了我们之后对话的关键内容），他是我能知晓的最出名的老乡，但例如像我的父母就完全不知道项飙为何人。以父母年龄过大，且求学经历过短尚能解释。可当我回国，受温州市人才中心的邀请，接受当地硕博人才交流会的采访，闲暇之余与在场的年轻人聊起这段经历，不少人依然对此人毫无印象。更有甚者，我还有理工科领域的博士朋友，他们也不甚了解。这让我不甚感叹，早年在北大、在华政，就发现诸多法学名家在其他圈子里知名度依然有限，可曾想，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的项飙也是如此境遇时，便说明妄图通过读博来博取功名之事，也不尽然能得偿所愿。读博也许本身就应该以学术为目的，而非其他。
那么项飙的学术成就是否足够优秀？我自然无资格评价。但当我见到他时，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主要是，他对我而言还有一层身份，除了北大校友、温州老乡外，项飙还是我的高中——浙江省温州中学的学长。
他的学术成就放在中国绝大部分高中（听起来怪怪的），都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顶峰。但很可惜，温州中学确实是另一个存在。就以我熟悉的法学界为例，梅仲协、高铭喧、陈光中就来自于这所高中，他们三位是法学界的泰斗，后两位可能被认为是新中国以来最重要的三位法学家之二（另一位是江平先生）。中青年学者中也有像尤陈俊、郭逸豪这样的优秀才俊。数学界更是出了谷超豪、苏步青这样的巨擘。后起之秀暂且不论，现在就直接说他已经超越了这些前辈吗？我确实不敢下这个论断。
因此当我见到项飙，按照他的要求向会议的所有人介绍自己的身份以及为何要见项飙时，嘴里的词卡壳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的成绩在国内的档次。当然，卡壳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场讲座是以英文的方式进行，尽管我和他都可以用家乡话交流，但为了让所有人了解我们的对话，我全程都用英语和项飙老师沟通。
会中的项飙
最后，我决定用一种稳妥的说法，告诉在场的所有与会人，项飙是从我们高中和北京大学（可能）毕业的最杰出学者——近20年内（in recent 20 years）。
他听后笑着跟我说：This is a more exact statement.
项飙与哈雷的马普所
哈雷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首先一个字，就是小。
这个小倒并不是指它在德国的地位，因为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他是德国的第31大城市，在整个东德地区，都可以算上名列前茅。
它的小，是针对于国人的。
就我居住的汉堡，作为少数具有自治地位的城市，它经常被认为是德国前5乃至前2的大城市。以我在德国其他城市的体验，这个说法也确实担得起。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汉堡的确不算大，若论面积，它还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而哈雷比汉堡都要小得多。
还有一件事我注意到，就是哈雷无法在大众点评上被找到。
由于国人遍布在全世界，只要是够规模的城市，大众点评这款国内炙手可热的软件都能定位到，我在意大利旅行时就靠它去搜寻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地的美食。这说明这些地方有足够的华人，华人多了，使用的频率就多了。
哈雷的某个教堂
但哈雷是真搜不到。
乘坐高铁到达此地时我就注意到，这个城市只有轻轨，没有地铁。整个城市也很少有专供机动车行驶的柏油路大道，更多地是那种可以在欧洲各个城市看到的，很有年代感的砖块路。
只有轻轨，没有地铁，位于国家的东边，国内第31大城市......这样一看，这个地方和温州的定位还真有些相似。
我把这个对比告诉项飙时，他开玩笑地揶揄了一下此地。由于没有国际学校，也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他的女儿和妻子需要在柏林上学和生活，女儿在柏林的国际学校上学，妻子则在柏林的马普所。
（说到这里，今年进入温州中学的新生，他们的录取通知书里，都有一封项飙写给他们的信，落款地在柏林，想来也是他陪家人时写的。）
项飙写给新一届温中学子的信
但总体来说，在哈雷设置一个马普所也是这个学术机构的特意而为。作为德国“中科院+社科院”的存在，马普并不希望所有的机构都设置在柏林、慕尼黑、汉堡这样的大城市，而是让德国的各个角落都雨露均沾。这种做法与德国这个国家的城市发展策略也是如出一辙，论单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发展较为平均，没有明显的差距。德国的大城市们在gdp上被伦敦、巴黎远远甩开，但整个德国的经济却能在欧洲独占鳌头。德国的大学也是如此，我们在各类榜单诸如qs，泰晤士等都很少看到这个国家的学校排在前头，但德国的学校并不差，且每个地方都会有一所像样的大学。马普的机构设置与城市发展、大学教育一样，是整个德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缩影。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那么马普所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研究机构？用项飙告诉我的一个趣事应该可以总结。他告诉我，其实他也搞不清楚马普的退休机制，到底是63岁退休还是66岁他并没弄明白。但他清楚地记得，马普所有一条“诺贝尔奖得主可以续聘3年”的规定。
“什么鬼？！”我脱口而出。
“但是马普确实出过很多诺贝尔奖，所以在人家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很过分的规定。”项飙答道。
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哈雷的马普所，全称为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MPI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全所的研究机构分为三个，分别为‘Law & Anthropology’（法律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nd Governance’（政治与管理人类学）与‘Anthropology of Economic Experimentation’（经济实验人类学）。项飙是最后一个部门的主管（Director），同时也是所长。
因此按照项飙的说法，第一个部门也常年招收法学专业的博士攻读者。按照这个机构设置，德国似乎认为法律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为何要离开牛津来到这里？按照项飙的说法，他确实希望能在这里做成一些事，尽管一开始受到邀请时还是吃了一惊，而且项飙并不会德语，但他仍愿意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英国，想必马普确实为他提供了自己无法拒绝的机会与平台。他如今的研究主题中，“全球化”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重点，因此他现在的团队里，博士生、博士后，以全世界各地的某个地点或人群作为研究方向。项飙对国内从事涉及全球化的学者也有一定了解，比如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老师。
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项老师对年轻人的关心与好奇。
在前往哈雷之前，我告诉过自己的朋友们自己要见项飙，其中有两位告诉我，自己是项飙的忠实粉丝，希望当我见到他时可以告知这件事。一位叫唐波涛，是我在汉堡马普所结识的，他在罗马攻读法学博士，来汉堡马普所访学三个月，并即将前往苏州大学任教。另一位叫熊镭，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即STL，目前在深圳市政府工作。见到项飙后，我告诉了他我的这两位朋友，出乎意料的是，他还问起波涛和镭的情况，很好奇他们为何要来到汉堡/在深圳工作。
我在汉堡时马普私法所的五位中国留学生，中间为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学者，站立者为唐波涛
他似乎对年轻人有着一种别样的好奇，不是简单地听到别人的名字就好，而是会深入地问一些问题。而且尽管在他的世界里，微信、亦或是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似已与他脱节，但他在海外仍旧关心的国内年轻人的状况。就比如他问起过我之前发生的北大万柳校区因疫情管控引发的小纠纷，我们见面的时间距离这件事发生还不到一周，连北京其他高校都还被蒙在鼓里，连微信都不使用的他却得知了这件事。这证明他确实很关心中国的年轻人（或者说这件事在国外影响力确实不小）。而他的这个特点在我们接下来的对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