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嘉言 | “语法、文法、Grámmatik、Grammar”术语汇考

本文作者：李葆嘉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语法、文法

中国古代文献，“语法”一词始见于后秦汉译佛经。后秦弘始四年（402），龟兹人鸠摩罗什（344-413）于长安逍遥园将梵文Vyākaraṇa汉译为“语法”。

问曰：何等是“菩萨”句义？答曰：天竺语法，众字和合成语。如“菩”为一字，“提”为一字，是二不合则无语。若和合名为“菩提”，秦言无上智慧。（《大智度论》卷四十四）

此后，隋代慧远（523-592）所撰《大乘义章》卷一曰：

《大智论·句义品》：天竺语法，众字成语，众语成句。字句语等，增减为异。

至唐代，僧人利用梵文语法知识分析佛经文句，“语法”一词常见。康居人法藏（643-712）所撰《华严经探玄记》中曰：

今寻此文及准《兜沙经》：“此乃是所化众生，非是能化之佛”，以此长句是西国语法，应云“教化一切种种身”等乃至“不同之众生”为一句，“所见亦异”别为一句，义即可解。……结文可知如来神力是集众所因。此文应在前，但为顺西方语法故，在此后辨。

“西国语法”“西方语法”皆指Vyākaraṇa。

唐代孔颖达（574-648）所疏《春秋左传正义》（642），在中国传统典籍的注释中，首次使用“语法”一词：

《左传·昭公二十年》:“父不可弃（逃走就是弃父），名不可废（殉父而无人报仇就是废名）。尔其勉之（你勉力报仇），相从为愈（听我的话胜于一起死）。”正义：“勉”为努力。“尔其勉之”，今勉力报仇比于相从俱死为愈。病差（病愈——引注）谓之愈，言其胜共死也。服虔云“相从愈于共死”，则服（服虔——引注）意“相从”，使员（伍员——引注）从其（伍员之兄伍尚——引注）言也。语法，两人交互乃得称“相”，独使员从己，语不得为“相从”也。

该“语法”不等同于“西国语法”。孔颖达将汉语的“字”分为“义类”和“语助”两大类，“语法”之“语”即语助，“语法”之“法”指用法。“语助之用法” 正是中国古代传统语法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文法”一词，在秦汉指法令条文。宋人始用之指“文章作法”。南宋吴子良（1198-1257，号荆溪）有“韩柳文法祖《史记》”一文：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鬛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罾。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瀧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荆溪林下偶谈》，钦定四库全书版，第七页）

其“文法”“句法”，即“行文程式”。

金人王若虚（1174-1243）在《滹南遗老集》中用“文法”“语法”“句法”“文势语法”等术语。如“丹阳洪氏注韩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马迁也’。予谓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马迁何足以当之？文法之疏莫迁若也”（《文辨》二）；“以语法律之，旧说为长”（《论语辨惑》一）；“今此‘奴’字，以意则属乎我，以句法则属乎彼”（《史记辨惑十一》）；“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於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论语辨惑二》）。虽然涉及语法细节研究，但总体上仍然是“文章作法”。至于清人章学诚（1738-1801）在《文史通论》的“论文辨伪”中提到“文法千变万化，惟其是尔”，指的还是“文章作法”（可能牵涉到虚字用法等）。

第二节  19世纪西洋学者对Grammar的汉译

19世纪初，在西洋学者汉语文法学著作的自定书名中，出现了对Grammar（英）/Grammática （葡）/Grammatik（德）的汉译。

1. 言之法/言法  1811年，马礼逊完成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将英文Grammar 称之为“言之法”。1814年，马士曼出版《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其“言法”仿马礼逊。

2. 文话之凡例  1823年，马礼逊刊行《英吉利文话之凡例》（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此为用中文编撰的第一部英语文法书。作者将“文话之凡例”定义为“字语正用之法”。

3. 文法  1829年，葡萄牙传教士江沙维（公神甫）在澳门圣若瑟皇家学院出版《汉字文法》（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ática），此为最早用“文法”这一术语作为题名的西洋汉语文法著作。江沙维可能是最早用“文法”对译grammática的西方学者。

4. 活法（话法） 185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其主编的《六合丛谈》上刊发“新出书籍”（第一卷第十号，第11页），介绍艾约瑟的著作。

艾约瑟先生居中国九年，于音韵之学穷流泝源，辨之綦精。凡士自各省来者，无不延接讨论。以英文著一书，曰《官话活法》，俾英人效华言者知所入门。向时艾君曾撰《上海土白活法》，讲论赅备。（转引自日本《官版六合丛谈》卷十，第九页）

石汝杰在“活法”后按：即今所谓“语法”① “活法”似“话法”之误。参照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马士曼《中国言法》，艾约瑟的书名应为《官话话法》《上海土白话法》。

5. 语法  1857年，艾约瑟发表《伯里尼传》（《六合丛谈》第一卷第十二号），介绍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及其《博物志》。“伯里尼者，以大利北方人也。……又著书论文法，言语法。” ② 此“文法”盖指作文之法，“语法”盖指说话之法。

6. 文学  1869年，高第丕和张儒珍合编的《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与英文Grammar 对译的是“文学”。所谓“文学书”，即“文法书”。

7. 经纬  1881年，甲柏连的Chinesische Grammatik自定书名《汉文经纬》，以“经纬”意译德文Grammatik。“经纬”本为编织时纵横交错之缕，作者以之隐喻语言结构之法。“结构”也是隐喻，“结”为线之纽，“构”为木之架。而“文法”之“文”的本义是“交错画”，“语法”之“语”的本义是“相交谈”（《说文》：论难为语）。“经纬”“结构”“文”“语”皆有交错义。

第三节  日本明治时期的Grammar汉译

日本学者将英语Grammar意译为“语法/文法”，将文法书称为“文典”，始于明治时期（1868-1912）。就日语而言，所谓“语法”（字形从中国古籍借用）原指语助用法，转指为语言使用法则；所谓“文法”（字形从中国古籍借用）原指行文章法，转指为语言构成法则；所谓“文典”（字形从中国古籍借用）原指文籍典册③，转指论述文法之书籍。

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的汉语文法研究是在卢以纬《语助》（1324）的影响下开始的。大明万历壬辰年（1592），胡文焕将《语助》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刊行。该书传入日本，宽永十八年（1641），风月宗智翻刻。天和三年（1683）梅村弥右卫门又翻刻为《鳌头助语辞》。松井可乐的《助语译辞》（1719）后附《文法要略尾语》，其“文法”已近“语法”之义。荻生徂徕（1666-1728）的《训译示蒙》（1766）则提出，“文理”为字的先后放置之法；“句法”是在一句之上论巧拙。鸿斋石川英（1833-1918）的《文法详论》（1882）“文章论”下卷有“助字例”；其《续文法详论》（1884）下卷则专门研究助字。虽然此时“助字用法”还包括在“作文之法”内，但已作为文法研究重点。

明治维新以来，受西洋汉语文法研究的影响，日本出现“东洋汉语文法学”研究。大槻文彦（1847-1928）的《支那文典》（1877）是高第丕和张儒珍《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的注解本。其《例言》：“虽然是支那官话语法书，非高雅之文言，但其语法与文言无大区别” （转引自牛鸟德次，甄岳刚编译1993: 38），已用“语法”指英语Grammar。

冈三庆的《支那文典》（1887）则参考英语语法书写成，其《编次》曰： 

此书参考日根尾先生《英文典》写成。然英语有英语之语法，支那语有支那语之语法，二者不相同。所以大体仿别人的体例，具体内容是专讲支那语，分析阐发不拘蓝本，此支那文典也。（转引自牛鸟德次，甄岳刚编译1993: 42） 

其后，在石附省吾的《支那语学文法》（1896）、张廷彦④与田中庆太郎的《官话文法》（1905）、石山福治的《支那语文法》（1908）等著作中，用“文法”一词皆指Grammar。

此外，児岛献吉郎撰《汉文典》（1902）和《续汉文典》（1903），广池千九郎撰《支那文典》（1905）和《增订支那汉文典》（1915）。后者附录有“葛郎玛译语考”“支那文法书披阅目录”“关于欧美学者支那语学研究史”等文。“支那文法书披阅目录”第二项是“支那文法学略沿革”，文中称Grammar为“文法”或“语法”。

抑闻，泰西之文法，起于希腊，而于支那古代，则未闻有此学。至于李唐南北宋之交，学者渐有说焉。……至德川时代，支那文学大兴，语法之书始见于世。（转引自牛鸟德次，甄岳刚编译1993: 157）

从明治时代起，日本指称“中国语”的传统用语“唐话”逐渐消逝，在与和语（大和语）、洋语（西洋语）相对时，日本学者开始称汉语为“支那语/中国语”。就一般情况而言，“汉文”指古代汉语，“支那语/中国语”通常指官话和现代汉语。

第四节  大清同光年间的Grammar汉译

清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学者的语法书中出现了英文Grammar的汉译。

1. 学语之法  同治十三年（1874），曹骧（1844-1923）出版《英字入门》（上海申报馆），此为中国学者编撰的第一本英语语法书。在“学语要诀”中解说：“英国学语之法，另有一书名Grammar，所以学文法（作文之法——引注）之巧妙，又语句之对合也。”曹骧是上海人，广方言馆肄业，曾任工部局任、上海道署译官、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谳员、上海洋务局官员等。

2. 文法  光绪四年（1878），郭赞生出版《文法初阶》，此为中国人独立汉译的第一本英语语法书，其底本是《英语学校语法》（English School Grammar），将Grammar译为“文法”。郭赞生是广州人。

光绪五年（1879），汪凤藻（1851-1918）据美国喀而氏（Simon Kerl）《普通学校英语语法》（A Common-School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编译《英文举隅》（同文馆集珍版）。在《总论》说明：“人有意想，乃有语言，有语言，乃有文字，或以口宣，或以笔达，其用则明。文法一书，所以示语言文字之准，而此则为从事英文者示之准焉。”汪凤藻是江苏元和县（今苏州）人。1868年，被上海广方言馆英文馆选送京师同文馆深造。

3. 话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德彝（1847-1918）编印《英文话规》（京师同文馆）。将Grammar译为“话规”。张德彝是辽宁铁岭隶军镶黄旗人，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的首批学生和晚清第一批留英学生，曾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4.葛朗玛/字式  光绪二十四年（1898），马建忠（1845-1900）在《马氏文通》中将法语的Grammaire音译为“葛朗玛”，《文通·例言》：“葛朗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此解释Grammaire来自希腊语Grammatica，意译为“字式”，即“学文之程式”。

5. 文范  光绪三十四年（1908），伍光建（1866-1943）出版《英文范纲要》（Outlines of English Grammar，上海：商务印书馆），此为学部审定的英文教科书。伍光建是广东新会人，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生。归国后曾任南洋公学教务首任教务长。所译外国文学、历史、哲学等书刊一百三十余种近一亿字。

以上“话规、字式、文范”等，皆强调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性。

第五节  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的文法著作

虽然中国学者（郭赞生1878，汪凤藻1879）在编译英语语法书中用“文法”一词指Grammar，

要比日本学者（如石附省吾1896）早20年，然中国学者在汉语语法著作中称Grammar为“文法”，却始于20世纪初留学东洋的学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来裕恂（1873-1962）入日本弘文书院，批日本《汉文典》“非徒浅近，抑多讹舛”。次年归国后始撰《汉文典》（商务印书馆，1906），其《文章典》分为文法、文诀、文体、文论四卷，其内容包括字法（语助法、形容法、分析法、增改法等）、句法（关系、格调、节次等）、章法和篇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章士钊（1881-1973）入东京正则学校学习英语，同时在实业女校用学到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词类纂》，其讲稿整理为《初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改为《中等国文典》，1907），书中称Grammar为“文法”。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金第⑤印行《文法会通》，此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题名“文法”的汉语语法学著作，仍然不免日本学者文法学研究的间接影响。

多次寓居日本的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1918）第三章中亦宣扬“文法”：

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83页，中华书局1985年）

民国以来，以“文法”题名的教材和论著多达30余种：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1913）、吴明浩《中学文法要略》（1917）、李直《语体文法》（1920）、陈浚介《白话文文法纲要》（1920）、王应伟《实用国语文法》（1920）、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920）、胡适《国语文法概论》（1921）、许地山《国语文法大纲》（1921）、陈承泽《国文法草创》（1922）、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22）、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易作霖《国语文法四讲》（1924）、王力《中国古文法》（1928）、邹炽昌《国语文法概要》（1928）、黄洁如《文法与作文》（1930）、杨树达《高等国文法》（1930）、刘复《中国文法讲话》（1932）、黎锦熙《比较文法》（1933）、赵祖康《国语文法》（1933）、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杨伯峻《中国文法语文通解》（1936）、王龙祖《中国文法研究》（1937）、谭正璧《国语文法与国文文法》（1938）、何容《中国文法论》（1942）、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陈望道编《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廖庶谦《口语文法》（1946）、赵景深《中国文法讲话》（1946）、曹伯韩《国语文法》（1947）、孙怒潮等《国文法表解》（1947）、黎明《国语文法》（1947）、曹朴《中国文法初阶》（1948）等。

据所见资料，中国学者最早用“语法”一词指英语Grammar，盖为胡以鲁（1888-1917）。胡以鲁的《论译名》（1914）主张，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词，又不宜袭用那些“不合吾国语法者”。而最早以“语法”题名论著的是杨树达（1885-1956）的《中国语法纲要》（1920）、孙俍工的《中国语法讲义》（1921）。胡以鲁在日本帝国大学专攻语学，杨树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参考日语和英语语法撰写《中国语法纲要》，孙俍工1924年赴日本上智大学研究德国文学。他们所用术语“语法”，既非源自鸠摩罗什（402），亦非援引孔颖达（642），似乎也与艾约瑟（1857）无缘，更有可能来自当时的日文词。20世纪30年到40年代，以“语法”题名的论著仅数种：王力的《中国语法学的新途径》（1941）、《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中国语法纲要》（1946）和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等。20世纪50年代，“语法”逐步取代“文法”。60年代初，只有陈望道等仍然坚守“文法”立场。⑥

第六节  西方Grammar内涵的演变轨迹

作为语言研究的核心术语，西方grammar（今译“语法”，传统译“文法”）的来源如下：

英语grammar <中古英语gramere <古法语gramaire <拉丁语grammatica <希腊语grámmatik“语法”<grámmatikós< font="">“读写者”< grámmat “字母” < gram“书写”

古希腊时期，除了关注“语文知识”的philologia，还有一个侧重“读写知识”的grámmatik。两者都基于“语言”，但前者与“文学、文献”关系更密切，而后者与“字母、读写”的关系更密切。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最早文法学专著，就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前2～前1世纪）的《读写技艺》或《文法技艺》（Téchnē Grámmatiké）。特拉克斯将Grámmatik定义为“有关诗人和文学家使用语言的实际知识”，其内容包括语音韵律、解释词语、讲解熟语、探讨词源、归纳类比规则和评价作品。根据所研究的对象是书面语，以及Grámmatiké的词源（字母、读写），Grámmatiké指的是“读写知识”或“文法”，而并非“说的口语”的知识。

4世纪，罗马学者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 320-380）编撰的拉丁语《文法技艺》（Ars Grammatica），其内容包括语音、字母、拼音、诗律、重音、正误、诗歌语言、比喻等，其书名用拉丁语的ars对译希腊语的Téchnē，用拉丁语的Grammatica对译希腊语的Grámmatiké。6世纪，罗马学者普里西安（Priscian, 512-560）在《文法原理》（Institutiones Grammatica）中提出文法研究的三种主体：1. 基本主体，构成单词的字母（即语音）；2. 综合主体，完整的话语（即语句）；3. 一般主体，有序列、有意义的声音（即语词）。1481年，西班牙文法学家内布利亚（Antonio de Nebrija，1441-1522）的《拉丁文基础》（Introductiones Latinae），包括形态、句法、正字法、韵律、修辞、词表六部分。该书即多明我汉语文法学的蓝本。此外，内布利亚的另一部《卡斯蒂利亚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1492），为西班牙语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1586年，英国印刷工布洛卡（William Bullokar）撰写了第一本《简明英语文法》（Brief Grammar for English）。英语传统文法的蓝本是拉丁语文法，通常包括五部分：正字法、正音法、词源学（含形态或词法）、句法学、诗法学。

自法国阿尔诺（A. Arnauld, 1612-1694）和朗斯洛（C. Lancelot, 1615-1695）的《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出版以后，又有德国坎兹（I. G. Canz, 1690-1753）出版《普遍语法教程》（Grammaticae universalis tenuia rudimenta,1737）、法国博泽（N. Beauzée, 1717-1789）出版《普遍语法，即语言必要元素的合理阐述，以作为研究所有语言的基础》（Grammaire générale, ou, Exposition raisonnée des éléments nécessaires du langage, pour servir de fondement à l'étude de toutes les langues. 1767）等多部“普遍语法”著作，其术语Grammaticae universalis、Grammaire générale已相当于“普通语言学”。

19世纪的Grammatik仍保有“广义语法学”或“语言学”之义。施莱歇尔（A. Schleicher, 1821-1868）的《印度日耳曼语诸语比较语法纲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1861-1862），其“比较语法”即“比较语言学”。19世纪70年代，库尔提乌斯（Georg Curtius, 1820-1885）揶揄新一代比较语言学学者为Jung-gramatiker（青年语法学派）。

1891年，英国斯威特（H. Sweet, 1845-1912）的《新英语语法》（A New English Grammar: Logical and Historical）才把正字法、词源学、诗法学划出去，仅包括语音学、词法学和句法学三部分。而直到1899年，美国里德（A. Reed）和凯洛格（B. Kellogg）的《英语高级教程：英语语法和作文》（Higher lessons in English, A Work on English Grammar and Composition），把语法和作文对举，才与现在所谓的“语法”大体相当。

综上，从古希腊到19世纪，grámmatik / grammatica / grammaire / grammatik /grammar的含义，并非20世纪以来所谓的语法（词法+句法），而是——

文法（语言构造和使用之法）=文字（字母、正字法）+语音+词源（构词）+形态（词类）+句法（句子构造、句子变化）+用法（修辞、诗律、惯用语）。

尽管历史上的不同学者，其实际研究有所侧重或取舍，但grámmatik囊括了近世（19世纪以来）术语“语言学”的所有内容。由此可见，三百年西洋汉语文法学中的“文法学”，比20世纪的所谓“语法学”（词法+句法）要丰富得多。

 2018年10月草于古南都

注释：

① 详见石汝杰1999《艾约瑟在汉语研究上的成绩》，香港《词库研究通讯》（19），31-32页。

② 转引自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327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

③ 《荀子·非十二子》：“终日言，成文典。”唐人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幸以问安之暇，应务之餘，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

④ 张廷彦是北京人，时任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汉语教师。

⑤ 刘金第（1878-1952）字东侯，山东潍县人。光绪二十九年中举人第七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同盟会，与山东籍留日学生交往。曾创办“智群学社”“智群小学” ，以传播新文化、普及教育。

⑥ 陈望道等《“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义的看法》，《文汇报》1960年11月25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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