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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香山碧云寺度蜜月大学毕业后母亲来北京工作，后来结婚后生下了我，就又请老妈妈来北京我家帮忙。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成员，在我们家度过了后半生。虽然她是我家的保姆，但父母从来都把她当成自己家里人，

bloody），但这之后就必定会大打出手，不打得头破血流不会罢休。在不骂人的时候，代表那个特定行为的动词也可能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对话中。一次我听见队长梁林问我们的房东丛大爷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陈冠升：父亲被批斗场景，永远刻印我心里刘海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常美珠，1952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68届毕业生，同年下乡。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毕业。原题伤

作者简历1974年的作者王汝烨，笔名关中。老三届下乡知青，后当石油工人，新三届硕士研究生，在北大任教数年，后到美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原题一个知青的大学梦作者：王汝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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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的师生作品的收藏、悬挂，几乎每周必更换两次，以迎来宾。3.

作者简历王汝烨，笔名关中。老三届下乡知青，后当石油工人，新三届硕士研究生，在北大任教数年，后到美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原题我们共同走过——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殷毅: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殷毅，1926年出生，江苏江阴人。1940年参加革命，在新四军和三野历经多次战斗和战役。1950年毕业于北京新闻学校，旋即进入《光明日报》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回《光明日报》，先后担任记者部常务副主任、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等职。2023年逝世。原题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命运作者：殷毅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位朋友，当年先后投入席卷神州的革命大潮，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些朋友在尔后数十年动荡的岁月中，荣辱浮沉，各有不同的命运，其中高启发悲欢离合的遭遇，犹如小说家编就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01我是在古城苏州一条小巷深处的补习夜校里认识他的。那是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苏州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在夜校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个伪军教育单位的办事员，姓高名启发，南京人氏，年龄二十出头。高启发与儿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高华那年月，人们对“伪”字号人员都有种厌恶感，但同窗日久，我们终于慢慢熟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去年的初秋，出于爱国热忱，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越过封锁线，投奔到国民党军队的敌后皖东根据地——古河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暂栖在以徐合璧为主任的安徽省皖东教育促进委员会当一名文书。他原来打算等待时机，随部队越过淮南铁路敌伪封锁线，到重庆去参加抗日。他未曾想到，他所在根据地的部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七一师和属地方的第十纵队，枪口并非对准日寇，而是对准了活动在滁县、六合之间的罗炳辉师长率领的新四军二师。时时磨擦，战斗频仍。其时他年方二十，涉世未深，并不明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只是感到从事亲痛仇快的自相残杀的斗争，非我所愿，有违初衷，于是找了个借口，辞去了工作，悄悄回到了敌伪盘踞的老家南京。后来经同学的帮助，在苏州伪军某教育单位找了个混饭吃的工作。他的这番告述，令我对他目前不得已的处境有所理解，觉得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后来，当我获知他凄凉的身世时，更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原来，他一出生就成了“弃婴”，是他义父从垃圾桶边捡回来抚养长大的，因而他无从知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义父高乃庆，原是山东沂蒙山区的贫苦农民，民国初年因逃灾荒而辗转流落南京，在糖坊桥口赁屋开了一爿卖开水的“老虎灶”，勉强维持生计。高氏夫妇膝下无子，义母刘氏，是个纯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对他视同己出，慈爱万分。当他11岁那一年，义父母先后因病弃世，他再次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邻居回民马师傅看他太可怜了，便介绍他去新街口泰昌电镀厂当学徒。那电镀厂坏境污染严重，他干了一年多，便得了急性活动性肺结核。那时资方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只好由他在南京的唯一亲戚、当伙夫的义舅父刘桂福领回养息。义舅父勉为其难地在他病愈后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二年级，老人家实在供不起了，只得辍学。为日后谋生计，他找机会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02抗战胜利后，高启发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对真理和光明的热切向往，驱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险的生活道路，参与了推倒三座大山的地下斗争的行列。将他领入革命之门的是他的同学、地下党员李昭定。李同他是在南京模范中学同班同桌，过从甚密，对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一清二楚。后来经李介绍，他在1946年3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心脏之区的南京，在特务密布、对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坏境里，高启发申请加入“异党”，意味着将身家性命交给了革命，具有一种“壮士一去”的勇敢和悲壮。他入党不久，适逢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招考报务员。得地下党指示，他前往报考，被录取为少尉报务员，分配到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这个分台奉调暂驻北平铁路局，地下党命他随去，所得情报以暗语寄回南京。他于是在北平暂时定居下来。在北平，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生活单调寂寞。这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他独自去颐和园游览，在回城等候公共汽车时，站上有两位女士也在等车，一位是中年，另一位是年轻姑娘，她们是一起的。在那乘客稀少的汽车站，他已记不起缘何契机，那位姑娘同他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在汽车到来之前，彼此已互通了姓名，互相告知了工作单位。他这时才知道，面前这位身材适中、打扮素雅、操着一口京腔的姑娘，原来是北平某大学美术系毕业、而今在西城一所中学里执教的L小姐。回到城里，高启发便将邂逅这位姑娘的事抛诸九霄云外了。他自忖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社会地位，自己同这位L小姐相去甚远，根本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但人世的事情有时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忽然接到一封字迹娟丽的信：“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玩颐和园会有幸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您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于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西门会面？如果有所不便，那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当陌生人一样好了，再也不必提这个事了。”这封信，对漂泊古都、渴望友情抚慰的高启发来说，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从此他消除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寞，沉浸在频频与L交往的恋情之中。他来信告诉我，他常陪L去公园写生，香山、卧佛寺、颐和园、北海、天坛，时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这只茫茫人海中的孤舟，终于找到了感情栖息的港湾。1946~1947年，国内局势大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他同L交往的过程中，对时局的分析和议论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内心激烈矛盾着，几次想向心爱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想到入党介绍人李昭定的严肃告诫，要坚守党的机密，还是忍住了。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受挫，颓势显露。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南京地下党任务繁重，组织上于1947年年末通知高启发：返宁待命。于是他在1948年初辞去了72分台的工作，返回南京。他对L说，为了他俩美好的未来，他将应友人之邀回南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日后他将接她到石头城下相聚。分手之际，两人难免“执手相看泪眼”，依依难舍。从此，他和L劳燕分飞，单凭鸿雁传书，互通情愫。“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当他吟咏L信中引用的诗句，眼眶里益出幸福的泪水。03高启发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中央日报》在显著地位登出一则广告：某军事机关招考报务员数名。地下党指示他前去应试。凭着他曾任72分台少尉报务员的证明文件和娴熟的技术，他当天就被录取，主考人盛某确定他为中尉侦收员。这时，他才知道这军事机关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台方交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收我军电台的机密通信。地下党组织得悉此情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他立即前往报到。电信总台在珠江路左侧的小营二号（解放后为南京空军司令部驻地）。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它隶属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领导，室主任由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铭兼任。总台的中文报房为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配置清一色的美制先进接收设备，专门从空中的电波中截取、收抄我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往来的机密电报。驻在同院的技术研究室雇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破译专家，破译收报房收到的如天书一般的密码。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一天深夜，特务头子魏大铭亲临总台训话，对前一段的工作表示嘉奖，特别对德、日破译专家的功劳大大吹嘘了一番，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云云。会后马上传出消息：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德、日破译专家破译。高启发闻讯大惊，立刻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因事关重大，上级通过联系人安排，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听取了高启发的汇报。之后，朱启銮专程潜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报告。不久，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电台呼号、波长突然全部变动，且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这里刚收到某台，音波却瞬间消失，如同捉迷藏一般，令敌人抄收不到一份完整的电报。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召集全台人员训话，威胁地吼叫：“收听不到‘匪台’信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肯定是我们这里混进了‘奸匪’！”说话时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四周，听者人人自危。此时高启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心情紧张，仍从容自若，巧加掩饰，镇静地挺了过来。有一天，总台饭厅里来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陌生人，计两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老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只在大院内活动，不出大门。此事引起高启发的注意。后来他私下了解到，这几个人是被捕后变节的原北平地下党电台的刘姓台长和报务员（那女的是台长的妻子，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移送南京后，按敌人的旨意，仍伪装地下电台与我方联系。高启发立即报告党组织，我方很快同此伪台切断了联系。敌人又一次被弄得莫名其妙。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霏霏细雨，我正在苏州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忽然接到高启发的电话：“我在北局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巷口等你，请马上过来！”电话里他语气低沉，且不等我问话，便把电话挂了。这令我大吃一惊，心想，莫非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他逃跑到了苏州？我匆匆写完稿子便跑出编辑部，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蒙蒙细雨中直奔北局而去。到了电影院旁边的巷口，果然见他在一家小铺的屋檐下等着。他见我过来，马上说：“咱们走！”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了十几步，待到没有行人的地方，他突然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L死了！”我大为惊讶，马上问：“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告诉我：今晨接到L家中的电报，电文是：“L在宣内大街遭车祸身亡，请勿恸。”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边暗暗庆幸并非地下党遭破坏，一边将人死不能复活，生者应节哀顺变的道理劝慰于他。他告诉我，他已复电哀悼：“哀L逝，悲痛欲绝，恨不能北飞，苍天何罪我如斯。”他说，如果不是加入了组织，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定会投身大江，跳燕子矶殉情的。为排解愁绪，我建议他去太湖边上的光福镇我的朋友处小住一段日子，他欣然同意。在光福，他休息数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心绪逐渐平静，便回南京去了。041949年春节前后，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土崩化解，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强大的进攻矛头之下，伪国防部二厅奉命分向重庆、福州、台湾三地转移。地下党权衡轻重，决定高启发留在南京，准备迎接解放。于是他借故辞去二厅电信总台的工作。淮海战役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向他招手——新街口社会服务处贴出伪首都警察厅招考报务员的告示，党组织决定让他打进去。他以原二厅中尉报务员的履历报名应试，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他被分配在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供职。在黑暗和光明交替的转折关头，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警察运动委员会的指示，高启发在警察厅电信科秘密开展工作，联系群众，发展组织，为迎接解放做好了一应准备。4月22日，南京国民党各部门骨干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杭州方向逃窜。4月23日，南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无人管辖的真空城市。这一天，地下党空前紧张，空前忙碌。地下党警运会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命令中区警察分局维持北区治安，并派出武装人员进驻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要害部门。由于地下党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全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均正常运转，金陵古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刻，高启发同其他地下党员一样，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公开身份，向大家宣讲党的政策，要求各就各位，守护好机房和仓库。南京解放4月24日晨，渡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五军进入市区，立即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南京市军管会于大军进驻之日起开始办公。由于高启发和他所联系的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市警察系统的通信网络当天全部开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稳定、治安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职务。05解放初期紧张而忙乱的工作甫告段落，每当夜深人静，他不禁时时忆念起与L往日的恋情。一天，他利用现成的通信设备，拨通了L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L的妹妹。寒暄过后，他询问：“L埋葬在什么地方？”对方答：“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具体在什么地点？”对方哈哈一笑，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L可能还活着，但以他和L相爱之深，他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于是，他拨通了北平市电话局长途台的电话，从那里他了解到：L活着，并没有死。得此信息，他一时气愤的差点晕倒。他没有想到，被他深爱着的人会如此欺骗他，愚弄他。他给L写了一封长信，对她的背信弃义、虚伪欺骗作了尽情的斥责。信中述说了过去从未透露过的他此前加入地下党，以及如今的工作情况。不久，他收到L的回信。L在信中一再地向他认错，表示愧疚，请求他的原谅。L告诉他，遵守家中的安排，她已和一位教授结了婚。如果他不嫌弃她，她愿意同丈夫离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高启发太痴情了，接信后几乎来不及探究她因何背叛了他，也未及掂量已为人妇的L离婚归来的可能性，便全然原谅了她。由此，他那已成死灰的感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与L频频书信往来。他内心有一种止不住的冲动，焦急地盼望着早日与L见面，他向领导上提出了请假北上的请求。那时南京解放未及半载，无形战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公安局领导理所当然地对他的请假要求严词拒绝。不晓利害的他竟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想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主意：交代科内工作人员他外出两周，如果处长找他，就说他生病了。交代完毕，他跑到浦口车站买了张车票，便匆匆走了。到了北平，与朝思暮想的L见了面。L泪流满面地向他忏悔，说只要他原谅她，她会同丈夫离婚的。面对她的热烈真情，他一往情深地表示原谅她的一切，誓言要和她厮守一辈子。解放初期的高启发原来，当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之际，L的以律师为业的父亲告诫子女：他们家族不得与国民党阵营有任何瓜葛——而高启发正是在国民党阵营供职的一员，尽管是地位卑微的一员。L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斗争，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可是她又不愿意伤害深深爱着她的人的感情，便编造出因交通事故身亡的谎言，意在让时间来消磨高启发对她的思念，渐渐将她淡忘。两情缱绻，终不能久聚，过了两个星期，他和L只好洒泪而别了。回到南京，党组织对他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了严肃批评，支部会、小组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他自己连连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检查。他以为，检讨结束了，日后好好工作，等待L离婚后就可以在南京结婚成家了。他在热切地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天，全市县团级以上干部集合在当地的人民大会堂听形势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相当高级的干部，他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着重指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22年之久的反动中心，这里的地下党必然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市委对地下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整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场报告过后，他后半生的噩梦般的厄运便开始了。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你们在白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们去华东党校参加学习。”同时去学习的，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市电信局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连同他共计10人。但是，到了设在苏州的华东党校，却意外地得知来此的任务是接受审查，他发现自己已被看作混进党内的特务嫌疑犯。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如雷击一般，将高启发震撼得目瞪口呆，泪如泉涌。在华东党校一呆就是一年多时光，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鉴于他曾犯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他们10个人回南京后，9人被公安局戴上手铐，投入监狱，高启发被分配到第八区人民政府工作。市委组织部宣布对他的工作分配时，并未说明因何对他降职使用；他呢，眼看同时受审查的9人被公安局铐走，也就不敢多问了。（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年投入监狱的9名地下党员——其中有的瘐死狱中，均获平反昭雪。）后来得知，华东党校对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并未给予澄清，而是“暂时挂起来”。这一挂，随着往后年月党内“左”倾情绪步步高涨，便将高启发一步步推向黑暗的深渊。从接受审查时起，高启发同L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断绝了。他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牵扯到这场说不明道不白的政治漩涡中来。后来分配工作，降职使用，“特嫌”阴魂不散，更令他心灰意懒，感到无颜再与L见面。可是，命运常常会捉弄人。1953年深秋的一天，他偶尔路过新街口，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路旁的报栏前看报，其背影极像L，令他大为惊讶。他走过去细认，果然是她。一对两度反复的旧日恋人，此时双目相对，久久说不出话来。L告诉他，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她随丈夫调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他也告诉L别后的坎坷遭遇，彼此黯然神伤！高启发的“特嫌”问题久久解除不了，为“纯洁组织”，1954年整党时，所在单位党组织随意找了几条“罪名”，将他开除出党。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区领导在肃反动员大会上公开点名，指称高启发是“二厅特务”。在既无本人交代，更无任何旁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然给高启发定性为“特务”，撤销行政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东门街小学当老师。在此前后，“左”风日盛，地下时期领导过高启发的一些同志，也先后受到整肃：他的入党介绍人、曾是他上级的李昭定，两度被错判入狱；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多次受到审查；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则被错打成极右分子。在此情势下，没有人能为高启发的“特务问题”洗刷清白，天大的冤案也只能由他自己背着。大鸣大放转眼到了1957年，所谓“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开始。高启发经过1954年、1955年接连两次整肃，自知处境危殆，处处谨言慎行。但是，在一个只有20来名教工的小学里，不批判“二厅特务”还批判谁呢？区里某领导在会上公开说：“有的右派是骨子里反党，哪怕他一句反党的话不说，一件反党的事不做，他也是右派！”1958年9月，反右运动早已结束，全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一天下午，区委组织部突然在东门街小学召开大会，通知他参加。没料到这个会竟是专门为他召开的，全区200余名教师早已严阵以待。区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将“大右派”高启发批倒批臭，一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慷慨激昂的批判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热烈。发言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莫须有”罪名，如一盆盆脏水，尽情地泼洒在他头上。平日谨言慎行的他，这时实在憋不住了，竟然昂起头来对那些离谱的不实之词一一加以批驳。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怒了会议主持者和与会的群众，当场就有十余名壮汉一拥而上，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最后在主持者授意下，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教师走上前来，硬拽着他的右手，在事先准备好的“右派”结论上捺上了手印。他被市整风领导小组“定为右派，撤销小学教师职务，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44.63元”，随即被发配到尧化门农场劳动。高启发后来知道，这叫做“反右补课”。“文革”期间，高启发为少受皮肉之苦，先是东躲西藏，后来索性流浪到外地去了，直到武斗平息，才回到南京。“文革”后期，我路过南京，曾专程前去探望这位受苦受难的挚友，其时他正在栖霞郊区一所农业学校看大门，瘦骨嶙峋，满面病容。他告诉我，正患着肝炎，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只好带病延年。我邀他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在暗淡昏黄的灯光下，彼此谈起当年的地下斗争，谈起青年时代的美好向往，恍若隔世，欷嘘叹息者久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启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二厅特务”未得平反，因而党籍未能恢复。80年代初期，各地纷纷整理、出版当地的党史资料。1983年初，高启发偶然看到一份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中共南京地下党警运会斗争史料》，其中有两个自然段赫然载着他当年的斗争业绩：“1948年，地下党警运会党员高启发，经组织上同意，打入伪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按：即电信总台）这一特务机构担任中尉侦收员之后，摸清了敌台A系、B系、E系、K系、F系、O系等台控窃我第二、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发出的每一份军事情报以后，及时向党汇报。原来我方所发出的军事电报，敌人几乎一份不漏地能收听到，自从该同志向党提供以上情报，我刘、邓、陈、粟领导的二、三野战军所属各纵队电台完全改变了波长呼号，因而伪国防部二厅再也侦察不到我军的军事情报了。”“1948年底，伪国防部二厅分向重庆、福州、台湾撤退。奉组织之命，高启发借故辞职，留在南京。之后他打入伪首都警察厅电信科任报务员。他在敌人内部展开工作，发展报务员沙金华入党，争取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中青年报务员。1949年4月23日晨，伪警察厅仓皇撤逃时，他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动员电信科报务人员不要跟着敌人跑。经他动员，有三十余人在敌人撤退后的真空时间报到上班，保护了大批美制无线电设备（其中还有一些贵重的通讯器材）、警鸽、有线通讯器材等。解放军进城后，他向组织上保证，决不让全市警察系统的通讯中断一分钟。事实正是如此，南京人民警察总队一成立，整个警察系统内部电话通讯全部畅通。这对于军管会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高启发阅读这份材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感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就在他看到这份史料后不久，1983年2月，市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他家，向他传达了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大意是：否定1955年市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所作的“二厅特务”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党龄、工龄均自入党之日（1946年3月）算起；该同志原行政19级，现提升一级，为18级。市委组织部还考虑到高启发的具体情况，指示区里安排他一定的职务。惜乎时光不再，他已年近花甲，垂垂老矣。1983年3月，高启发按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2000年1月2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放了反映南京地下党斗争的八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其中第五集《虎穴奇兵》放映时，荧屏上出现一位白发苍苍老者的身影，他向摄像者指点当年的“虎穴”所在：“这里就是原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电信总台所在地。”这位老者就是高启发。但观众哪里会知道，这位苍苍老者，承受了人间多少的苦难！尤其是他立功而受辱的悲惨遭遇，直教人不知从何说起。（选自作者著《回首残阳已含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做号不易

六个北大学生去见胡耀邦郭力：反右运动中自杀的几名北大学生郭力: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陈奉孝，1936年生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因组织“百花学社”被打成右派，后被判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1984年右派问题改正。平反后在内蒙古和山东潍坊教中学、大学，被评为高级教师和副教授。1988年应邀去中科院成都分院从事教育软件开发。2002年正式退休。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原题梦断未名湖长篇回忆录选登作者：陈奉孝写在前面：惊闻北京大学知名右派、数力系54级陈奉孝先生，于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本号转载作者长篇回忆文章《梦断未名湖》部分章节，以志追思。第一章被捕前后01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我断定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恐怕要转向了。后来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别是到了7月份，对右派的批判变成了围攻，实际上已剥夺了右派的发言权。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纷纷举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小会作检查，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检举揭发，为了自己能过关，不惜出卖朋友。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实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时候要想通过合法手续出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国外又没有任何亲友，要想出国只能采取非法的办法。我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外国驻华使馆的帮助，于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馆。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想进外国使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人进不去，就是向大使馆打电话也不可能，因为电话必须通过门口的岗楼往里转，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给大使馆打电话，他根本不会给你往里转。幸亏我的行动是在8月份，当时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国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已有不少人想像我一样，企图寻求外国使馆的帮助，被当局发觉了。我被捕后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人民大学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往外国大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何铁生被判15年，陆正被判12年。后来陆正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还跟我在一起劳改过，1960年他疯了。我又去了英国代办处，情况跟印度驻华使馆一样，同样进不去。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贺永增，他说，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试试，并告诉我，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后圆恩寺，不在东郊民巷（那时候大部分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郊民巷）。贺是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哪里，甚至连后圆恩寺这条胡同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诉我的路线去了后圆恩寺。这是一条小胡同，两辆汽车如果相向而行，刚刚能错开车。使馆门前同样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要想从大门进去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我发现离使馆门口约三十米左右的拐弯处，有一棵大槐树离使馆外墙很近，于是我就爬树翻墙进了大使馆。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他看到我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用中国话问我：“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从大门进来，爬墙进来是犯法的！”我回答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要请求大使馆的帮助，我知道爬墙进来是错误的，但从大门是进不来的，中国警察不允许。”于是他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并叫来了一位官员（可能是大使馆的秘书），我对他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请求贵国大使馆的帮助，把我送到贵国或英国去。”他看了我的学生证后对我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将你送出去。”我说：“能不能将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作为外交人员的行李运出去？”他笑了，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这种办法？”我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逃亡者》，二战期间，北欧国家的一些反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这种办法瞒过了希特勒党卫队的眼睛，上了轮船，最后到了盟国去的。”他笑了，说：“你太天真了！”的确，我当时是太天真了，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懂，他们是不会因为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的青年学生去担一定的外交风险的。不过他说：“我可以用我们使馆的车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从使馆大门走出去，那太危险了！”最后他用使馆的车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一起送了出来，到北京动物园门口我就下了车。因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回北大的话，肯定会被人发现的。我为什么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国去呢？斯大林把铁托开除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后，一直骂铁托是共产党的叛徒，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跟着苏联老大哥学，骂铁托是叛徒。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开始修好，中国自然也跟着苏联走，开始修好中南关系。报纸上介绍了不少当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情况，说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工矿企业都有“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当时我想，这样的社会主义可能比苏联式个人独裁的社会主义要好，既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说实在话，我一点也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对国民党政权，我更没有好感，因为我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与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搞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丝毫没有牵连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学时代的同学的家长和老师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还有，那时的党员，总好像高人一等，老师都不敢批评党员学生，党群关系一点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见到一个党员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了。这种社会现象，在我一个青少年的心灵上一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为什么也想去英国呢？据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思想最自由的国家。当年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学习研究，最后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吗？英国当局并没有禁止和迫害他。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一个青年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识的贫乏。02我从小就有点野性，这可能与我从10岁左右就开始独立生活有关。看来要想通过合法的办法出国是不可能了，我就开始筹划逃跑。反右运动变得激烈以后，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外有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这一组织在东京、香港、伦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办事处，它可以向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学生如果想继续读书，它也可以提供帮助。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改名周振礼）先生告诉我的。后来被捕以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台湾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企图网罗从大陆逃出去的人，这与我想出国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我也幸亏没有逃出去投奔这个组织，不然的话，我就真成了叛国罪犯了。怎么逃呢？一开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两个条件不允许：第一，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现有的钱连买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都不够了，何况这两天我还要吃饭；第二，我对南方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也不懂广东话，因此只好放弃。正好那时塘沽新港开辟不久，每天有外国船进出港口，我想我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上外国船。一个办法是我可以找机会混进去，再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那时我国规定的海岸线是十二海里，我会游泳，如果再买一个救生圈带上，我想十二海里游过去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偷偷买了一个学游泳用的救生圈，并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用蜡纸包好带在身上，准备到时候下海游泳。9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单衣，为了办《广场》我把自己的除书以外的全部东西都卖了。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9月16日上午大约10点左右，我去了谭天荣的宿舍，那时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的床铺周围贴满了批判他的小字报和纸条，有些是带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诉了他，他还替我担心说：“这样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我们早晚都要被捕！”他没有再表示反对的意见。最后我把剩下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他那时的经济情况比我还困难，每天吃的是米饭泡酱油，因为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我从谭天荣的宿舍出来往南校门走去，有一个细高挑戴眼镜、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人总跟着我，离我二三十米远。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了我这一情况，我也早就发现学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着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戴着学生的白牌校徽。贺告诉我说，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来的人，专门盯右派中的活跃分子的。我也没有细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断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为了甩掉他，我先乘32路（即现在的332路）公共汽车到了北京动物园，可是他盯得很紧，我左转右转总甩不掉他。我从动物园出来就乘101无轨电车直奔前门车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辆车。我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而且跟我在同一个车厢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里有点紧张。到天津东站我下了火车，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馆跑去，他不好意思跑，就大步往前赶。我进了饭馆瞧着他快赶过来了，我就从旁门出去又跑向了火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从北京开往塘沽方向的车过来，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50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由北京开往东北的火车每隔15分钟就有一趟，我庆幸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火车到塘沽大约晚上八点左右，那天正好全塘沽停电。我找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又问了饭馆服务员码头的方向，就直奔码头而去。我在码头上转了好几个钟头，主要是想看看靠岸的船当中有没有外国船，转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晚上没有电也看不清。再往远处看，的确有灯光在游动，我想那可能是游动的船，除了看见游动的灯光外，究竟是什么样的船，挂的什么国旗，根本看不见，这时我犹豫了。回去吧，我不甘心，但眼下情况如果下海向外游的话，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我就在码头上来回地走，走累了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正好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帐篷，好像盖着什么东西，外面用一些大石头压着，大概是怕风刮起来，于是我就向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帐篷跟前，刚想坐下，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注意你半天了！”我又问：“我究竟干什么了，你们抓我？”他们说：“到派出所再说！”就这样他们把我扭送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他们指着我向那个头头说：“这家伙在码头上转悠了半宿了，不知想干什么！”那个头头接过话来就问我：“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冷笑了两声说：“黑灯瞎火，半夜三更的你看什么大海！？”接着又下令：“搜他身上！”在码头上那两个家伙抓我时，因为没有灯光，他们看不清我身上带着什么，可是这回到了煤气灯底下，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腰里系着用蜡纸包好的一些油印的大字报，还有一份《广场》、学生证和一个没有吹气的救生圈，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他搜出我的东西和学生证一看笑了，说道：“你不是个小偷，原来你就是报纸上登的北京大学右派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陈奉孝啊！”（那时还没有将“百花学社”称为反革命集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夜里没有电，我在码头上转悠，那里有许多露天仓库，他们可能是怀疑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才抓我的，结果却抓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右派骨干分子，对他们来讲，这比抓一个小偷之类的当然收获要大得多。那个头头马上拿起电话跟塘沽公安局通了话，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从上面下来一个人，拿着一张逮捕证（我估计可能是现用打字机打的）叫我签字，我不签，那个人说：“你不签字就是拒捕，要加重罪行！”我也没有理他，我知道现在说什么话都毫无意义了。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塞进了吉普车里，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跟踪我的那条“尾巴”。

1957年6月17日夜，在北京西四报子胡同12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住宅，发生爆炸案。案件于6月20日侦破，罪犯杜茂金原是北京医学院学生，时任北京五十三中见习教员。1957年6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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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朱四维：劳改队狱友之形形色色陈新民: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范达人，1935年生，浙江绍兴人。在家乡读小学和中学。1951年参军在三野卫生部学习和工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1975年出席全国四届人大。1989年至199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和研究员。之后在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原题从严发落：“梁效”的成立与终结作者：范达人00从严发落“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文革后期，中国的舆论界，提起梁效，无人不晓。凡是重要社论，热门时评，都出自署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的手笔。那时候，梁效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一夜之间，梁效的成员又成了现行反革命,梁效也被称为是“颠倒黑白”的“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到底梁效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它是怎么样成立，又是怎么样消失的呢？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主笔，亲历了梁效从成立到解算的全部过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沈乔生，曾在黑龙江农场插队十年，1978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南京《钟山》杂志。江苏作协原专业作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股民日记》等，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创办个人微信公号《虚构与未来》。原题我是知青的叛徒吗？作者：沈乔生01前段日子，北大荒的一位原农场领导来上海玩，一些上海知青念旧情，设宴款待他。一位和我关系挺好的女知青也去了，她是上大学离开农场的，走得早，而这个场领导来得晚，不熟悉她，错把她当成食堂卖饭票的。她就解释，我是和沈乔生一个办公室的。哪想到，这领导脸色陡变，脱口而出，“沈乔生是叛徒。”转了几个弯，传进我的耳朵，我差点昏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是叛徒。叛徒这个词，在汉语语汇中，是个恶名很重的词，能想到的是长篇小说《红岩》中的甫志高，想远一点，大概是向忠发、吴三桂一类。在农场时我和这个领导也不熟，为什么他唯独认定我是叛徒？我背叛谁了？是我背叛了北大荒农场？1969年3月3日在上海公平路码头，我和几千个上海知青坐上改装的运煤货轮，驰向大连；1978年11月，离开北大荒回上海读大学，其间10个年头，在调入宣传科前的几年，我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和大家一起劳作，临风沐雨，辛苦劳作。春天站在播种机上，寒风把尘土吹得像波浪一样。张开嘴，除了牙齿白的，舌头是红的，整张脸都是黑的。北大荒的夏天短暂，我们在大田里锄草，小咬不停地向我攻击，绿色的豆垅像感伤的诗伸向无尽的远方。秋天遇上淫雨，收割机下不了地，我们下到大田里，挥镰割麦，淤泥没过了脚裸，一只脚费力地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进去。隆冬时节，西伯利亚的寒风像北极熊一样扑过来，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陆地之一。天没亮我就随着刑满释放留场人员，赶着牛车进山伐木，冷空气化作晶莹的纤维，挂满我的下半个脸。北大荒啊，北大荒，这是你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但是，这些换来了什么，难道换来半个世纪之后叛徒的美誉？这个原先的场领导已经年近8秩，怎么会说我是叛徒，莫非他看过的我写知青的文章《一个知青的声音》《五类分子的子女》《知青返城后》等等？如果没有看过，又是哪阵风刮过他的耳边？我心中像塞进一团乱草，连日被苦恼缠住，夜里做乱梦，农场的往事像一群扑向灯火的飞蛾。一天清晨，我醒了，晨曦从窗叶中透进，屋里变得隐隐约约，窗外传来飞鸟清脆的鸣叫，我静静地躺着，由着思绪流淌，脑子里慢慢亮了，接而透亮了，犹如醍醐灌顶，突然想通了，我怎么不是叛徒？原农场领导没有说错呀。02那年，运煤的货船载着我们离开上海公平路码头，在海上航行了两天两夜，驰入大连港，我们下得船来，一眼望出去，都是欢迎的人群，手里拿着红旗和标语，最瞩目的是一批乐队，人人穿着雪白的制服，用喇叭、小号和洋鼓，奏出了热烈、昂扬的欢迎曲。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在农场待了10年，在大田里劳动了3年，就调入了农场宣传科，负责采写知青的优秀事迹，我和同行们创造了不少口号，记得起来的有：扎根农场一百年，黑土地里埋忠骨！一颗红心忠于党，黑土地里干百年！亩产不超黄河，不回家过年！口口声声都是不离开农场，但是现在呢，还有几个人在农场坚持呢？那年，我们还种扎根树，好好的松树、柞树、桦树，我们却把它们统一叫作扎根树，用红布裹住树身，不是作茧自缚吗？我们用大红纸写决心书，据说还有人咬破了手指，挤出鲜血，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陈冠升：父亲被批斗场景，永远刻印我心里刘海鸥: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陈冠升：父亲被批斗场景，永远刻印我心里刘海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陈益民，1960年生，江西人。下乡知青。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编《中华博物通考·礼俗卷》等。原题新三届纪念碑——77/78/79级回忆文集“三百部”（增补版）作者：陈益民2012年，西安交通大学77、78级在校园所立纪念碑孔子说：“《诗》三百，思无邪。”我们说：“新三届文集三百部，志无涯。”《诗经》三百篇（实305篇），思无邪，是说它充满真情，纯净正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伦理价值观念。新三届文集三百部（实际收录回忆文集303部，另收录新三届小说20部），志无涯，也体现着新三届的志向与作为，从中可窥见他们历经社会巨变，充满朝气，放飞思想，投身变革，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足迹。如果给当今已印制出版的新三届文集作一总体概括，那就是指这些书以回忆录为主、以新三届学子求学、上学内容为中心，兼及上学前的成长岁月、毕业后的奋斗历程，记述这个群体的人生轨迹，从中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国家巨变，深刻反映了学子曲折的命运与家国天下的情怀。北京大学迎来78级大学生一群像“三百部”文集构成了塑造新三届群体形象的“文库”。这里所谓“新三届文集”，还不包括诗文创作集（专写新三届的少数长篇小说除外）、美术创作集、学术研究文集、新老照片集、聚会纪念集、同学名录等，若加上这些，遑论“三百部”，称“四百部”“五百部”亦有可能。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新三届”概念。“新三届”最初是指与“老三届”相对应、相衔接的群体，即老三届是1966、1967和1968届的初、高中六届毕业生‌，新三届则指那三年尚在读的学生（主要指小学生）。这一“新三届”概念具体所指实际上含混不清，因而并未叫得响，没有深入人心，以至于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前三个年级，即77级、78级、79级转称作“新三届”，倒成了这一概念的主流称呼。79级与77、78级存在差异，但终究还算接近，且与前两届共同在校时间长达三年，于是世人干脆将其与77、78级并称作“新三届”。按理来说，这三届称“新三级”较准确，但我们流行的语言习惯是把不同年份的毕业生称届而不称级，“新三级”一称由此也难以流行起来。而偏偏这三级分别称“届”又存在问题，即：77、78级都是在1982年离校毕业（前者在2月、后者在7月），将他们统称为“82届”又不合适；当时还有许多三年制的大专生，包括1978年大量扩招的大专生，他们于1981年毕业，他们也属于77、78级，如果称作“81届”，会与本科77、78级的“82届”相龃龉；还有五年制的医学专业和其他某些特殊专业，毕业时间比正常四年制的本科生要延长一年，其“届”也就往后错了一年，如78级的毕业生变成“83届”而与正常四年制的79级的“届”重合了。如此等等，可见这三届实在不便于分而论届。于是，有意无意间，人们便不分称这三级为81届、82届、83届，而以“新三届”统称之了。约定俗成，即使如今仍有人耿耿于怀，颇有异议，也无法改变这一既成事实了。本文所要叙述的，正是这个新三届所编撰的大量回忆文集。这座铸造新三届群体形象、记录一段特殊历史的“文库”，不是产生于某个组织或某个学派的擘画与催促，而是在几十年中主要由新三届学子自发地编撰印刷出版的作品——出自新三届的芸芸学子，出自新三届的许多班级或年级，也有部分出自与高考改革相关的教育考试机构和学校，还有相关的研究人员和相关的部门。若以平均33到34万字一本书的篇幅估算，300多部新三届回忆性文集的文字量，大约超过1亿字。用1亿的文字量集中记述一个群体及其所处的时代，这绝对是中国历史叙述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当代史记载中的一个奇迹。说这一现象空前绝后，实非虚言。1997年出版，亦是较早的新三届访谈回忆录无疑，有许多人意识到了新三届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处的时代和所经历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下来的重大史实，因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20年代前期，从个体、群体，到一些机构，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个群体、对群体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了广泛而详尽的记述。这些记述体现了新三届的成长历程与后来发展的部分业绩，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新生，一个国家的新崛起。它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第一页精彩记录——虽然我们一般把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开启改革开放征程的起点，但是，改革开放的序幕，却是在1977年就已经拉开，教育领域的恢复高考，事实上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中国教育领域率先进行的高考改革，引发了此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国也由此开始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1977，注定成为国家、民族腾飞的一个拐点。改革开放最初走过的40余年，正是新三届登上历史舞台、努力奋进的时期。当国家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来到当下发展开始降速的时候，却也正是新三届群体陆续退休、离开历史舞台的时期。由此更见得新三届群体走过的奋斗人生，正是伴随国家从低谷冲向发展高峰的年代，他们成为那个伟大年代的奋斗者和见证者，与祖国一起在奋进中逐步迎来了中国的小康社会。他们为那个时代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奉献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才干。他们既是装点那个时代的朵朵浪花，又是那个时代手把红旗立潮头的壮阔风景。他们不会懊悔于像有的人所指责的那样——没有为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做出更多贡献的说法，也不会因为在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方面未体现出更多更杰出的成效而自歉自责。40多年来，他们尽了自己所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无愧于当初上大学时作为那时的“天之骄子”的荣耀，无愧于母校当年的精心培养，也无愧于在各行各业聆听到并竭尽全力去响应的时代召唤。对于此生曾亲历国家由弱到强的变局，又曾投身变局中做出了自己的奉献，新三届的学子们总体上是感觉骄傲和自豪的，无悔于此生的。较早的官修新三届回忆录（1999年出版）不过，有人笑了，说：“对过去的苦难喋喋不休，对现实的问题睁眼不提，这就是新三届昭示于世的主题。”而且，诚如77级的陈平原先生所说，新三届很容易“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们一样，特别看重恢复高考这件事”。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新三届本身，在当今社会上人们也确实对于1977年重启的高考的重大意义已变得越来越淡漠，从而也会惊诧于新三届为何总在为此事“喋喋不休”。无疑，新三届文集“三百部”，便是这“喋喋不休”的明证。新三届还有影响甚广的公众号，天天发布与新三届相关的纪实类回忆文章，也无不彰显出“喋喋不休”的模样。说新三届“喋喋不休”于自我的那点苦难经历，而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绝口不提或很少涉及，这有必要作些辨析。在当今时代，岂止是新三届这一群体如此？周遭世界充满苦痛，充满矛盾冲突，而这个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莫不集体噤声。新三届固然有“激扬文字”的能力，而“批判的武器”在现实世界是否有立足之地？头顶有尚方之剑高悬，耳畔有“武器的批判”警钟长鸣。此时、此地、此社会，新三届对于人世的诸多不平不公顶多只能暗自腹诽，或是如荒江野老与三两知己坐衡门内窃议，又或者，直接自己躲入铁屋，自拟束缚中的豺狼，仰天发为几声凄厉而苍凉的长啸，如此而已。哪来的挥斥方遒的呐喊，哪来的跃马关山的洒脱啊！古人老把亡国之责归咎于红颜，同样，今人在评介一个社会群体时，也不能总走古人老路，不必只让新三届来背负不敢指点江山的责伐。勇于深刻剖析、无情抨击时弊的清流，已然绝迹；莫谈国事，不得妄议，已成社会常态。我们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学学屈子披发神游，咏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民国时期，刘文典曾与蒋介石对骂，甚至还踹了蒋一脚，人们赞其有文人风骨。到50年代，还是那个刘文典，面对大批判风云，他点头哈腰，唯唯而已，昔日风骨，一扫而光。可见文人有没有风骨，能不能显现风骨，也得看他处在怎样的环境。著名新三届作家的回忆录。（2007年出版）“喋喋不休”于自我曾经的意气风发，常常击节称赏、回味“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高光时刻，固然是“小我”的体现，格局似欠宏大。然而，新三届作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一代，是不争的事实。新三届人的命运，值得他们“喋喋不休”。他们有可资唠叨的人生经历，有让自己刻骨铭心的深刻记忆，有记述那个巨变岁月的激情，更有那个大潮涌起的伟大时代太多值得记录的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国家历史。而且，他们还确实有把那一切记述下来的笔力！这一点很重要。当今有太多的社会群体，他们也可能有跌宕起伏的艰难经历，有承载一段国家历史的非凡人生，但他们无法从整体上用笔将群体的历史命运详尽记录下来，比如历经苦难的两千万上山下乡知青，所编印出版的反映知青命运的书籍数量有限；又比如投身血与火的“自卫反击战”的几十万战士，更别说编印自述书籍，甚至连记录他们浴血战斗的文章都难以觅到。他们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他们一代人起伏人生的文字，更不要说“文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大量历史，被永远湮没在了无边的莽莽荒原和纷繁的历史时空中。惜乎！那是遗憾，更是无奈。而新三届于此，或可聊以自慰。而且，新三届留下的大量自述，将来也未尝不会让关注中国转折年代历史的史家们感到幸运。新三届之后，经过一年年的高考，又产生了无数新时代的大学生。以他们的文字水平，当然有能力书写自己的过往，但很少有哪一届同学会去记录他们自己的历史。原因在于，他们的经历太单薄了，缺少值得书写的苦难；他们的步调太统一了，千人一面，都从一条几乎相同的道路上走过来。同时，他们还不是处在有巨大反差的大变革时代，未遭受时代大潮的拍打，没有亲历飘浮不定的生存沉浮。因而像新三届那样书写各自人生的情形，在后来的各届同学中再也无法复制。这也更证明了新三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性。新三届留下的自述之意义与价值，当然不同凡响。较早的一部描写新三届（最初称“新三级”）的图书《中国新三级学人》甚至这样评价：“新三级，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代幸运的‘黄埔军校’生，他们有幸最先站在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起跳点上。”以至于许多大学的77级、78级、79级同学在毕业30、40周年之际，都有以班级或年级组织的集体重返母校参加感恩庆典的盛举，而新三届以后的其他各届毕业生，又有多少班级、年级能举行类似的集体隆重回归母校的仪式？不是新三届太自作多情，正如一本新三届文集《时代之子》书名所指称的，他们是时代骄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从而在他们回归母校时，总能受到母校的热烈拥抱！专门研究美术学院新三届，此为唯一的一部。（2014年出版）关于新三届特点，不少人已做了总结，诸如他们高考的录取率超低，仅5%—7%；上学时同学间年龄相差悬殊，大者生于1946年（年逾31），小者生于1963年（15岁，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设的少年班更小，为十三四岁），长幼同堂；女生占比相对较少，文科尤其如此；普遍有着社会底层经历，成长过程伴随着不尽的艰难困苦；不讲吃穿，一心问学，苦读程度直追头悬梁、锥刺股；胸怀“天生我材必有用”“他日云霄万里人”的抱负，矢志报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他们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正值国家各行各业人才稀缺、极需人才的时候，他们因而普遍有了施展才干的机会，很快成为各行业的中坚力量，从而又能以他们的成绩，进一步证明恢复高考对于国家改革开放迅速进入快车道的重要意义。新三届后来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时势使然，也是他们的学识、眼界及做出的实绩带来的结果，他们由此也获得了作为新三届所具有的集体荣光。即使多年前曾有人诟病新三届拥有学术地位、掌控学术资源而达不到应有的学术高度，成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而那也不过是耸人听闻之说，言过其实了。厦门大学77级刘海峰学友评骘得好：“他们既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受益者，也是新旧交替以及一个国家回到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承担者。”《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二文集概观以下，再从新三届的“三百部”角度，看看那么多的文集对于这个群体的意义。最早的原始记录，体现了新三届上大学时就已十分珍视自己的上学时光。有的新三届班级，在校时就开始记录班级的学习历程。如《班史》，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78级财务会计专业所编的手抄本，按年份记录各个学期的班级情况、学习过程，以及政治组织工作和文体活动等，可谓大学时代的学习、生活实录。只因是原始素材，未经编辑整理，所以没正式出版，只是近年新做了电脑排版本。该班在毕业时，曾希望这种记录班级史的形式能被后来者一直传承下去。然而，《班史》策划人马小冈学长在致笔者的一封信中提到：“编撰《班史》的初衷是希望以此为载体，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脚步，可惜这部专史终止于80级，显然后来者缺乏热情。”诚如本文前面所言，经历单薄、步调统一的一届届后来者，不可能像新三届那样看重自己在校时的经历。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编的《老八舍往事》，则于2010年正式出版了，同样是大学年代的学习生活实录。书中依时序记述了当时社会、学校、班里以及同学间发生之事，有今日的评说，也有当年的日记、笔记等原始资料佐证，有很高的历史还原度。书中序言说：“我们回忆往事，就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希望更好地融入新的时代，激励自己奋力前行；也不仅仅是发发感慨，而是为了珍视和感恩。”点明了对于我们这个群体的历史的珍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感恩。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吴萌于2024年出版的《素年锦时：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一书，虽成书于现在，却也是一部班史，有同学回忆，也有不少当时的原始材料，反映校园学习生活、师生情谊及毕业后的奋斗经历，亦可视作班级档案。除了新三届自身的原始记录，相关机构对于恢复高考这段重大历史的文献整理，在反映时代大背景方面，更有其深度和广度。1989年，江西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招生文件汇编1977—1988》，是较早的高招文献汇编。到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相关文献的整理，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2007年出版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年5月—12月）》，展示的是邓公复出后首先以恢复高考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以及高考恢复中最初的决策与政策制定过程，可以让人看到那时的拨乱反正之举。同年出版的《难忘1977：恢复高考的历史实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编撰，其中有“恢复高考的历史记录”，摘编了恢复高考前后的历史文献；有“招办工作者亲历记”，为招生工作人员对高考招生的回忆等，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唯一称“八二届”的书，后来均称“新三届”或“新三级”。（2003年出版）其后也出版了一批回顾恢复高考三四十年间高考改革历程的书，不过，恢复高考只是其中靠前的一部分，而且多属文集性质，有不少还是反映地方性的高考改革历史。诸如：《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稿编辑了《恢复高考30年》，《南国早报》编辑了《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文集》，重庆招生办出版了《见证30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还有云南省的《走过三十年：云南省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文集》、江西南昌市的《辉煌30年（1977—2007）：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纪念》，以及《历史拐点：广东高考30年》等等，均属此类。也有按编年方式叙述历年高考改革进程的，如马国川等所著《高考年轮：恢复高考三十年的民间观察》。到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时，又出了一些类似的书，如教育部考试中心编《我与高考改革同行（1977—2017）：恢复高考40周年纪念文集》，齐中熙等编著《中国高考40年》，都概述了1977—2017年中国高考发展历程，但新三届的时代只是书中叙述的起点，书中更多的笔墨在于记述后来的发展。这些书着眼点都在于记述恢复高考后的三四十年招生改革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见到针对恢复高考这一事件本身所作的专史。杨学为著《中国高考史述论》（2007年出版），其中有部分章节论述了“废除推荐，恢复考试”的过程，及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思考和相关举措；高军峰、姚润田著《新中国高考史》（2009年出版），亦有专章叙述恢复高考的历史。但这两种著作均不是与新三届紧密相关的专史。直到2020年出版的孙钦梅著《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则是较全面叙述恢复高考历程的专著，是与新三届紧密相关的历史编纂的新成绩。而同年出版、由杭州大学77级陈侃章学友所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叙述恢复高考历史，在史料征引、史实叙述与考证，以及可读性诸方面，则更胜一筹。书中追本溯源，辨析了恢复高考的台前幕后诸多人物事件真假，纠正了一些当事人因岁月久远而产生的记忆失误，多方面论述了那段非常时期的历史过程。论说扎实严谨，称得上是多年来关于恢复高考的历史论著中最好的一部专著。自编文集，是新三届文集的主流，也是记述新三届人生内容最为丰富详赡的部分。自1989年戴建军、徐永青编撰的《人格的历程：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心灵轨迹》出版后，逐步开启了新三届文集的出版热潮，并分别于2008年、2018年两个标志新三届入学30周年、40周年的年份，达到高潮。高潮过后，随着新三届学子普遍到了退休年龄，先后退出历史舞台，未来恐怕再不会有新三届的出书热潮重现了。自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即新三届毕业10到20周年之际，陆续出版了几种文集，可谓领风气之先。其中，钟岩著《中国新三级学人》，1996年出版，系对新三届学子的采访记录；徐晓主编《洗礼岁月：77、78级大学生求学历程》，1997年出版，内容包括学子自述和编者访谈。二者是90年代仅见的两部新三届学子回忆录。新世纪初，面世的新三届文集尚少，正所谓“最好迎春花信早”，因而最初问世的几部书，值得一记：《难忘的求学之路——中南矿冶学院七七级同学回忆录》（2001）《蓦然回首：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毕业二十年纪念文集》（2002）《遥想当年：西南政法大学七八级忆旧文集》（2002）《风雨故人来：西北工业大学77、78级校友访谈录》（2003）《八二届毕业生》（2003），均值得赞赏。2007—2009年三年，值恢复高考及新三届先后入学30周年，是新三届文集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在所收录的“三百部”文集书目中达到54部；2012、2013年两年值毕业30周年，又是一个出书高潮，也有文集42部；2017—2019年三年，是新三届出书最多的时期，在书目中达到102部之多。此时正值国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也恰逢恢复高考和77级、78级入学40周年，而且新三届多数人此时到了退休年龄，有了更多的时间回顾过往的人生经历，于是编书成为一时热潮，也成为新三届自编文集最集中的亮相。在此随意列举数部文集，以见其一斑：《那三届：77、78、79级的历史记忆》，当时出了三部《那三届》，分别署题为历史记忆、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中国记忆；《我与祖国共命运：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恢复高考》，收录了备考、考试、录取、大学、社会五个方面的回忆文章；《77、78级艺术现象研究》，记述恢复高考最初两届在美术界的影响；《新三届致新生》，是“新三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大量文章的精选；《高考改变了命运》，延边大学朝鲜族考生为主的高考回忆录，完全为朝鲜文版，非常独特；《永恒的哈工大记忆：77、78级入学40年纪念》《延伸的墨迹：清华大学1977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两部书均反映出理工科学子也纷纷撰文出书。2018年以后，新三届出书热潮渐渐降温，其中仍出版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为77、78级大学生诗人访谈录；《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收录51位院士回忆文章；《未名不改旧时波：北京大学77、78级毕业40周年校友回忆录》，记述北大学子的求学经历、校园生活、师友情缘、学业优长，以及后来几十年的事业发展情形；《回眸：亚特兰大77级纪念文集（1977—2020）》，系移居美国亚特兰大的77级学子们所写的回忆文集……2022、2023年为新三届毕业40周年，书目中统计有32部书，成为新三届文集出版的余波，此后就再也难以形成新的出书峰值了。此外，关于新三届“三百部”文集，还有以下几点有必要一提。其一，有一些大学的新三届，出的文集相对较多。“三百部”书目中，厦门大学有13部，北京大学有11部，最为可观。其次中国人民大学有9部、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各有7部，以下南开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分别有5部。这些学校的新三届在回首新三届曲折历史中，显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其二，文集以班级组织出书为主，其次是年级或77、78级两届或77、78、79级三届共同编纂文集，还有就是各校校友会，或有关招生办、媒体等机构组织的文集。方方面面，都意识到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以及新三届群体在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性，从而要记录下那些人、那些事、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其三，虽然现有文集以集体编撰为主，但也有少数个人写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他们有着较强的写作功力，能将求学历程诩诩如生地记述下来。诸如：北京大学中文系78级张曼菱（作家、导演）著《北大回忆》，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陈平原（文学研究专家）著《怀想中大》，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刘跃进（古典文献学专家）著《从师记》，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郑会欣（民国史研究专家）著《陌上草青：一个历史学者的自述》、山东大学数学系78级蔡天新（数论学家）著《我的大学》等，都是典型。此外，还有《一个七七级大学生的自述》（陈平）《山风海涛入梦来：一个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史》（林坚）《日记中的“77级”》（吴鹏森）《78级大学生生活记录：梁潮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日志》（梁潮）《歌乐山的少年：纪佃澎西政日记》（纪佃澎）《大学生活记》（邓本川）《永远的大学：纪念高考40年》（王德禄）《我的1978》（郑正辉）《岁月留痕: 一个78级大学生人生实录》（朱荣跃），等等，他们的回忆录，记录了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经历，为后世留下了精彩的个体纪事。希望未来有更多新三届学子，写下个人的长篇回忆录，这更能体现新三届人的人生传奇。体例很独特的班史（2010年出版）其四，“三百部”文集中还包括若干在国外出版的英文作品，出自新三届中的外国留学生和后来出国的新三届中国学子，如：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的美国留学生John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李子壮。邢仪素描李子壮，1969年延安插队，1973年蒲城当兵，1978年南京上学，1982年廊坊教书（转业前职称讲师、职级正团、军衔上校）。1993转业北京后到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任处长、副院长。2014年退休。原题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李子壮。邢仪素描李子壮，1969年延安插队，1973年蒲城当兵，1978年南京上学，1982年廊坊教书（转业前职称讲师、职级正团、军衔上校）。1993转业北京后到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任处长、副院长。2014年退休。原题记忆碎片——和铁生交往的一堆事情作者：李子壮题记：四十年过去，孩子长大，青年变老，时空倒错，往事如烟，铁生西行，物是人非，心力衰竭，不求上进，懒于提笔，朽木难雕……无奈插友催稿，同窗相劝，好话说尽，拍打做绝；只好重拾碎片，随想随写，颠三倒四，写啥算啥了。关家庄全体男生。孙立哲、史铁生和作者都在其中1969年1月13日，我到陕西延川插队，年满15岁已经23天。这批上山下乡本来没有我们清华附中65级的事情，但是名额未满，工宣队就把家庭出身不好的65级的学生顶了上去。于是我被“光荣”了一把。当时我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是跟着初64级的孙立哲走的。但到了关庄（公社所在地），知青户重新“洗牌”，立哲不知什么原因，被他们班的女生给“放逐”了，说不愿意和他在一个队。立哲找到了初64（3）班的史铁生等，史铁生“见义勇为”，请立哲到他们庄去。这就把我“剩”下了。当立哲把我叫出窑洞告知此事时，已是晚上九点，四周漆黑一片，麻油灯火点点，颇像鬼火。这种情况下，我人地两生，无知无靠，只能赖上立哲，表示绝不和他分开。于是立哲再找史铁生曹博等，他们很高兴地“收容”了我。从此，我享受了与史铁生同窑同炕的待遇。1968年清华大学“大白楼”子弟在中山公园留影。最右前排孙立哲，后排是作者。都是“臭老九”子弟，从高一到初一当时，也有家在清华的同学邀我，但因文革教训，我不愿意和清华的孩子“扎堆”，这很容易被人诬为×××小集团，打入另册。更何况我父亲这个“黑帮”还有一顶“臭老九”的帽子，比清华园诸位插友的父亲都更“黑”一点。第二天，我们21位北京知青就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落户了，当地老百姓开始以为我们是“工作队”，后来认为也就是“过日子”，用当时报纸文件的语言来说，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反修防修，而当时的我，则觉得很像是一场时间长短不定的“大串联”。关家庄插队的男生。一排左二李子壮，二排左二史铁生01铁生画箱子二三事铁生在绘画上颇有天才，曾得到清华附中美术老师的欣赏。但插队以后，虽然薄技在身，但无用武之地。1970年间他突然发现，丹青之技虽不能名动京城，但是足以在乡下糊口。起因就是他说乡下画匠画的结婚用的那一对箱柜实在是太蹩脚了。老乡用怀疑的口气“将”他一“军”：那你给画一对？！我包吃包抽（烟）还给对工分。那时，我们正饿得心慌，馋得发痒，为了那香香的杂面条，干了！从第一次给会计王生荣画箱子开始，名声大震，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陈冠升：父亲被批斗场景，永远刻印我心里刘海鸥: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陈冠升：父亲被批斗场景，永远刻印我心里刘海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杨红生，1962年出生，1977年就读于河南巩县六中，1979年考入河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从事中西医结合内科临床近40年，退休后返聘继续从事本专业。副主任医师，洛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原题新三届“重理轻文”现象浅析作者：杨红生我们60后，从记事起到初中毕业，就没听说过“高考”二字，脑海里高考相关的知识一片空白，所以刚入巩县六中时，连文科、理科、师范的概念都不懂，入校后听老师讲一些，高二学长讲一点，才算明白了几分。小学、初中阶段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革命”和“斗争”，实践的都是“批判”和“劳动”，当时上大学也是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不必考试，更没听过文科理科的说法。1973年，“旧教育制度回潮”，好像有过一次大学考试，我们一位小学老师去参加过，后来没了下文，不知是分数不够，还是招生考试夭折了。老师或有文化的乡亲，偶尔说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听了也是半信半疑，半懂半懵，感觉数理化是所向披靡的利器，数理化的重要性在心里算划上了一道。1977年上高中时，各种媒体上的关键词都是“抓纲治国”，“实现四化”……当时的官媒，报纸、广播、电视，提起教育，谈到学习，激励青少年，口径非常一致:学好数理化，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数理化的重要性被媒体强调，地位也从民间提到了官方层面，这种导向，强化了学生“重理轻文”的理念，有意识地偏科，理科时间投入明显多于文科，这种局面的形成，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重理轻文”现象自高考恢复就有了，我们巩县六中77级复习班，78级的应届班、复习班，理科班总是人满为患，人气爆棚，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在理科班，文科班里稀不啦啦的，人气不旺。吃饭或课余时间，学长们争论的讨论的，也都是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数学公式，理科生看起来有点高调，文科生低调、内敛。编班序号，理科班总在前面，文科班总在最后。传统因袭、舆论引导、社会影响、学长示范，使我们79级入校不久就有严重的“重理轻文”思想，数理化靠公式、定理，逻辑推理，文科靠死记硬背的多，大家认为理科是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心向往之，身亦必趋之，从课堂秩序就能看出，数理化课堂秩序好，安静，大家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很少有开小差的，课堂听讲认真，随堂笔记详细。数理化老师也常被学生团团围住，问这问那，史地老师就有点被冷落，上课时独自来，下课后孤身去。文理通用的政治、语文、数学，学习劲头也大，兴趣浓厚。那时课外复习资料奇缺，大多是刻蜡版油印的资料，字迹不清，刻错印错常有，要有“超强纠错”能力才能辨别。正式出版的理科复习资料是“香饽饽”，相互借阅，有时争抢着看，为排除干扰，有的同学，把数理化复习资料包上书皮，封面写的是“历史”“地理”，以遮人耳目，避免被争抢。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也是数理化。文科呢，高一就没有历史课，地理课大多同学也是私下看理科书，做理科题，一节课下来能记住的，也就是老师有个性色彩的口头禅。高一时，数理化是绝对的主课，其他都可称为副科，那时候对理化不感兴趣、不学理化的同学是另类的，是“不合时宜”的代名词，如果哪个同学说不学理化，老师就敢在课堂上公开批评:“不学理化，以后想干啥？以后能干啥？”而不学史地，就没什么，老师不会批评，师生都默认为是副科，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被严重边缘化。到高二文、理分科时，才彻底搞清文科理科的概念和内涵，但当时并不是按爱好或特长选的，升学是前提，理科是首选，只要预估能被录取，肯定报理科。文科成绩好、理科平平的同学，估摸报理科能走，哪怕是中专，也一定要报理科，即使报文科上的学校可能更好，也在所不惜；觉得报理科没把握走的，才报文科。所以当时我们巩县六中79级全年级四个班，200多学生，文科只有一个小班，三四十个同学。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学校小环境中，我个人也深受“重理轻文”的影响，因为语文成绩还不错，教化学的杨红高老师鼓励我报文科，说将来当作家。这个梦不是没做过，课余爱看小说，但自觉这个梦太过渺茫，没敢当真过，杨老师正式提出来，我心有所动，但看看77级78级学长们，一边倒地报理科

风雨故人情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殷毅：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陈冠升：父亲被批斗场景，永远刻印我心里刘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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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王立平，1953年生，北京知青，

张继安进修教师：谢雄翻译：汤侠生资料员：潘晓柏研究生：余敦康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朱四维，1965年下乡老知青。1970年—1979年系狱。平反后以36岁到母亲就职单位成都科技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顶替。退休。蔡坤一，四川成都人。1972年下乡，1976年返城。就读二轻局职工大学、四川老年大学文学写作班。退休。原题狱中百态口述：朱四维整理：蔡坤一给女犯打针一年轻女犯人生了病，得到许可到场部卫生所打针。她解开反扫荡劳改裤上鸡肠带，露出一截腰部和臀部白肉坐在凳子上等待肌肉注射。平时这由干部女医生操作，这天女医生不在，就业人员医生何某和犯人医生刘方争说“我来，我来”趋前。“嗯，衣服还要捞高点儿，裤子还要往下拉。”刘方顺手捞女犯的衣服，把手指按向白肉，压了几下。何医生说“要把部位找准哦”，也伸出手上前。刘方边压边说“是这里”，何医生却压向旁边一点儿说“是这里”，双方小有争执。这时刘方用药棉签蘸了点儿蓝药水上前，往白肉上点了个点，何医生摇头“你那个不准”，上来画个十字架。“你那个还是要不得，打针就像打靶一样。”刘方在白屁股上方画了个同心圆靶子。他举起针管：“不准叫哦，越叫越痛！我手艺好，不会让你很痛的。”终于针尖对准靶心扎了下去。女犯人自始至终没有动一动，没有说一句话。难得近距离互相看看西洛劳改农场在中梁子山西洛河谷地，场部河对面一宽大山沟通向大山深处。沟口开阔地是关押反革命的四中队，往里走四五里名叫后沟的地方是女犯队，再往上十公里就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了。为了集中看管力量，四中队与女犯队会安排在同一天上山去拖木料，拖竹子。上山时队里自行集中，下山由于体力、负重不同，人员调开分散，男女犯人往往会遇见。很难得很重要的是男女犯人这时可以近距离地互相看看，甚至可以搭上几句话。在一片小树林休息时，就有几个男女犯人碰见了。一个老年女犯拖了一小捆竹子，也上来歇气，她在女犯队多年。有男犯问：“你咋个进来的？”她说：“哎呀，老头儿讨厌！”“那个老头儿又懒，还要打我和儿子，从结婚到娃儿长大，没有断过。娃儿也是从小打到大。经常赌输了连饭都吃不起。”“那后来呢？”又有人问。“这回又打，打我两娘母，实在忍不过我对我儿说，我们把他杀了！儿子真的把他杀了。我判了二十年，儿子判得更重。”“我一直想减刑，要检举揭发才能减刑。”说完眼睛往坡下瞟了瞟。那里有一个年轻女犯人，背着一根可做犁脖子的木头，相当沉重。有犯人再问：“那你的儿子咋判的？”她不及搭话，就拖着一小捆竹子去撵前面那个女犯人去了。我与同在蔬菜组的陈可林，背着木料相伴下山。路边有着几块大石头，年轻女犯正靠住石头休息，衣服被汗水浸湿，背索勒住双肩显得胸部更凸出，快要崩开的纽扣间露出肉沟，反扫荡裤管挽得很高，一段白粗壮大腿耀眼。陈可林去石头边挨着她歇气，我在斜对面靠了下来。陈可林三十出头，赤膊穿着羊皮褂，露出胸毛，会偷菜地里胡豆等吃，也还会得到些接济，间或能自己煮点挂面鸡蛋补充营养，是劳改队少有的还有强健肌肉的犯人。长着一副在西洛农场最漂亮的络腮胡，在太阳下肌肉泛着汗与光，尽显雄性美。他们自然地对视，我在对面看着他们。当那女犯看向我时，我感到她眼里还闪着光。女犯说：“我们几个年轻点的上山都有老太婆监视，一个跟一个。我今天就要在这里跟你们说两句话，看她要咋个!”“唉，那个东西又看不到碰不到，又不是长在磕膝头儿（膝盖）弯弯，说两句话就会怀娃娃嗦？”陈可林愤慨地说。那个老太婆来了，女犯起身，陈可林跟她而去，老太婆随后一步挨一步不敢停留。红萝卜与茄子女犯队检举揭发之风更盛于男犯队，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检举。这天下午收工回来擦澡，在僻静处或监房内。有一女犯去向队部报告，声音尖尖的：报告队长，她又脱光了洗！学习时发言，按要求互相揭发：一个女犯指向另一女犯质问：“你把一根红萝卜洗得干干净净，刮得光光生生放在枕头下做什么？”女犯人们也睡连铺。那人回答：“我拿来吃。”“你都搁了好几天了，你这是拿来吃吗？”管教干部只得说：“把红萝卜收去厨房。”还有个放茄子的也被揭发出来，茄子也收到厨房。事后两个关系亲密的女犯悄悄议论：“其实茄子比红萝卜好……”手淫作检查天气炎热，傍晚犯人们分组围坐晒坝里学习。旁边的农业组很热闹，一个犯人正在做检查：我改造得不好，我立场反动，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昨天晚上犯手淫一次，这会影响身体，让我完不成生产任务。感谢人民政府给我改造的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他手淫遭举报了。过了几天，还是在这个坝子里，还是围坐学习，农业组那家伙又在作检查：我改造得不好，我立场反动，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又犯手淫，我要痛改前非。他又被举报了。孟庆侯，铁二局运输队汽车司机，东北辽宁人，约40岁。近1.8米的个子，稍胖，收听敌台并扩散，判刑12年。我们私下把手淫被举报当作笑话摆。孟庆侯说，那时我在铁路上睡大连铺，因为武斗生产停止，好几个家属来探亲也挤进连铺，我本来在边上让到了中间。晚上熄灯，很快就传来了振动，这边没完那边又开始，我在中间难受得要死只好“放了”。好不容易快要睡着振动又来了，我只好再放一次，结果一晚连放了三次，很疲倦了才睡着。这样的事情是个男人哪个不经历嘛？有人接话问他：那你现在呢？他回答说：有人举报我就有，没有人举报我就没有。他现在更睡在连铺，左边是长期不洗澡的傻子阿尤木呷，右边是睡（税）老头儿。阿尤木呷虽然很臭但告不来密，睡老头儿睡不清醒，两人都不会举报他。在劳改队可以说性，但绝对不能做，包括找异性、同性，甚至手淫自慰也不行。裸体女人雕像农业组的一个犯人被叫到队部，要他交出反动封资修的犯罪证物。他开始否认，管教干部说，主动交出来算你态度好，搜出来你这是重新犯罪。他知道瞒不过去，从枕头下的谷草里摸出了一个裸体女人雕像，交给了队部。这雕像十几公分长，一位年轻的女性披着头发，笑眯眯向右半躺，左手放在阴户上，没有穿衣服，材料是挖断的树根。墨汁染出黑色头发和黑色眼睛，红墨水点嘴唇，换任何角度那双眼睛都盯着你。这个犯人拾到两截锯条断片，悄悄磨了两把刻刀，躲着雕刻费了很长时间。入夜，他在蚊帐里悄悄的用左手握着雕像端详，右手慢慢地向下伸去……这是他的放松与安慰。已经有好几次了，邻铺察觉并举报了他。管教干部呵斥道：你反动透顶，你反革命气焰嚣张，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封资修顽固不化。你居然敢雕刻裸体女人像，这是犯罪要加刑，你给我老实交代。“我雕的是我老婆，我想她。”“雕刻老婆裸体的也不行，去把它烧了！”他去把雕像丢进了炉膛，表情极度痛苦。我也曾经去炉膛烧过我自制的麻将。烧毁自己亲手制作的心爱之物，是非常伤心的，况且他丢进炉膛的是他老婆的雕像，是他日夜思念的他老婆在他心目中的美好。沙呷呷沙呷呷，女，彝族，因性犯罪入狱判刑3年。女犯按规定剪齐耳短发，唯有她在前额梳出三角形刘海，配上一张黑胖凹脸，屁股如一个大箩筐，乳房像挂在胸前的两个温水瓶胆，要从劳改服中蹦出来。给人的感觉不是屁股和乳房长在她身上，而是她长在屁股和乳房上。更为慑人的是，浓眉下的一双黑眼睛看见年轻男犯，马上有两团火在燃烧。由于没有戴胸罩的习惯，劳动中她不时用左手托住乳房，右手操作。一次单独割草走得较远，与一男就业人员相遇，在偏僻处两人发生性交，动静大了被人发现。来人时她还紧紧抱住对方，双腿不停地抖动，嘴里喊着“快，快”……那些窥私狂本可以慢一步去的，却还把看到的情形拿出来摆得油爆爆的。因这事沙呷呷加刑5年，男就业人员重新判刑5年。后来才知，那个男人第二天就要被释放回老家的。有人议论：“这两人太划不着了，这么一下各判了5年。”沙呷呷听说了：“吃肉嘛一年有好几回，这个嘛几年都得不到！”石棒石棒，女，汉族，西昌马水河人，姓刘。就业时才20多岁，年轻娇小，在女犯队只有她独独蓄两条辫子。1971年春季我刚关进劳改队，听人经常提到石棒，她的外号是这样得来的。生活在后沟乱石里的一种青蛙，叫声“棒棒棒”，当地人喊“石棒”。女犯队大约有100多号女犯，刑满就业也还在女犯队，只是从一间房搬到另一间房，从连铺搬到单人床或单人上下床。男性就业人员多，有专门的就业队。就业人员在管理上稍松一些，休息天可集体赶场，陆续返回，因此男女就业人员有了接触机会。刘某与一个同样是就业人员，二十几岁、长得有点漂亮的石匠好上了，私下相会，未向场部申请结婚。这时的规定是，就业人员之间不准发生流氓行为，申请获准后可以结婚，但批准结婚的条件限制很多，实际上还少有就业人员结成夫妻。他俩只能秘密约会，但男女私下相会属流氓活动，即使已经就业。这晚他们的约会被举报了。管就业队的侯队长，晚饭后沿着水沟朝女犯队走，路遇正踩着乱石下来的石匠。“你在这儿做啥子？”侯问。“我在逮石棒。”石匠马上躬身做翻石头状。“逮到没有？”“没有。”“你逮到了，你逮到一个100斤重的大石棒。走，回去！”他被侯队长抓回就业队。石匠与刘某分别在各自队上检查交代“流氓行为”，刘某从此被喊为“石棒”。他们辩解，申请结婚，这也不行，有流氓活动在先，迟迟不予批准，以示惩戒教育。几年后，政策放宽，有了几对就业夫妻，但石棒已放回家乡另嫁他人。莫整“莫整”是个初生儿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个故事。1977年秋季宽严大会上，长着“地中海”脑袋的管教股长提了提中气，高声在场部台上宣布：“就业人员莫某某与就业人员刘某某进行流氓活动，实施流氓行为，决定给就业人员、反革命分子莫某某戴坏分子帽子！决定给就业人员刘某某戴坏分子帽子！”宣布声一落，有就业人员看了看表记下了时间。莫某某，刑满在电站就业，刘某某也是就业人员，在女犯队。他们在通往女犯队的水沟边约会，钻了树林，拱了野草丛。西洛农场有严格规定，犯人之间、就业人员和犯人之间、就业人员之间不准发生流氓行为。什么叫流氓行为，由他们解释。男女约会叫流氓活动，牵手叫流氓行为，拥抱接吻更是流氓。他们被举报了。他两人不服，继续交往并提出结婚申请。可场部认定他们表现不好，不予批准。他们有了小孩，不执行刮掉、引产的命令，坚持要生下来，处分是必须的！刘某某在场部卫生所生小孩，卫生所记下的小孩出生时间，比场部大会宣布处分早一两分钟。这个小孩两手捏两顶坏分子帽子钻出母腹，左手送给他父亲，右手送给他母亲。这段经历让他的父母铭心刻骨。他们为小孩取名“莫整”。今后，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后代莫整，他的人生能“莫整”吗？“嫁个破扫帚抱着走”1977年秋，女青年邹某来到西洛农场场部，女干部接待她。邹某二十四五岁，青春活力，穿着得体，申请与就业人员、木匠彭某某结婚。女干部说：“他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表现不好。”邹某回答：“我觉得他人好，还老实。”女干部又说：“他老，都50多岁了。”邹某回答：“《婚姻法》没有年龄限制。”“他经济不好，一个月只有30多元，他自己都不够用。”“爱情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还能够去工作。”“我们认为你们两个不合适！”女干部词穷有点横蛮了。“你管得我的，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破扫帚抱着走！”邹某态度坚决。申请得到批准。这事引起了就业人员和犯人热议。有就业人员称羡：我要是遇见这样的人就好了！反革命犯赞赏：这是个坚强的女性，以后“起事”一定要用她。色鬼流口水：这个女人搂到压到那才舒服呢！后传出，原来是这么回事。彭某某有个弟弟在小学当校长，已经有了家庭和小孩，邹某在该校当代课老师，与校长有了恋情并怀了孕。那时堕胎引产控制得很严，要有结婚证。商量之后，邹某来到了西洛农场。很快邹某与彭某某领证结婚，顺利堕胎，住进了分给就业人员及家属的一间房子，与就业人员李伟伦夫妇、冯森林夫妇为邻。房子墙壁新刷白，顶部架梁相通，没有天花板。邹某每周要去县城见彭某某弟弟一次并留宿。平常在农场公路散步或去营业部，邹某与彭某某并排，自然不拘泥。彭某某高大50多岁有些发福，邹某20多岁身材娇小，他们走在一起不像夫妇倒像父女。但他们相貌悬殊，一个油黑，蒜头鼻子，嘴拱，另一个白皙，悬胆鼻，嘴扁。路遇旁人羡慕声：“你老婆好好哦！”彭某即刻回答：“我们这些造孽（就业）人员就是想过点夫妻生豁（活）！”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梦里颐和园王宝泰：什刹海的童年时光不想与您失联请关注备用号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原题我的两次上大学作者：高峰1978年，我在这一年里，上过两次大学。01心怀感恩，第一次上大学七七年恢复高考，我看到了通往光明前途的那条路，当然不会错过，于是开启了和全中国500万青年人同样的一路拼搏。那一年我能考上大学，很大程度上缘于碰上了一路的贵人、好人。那时我在一家工厂的食堂里当炊事员，同班组里有一个师姐，名叫项秋，她大着我一届，也要考大学。我俩成了搭档，即使是在工作时间，我们也会抽空在一起写写算算。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这位学姐念书的本事简直是了不得，按照现在的说法，妥妥的就是一个学霸。我上高中的时候，自以为学习不差，可和她比起来，只能仰其项背。学霸姐姐在我高考复习的路上，给了我太多的帮助。那时候我们复习功课没有人指导，就是自己闷头看高中的教科书。她却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本高中物理小册子，是过去高中生的课外辅导教材，记得有力学、磁场、电学，不但言简意赅，深度水平还远在普通高中课本之上。温习数学时，她告诉我：“你死背公式没有用，要多做习题，但是教科书上的习题是应付不了高考的，要想过高考，你至少得做一万道有难度的数学题。”于是她抱来一大摞习题集，要知道，那可是在1977年，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这类书籍。她带我去大学里听讲座，带我去公共图书馆查资料，我才知道，学习原来还有这么多样的路径和方法。记得特清楚，在高考的前三天，我俩去位于国子监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看到一个物理公式，它把“汽车下坡行驶”这样一个集速度、力学为一体的复杂问题，用一个极简公式就解决了，这类习题几乎是高中物理中的最难点。可现在这类难题变成了小儿科，学霸姐姐兴奋得不行，我战战兢兢地问：“教科书上没有这个公式，考试能用吗？”“当然能！那才证明你有水平啊！”学姐回答得气壮山河。世上的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七七年高考，物理就真的有这道题，10分！考试后，学姐兴奋得脸颊通红：“天助咱们，那个公式来得多及时啊！”还有要说的就是工厂里年长我的同事们，食堂里的班长、师傅、师哥真是太够意思了，给我和学姐开了一个大大的后门。上班时间写写算算根本没人干涉，去外面听课随时可以下班，去国子监图书馆查资料必须早去，不然你下班人家也下班了，所以早退成了经常。最让我感动的是，只要是我待在宿舍里，嬉闹惯了的师哥们都会变得安安静静。他们知道，我要温书，那两个平日里行走在江湖上的“玩儿闹”师哥，像对自家兄弟似的关照着我。“你要是考上大学了，我们脸上也有光不是？！”他们如是说。第一年高考只公布考生是否在合格线以上，还清楚记得公布名单的那一天，学姐跑去人事科看通知（我不敢去，担心被刷下来），她回来激动地告诉我：“咱们厂一共有6个人过线，有咱俩！”看着她那张灿烂的笑脸，我突然觉得，这世界真美！我填写的志愿是大连海运学院电子系。录取工作开始，大连海运学院的招生老师把我约去面谈，记得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那里是外地院校在京的临时办公地。老师征求我的意见：“电子系招生名额已满，是否同意转入航海系？”同意，我当然同意了，上大学难如上九天，还敢挑挑拣拣的吗？！骑着自行车回工厂，我脑袋发热周身飘飘然，晃晃悠悠地横行在马路上，脑子里翻卷出一句古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是大学生了，前程可期，心中得意，感觉整个北京城都是我的！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只是薄薄的一页白纸，手捧着它，却觉得重如千斤，华美无比。我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世道真的变了，普通百姓又有机会念大学了！七七年高考，我们这个400来人的工厂走出去6个大学生，食堂里只有8位职工，竟考上了2名！这是绝对超高的“中举率”，也成为管理员和师傅们以后好长时间里骄傲炫耀的谈资。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于我，也不例外。大连三月里的季节还是寒冷难捱，在大连海运学院刚刚读书了没多少日子，我的风湿病复发了，发烧、关节疼痛。我惶恐地意识到，要坏事！坏事的不是生病，而是一个患有风湿病的人将来怎么能去干航海？念四年大学，然后因为健康原因丢弃所学专业，这是在和国家开玩笑？还是在和自己闹着玩儿？而这病情，确实是我有意隐瞒的。说是恶意欺骗可能有些冤枉，因为得知大连海运学院录取我的那一刻，我的思维已经没有理性了，乐晕了。现在，我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因病退学！这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好人，大连海运学院电子系的党总支书记，姓薛（不敢准确地说出他的全名了，说错了更是大不敬，就称他为薛书记吧）。我去恳求他，看看是否有转到电子系的可能，电子系属于陆地专业，我的病不属于禁招范围。薛书记为此跑遍了学院里的每一个机构，航海系要同意放人，电子系要答应接收，学生处要予以批准……如此折腾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结果，我近乎绝望了。较之东北阴冷的初春天气，我的心中更是浸满了寒意。“你与其这样毫无定数的等着，不如回去再考一次试试。”薛书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这梦中人。我决定“回去再试试”。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个“抉择点”，它会决定你未来命运的走向，而如果此时你幸运地得到高人的“点拨”，那真是一辈子的造化！退学的过程只能用“蒙了”来形容，我在无言的痛苦中摘下了校徽、退还了学生证、辞别了刚刚熟悉的老师同学。电子系里有一位我的北京同学，我都没好意思去和人家当面告别，只托人带去了一张字条，“我因病退学回去了，对不起。”总而言之，我在大连海运学院当了七十多天的大学生后，又回到了北京的工厂里。02有惊无险，第二次上大学夙愿未成，心有不甘，我还要再次参加高考！我们工厂的书记、厂长有着相当的开明，左手给我办理复职手续，右手发给我高考报名表，“多送出几个大学生，是咱厂的光荣。”他们如是说。工厂这一关顺利通过，是否还有更高级别的关卡在等着我？前路坎坷未来如何？我茫然不知，忐忑不安。此时，又一位贵人出现了，她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王老师（我真的记不全她的名字了，她是著名作曲家姜春阳的夫人）。我是通过好几个拐弯的关系认识她的，以为她在大学里教书，会多少知道些有关招生政策——退了学的人还有资格再参加高考吗？可惜她也全然不知，但不知道并不妨碍她的善意助人，可敬又热心的王老师带着我去了各个地方——所在大学的教务处，区、市级的招生办。那时正值六月天，骄阳似火，酷暑已经泼满了京城，我们跑了有半个月。结果是，人热死了，心冰凉了，莽莽撞撞地问了一个遍，竟没有人知道。王老师到底是大学里的高知，有文化有见识，她鼓励我勇往直前：“既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疑问，说明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应政策，谁也不能说不行。你就去考！你考了，因为这件事不录取，没有遗憾；你不去考，那可就连再上大学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把王老师说的话刻印在心里——我不能带着一辈子的遗憾和大学擦肩而过！于是，我又去考了，竟真的没有遭到任何一级的管卡，我再一次考上了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从大连回到北京，到又一次走进考场大门，这期间只有短短的36天，这36天里，无数好心人帮助我，为我开道架桥，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走进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殿堂。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大恩大德让我不能忘，不敢忘。上大学后，我去看望过王老师，可惜他们家已经搬走了，只是在电视上，还时时能见到作曲家姜春阳老师的身影。每当此时，我都会在心里祝福，祝福他们全家都好，祝福王老师好，好人一生平安！在我年近不惑之时，回到大连海运学院，去看看旧时的读书地，更要去看望一下薛书记。他不在家，家里人告诉我：“老薛已经退休了，闲来无事常去院区里遛弯儿，片刻就可以回来。”我踱步走出他家，在校园里闲逛，远远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正是薛书记。他穿着一件半袖白色圆领衫，脊背微微有些弯曲，头发半数已经花白，步履带着几分蹒跚，神情安详，慢慢走着……老了，老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了！那个身穿蓝色毛呢中山装、腰背笔直、神采奕奕的总支书记哪里去了？我快步迎上前去，自报家门，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记起了我。师生二人彼此唏嘘不已，他不记得我是理当，几十年里，他一定关心帮助过无数像我这样的学生，一句建议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对他而言只是平平常常一件小事而已，好人多是如此。我能在一年内两次跨进大学校门无疑是幸运的，除了感恩一路上帮助过我的好人，还要感恩那时日益人文的国家政治，秉承着“非禁即准”的宽厚原则。它不仅给了我们读书的机会，而且给了我们更多自由的空间。人这样的自由，活着才有意义。2024年1月3日完成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做号不易

，“革命派”都在睡觉，发觉不了我们，我们看得安心些。怒斥造反派王纬欺负施维才和黄觉士施维才是右派，黄觉士是历史反革命（曾留学日本，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郝跃，1957年出生。1978年2月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机械系。1982年初毕业留校任教十年。其间到德国进修学习二年。2000年考入成电管理学院攻读MBA，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作为科技副县长受聘到青羊区任计经委副主任。1994年正式调入政府工作，其间担任过计经委副主任，街道办事处主任，经贸局局长等职。2007年底退休，后经商办企业数年。2016年受聘担任青羊区老体协执行主席至今。原题我的成电情缘作者：郝跃

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朱四维：收听敌台，被打成“现反”系狱九年朱四维：劳改队狱友之形形色色不想与您失联请关注备用号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母亲被迫提前退休程雯洲：父亲的“右派”冤屈，竟然是莫须有王小玲：回望父母人生路，道德传家绵延长远穆梅: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李虹，南昌市人，1954年生，1973年下放农村，1978年考入江西医学院九江分院。毕业后在南昌市卫生学校当老师，现已退休。原题我的姑姑作者：李虹姑姑从小和别的女孩就不一样。爬树翻墙溜竹竿，捉知了斗蟋蟀捻毛毛虫，没有她不会不敢的。奶奶总说她原是个男胎，可惜性子急，早出来几天，少长了那么一点，这才是个丫头。她七岁那年，奶奶生了我爹。家里日子本就恓惶，又添了张嘴，更是雪上加霜了。爷爷奶奶忙于生计，姑姑就背着我爹，混在一帮半大小子中撒欢放野，玩得高兴忘形时，便把我爹丢一边，任他哭闹一阵就睡着了。我爹鼻涕眼泪糊一脸，蚂蚁小虫身上爬。爷爷偶尔遇见，逮住姑姑就是一顿暴打。奶奶过日子节俭，孩子少有零食吃，亲戚送来几块发饼，只有我爹的份。姑姑馋不过，就哄我爹：“姐姐给你变个月亮？”夺过饼就是一大口，圆饼成了个弯月亮，我爹伸手去抓，“姐姐再给你变个星星？”又是一大口，三口二口饼子快没了，于是我爹哇哇大哭起来。爷爷闻声赶来，一把揪住姑姑要打，奶奶拼命拽住他，姑姑趁机挣脱，一溜烟儿跑没影了。这样的日子熬了几年，我爹满了五岁，无需姑姑照看了。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小儿子，重男轻女的爷爷忧心起他将来的婚事。便擅自去了趟乡下，用姑姑为我爹换回个童养媳。奶奶舍不得闺女，哭成了个泪人，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作者简历陈益民，1960年生，江西人。下乡知青。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编《中华博物通考·礼俗卷》等。原题90年代我的市井生活文/图：陈益民如今人们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是改革开放后的头10年，从思想文化到社会生活，带给中国人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因而时时会被过来人提及与重温。而随后的90年代，怀念与提及者却寥寥，其实这是中国发展更为迅速的10年，大量新鲜事物涌现，是极大改变世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水平的10年。我们许多人都是那个历史巨变过程的见证人、亲历者，然而，如果问他们：新时期哪年开始有股票，开始有超市，开始有双休日，开始有家庭电话，开始彻底告别票证制度？相信多数人却是说不清楚的。我写这篇个人的90年代生活回顾，谈不上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只不过个人感觉那是自己人生历程中十分重要的10年，有许多虽属鸡零狗碎、但于个人而言却有不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我只是想把它们记录一下而已。90年代，是我从30岁到40岁的10年，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个人事业，以及个人的成熟过程，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家中有了孩子，责任重担增加；工作进入需要努力奋斗的阶段，也有压力。好在那个年代正是国家蓬勃发展的时期，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蒸蒸日上之中，个人的生活也像1992年推出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所唱的：“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我与我所在的天津多数居民一样，90年代，过着富有那个年代特点的市井生活。住房我的小家庭住的是“伙单”。北方大城市中的所谓“伙单”，就是因住房分配紧张，单位分房时，常常把一套单元房间分给两户甚至多户人家居住。虽然两个或多个家庭合住在同一套房屋中是件很令人不舒服、也有点荒诞的事情，但毕竟这是那个时代单位给予的福利分房，公家给予了个人极大的利益，因而“伙单”不“伙单”的也就不算回事了。好在与我分在同一套房子中的那位大哥一直没有去居住，也没有把属于他的那间房间锁上，所以我名义上住“伙单”，实际上却相当于住偏单（有南房北房相通的房子）。至今想来，与那位大哥分在同一“伙单”中是种幸运。那一片居民区均没有暖气，冬天必须在房间生炉子取暖。北方冬天房间密封得严实，生炉子就要特别当心煤气中毒。刮风的日子炉中的炭烧得旺，烟筒冒烟迅速；无风的日子，炭烧得慢，炉子密封不好的话，就容易煤气中毒。我们兄弟单位一位才子辞职到北京去“北漂”，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出租屋内因煤气中毒而英年早逝的。所以那时候我对此特别在意，冬天来临前，在房间安装炉子烟筒时非常仔细认真；每天晚上睡觉前，也是仔细盖好炉盖，那由一个个大小铁圈构成的盖子上不留一点缝隙。这在南方是不存在的问题。谁让我这南方人要跑到北方来生活呢？必须入乡随俗。我每年10月份必干的活就是去买蜂窝煤。那时自己年轻，每年买二百块蜂窝煤取暖过冬。这些煤，是我用背篓，一趟趟背上七楼住房去的。想想那时的自己也真能吃苦。另外，做饭是用煤气罐，差不多每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要换一罐煤气，也是自己把煤气罐扛上七楼的。此外，每年冬天还要储存上百斤大白菜，几十斤大葱，也得靠自己运上楼去。住的楼房叫大板楼，是用大的预制板拼装起来的。阳台挡板为上下两条钢筋水泥板遮挡，中间有一条开缝。阳台与邻居阳台相连，一墙板之隔。邻里关系都不错，有一次，邻居男主出差，女主独自在家，不慎风吹门关，她的钥匙锁家里了。那时候社会上没有专门开锁的人，她也不愿用脚把门踹开，那样会把门和锁都毁坏。她到我家阳台，想从这边阳台爬那边阳台去。我们楼下邻居六十多岁的刘大爷很热情，觉得让女人跨越七楼阳台不合适，表示由他来爬过去。我三十多岁，怎好让大爷爬呢？于是我说我来。翻身爬到阳台挡板外侧，脚踩挡板那道横缝，左脚伸到隔壁阳台的挡板缝中，左右手再先后移过去抓住隔壁阳台围栏，此过程绝对是全神贯注，极度小心；最后是整个身体及右脚离开我家阳台，挨过两个阳台中间的隔墙，人就移到她家阳台的外侧了，再翻身跳进去，为她开门去。后来想想我却感到非常后怕，那可是在七楼阳台外侧啊，如果失手或失足，或者脚踩的挡板因年久、一受力而松动，人掉下去，不就一命呜呼了吗？这么悬的事情，当时为邻居做了一回，也是奇缘。90年代中期天津台北路送蜂窝煤的板车通讯通讯联系不方便的年代，有时候因与人联系不上而会万分着急。我在80年代考硕士研究生之前，晚上骑车五十分钟去南开大学听复习讲座，通常晚九点结束，骑车回到家就十点了。而有一天听完讲座，我去要报考的导师家拜访，上那儿坐了近一小时。因没有提前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导师家，就在那迟回家的一个小时里，却把家人急得要命。因没办法联系得上，家人生怕我在路上遭遇交通意外。那时正值北方的寒冬，晚上快十一点了，街上几乎无人。当我骑车离家还有百米远的时候，远远看到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影在徘徊，当时我还纳闷，那么晚谁还在那寒风中遛跶呢？待骑近一看，才发现是自己年轻的妻子。因我迟迟未归，又无法联系，她急得没办法，套上厚绒裤，穿上厚棉袄，下楼来到路边，顶着寒风，独自站在路灯下焦急万分地盼着我的出现……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起那一情景，我心中依然充满着感动。90年代还没有手机，但人们很快迎来了家庭电话座机的普及。1993年，安装电话座机成为新潮。要安装的家庭太多，安装须排队。我家于1993年3月30日交了安装费3450元，至今看来这都是不小的一笔安装费，何况是那个我的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90年代初。当时天津市内电话局开具的收据上有这样的说明文字：“交费后，陆续装机，时间不定。超过半年装机的，按超过时间退还一定费用。半年以上、一年以内，按现行活期储蓄月息标准退还；一年以上，按现行一年期定期储蓄月息标准退还。”还好我家不久就安装上了电话。事实上当时安装效率还比较高，基本上不会有拖至半年以上未装电话的家庭。而我们那时对电话的新鲜劲儿，也持续了好些日子，有事没事，就给亲戚、熟人打个电话。尤其是长途电话，过去要专门到市里长途电话局去打，90年代以后不用再跑电话局了，一是单位电话可以打长途电话，二是家庭座机也能打了，大大方便了信息沟通。那时赵本山有一个小品说到生活好了，是这样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都要打电话：‘Hello啊，饭已OK了,下来密西吧!’”当时天津市的电话号码是7位数（七八年后增加到8位数）。电话费不高，到1996年，我家月均话费约30元，是按通话次数和通话时长算费用的。那年6、7两个月我家通话99次，交话费54.38元。电话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与后来的手机通话相比，则仍是小巫见大巫。90年代后期还曾流行过BP机，那玩艺儿不过是个来电显示及极简留言而已，实用性不够大。另外，最早一批大款用上了“大哥大”，即最初的移动电话，虽然那东西“傻大笨粗”，但在当年，它给人带来的风光，应当是不亚于今人在他人面前显摆开保时捷、凯迪拉克吧？是个很有面子的事情。1993年4月，我家安装上了电话座机电视那时我家用着一台牡丹牌彩色电视机，电视机上有七个按纽，一个按纽对应一个电视频道，印象中当时也仅有四五个电视频道可看而已，那时不像现在，没有分出新闻、体育、少儿、戏曲、纪录……各色专门频道。那时我每天晚上7点到8点钟，必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和焦点访谈节目，那也是多数中国人那个年代天天必看的电视内容。其中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白岩松等，也成为当时众所周知的明星主持人。我有一次还到北京与方宏进见过面，探讨编写有关“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方面的书，只是条件谈不拢，最终无果。周末人们十分爱看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每期节目都直指人心，小崔的幽默风趣及把握谈话走向的能耐，至今想来，央视不再有人能有他那样的主持水平了。综艺类节目，以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倪萍主持的“综艺大观”最吸引人，也是我常看的节目。电视小品一直盛行，最重要的小品名星是陈佩斯、赵本山、赵丽蓉、高秀敏、宋丹丹等，他们给我们90年代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至今我认为最经典的小品，非《主角与配角》《昨天·今天·明天》《卖拐》《英雄母亲的一天》莫属。而印象最深的广告，就是：“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那是燕舞牌收录机；“松下电器，national。”那是日本的松下电器；“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那是来福灵农药；还有：“可耐可耐，人见人爱！”那是可耐牌冰箱……孩子在一岁时，也十分爱看广告。90年代的电视剧经典，是《围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渴望》……后来热闹的影视圈，似乎难得再见到那样的精品了。还有非常闹腾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也开始播映，很火，但我没兴趣，没看过。再说说我那时最爱听的歌曲。1991年电视剧《雪山飞狐》热播，那个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刚联系一家单位，进出单位人事部门，那儿有一台电视天天中午在播这一电视剧，老能听到那优美的片尾插曲《追梦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仍然是我最爱听的曲子之一。我曾喜欢的其他流行歌曲，还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张信哲《爱如潮水》、童安格《忘不了》、满文军《懂你》……那时的电视机有一根天线，收视效果差时，就拨弄拨弄天线，转动不同方向可提升收看效果。后来听朋友说，用易拉罐自制天线，效果更好，我于是积攒了12个空的易拉罐，将其分成六组，排成三行，布置在木架上，再将木架放到阳台角上的靠外侧，将电视天线线路与易拉罐相连结。效果果然比电视本身自带的天线要好些。1999年，我搬家了，新买了电视，新电视被改装成有线电视，初装费200元，头两三年每年交的收视费为96元。从此电视效果十分稳定，电视频道数量也大增。这又是视觉生活水平的一次提升。只是，想不到30年后，如今的电视已沦落到越来越没多少人看的地步了。电脑大陆普通人使用电脑，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有所谓PC286、386、486、586，升级很快。我有一位做学问的同学，当时在286电脑上写文章，他一边示范，一边夸赞新技术对于写作所带来的方便——他说，你看，复制、剪贴、删除、存储……多方便。当时令我很觉新奇。但我还是迟钝，在90年代的前5年，一直没进入电脑时代。1996年，我父母从美国探亲归来，我让母亲帮我从美国带回一台原装戴尔牌电脑。后来我无数次地自责，电脑主机加显示屏，占两个大纸箱，老人还有其他许多行李，一路千里迢迢，得多辛苦啊！因为对国产组装机不放心，我第一次用电脑，便用上了美国的原装机，这真得托母亲给予的恩惠。买电脑的钱，是母亲用在美国给别人家看孩子赚的钱，为我垫付购买的。我这么大的人，依然得到母亲的如此关爱，这份如海深情，真是没齿难忘。1996年9月16日，我第一次在家里开启电脑，这是个人书写方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一旦用电脑打字成为习惯，写作习惯也自此改变，从此不再用笔在纸上写文章了，所谓下笔千言，并非真用笔了，而是电脑录入式的“千言”了。这是写作方式和写作思维的重大改变。由于自己是南方人，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比如“津”与“京”、“林”与“灵”，我就总分辨不清哪个字要加鼻音，哪个字不加鼻音，因而电脑打字，我没用拼音输入法，而是从一开始就学五笔字型输入法。这倒是个正确选择，对于此后提高打字速度，大有裨益。只是最初的进展并不顺利。那时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