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义：天门曾有个东门戏院
东门戏院
大凡解放后出生的天门人，只知道河街有个戏院，人们习惯地称为南门戏院。这个戏院历史悠久，起码是抗日战争前或者更早利用一个祠堂改建的，主要演汉剧。1958年，对门面进行了整修，大门上方的墙壁上凸现出金光闪闪龙飞凤舞的七个大字：天门县人们剧场。这几个颇具书法艺术的字，之于当时对书法已有一定兴趣的我，着实欣赏回味了好一阵子。
东门戏院在哪里呢？经过被日本鬼子拆毁已成废墟的城隍庙街（原工人俱乐部处），出东门城，是一条沿湖的半边街，用现在时髦的话应该叫“沿湖大道”。戏院就在城门南边不远处，斜对面就是护城河上的东门石桥，具体位置大概在现在的工人文化宫附近。
东门戏院主要演黄陂花鼓，也叫楚剧。因为天门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帅云屏发布了禁演花鼓子的布告,以沈山、杨义林为首的原班人马改弦易辙投其所好（可能县政府有几个当官的是黄陂人吧），登台东门戏院唱起了黄陂花鼓。当时主要演员除沈山外还有金瓢羹、金虼蚤、邬小发，陈长林、赛沈山、赛凤凰、郑坤山、刘伏香、汤秀英，十三红等等。我第一次见到十三红就是在这个戏院，那时他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不点，总是演配角，做人家的儿子。
东门戏院建于解放前夕，具体哪一年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东门一带商家为争“硬气”，应花鼓艺人的要求利用一栋旧房子改建的。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群乐舞台。当时的门票上都印着这四个字。1963年，在龙潭湾的渡船上，听曾家小河口的那个划渡船的师傅讲，群乐舞台“开院”的那一天，商会和地方名流都去捧场，商会送了一副黑底金字的木质抱对：“群观龙凤舞，乐听南北腔”。渡船老板对这两句话赞不绝口。要不是他的津津乐道，这幅精彩的嵌字联语就要从乡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从此，两个戏院东南对峙，一土一洋，打对台，争生意，天门的文化生活更活跃了。
我和东门戏院有着不解之缘……
看“消开”
母亲经常带着我蹲戏院，赶场子，在上学前的幼儿阶段看了不少戏，花鼓戏尤多。虽然似懂非懂，也知道一些大致的情节，记得几句经典台词，可以说是花鼓戏为我开启了智力的鸿蒙，以致成了一个小戏迷。
妈妈不可能天天带我去看戏，我也没有钱买票进戏院，戏瘾来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去看“消开”。就是每天下午快“幺锣”时，守门的对诸如我等在入口前徘徊已久的“饕餮之徒”顿生同情，网开一面，让我们进去看上一曲半曲。而在门卫放行之前，对我们这些如汇聚于“洞口”游弋的蝼蚁，最讨厌的莫过于茶房--就是给看客倒茶续水的人。他经常出出进进，嫌我们碍了他的手脚，就拿起搭在肩膀上的毛巾驱赶“蝼蚁”，嘴里不停地喊“消开消开”，我等如老鼠见猫，赶快让路，这就是“消开”的由来。
一个大热天的下午，我竟赤身裸体去东门戏院看了一次“消开”，家里人以为孩子“不见”了，急的请人打锣满街寻找，闹了一个大笑话。
作者幼年的“条头”照，旁边是新婚的姨妈
过去天门有一个不文明的习俗，乡下尤盛。学龄前男孩在大热天都喜欢一丝不挂，邑人谓之“打条头”。由于孩子们怕热不怕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仅在家里“打条头”，还三五成群招摇过市，人们见怪不怪，早习以为常。那些裸体男孩，有的浑身是灰，脏兮兮的，也有的白皮细肉，健美可爱。有些过路人竟却步注目，好像在欣赏达.芬奇笔下的裸体模特。
家长一般是不让孩子打“条头”的，有时候强迫将衣服穿上去，不一会我们又脱了个精光，因为“赤膊条头”习惯了，穿上衣服反倒不舒服，就像有蚂蚁在身上爬。
那一天，我打着“条头”去逛街，走到樊关口时突然戏瘾发作，径直向东门戏院走去。一到门口，正好栅子门开了，便一溜烟地跑了进去。运气不错，压台戏是我最爱看的金虼蚤的丑角戏“何业宝写状”。金虼蚤本名陈尧山，是有名的丑角，精瘦个子，尖脸猴腮，不化妆也是个滑稽相。此时的舞台上，何业宝正与要求他写状子的两位“娘行”（娘们）打情骂俏纠缠不休，那黑眼圈忽闪忽闪，白鼻梁一耸一耸，嘴里唱道：“咱的这只笔，能救人，能害人，哎嗨哎嗨哟，一个字能救人的残身……”
正当我沉醉于金虼蚤的艺术魔道中的时候，突然有人将我的胳膊拉了一把，我不耐烦地猛一回头，原来是瞪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的杨婆：“你好大的狗胆，家里人都急死了，你还在这里看‘消开’，快跟我滚回去！”，不由分说将我拉出了戏院。
“杨婆”，作者曾有专文介绍
杨婆是我的外婆，实际上是母亲的小妈。孩子丢了，家里像塌了天，一边请人打锣满街寻找，一边到亲戚家探寻。杨婆见母亲心急火燎恨不得投河跳井的样子，不慌不忙地说：“我猜个‘八九不离十’，肯定看‘消开’去了，我去把他揪回来！”知我者，杨婆也！
当杨婆将我像押犯人似的带回家里交给妈妈时，不无埋怨地说：“你们就会瞎忙乎，还打锣喊街，自己的孩子还不知道他的德行？我这不是罈子里捉乌龟吗？”妈妈悬着的心落地了，当杨婆告辞时，妈妈说：“你还不谢谢杨婆。”我不满地说：“我才不谢她呢，一曲戏都不让我看完啰……”
从这里走出了一个蒋桂英
大概是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妈妈这个老戏迷带着我到东门戏院看了一场不要钱的戏，却不是花鼓子。好像是全县搞什么汇演，舞台上方挂着写有什么字的红布标，演出前还有干部模样的人讲话。这一天人特别多，戏院都快挤破，好在我们来的比较早，占住了靠前的有利位置。那天的节目很多，都是各区来的代表队，可谓群英荟萃。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干一区的一个小节目，名字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说”什么“子”，唱词说词都有。只见一个十多岁的瘦瘦的小姑娘，头发梳成一条扎着红头绳的长辫子，穿着一身十分得体却不惹眼的黑衣服，左手拿一个明晃晃的碟子，右手拿一只筷子，就像后来看到的“洪湖赤卫队”里那个“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卖唱的小姑娘。
蒋桂英慰问解放军演出照
小姑娘走上台前，向观众深鞠躬后，略移莲步，舞动纤手，竹箸轻击，玉碟微颤，随着一阵阵如银铃摇响清脆似絮语的“叮咛咛…”，展开了乳燕雏莺般的妙喉…内容大概是控诉地主恶霸压迫人民的罪行，几乎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子”。如“地主下乡收租子，手摇一把白扇子，后面跟着狗腿子，手里扒着算盘子，不交租子打棍子，农民没有好日子。”等等。伴随着舞蹈，时说时唱，唱腔优美动听，念白吐词特别清楚。那灵巧的身躯应随着上下飞舞的发辫左回右转，，就像一只在春风中翻飞的黑色的燕子；那清亮婉转的歌喉，如银瓶轻碰似丝帛开裂，迎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人们对艺术的鉴赏是有趋同性的。散场回家的路上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小姑娘演的好。六十八年过去了，那次汇演的其他节目都不记得了，只对这个“说”什么“子”（可能是道情）的小姑娘记忆犹新。
以后听人们说，她叫蒋桂英。以后又听人们说，那天省里也来了音乐家，发现了这个好苗子，带到省里去了。
蒋桂英在北京演出剧照
1959年，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从街头到怀仁堂》，是蒋桂英写的，才了解了她的身世。蒋桂英,1935年（乙亥年）出生于乾驿（现在属于马湾）蒋家湖。在她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发了大水，天门湖区一片汪洋，父亲挑着她带领全家人外出逃荒。靠父亲扎纸花，哥哥浇糖画（用糖稀子在小石板上浇出能吃能玩的图案），姐姐丢三棒鼓敲碟子卖唱谋生。辗转于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历经千辛万苦，历时14年。比她大八岁的姐姐蒋再英是民间歌手，在姐姐的教导下，聪明的蒋桂英学什么会什么，唱会了不少民歌，还学会了三棒鼓和敲碟子，和姐姐一起沿门卖唱乞讨。1949年解放回家时，全家出去逃荒的八口人只回来了五个，蒋再英和两个弟弟病死在逃荒路上。回家后分了田地，安居乐业，蒋桂英开始上小学二年级。由于能歌善舞，被选拔参加了那次汇演，刚好被省里的文化干部发现，认为是个好苗子，选拔到当时的中南人民广播电台作储备演员。以后考上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以后成了大歌星。几次进京为毛主席周总理演出，从此声名大噪。1958年，广播里经常播的《幸福歌》“太阳一出笑呵呵，开口就唱幸福歌……”就是她自编自唱的。八十年代，她当上了湖北歌舞团团长，将《编钟乐舞》推向了全国，还走向了世界。可是好多天门人并不知道，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歌星就是从东门戏院走出去的。
成了人物的人，我们凡夫俗子自然就见不到了。1984年，湖北歌舞团来京山演出，满以为能再睹蒋桂英的风采，然而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见到她的影子，幸好还看到了演韩英的王玉珍表演的“洪湖水浪打浪”。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在蒋桂英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在东门戏院见过她。
前年，听原省文化厅厅长周年丰说“桂英姐”还健在，80多岁了，身体还很好。
一曲《打倒彭银关》的现代戏
可以准确地说，是1949年农历九月，我有幸在妈妈的带引下，在东门戏院看了一场天门人演天门人的大型现代戏《打倒彭银关》（戏名可能并不准确）。彭银关是麻洋湖区“彭刘郭张”四大姓之首的一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大恶霸，在清匪反霸中被人民政府镇压（那时还没有开始土改和镇反）。肯定是在麻洋枪毙的，如果在县城的话，我们这些消息灵通喜欢凑热闹的小流打鬼们还能不去看吗？
奇怪的是，对这一新编的具有乡土气息和阶级教育意义的现代戏，是哪个剧团演的，具体情节，主要人物几乎忘的一干二净，这是为什么？因为从那以后看的面目相似的戏太多了，什么“白毛女”、“血泪仇”、“血债血还”、“赤叶河”等等，到社教和文革期间更是依葫芦画瓢连篇累牍多如牛毛。这些内容重复套路相似千人一面的阶级斗争剧,互相交错重叠，分不出子丑寅卯。大量的淡而不浓，华而不秀，章法混乱的音视形象沉积在大脑里发酵“打架”，致使神经元紊乱，出现了心理上的视觉色盲。也像在饥不择食的日子里，贪心地吃下了过多的夹生不熟的蚕豆，不仅没吸收营养，还闹得个腹胀胃膨秽气上冲而大倒味口，他日再见蚕豆，恶心地直想吐。可见为图解政治而粗制滥造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所谓艺术，是会被脑细胞中的记忆因子主动排斥，不可能有生命力的。而一年后看到的蒋桂英的道情却记忆深刻，因为不仅有特色，几乎每句话都有一个“子”，与众不同；加上那个小姑娘高超的表演技巧和那美妙动听的民间小调，在记忆力特强的稚嫩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印。只有具有个性特色的高质量的艺术才能永久地占住人们的心灵空间。
对彭银关这曲戏虽然印象不深，却记录了一个具体时间和天门枪毙的第一个坏蛋。在看戏之前，就知道这个彭银关，大街小巷都贴着“打倒彭银关”的宣传画，还是彩色单印的，一张大纸上分成很多小块，就像连环画。当时我虽然只读一年级，由于上学前哥哥们就告诉我认识了不少字，基本可以看懂。对彭银关鱼肉百姓还欠下几笔血债的滔天罪行也心潮涌动义愤填膺，心如白纸单纯幼稚的儿童受到了阶级教育的感染。
看戏的这一天是1949年农历九月十六日。为什么记的如此的确呢？因为看完戏回到家里时已经11点钟了，家里非常热闹，不少人进进出出正忙乎着，原来是大嫂生了头胎。我侄儿就是这天出生的，能不记得吗？以后我们总说他是彭银关“托的生”。
母亲真是个“戏大如天”的人，在媳妇怀身大肚即将临盆的关键时刻，她竟像没事的去看戏；当媳妇分娩时疼的死去活来孙子呱呱坠地的时候，她却正沉浸于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中。那天肯定是大哥去医院请了医生，同屋的嫂子婶娘都来帮忙，忙的不亦乐乎。家里人虽然对母亲这种看戏不顾家的作派大为不满，但由于母亲在家里威望太高不敢吱声，只有父亲过后数落了几句：“你真是‘干鱼放生不知死活’！”
东门戏院尽管没有南门戏院宽敞气派，连转楼也没有，历经的时间也不长，可能在1952年就关门了。因为一个省里来的音乐干部吴群，对花鼓戏进行了整理改革。取消了一人唱众人帮腔的土气十足的传统唱法，编写了乐谱，增添了“过门”；以提琴、二胡、京胡、扬琴、簧管、笛子、大小号等现代乐器伴奏；增加了天幕和布景，伴之以合唱、轮唱。土洋结合，巧妙地将历经几百年的花鼓戏与现代歌剧融为一体，大放异彩，成为了江汉平原上一颗璀璨的花鼓明珠。根据地也从县城转移到岳口。
尽管短命的东门戏院没有了，但在它的存活期间，历经的重大文艺活动，从这里走出了闻名全国的走红歌星，是南门戏院不可望其项背的。
曾凡义201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