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与逆全球化下的社会治理大趋势
老龄化与逆全球化下的社会治理大趋势
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
作者：大帅去伐柴
近一年来，房地产、资本、教育等产业的从业人员应该最能感受到政策的力量。很多人都试图用共同富裕来解释政策，这是目标牵引的方法。但我更倾向用原因驱动来理解这一系列变化。之前的部分文章从内外部环境、实体经济和民生方面做了简单的思考和分析，但未成体系，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试图从以下角度来梳理当前社会治理的大趋势，提供一种思路：
未富速老：中国老龄化的新特点
逆全球化：未来一段时期的主基调
“两化”叠加：社会治理全面承压
时代趋势：长期问题的政策应对
一、未富速老：中国老龄化的新特点
国人对人口问题早有预期，但七普后有些数据仍显得出乎意料。
一是超低的生育率，官方首次承认只有1.3。国际上普遍认为生育率低于1.5后就会陷入“低生育陷阱”，即很难再恢复高生育率。二是人口增长断崖下跌，这意味着人口峰值会比预期提前到来。
重点聊聊第三个数据：老龄化。2019年国家的抽样调查数据，推测65岁以上老龄人口1.76亿，占12.6%，而七普中，该数据达到1.91亿，占13.5%。差了将近1%，说明过去对老龄化程度被低估。过去预测进入中度老龄化时间在2023年左右，现在看很可能提前，就是现在。
国际上很多国家如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等等都进入了老龄化，但我国有我国的特点，总结一下就是未富速老。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但早在1972年德国进入中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就已经2万多美元了。虽然已经全面小康，但我们离富还有不小的距离。更进一步，我国是主要经济体中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按照估计，未来30年65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比现在提高14%左右，达到27.5%，即每不到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这一比例建立在10多亿人口基数上就是巨大的老年人数量，无疑将对劳动力、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逆全球化：未来一段时期的主基调
在大洋彼岸，从6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半导体、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让信息高效、远距离处理和共享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成为吸引资本投资建厂的主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拥泵，并主导WTO框架，产业链开始分布全球，制造业外移，跨国公司涌现。并产生了三波全球化浪潮，成就了与之相应的经济奇迹：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中国。这就是金融化、信息化和跨国公司不断加深全球化的过程。
而美国凭借美元的强势地位，不断向全球输出货币。实际上，美国是在出口美元，而不是商品。如此一来，美国必然在贸易中处于逆差。不过，由于国力强盛，外国赚取的外汇很大程度上通过购买美元资产再次回流美国，同时价格低廉的外来商品，从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通胀，这也是美国能够维持宽松的基础。
全球化、美元的强势和宽松的金融环境让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和高股价带来的分红，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赚的钵满盆满。另一方面，劳动力无法跨越国境，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无法与国外低廉的劳动力竞争，失业率抬升。最终的结果便是贫富差距拉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但如今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为什么川普能够崛起，为什么桑德斯大爷能够俘获年轻人的心，原因就在于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而最顶部的1%的人群更是拥有这些资产的一半。腰部的40%的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
巨大的底部人群已经不满现在的生活，让制造业回归、创造就业已经和反全球化紧密结合，已成为底层的诉求。对于美国两党，这都是巨大的票仓。同时，对于顶层精英来说，也有锁死高科技产业，保住高利润的要求。上下共同的目标，都发生在美国这个曾经的WTO主导者身上。
因此逆全球化、局部的逆全球化，或者说中美之间的逆全球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主基调。
三、“两化”叠加：社会治理全面承压
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似乎至今也没出什么大问题，源于他们结合几十年全球化浪潮探索出的缓解之道。
首先，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和贸易，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来抵消内部的老龄化问题。具体来说，是在宽松的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可以跨越国境，流向劳动力充沛、人力成本低的经济体。通过投资，在当地生产商品和服务，再出口、回流到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这些价格低廉的商品和服务，抵消了通胀，使得货币政策维持宽松，跨国企业、机构以极低的融资成本进一步再投资，形成正向循环。再加上优惠的企业、资本税收政策，实际上是用直接或者间接补贴资本的方式来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社保、养老金跨国投资，赚取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以维持老龄化后的社会福利体系。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在2011年就投资了阿里巴巴。更进一步，它还投资了阿里巴巴的大股东雅虎、软银控股和银湖资本。“安大略教师退休金计划”（OTPP）是加拿大第三大退休基金，总资产约为1400亿加元，它通过投资京东也获得了不错的回报。
回过头来看我们，未富速老是前所未有的人口特征，全世界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但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老龄化速度过快，劳动力人口塌缩严重，都将在眼前二三十年发生在一个10多亿人口、尚未富裕的国家上，这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抚养成本，国家、企业和居民本身的经济压力都会随之上升，进而影响我们对外投资的节奏。
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局部逆全球化，让跨国投资变得愈发艰难。首先是对劳动力富余国家的投资阻碍重重，例如对印度、越南的投资目前随着局势处在低谷。这意味着即便有充裕的资金，想通过资本跨越国境投资来解决国内劳动力问题的可能性在降低。其次，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产业、产权、技术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小。主要发达国家会竭尽所能，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封锁、禁运等方式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进而保证更多的利润以维持他们的体系运转。最后，单纯的财务投资也不再容易，想要通过跨国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变得渺茫。这些，将进一步压缩我们通过以往资本全球化方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空间。
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相互交织，对我们影响深远，有些已经发生，有些正在发生，有些将会发生。
逆全球化让资本无法便利的跨越国境，只能憋在国内。另一方面，在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也只会越来越贵，贵过资本。所以在国内也会用“便宜”的资本要素去解决“贵”的劳动力。但由于逆全球化没有足够的境外劳动力生产低廉的商品和服务，国内通胀会处在一个上升的大通道内，长期看无法反哺资本。以往的高负债主体将进入危险的边缘，进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
从中期影响来看，和其他国家一样，一旦用资本去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对资本进行“减税”、“补贴”将成为趋势。即便资本不跨出国门，也会让资本的负担更轻，收益增大。而对劳动力越来越不友好，逐渐被巨量的资本投入所替代。同时，由于对资本友好，也很容易造成向非制造业外溢，用钱生钱。最终造成贫富差距问题。
招行对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即金葵花客户进行了统计，到2019年，这部分客户有264.77万，在招行所有客户里的比例大约是1.84%，但他们的存款占了所有客户的81.2%。而在12年前，这个比例只有61.86%。简单来说，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有钱，水在往高处流。而且，这种进程在加快。
处在中下层的打工人不得不面临诸多问题：收入的增长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还要被掌握各种话语权和渠道的资本洗脑，格式化人生，陷入“996福报”、消费主义的陷阱中，不断输出高强度的劳动、追求虚妄的精致生活。心有不甘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防止阶层下滑。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到无尽的“内卷”中。这种焦灼的精神状态加上分化的趋向，已经危及到了稳定，而“稳定压倒一切”。
四、时代趋势：长期问题的政策应对
上述问题不是近一两年才发生的，如果说政策风向突变，那是在自己麻痹自己。一年甚至近些年来的社会治理的政策根源和趋势仍是比较清晰的。
一方面，需要促进人口增长。全面二孩，是直接放开生育。针对背后的生活压力，在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上密集推出了多项措施，意图缓解内卷的焦虑。“双减”政策出台，给学生减负，防止教育内卷。大量高价药密集进入“集采”，降低医疗费用。“房炒不住”控制房地产发展，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同时，逐渐实施延迟退休，延长法定劳动年龄，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社科院的研究是将退休年龄推迟到男65，女60。
另一方面，强调产业自主，科技创新。首先通过科技攻关，鼓励国产替代，先做到产业链安全。接着，鼓励关键点突破，提高产业战略威慑力。进一步，打破国外垄断造成的高昂价格，让相应的产品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最后，希望通过创新打破存量竞争，形成新的增量，并占领产业制高点，形成垄断，攫取他国利润，摆脱内卷的“东亚模式”。
最后，共同富裕成为最终目标，防止两级分化。打击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过度逐利而与国家宏观目标、趋势、安全背道而驰。进一步反垄断，防止一家独大主导产业，让资本躺赢。完善分配制度，提倡三次分配，引导资本、高输入者以捐赠的形式进入科技基金和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的影响有些已经开始显现，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过往几十年许多的认知将会变化甚至颠覆。只有了解这些大趋势背后的因果，建立框架，才能逐步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找到出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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