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嘉言 | 西方学者的汉语文法学研究

本文作者：李葆嘉

一、引言

每种语言属于各自民族或国家，而对其学习和研究却是世界性的。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帷幕徐徐开启。欧洲人文主义者主张用“复古”和“外求”的方式寻求新识。来到东亚的传教士关注并珍视中国语言文化。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方学者研习中国语言文化，形成西方汉语文法学研究。最早运用拉丁文法框架分析汉语的是来到东亚的多明我会士。此后，一些未到过中国的欧洲学者（各自身兼文学、东方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植物学、医学等不同专长），借助多种途径了解中文知识并撰写论著，形成欧洲本土汉语文法学。19世纪是西方汉语文法学大发展的时代，后起的英美德学者的日尔曼汉语文法学渐成主流。迄今已知的西方汉语文法学原著有60余种。李葆嘉（2008）提出“西方汉语文法学三代说”：第一代多明我汉语文法学派（17世纪）、第二代罗曼汉语文法学派（18世纪）、第三代日尔曼汉语文法学学派（19世纪）。

二、十七世纪：

多明我汉语文法学研究

（一）西方汉语文法学的开创者高母羡

多明我汉语文法学派肇始于16世纪末的菲律宾马尼拉。1588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 Cobo, 1546-1592，音译柯伯）来到马尼拉，跟当地中国人（漳州生意人）快学会中国语和汉字。高母羡（1589~1590）把《明心宝鉴》（范立本辑录，1393年）翻译成西班牙语，成为中文典籍西译的第一人。1595年，该译本由贝纳维得斯（Miguel de Benavides）带回欧洲，献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原稿现藏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的不是利玛窦，而是高母羡。他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著作《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1592年刊行于马尼拉，刻工为是当时最著名的印刷业华侨龚容（1538～1603，福建人）。作为西方汉语文法学的开拓者，高母羡撰有《中语文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 1592）、《中文词汇》（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和《汉字技艺》（Arte de la Letras China）。高母羡遇难早逝，其《中语文法》等书稿失传。

（二）佚名的《漳州话文法》（1620）

《漳州话文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大英博物馆残本（共46页），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完本（共64 页），封面题有“中语文法”（Grammatica China）。德国汉学家韩可龙（Henning Klöter）在《生意人的语言：十七世纪传教资料中的白话文》（2011）中把该抄本译为英语。

该书稿在介绍年月表示法时，有一词条Bang4 leg3 sy3 chap3 pe5 ni1（万历四十八年），据此推测该书稿约成于1620年。巴塞藏本封面题有：“为多明我会雷迪·费约奥神父所用”，末尾有抄写者的签名“曼沙诺”。曼沙诺（Fray Melchior De Mançano）1606年抵达马尼拉，1621年返回欧洲。《漳州话文法》抄本未署作者，也许因书稿成于众手，从高母羡《中语文法》沿袭而来，30年中转抄或增订者众多。巴塞藏本的“引言”（西班牙文）第一句如下：“中华王国的通用语是全国流行的官话（la lengua mandarina），而在漳州府（la provincia de chincheo）还有特殊的当地方言。所有读书人都懂漳州府的官话及当地话。”

（三）徐方济的《漳州话文法》（1641）

多明我会士徐方济（Pater Francisco Diaz, 1606-1646，音译迪亚兹）到达台湾，1635年抵达福建东北沿海一带传教。返回菲律宾期间，在马尼拉写成《漳州话文法》（Arte de la Lengua Chiõ-chiu, 1641）。1735年，德国汉学家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编撰出版《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将徐方济的西班牙文《漳州话文法》译编为拉丁文《漳州府通行的中语文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icae popularis in provincial Chin Cheu），封面上所列小标题为 Grammaticam linguae Chincheo）。该书中的“引言”（拉丁文）的第一句如下：“通行于整个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官员的话，也就是欧洲人所称的曼德林。漳州府同样通行官话，但有当地人的特殊语言”。通过初步对照，巴塞藏本与徐方济的《漳州话文法》体例、行文和内容皆类似。

此外，徐方济还编有《卡斯蒂利亚语解释的中文词典》（亦称《中－西词典》），巴耶尔将其译编为《拉丁文解释的中文词典》（Lexicon Sinicum Latine explicatum），合计2252个词条。柏林皇家图书馆所藏稿本《卡斯蒂利亚语解释的中文词典，伟大财产和丰富词语，由在中华国王不屈不挠的传教士唐·弗朗西斯科·迪亚兹神父完成》（De Libris Sinensibus Bibliothecae Regiae Berolinesis: ubi praecipue de insigni Lexico Sinno-Hispanico），共292页，每页12个词条，合计3504个。其中，“Cham漳”下的解释是：Una çuidad que se llama cham cheu de donde son las Sangleyos de Manila，其含义是“马尼拉生意人居住的城市叫漳州”。

（四）卫匡国的《中语文法》（1652）

《中语文法》（Grammatica Sinica），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t, 1614-1661，音译马尔蒂尼）编撰。卫匡国1643年来华，传教士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曾指导他研读文言。1652年返欧途中，被荷兰人扣押于巴达维亚8个月，在此期间完成《中语文法》。卫匡国采用了徐方济《卡斯蒂利亚语解释的中文词典》的内容，应了解徐方济的《漳州话文法》。1653年抵达欧洲后，途经德国、尼德兰等地，介绍中国语言文化。

该书的早期刊本有三种：1696年，刊于法国东方学家泰夫诺（Mélchisedec Thévénot, 1620 -1692）《旅游奇集》（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的《中语文法》（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1730年，刊于巴耶尔《中文博览》的《官话字经解卷之一。中国语言的确切解释或中语文法，第一册，中国语言》（Quon hoa cv kin kiai kiven chi ye. Sinicae Linguae Accvrata Explicatio seu Grammaticae Sinicae Liber Primvs, De Lingua Sinica）；1772年刊于《中国旅行者》（The Chinese Traveler）的英译本《中文文法概略》（A Compendium of the Chinese Grammar）

（五）万济国的《官话文法》（1682）

多明我会士万济国（François Varo, 1627-1687，音译瓦罗）的《官话文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由其学生石铎琭（Pedro de la Piñuela, 1650-1704）1703年在广州杨仁里圣方济各大教堂印行。万济国1649年抵达厦门，在福安、福州等地宣教38年。《官话文法》约从1667年始撰，1682年完成西班牙稿，1684年完成拉丁文稿。万济国所描写的官话即南京话。尽管远在福建，但他知道南京省的居民官话说得好。《官话文法》共十六章，其中有十章讨论词类。万济国注意到汉语的特点。所有名词在使用情况下皆无形态变化，而用特定的前置小品词区分意义，或通过前后的字词限定意义。

三、十八世纪：

罗曼汉语文法学研究

（一）中法学者合作的《中语文法》

1711年，旅居巴黎的中国学者黄嘉略（Arcade Hoang, 1678-1716；福建莆田人，中文名日升，嘉略是其教名音译）奉法国学术总监比尼昂（J. P. Bignon）之命编撰一部中语文法书。比尼昂安先后派弗雷莱（Nicolas Fréret, 1688-1749）和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协助。1716年10月，在黄嘉略去世的前几天，《中语文法》最终完成。第一部分包括汉语言文字知识和汉语言文字应用；第二部分总名“中华帝国简述”。黄嘉略书稿的标题是Grammaire chinoise，保存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弗雷莱书稿的标题是Essay d’une la langue chinoise。保存在巴黎天文台图书馆。《中语文法》的描述对象是当时的官话即南京话。黄嘉略在《致奥尔良公爵信函》中写道：“远臣几历九万里航海西来，荷蒙先帝荣赐译言之职。远臣日夜勤劳，以思报答，兹者修成通中语一书兼夫小录，以佐西方志士学习中土言语、风俗、礼统者也。”据此，当时的中国语称“中语”。

（二）傅尔蒙的《中国官话》（1742）

法国汉学界的鼻祖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1711年起就审读过黄嘉略的初稿，1715年担任指导并参与合作。在黄嘉略病逝12年后，傅尔蒙完成法文本的《中国文典》（Grammatica Sinicae, 1728）。此后，又将此书改写为拉丁文本，1737年出版《中文考索》（Meditationes Sinicae），1742年出版《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作为一部适用于西方人学习的汉语文法学教材，傅尔蒙的《中国官话》贯彻了字本位的原理。以汉字作为条目排序，在注音和释义的基础上将词汇和语法知识融为一体，并通过举例说明字在词、词组、句子中的意义。当时的西方文法研究成果，在该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傅尔蒙由此宣称：“在汉语文法和教学方面，我比任何一个中国状元都强”。

（三）马若瑟的《中文札记》（1728）

西方学者在研习汉语的过程中，逐步明白汉语与欧语的结构差异，了解到中国传统虚字研究，同时意识到学习中国语言与学习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Mariede Prémare, 1666-1735，音译普雷马赫）1728年在广州完成的《中文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正是基于这一认知。该书稿从广州寄到巴黎，傅尔蒙没有帮助马若瑟出版，以至于在巴黎皇家图书馆沉睡百年。1831年，《中文札记》才由马礼逊筹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1847年，美国传教士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man, 1820-1850）译成英文版刊于广州。马若瑟的汉学造诣精深，《中文札记》序言介绍了中国典籍和读书方法、汉语字典和汉字构造以及音韵知识等。第一编是汉语口语语法研究，重点在虚字；第二编是书面语和文言，包括词法、句法和修辞。《中文札记》引例多达一万三千余条。西方人如果要真正学会汉语，非马若瑟之道不达。马若瑟强调汉语语法与西方语法的明显差异，提醒不要采用西方语法术语分析汉语。

四、十九世纪：

日尔曼汉语文法学研究

（一）英国利新教传教士的汉语文法学研究

英国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Written1811, Pub. 1815）和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的出版，标志着英国汉语文法学研究传统的肇始。作为来华传播基督新教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包括正字法（语音和文字）、形态学（词类）、句法学和诗律学。除了总体特征和基础知识，全书主体讨论汉语词类：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代名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和感叹词九大类。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分为三卷。第一卷“中国文字”，第二卷“语音技能”，第三卷“言法基础”。

（二）威妥玛撰的《语言自迩集》

1867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 F. Wade, 1818-1895）编撰的《语言自迩集》（Yu-yen 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北京话教材。1847年，他就留意汉语罗马字拼音系统，但“那时无人记录北京话，拼音方法都说记录的是南方官话”。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一份比较接近北京话的罗马字拼音表，将其增益为《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 1859）刊行，此后着手主编北京话教材。许多西方汉学家对之不以为然，在《语言自迩集》出版后讥刺其为“公使馆汉语”。面对无屈折变化的汉语，威妥玛阐述了汉语字词的多功能性。　

（三）中文撰写的西方汉语文法学

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和中国学者张儒珍（生平未详，一说浙江镇海人，号珽修）合编的《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 1869），这是第一本用中文行文的西方汉语文法学著作。作者将英文Grammar 译为“文学”，所谓“文学书/官话”，即“官话/文法书”。《文学书官话》的研究对象，“话”指语句，“字”指语词，“话字”即语言，“文学”即“话字之用法”。其旨趣“推求乎话之定理，详察乎字之定用”，其目的“以免夫启口支离之弊、行文差谬之失，而得乎话字之真旨也”。

该书共分为二十一章。第一章“论音母”，第二章“论字”。从第三章到第十七章，讲述汉语词类15种。从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讲述汉语字词的功能研究。第二十章是“句连读”，分单句、双句和合句，介绍语气和句式。二十一章“论话色”，讨论修辞。该书的特点之一，是根据语义和功能划分了汉语词类15类，比《马氏文通》的划分合理。特点之二，是采用 “纲－目分析法”。以纲字（名头）为中心构成的成分叫“纲读”（主语/话题）；以目字（靠托言）为中心构成的成分叫“读”（谓语/说明）。称时间为“余读”，称条件为“枢读”，称工具为“用目读”，称目的为“扣目读”。这一方法与话题－说明分析法的旨趣近同。《文学书官话》东传日本后，引发了19世纪晚期的东洋汉语文法学研究。 

（四）德国的汉语文法学研究

德国学者洪堡特（W. von Humbaldt, 1767-1835）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 Ü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和《致雷慕沙的信：论一般语法形式的属性与汉语精神的特性》（1827, Lettre à Monsieur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中认为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汉语的特点是：（1）任何语言都有语法，其区别首先在于显性和隐性，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2）与以拉丁语为代表的欧洲古典语言相比，汉语语法的最大不同之处，并不是建立在词类范畴划分基础之上。（3）既然没有形态标记和词法范畴，汉语的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界限。（4）汉语有句法规则，主要手段是词序、功能词和语境，对其理解更多的是依靠词汇意义、语境意义和固定格式。洪堡特的汉语观开启了基于语言结构类型对汉语语法的认识。与之同时，硕特（Wilhelm Guilielmus Schott, 1802-1889）1826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语的特性》（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

（五）语言类型学视野中的集成之作

在三百年西方汉语文法学史上，德国普通语言学家甲伯连孜（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的理论视野，远远超过一般传教士和汉学家。甲伯连孜不仅借鉴了前人成果，而且充分利用了19世纪的语言类型学和心理语言学成果。1881年出版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or Grammatik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prache），堪称三百年西方汉语文法研究集成。《汉文经纬》分为三篇：第一篇“导论和概说”，第二篇“分析系统”，第三篇“综合系统”。甲伯连孜的文法学理论可概括为三个观点。第一，语言结构的相对观。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分析语言的方式和规则不同。第二，语言结构的句法观。19世纪中叶始，西方语法研究的重心向句法转移，甲伯连孜认为汉语语法主要是句法学。第三，句法分析的心理观。受当时欧洲心理学研究的影响，甲伯连孜提出，语法中体现了逻辑、心理、时空三种关系。甲伯连孜的汉语文法学研究具有四个特色：（1）区分了词的基本意义和词的组合功能；（2）研究了汉语虚词的句法－逻辑功能和心理－修辞功能。（3）区分了汉语的概念格；（4）研究了汉语的“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即“话题语－说明语”）。

经过三百年的历程，西方汉语文法学研究终于从欧洲文法框架的束缚中走出来，建立了基于语言结构类型学、针对汉语特点的西方汉语文法学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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