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本（严格讲只有半本）被称为1980年自由化高峰标志的大学生民办（严格讲是半民办）刊物，许多如今立场观点已经不同的参加者却有着共同的看法，毕业于中山大学，出国又回国后又出国的苏炜曾说：办《这一代》是他大学时代过的最有趣的事，而另一位现已经高居司长，天天领导属下批判自由化的昔日同学也发表过类此言语，只不过他把“有趣”改称“浪漫”。
想想也是，从长春到广州，从南京到西安，13所综合大学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却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自己编，自己印，然后自己卖出16000本杂志，其黑市价居然涨到5元一本，超过原价10倍多，这还是1980年的价格。而且当他们声明要继续时，又有数十所大学要求同甘共苦，如果不是有关领导及时英明制止，天晓得以后诸期又会如何？
仅此一期，便惊动数位最高级领导发表严厉批评，又数十位半高级领导发表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更多位不高级的当事者们，既有人因此杀入文坛成为新星至今灿烂，也有人因此毕业分配受挫落落寡欢；既有人因此看破红尘而封嘴于政，也有人悟得玄机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1979年，如果未来评选本世纪中国几大风云年代，大概众多尾数为9者都会榜上有名，而对新中国及其未来而言，1979年作用可能尤为卓著。它不同于任何目标为变换社会形态的革命，然而革命并不尽然伟大。不被称为革命者也未见就不壮丽。
这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对刚刚走出麻木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伴有一小股惶惶不安的骚动或者说希望，似乎知道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注定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但又难猜它究竟是什么。在党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不少人公开批评毛老人家晚年的错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1980年张志新的惨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谁之罪”的思考，另一个女人王守信的揭露和处决，五届二次人大会议在十年动乱后第一次通过法律，而且一家伙推出7种，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激起强烈社会反响。
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热情的讲话让两千多位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天安门前出现了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判国及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中共中央接受民主人士荣毅仁建议取消西单民主墙。四川部分企业扩大自主权，安徽凤阳等地重新包产到户，国务院决定广东宝安、珠海两县升级为深圳市、珠海市。……如果排列当年的国内十大新闻，即使在今天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届而立之年的共和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
大概也正因为撞上了这样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们：当然，撞上的也恰好是我们——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77、78级大学生。
这应该是另一篇很有趣的文字标题，因为这批学生的来源和经历可谓中国大学史最光怪陆离之一页。
记得在迎新晚会上，同年级年长10岁的老王从他10年前准备考大学说起，讲他如何参加红卫兵。又如何成为狗崽子，打起背包揣着户口，走向广阔天地，后来如何当上修鞋匠，在同一条修鞋的长条凳上，如何与一个姑娘相爱、结婚、育子最后叉如何乱着早生的华发走进考场。……很多同学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头，不光是为老王，也是为自己。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这是今天研究生毕业的年龄。
正因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红卫兵、大寨田等等前辈和后辈认为不应该留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的前面有了那样多的带有极度贬义的定语：迷惆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张铁生的那张白卷是否就会永远遮盖这代人的面容。
谁都不愿于此，走进了大学的幸运儿更不甘心，于是刚刚放下行李，一本油印64页的《珞珈山》就诞生了，按照全年级人手一册印了65本。作者、编者、读者尽在其中。65个人组成了一个微型文学界。主编是当时已名扬华中的诗人高伐林，因为我当过三年中学美术教师，所以被委以美编。
或许是为炫耀或许是为友谊，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给了在北大中文系读77级的中学师哥郭小聪。很快，一本他们编的《早晨》回到我手上。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花独秀，而这发现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沮丧，于是从第二期开始，《珞珈山》便寄住几十所大学，飞回来的有中山大学《红豆》、人大的《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的《秋实》、北师大的《初航》、西北大学的《希望》、吉林大学的《红叶》、杭州大学的《扬帆》、南京大学的《耕耘》、贵州大学的《春泥》，它们中的每一位都被几十个同学读得体无完肤。也正是从这些装订粗糙、油迹漫漶的油印本中，我们知道并且最终结识了许多后来在文坛上或其他诸坛上屡屡闪个不停的大小星星。
最早想出联合办刊是我也不是我，它源于一封已忘却地址的读者来信，那位热心读者问：我看过好几本类似《珞珈山》的学生刊物，都办得很棒，为什么不联合办一个呢？那不是更棒？这几句话整整让我翻腾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马上开一次编委会议论此事。
《珞珈山》的八位编辑在正午的杨树荫下坐成一圈，分成两派。年轻的主张立刻揭竿而起，年长的认为此事多艰，应该先呼吁有关上级去办。姜总是老的辣，于是我们给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八方投书，建议由其出面创办大学生文艺刊物且自告奋勇，愿意协助承办组稿、编辑、发行、甚至集资，然而要么毫无音讯，要么客气地回答：建议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财力困难，无法采纳。气得吉大的徐敬亚在信中大声疾呼：与其乞求上帝，干吗不自己干起来感动上帝？
这话说得简单，当年我们想得也同样简单。1979年6月，我们向已有联系的十几个学校发出邀请信，相约在北京协商联合办刊，信发出后，除复旦大学《大学生》张胜友执笔回信说明他们是综合性刊物而非文学刊物因而不参加以外，其余都表示赞同。
由于没有经费，只好把协商任务委托给北京籍同学，作为发起人的《珞珈山》只有我和老王两个编辑属于此列，而老王性格沉静，于是我很偶然地成了牵头人。
关于协商之全部经过，曾有幸见过一份中央机关的内部简报，不妨摘录如下：
近来，各高校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且日趋活跃。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创办的文学刊物《珞珈山》编委会，于暑假前给一些高校学生刊物发信，倡议创办全国大学生文学刊物，得到响应。
暑假期间，由武大学生新桦（原文如此，应为张桦）在北京两次开会研究办刊事宜。共有十四所高校学生参加。
大部分学校是委派家在北京的学生参加，也有个别的，如贵州大学是学生凑钱买火车票专门派代表来参加会议。会址就在武大学生新桦家（北大校内）。
会议决定由十四家学生刊物共同负责创办全国大学生文学刊物，定名《这一代》。《这一代》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四个坚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合理——合马列主义之理；合法——合乎宪法；合情——合乎九亿老百姓之情，要使文学起到变革现实的作用。思想倾向不同，只要言之成理，艺术上好，也予发表。艺术上决心同《人民文学》比一比。……出刊由十四校轮流负责，暂出季刊。会后向教育部、团中央等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编委会负责。对各地来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责自负。
这简报大体客观，当然因为是简报所以有简报的刻板，其实换种口气，那天还是有不少小画面。譬如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彼此不识，所以约好7月15日早晨8点半在北大西门的石狮下凭各自校徽相认。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西北大学的15位大男大女。那天极热，大家拥在我住的那间10平方米的窄长的屋中，倚桌、床、椅、小马札错落而坐。个个汗滴不止。会至正午，老王帮忙，煮了五斤打卤面，人手一碗，边吃边议论刊物名称：《暴风》、《青年文学》或《文学青年》、《大学生》……时而深思，时而急吵。最终拖至下回分解。
徐晓近影。
会后，由北师大的徐晓联系，我等五人又跑到王府井的和平宾馆去见文艺界领导陈荒煤，聆听了老人家对办刊的教诲。归途已夜，灯密人稀。在空旷的马路上，刚相识一天的几个青年学子时而横排纵谈，时而纵骑如飞，直奔北大。
后来又通过同学介绍和写信联系上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和南开大学的《南开园》，但因华东师大领导最终未准，使我们失去了与上海同学合作的机会。
半月后又开了第二次会议，其间又闯人两个异常热情的新伙伴：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因贵州的两位还是自费专程而来，只能请北大的黄子平把小哥俩安置在他的宿舍了。最终《这一代》的阵容是13而不是14所学校，当然这数字不太吉利不过在座的谁也没介意。刊名出自北大黄子平和中大苏炜之提议，创刊辞也出自二人之手，均获一次通过。由于武大是发起者，我们又早已获得校系领导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出2000元作为编印周转，系领导更是明确流露出非首办而不为之意，于是便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的主编权。
九月一回武汉，我们马上开始行动，高伐林任主编，主编审稿件，我任副手，主外联、印刷筹款等一切杂务，其余六位编辑各责其专栏，同学们有的跑纸，有的找印刷厂，系里还特意委了几个老师来当顾问。
稿源并不紧张，绝不像现在的杂志编辑们天南海北去找“米”下锅，堆在宿舍里的油印杂志有一大堆，文笔好的比比皆是，可就都是“伤痕”味太浓，就拿初选上的小说结尾来说，有的是无辜少年被杀，有的是成百上千屯恳战士赴海而死，有的是被整成残疾者相逢昔日被自己整残疾者时的窘态，有的则勾出了“公仆”与“主人”在离乱后的对立，大有“长安无处不是疤”的劲头。尽管当时我们的境界并不甚高，可血泪斑斑的作品看多了也觉得不是滋味。所以高伐林等力主将一篇有光明结尾的小说为纲以携目，而这种作品又极少，最佳一篇是陈建功的《面对静静的小河》，但陈建功闻讯后急信数封，告知我们某大型丛刊已用此文，他万万不敢一稿两投。无奈只好重作遴选，最后又选出川大龚巧明的《希望，第二乐章》做排头兵。
要论此文质量并不甚上乘，故事不新，言某音乐家如何屡遭打击，却顽强谱写希望乐章。人物也不算别致。但它毕竟说明我们并不欣赏彻头彻尾的“伤痕”。一年后，我在武大结识了这位瘦弱的女作者，此时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正在文坛引起争论。又过六年，读1986年6月16日光明日报报道，才知她毕业时自愿要求进藏，后在采访途中溺水而逝。
龚巧明。
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发行后最引人注目也最惹是非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共有7首，有6首都出自正沉迷于“诗三百，大抵圣贤发之所为作也”的武大同学，届时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正走大红，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最出名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写的是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汉白玉大桥，当时作者尚未到过北京，我暑期回京，见好好的玉桥忽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无论北望北海，还是南眺中南海，都生就一种探监之感。回校后将此素材讲给了同学王家新，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一首上百行的“桥”贮溢了惊愕和惋惜。
ＸＸ是ＸＸＸ，岗哨游戈，楼阁隐约；
桥墩北是ＸＸ，笑语泛舟，春波戏荷。
多费解，沟通着两岸的桥呵，
桥呵，在这里却变为锁，一把生锈的大锁！
桥，是桥吗？不，这是国境线。
ＸＸ和ＸＸ，被它隔开在两个邻国！
面对石桥，我的心却一阵阵紧缩，
打中我的是两个字——隔阂！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于是作者这样写：
如果那轿车成了吸血虫的躯壳
祖国呵，将打开所有的红灯
将所有的通道封锁
如果我想死
我就用一辆解放牌
去撞它一辆轿车！
一位北京青年的话
又一次冲进我的耳膜
但愿这种事
不要发生在
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
这些诗句既锋芒毕露，又赤子之心，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学躁动激昂又不无偏颇的心态。当然，作为编者，我们不是不知道它会招惹风雨，但大家都把文学当治国良药，且认为不好吃者也许疗效更佳。
这“药”还未送给“病人”，在印厂里就出了岔了，印厂归属武汉政府机关报，是同学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找到的，纸张等事也不用我们张罗，价钱公道，态度热情，惟一令人遗憾的是不能装订。于是每天都有十个同学跨过长江到汉口的印厂帮忙校对，再把头一天印好的运回学校印厂装订。可印到64页时，印厂忽然说印刷机坏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交货，说仓库保管员病了没来，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担心我们交不起钱，高伐林赶紧用一个旧军挎包装上4000元送去，他回来说一路上轿车上轮渡时神经却绷得紧紧的，生怕哪个小偷抢他的书包。
这不光因为4000元在当年前是个大数目，更因为它们实在来之不易，除了我们向学校的借款外，其余几千元则是外校同学预交的买杂志钱，据说北大的陈建功贡献了自己的第一笔稿费，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父亲刚刚去世，而她则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牡丹江师专的一个女生寄来25元钱，却未留下姓名。这笔钱里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然而等来等去，印刷机仍未修好。去交涉，厂领导和蔼可亲，工人们则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这时，又陆续传来北京风紧的消息，有说邓大人发火了，有说天安门前游行又抓人了。我们隐隐感到前景不妙，于是，决定宁可杂志残缺，也得让它出世。通过朋友借了一辆卡车，15个男生直奔印刷厂。让工厂把印完的先交出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厂长被我们堵在屋里，口口声声骂我们是打砸抢的红卫兵，我们也不管许多，留下高伐林等人和他谈判，其余人在工人的暗示下，直奔印好的散页。
当我们得胜把散页拿到学校印厂时，该厂领导很严肃地通知我，除非我们有学校或系里的证明，否则他们他拒绝装订。待跑去请示，校系领导却都不再如前一般热情，而说这是我们白己的事情，他们不想插手．而且明确希望《这一代》不要再出。
见此情形，部分同学心灰意冷，因为最初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学校争光。但如今花钱出力却被领导视为倒行逆施。于是转而抱怨我们几个牵头人。我当时也苦恼，不光是因为如上责难，也因为惭愧于十几所院校同学的重任。不过没见到棺材还不能落泪。一听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我便手捧一张地图走街串巷，天无绝人之路，出门不久就找到了一家建国装订社。而且一拍即合，按快件装订16000本《这一代》，三天完成，每本收费两角钱，尽管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但对我们来说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一代》已经满城风雨，有人说承印杂志的报社已向市委呈上紧急报告，省长书记明确表示停办，又有人说某某同学已经在公安局挂号……。当天中午我回到学校，因事先未联系到汽车，就和十余个同学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长长的车队首尾呼应，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长吆短喝，好不威风。
高伐林。
晚上回校即接系领导里的紧急召见通知，几位编辑奉命前往，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则略嫌尖刻，事先我与高伐林约好，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正申请入党，又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还是老三届，适于正面说服，以理服人；我则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愿烧愿撕，一概不管。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
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我和其余同学则用腊纸刻写《告读者书》，然后把它油印在所有的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一把提琴，一尾芦荡，一线张志新的侧影。画者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广军。可此刻别说封里，连封面都没印全。它本是油黑的一排光栅，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而印完的只有“这一代，1979年1期”几个大红字。
折腾了整整一昼夜，五台油印机在16000份杂志封页上滚了一遍，手脸油污的同学们捧着印好的《告读者书》津津有味地读：
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惭愧，怎么对得起天南海北交款预订的读者？怎么对得起热情关注并鼓励我们的有关领导及文艺界老前辈？怎么对得起作品未能刊出的作者、译者？
我们又无愧。我们流了汗水出了力，不，还是这样说吧：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心！在目前的条件下，也许不可能争取到更好的结果了。
五个月来。心力交瘁，使我们成熟了一点，每个读者在接到这本刊物时，也会成熟一些吧？
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这一代》创刊号执行编辑：《珞珈山》编辑部
当我们把封面运到装订社时，几位朴实的负责大伯大婶一脸苦涩，早已不是刚刚签约时的笑脸，大概昨天夜里当他们开始装订时，便已困惑这本杂志为何缺三少四，今天再看“告读者书”便更认定此书非“反”即“黄”，因而也更觉得这3000元钱挣得险若走索了。
不知他们是想铤而走险还是息事宁人，三天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临走时，60多个工人眼直直地看着我们，好像看天外来客，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还上前帮助搬书，其中一位个矮的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中，信中写道：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这是第一封读者来信，当然，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航空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马上转交给了一位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回到学校，全年级马上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第二天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院校去叫卖。当天卖书效果并不佳，成交不足一千，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所以第二天几个组只带了50本，但中午大家便都乘兴而归，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不料买客太多，把存书卖光，求购者仍不断涌入，有些人见书已卖完，就逐个游说，申述自己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同学竟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将出去。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声哈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自当轰然。南京大学的同学似乎担心意外，所以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当然这故作神秘效果同样出众，只是不知道黑灯瞎火的他们的钱收够了没有？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杂志发行后，回声层层。先是许多读者来信，或赞同不已或求购杂志，因为各主办校都有读者来信，所以至今谁也说不清楚信的总数，不过肯定是武大收到的最多，大约有430余封，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像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专程跑到武汉相商，接着文学界伸出热情的双手，六篇小说有一半被刊物转载，未能刊出的稿页也被索去，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希望与杂志社建立长期交换关系，最后则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据说某领导指着封面问：小脚丫子从光明走向黑暗？是何用意？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
内容有不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桥》这首诗表明，他们的愤怒是对着党对着党中央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一诗，进而提出他们的“阶级论”。
这组诗的愤怒从ＸＸ一直发泄到三千万党员身上。
当然杂志的残缺本身也造成了很大误会，很多人都认为，存留者尚如此激烈，那未印者更可想而知，其实印刷厂拒印的两组诗歌一为《不屈的星光》一为《青春圆舞曲》以及一篇论文《变革现实的文学》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恰恰都相对轻缓。残缺导致激烈的集中，而又因人们不知道何者残缺而把它想像得更为激烈。
如此一来，从武大校领导到《珞珈山》编辑部层层检查自不可免，众人委托高伐林起草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当然是多说明而少检讨。与此同时，依然与北京四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且如约把在北京卖四千本杂志款项归他们使用，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
寒假方至，我匆匆回京筹备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会至半途，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至，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赫当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大有思想解放运动如遭夭折，我辈应属罪魁之意，更令在座惶惶。
会至午而散，返汉不久，即得北京书面通知，四校已接各自校方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于是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残而未废的杂志的来龙去脉讲述一番，这大约可算《这一代》的句号了。
1980年夏，我自费沿长江拜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了诸多未见过面的主办者和作者，所到之处，话长夜短，但自此后基本是天各一方，鲜有往来，不过总能在报刊上见到许多熟悉的名字。
往事难回首，尤其是像这类并不很往的往事，正确判断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远离历史，而我们并未走出庐山，所以很难，于我本人则更难，尽管在大学时我就收集了上百本当时大学生的文艺刊物，而且于今依然收藏，但却从未为它们说过什么，数年前高伐林约我同写《这一代》且真写了几万字，当编辑看后拍案称好却又为发表为难时，我们也就很坦然地将这思绪重新冻结了。
且不论我们到没到撰写回忆录的年龄？其实（这是否可视为创造力衰蝎而靠资格谋生的开始）这回忆和许多回忆，如文革、改革似乎就不该由当事者自己来做结论。几十年来有多少这种结论，尽管回回都声称已属盖棺论定而不被颠倒推翻的呢？我们做即足矣。
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幼稚、偏颇，就如同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更勇敢、更富有活力。今天我们终于长大，都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可是不是老了？还有多长时间会老？能不能不老，怎样才能不老？我一直在想，不仅我想，当年一起办过《这一代》的朋友及所有走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朋友们也一定在想，因为我们不仅是同代人，还同是这个国家的子孙。
1988年12月于北京外语学院
2000年7月删改于北京
后记：
关于《这一代与〈这一代〉》的回忆
这是一篇写于12年前的旧文，就在应编辑之约写作关于《这一代》的回忆时，很偶然地被翻将出来，于是在只做删减不做修改后，将这篇12年前的思绪呈交给今天的读者。
其间又经过了两个极不平凡的“9”年，89年和99年。
我很惊诧自己当时的写作热情，那么点儿事怎么洋洋洒洒写出那么大篇东西，且印象里写得很快。想想也无甚怪，那正是自己立志以文为生，作品连连获奖，很得意也很顺畅的年代，但是很快就不得不告别了它，兼之告别站立八载的北外讲坛，被推入商海挣扎，直至在生存危机中学会“狗刨”和“换气”，最后慢慢浮出海面。……在这过程中，疏远了文学或是被文学疏远自是难免，所以常自嘲曰：开始是搞比较文学的，后来搞报告文学，再后来搞广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挣钱，最后连“文学”二字都去掉，只剩了广告。这就是十多年走过来的我。
再次审读20年前残缺的《这一代》，首先感慨于当年的兴奋和热情，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不禁令我茫然，甚或不知那是不是我。今日的我还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做前是否会象今日般算计一把会赔会赚？反过来我又问自己这种对20年前自己的疑惑是否证明自己变得势利而且衰老了？当然，眼下偶尔也会“刑天舞干戚”一把，就在写作此文时，我的公司被工商局执法队以“涉嫌投机倒把”而查抄，其彻底之程度连十部电话机都摘走查封，还口口声声因为“我和政府作对”，要罚没几百万，凑不够数还要继续查抄我个人财产，可我坚信自己没错，告知他们刘少奇的案都能翻，我的案自不用说，否则我将以死相搏。不仅说，某天在局办公楼辩至急处，我真做出了越窗而下的态势，弄得队领导告诫属下：“你们别吓唬老张，他可是个敢跳楼的主儿”。
当然，变化的不仅是我，还有我生活的这片土地，或者说，因为它之变才有了我等之变，就拿20年前办《这一代》时引起众多争议的话题而言，譬如《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中曾借一位愤怒的北京青年的嘴说：如果想死，就开着“解放”去撞一辆轿车（记得当年说要撞红旗轿车，开印之前最后一刻，作者方决然改之），因为在当时全中国也没几辆私家车，轿车几乎是官本位的代名词。而今，在我的同学中，无论所从何业，没有车或不会开车的未必是多数，这首先得归功于改革开放。
当然腐败的步伐也同样早已不是私用公车或走走后门。此有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诸巨贪为证。当然能把他们抓住且绳之于法也证明了党的英明。党的英明还体现在对我等不安定因素的宽容。而我则常常将其归于自己的幸运。幸运到每次难到临头时都有“网开一面”，其实无论客观的宽容还是主观的幸运，我以为对于《这一代》以及创造它的一代人来说：仍未走出庐山，故少说不说为佳。
当然，应当自责的也可捡上一二件言，如今已主撰《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新中国等诸多纪实电视片的专家陈晋，当年也是《这一代》八位编辑之一，且是最年青的一位，也许正因为他年青，在我们向学校申请2000元科研经费办《这一代》时，便阴差阳错地由他签字画押。后来因被判错误，临近毕业时学校便要求我们还钱，并威胁说：不还钱便不让签字画押者毕业。
这可让陈晋紧张得够呛，2000元需要他不吃不喝地三年多工资才能还上。这可真是一字千金，而我以为学校仅仅是在威胁，既然当初批的是“科研经费”，哪还有事后尝还之理。所以建议“顽抗到底”，幸亏当时我是少数派意见，众同学皆响应陈晋“不还钱便不毕业”之号召，奋起举办“高考作文讲习班”，引来武汉三镇数百文学青年拎着“束修”上门求教，不仅还了钱，还各自小赚一笔。否则，真要按我的主意硬抗，说不定便让陈晋这位研究共和国领袖的大大专家“牺牲”在毕业前的黎明中了。今日思来，真真有些后怕，追悔不已。
2000年夏草于北京艾迪尔公司
此乃我当年为“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武汉大学卷《樱花树下的家》（少儿社出）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同书中还收录了安东的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胡晓晖的散文《九华漫记》、家新的诗《在山那边（外六首）》，前两篇都出自《这一代》。
既然今年是纪念恢复高考30年，各家媒体都77级长77级短的，我也将此冷饭端出，凑个热闹。其实这篇文字本是高伐林邀我一起写的，起码标题及开头部分的立意都出自其创意，只是后来他弃国而去而又有人非约我拾遗不可，这才有了上文。
2007.6.27于北京马甸
（本文转载自艾迪尔张桦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