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双减”大地震20天

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行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在中国学校考试中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助推器——被颠覆了。

“这次史无前例的打压是自上而下的，目的不是特别针对私营机构，而是旨在整顿教育本身。”一位业内人士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引发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教育概念股出现断崖式下跌。随后，各大K12学科类教培机构，如字节跳动大力教育、高途、学而思、作业帮等已经开始大裁员，影响数百万人就业。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兼职员工，希望通过兼职赚取更多收入或支付大学学位费用。

教育行业新规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 教授学校课程的公司和机构必须是非营利的

• 此类机构不能进行IPO，也不能引入外资

• 禁止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募集资金投资校本辅导机构，不得以股票或现金方式收购其资产

• 禁止外国公司收购或持有学校课程辅导机构的股份，或利用 VIE（可变利益实体），已违规者需整改

• 禁止所有假期课程辅导

• 禁止对六岁以下儿童进行在线辅导和学校课程教学

• 机构不得教授外国课程或聘请中国境外的外国人任教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苗绿说，中国对教育意识形态的把握一直非常坚定。

“这就像紧急刹车，但如果政府不这样做，资本的恶性竞争就不会停止。中国的政策制定总是有一个平衡的过程，我认为它会平衡回来。课外辅导行业这几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权，这与国家的意图背道而驰。”

教育“双减”政策发布过去20天，行业历经暴风雨过后，迎来动荡之后的平静，教培公司、从业者大体能看到模糊又可预见的未来。

本文从大家最关心的六个问题，从多个维度看透教育行业现状。

“双减”政策对教育行业影响广度

与深度到底如何？

影响太多了。

学科类教育辅导别再心存幻想，从业者要么转型做成人教育、要么转型做素质教育。

最致命的是，投资人直接不看教育板块。没有投资进入，教育公司存活下来更难。除非公司有超强的营收能力，但很明显这条路也被锁死了，不让做培训就没有营收。非学科教育（艺术类、编程类…）及成人教育的受牵连会少一些。

业界教育公司来看，新东方的业务布局相比学而思、高途、一起学等等要更加均衡，除受打压的学科教育业务外，新东方还有出国、研学、大学等业务，同时还有其他非学科教育的对外投资。所以元气大伤不可避免，但不如学而思、高途等企业严重，不至于一蹶不振。

当然，学而思虽然受影响大，但也不至于倒下。前期的市场积累和口碑可作为转型后的资源。总体上来说，教育市场缩小了一点，但这些龙头企业依然占据大部分市场。

最难熬的是那些中小机构，很多都将倒闭或业务骤减。

教育出海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优选？

一直以来海外市场都非常难，因为教育是个本土化程度非常高的行业。中国企业想要开拓海外的教育市场，几乎只能做平台、工具，不能做教学，每个国家的教育的管理和规则都比较多，要进去很难。

目前国内公司出海聚焦在三个市场：

• 第一个是印度，市场集中且国家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教育的投入也呈现上升趋势；

• 第二是美国，近年来投资方偏爱TO B项目，但C端需求仍在；

• 第三是东南亚，文化属性与语言属性与中国最为接近，且有大量的低龄人口。

但从谷歌数据来看，语言类培训在疫情过后并没有产生爆发型的增长，增速始终平缓。从需求端而言，人口大国和高溢价市场对于语言教育的需求潜力更大，印度、美国、巴西、日本、印度尼西亚位于搜索量前五。

头部在线教育公司对于布局海外市场也格外谨慎。高途官方表示，目前没有出海计划。但不少投资人认为，由于疫情原因，海外对于在线教育的需求也在提升，这对于紧急求救的中国在线教育公司来说，也是一条值得一试的路径。

危中也有机，“双减”将带来哪些机遇？

新政策基本就是拍死K12教培，大部分企业会转型去做公立校的服务提供商。简单来说，就是为公立教育服务。可能有利于非学科教育，但后面还是要看政策导向，一旦政策出台将非学科也管进来，那就基本都没戏。

当然，新政策也让竞争变得更加有序。之前大机构打广告、资本化运作，造成获客成本提高，恶性竞争激烈，机构不得不把钱拿去获客，未聚焦提升教学和服务。

如今为了控制市场，短期内大机构要摸索新的获客模式，这时中小机构的机会来了。如果他们能比大机构更快速的找到新的、便捷的获客模式，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构站出来。

这一波“双减”政策强势出台，也明显提出了“多加”的引导：对于艺术，科创，体育等非学科、素质教育的倾斜和鼓励。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国人深刻体会到掌握核心科技的重要性：芯片、操作系统、光刻机……没有基础科技，就随时可能会被卡脖子。

STEAM教育或将迎来重大机遇，也符合国家战略。STEAM教育强调横向知识贯穿，培育学生工程思维，科学素养，设计和创新能力。所以STEAM教育本质上符合国家人才培育的顶层逻辑，好的STEAM内容必然会获得认可并不断壮大和发展。

“双减”对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

如果是教培机构的一线老师，很多会转型去考公务员、或者老师。其它职能人员，可能转型去其它行业。

“之前就有心理准备，但是没想过会这么快。不过我自己也想了一下，这个结局肯定要来的，凭什么这个行业的薪资待遇就比别的行业高？这里面肯定有水分的。我也算是经历过、参与过了。但只怕后面再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工作了。”一位教培从业者阿杰说。

另一位程程表示，“从我过往的经验来看，政策的事情不是那么轻易就能重来的，资本也拧不过‘政策’的大腿，而且资本现在也基本都在跑路，剩下来的生存空间只会更加艰难，倒不如去其他行业看一看，实在不行还可以干回老本行。”他补充说，“对我来说，这是个挑战，但对社会来说这是件好事。”

“双减”对哪类教育公司利好？

对于做教育TO B公司十分利好，比如商汤、科大讯飞、优必选这类AI+教育科技公司，其主要做TO B生意，为学校提供教材、AI课程、AI平台、教具、教师培训和赛事服务等等。

而且“双减”之后，学校的预算很可能显著增加——原本学校这块的投入也是逐年增加，这些TO B的公司将迎来风口。

TO B业务一方面是为B端客户解决用户需求侧的问题，不仅仅是教研教学产品的供给，还包括对供给侧的产品进行改革。

如校园生活信息化相关业务，校园一卡通，家校互通之类。这是腾讯和阿里两大巨头在行业线上抢占的阵地，将微信和钉钉、支付宝在场景上延伸，让老师、学生、家长都用自己的IM社交和支付金融产品。

还有教育信息化相关业务，如校园信息化建设、辅助教学等业务。为了全校通用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目标而进行的信息化建设需求，服务于各个不同的学院；

另一方面现有的一些机构本身不做K12学科辅导，但又有公立校资源或者其他学生资源渠道，想要配套稳定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来实现办学，这就需要S端为其提供教研教学的支撑。

教育TO B供给端的价值在于平台能力、教育能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能力，B端用户的价值在于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本地化的服务实施能力，这两种价值一起整合才能更好地服务当地的家长和学生。

据悉，专注教育领域的投资人已将注意力将放在素质教育、职业教育、TO B服务这些赛道上。

家长/学生/老师如何看教育新政策？

五年前，当Ginny Feng的儿子3岁时候，她决定不让他和其他同龄人一起开始密集的数学和中文课外辅导课程。

但她后来发现学前辅导班是必要的。对于她的儿子来说，接下来的几年是一个艰难的追赶过程。“老师们会假设所有的孩子都已经学会了拼音 [音标] 和基本的加减法。”Ginny Feng说，“他们教得很快。”

Ginny Feng的儿子即将上三年级，现在放学后和周末有几节课：计算机编程、国际象棋、写作、篮球、足球和书法。“我有一个亲戚没有带她的孩子去那些[学前]班，她在小学开始时哭了一个月，因为她的孩子跟不上。”她说，“当你看到足够多这样的案例时，你就不敢跳过辅导了。”

过去，中国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在应试教育体系中落伍。

中国K12教育绕不开高考，高考是决定许多中国孩子未来上大学的全国考试，也是最公平的竞争环境。课外辅导就成为富人不公平玩弄系统的一种方式。

Ginny Feng估计，她每年花在课外课上的费用为8000元，约占她家年收入的7%。更有竞争力的父母每年至少可以在孩子的课程上花费超过 20,000元。

上海消费者委员会报告显示，超过84%的受访家长表示他们对学费有压力，55.2%的家长称教育费用“压力很大”。

除了费用，还有焦虑。成年人将自己的童年称为“鸡娃”，这是进入大学的极度紧张的学业之旅的一种“速成”。

“我认为禁令是善意的，但不现实。”Ginny Feng说，“内卷已经成为父母的必需品，有多少父母真的愿意袖手旁观？我认为政策很难根除这种现象，只能让它变得更加谨慎，或者迫使其转变为不同的运作方式。”

“有需求就有供应，就有市场。父母的需求是最容易赚到的钱，政策也挡不住这个市场。”

从今以后，补习公司将需要获得教授学校科目的许可。他们的课程不能在假期、周末或寒假或暑假期间上课。而且这些公司不能雇用在中国境外的外国人。

中国人口众多可能是不健康竞争背后的主要因素，但Ginny Feng看到了另一个因素——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她说，一线城市拥有更多优质学校和校外教育资源——辅导服务和课外班。这意味着人们在这些城市拼尽全力养家糊口，父母也不敢搬回家乡。

“我有朋友甚至会抱怨她的公寓附近没有很多辅导服务或课外活动，校外资源同样重要。”Joyce Fan说。她是纽约的一名律师，曾就读于人大附中。

在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小城镇长大的孩子最终成功的机会更少。

Joyce Fan说，禁止补习服务更有可能影响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富裕家庭不会有聘请多个私人补习老师的问题。

Ginny Feng说，不管怎样，父母总会找到办法的。

在宁波任教30多年的52岁的Robert Yan认为高考与市场竞争有很大关系。但他说学校系统也应该改变，教师和家长需要改变他们对教育的看法。

“政府和学校应该共同努力，让家长相信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并不逊色。”Robert Yan说，“公立学校也需要认识到并贯彻以人的发展为教育目的的原则。”

References：

https://news.abs-cbn.com/spotlight/08/03/21/china-crack-down-tutoring-industry-millions-affected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Leave-them-kids-alone-Parents-tire-of-China-s-world-beating-educ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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