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杨立伟：一个东北嘎小子的北京印象

1963年春天，我5岁半的时候，我家搬到了哈尔滨市道里区靠近松花江边的高谊街，是在一座白色的三层大楼里，省军区的家属宿舍。

搬家后不久，爸爸准备去北京休假，要去叔叔家。爸爸决定带我去。

那个星期一的早上, 我趴在三楼的窗口上, 看着妈妈、姐姐还有抱着弟弟的保姆这支小队伍走上去电车站的路，她们回211医院的妈妈宿舍了。

从小我一直是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已经习惯了，这次第一次和爸爸单独生活在一起,还真有点紧张。父子与母子之间, 大概总是存在着这么点差别吧。

我家是在三楼上的两个独立房间，楼上有公共的自来水间和公厕。楼道里和走廊里都是新粉刷的白墙，地板都是红油漆。房间里都是彩色的喷涂，很好看。因为刚搬来，楼里还很空，也没有什么孩子, 十分安静。一楼是军区门诊部，还有一个收发室, 一个老大爷看门。

省军区大院搬到了友谊路，就在松花江边。从爸爸家走到军区大院，大约10分钟就到了，爸爸带我去了几次。办公楼很大，很干净。爸爸每天从食堂买饭菜回来吃，在军区大礼堂还看了一次电影，是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那天去晚了，进去时黑乎乎的，好一阵才找到座位。银幕上，孙悟空在龙宫里跟老龙王要了定海神针金箍棒，正骑在上边耍着玩呢。

在爸爸家住了几天, 我和爸爸就动身了。

动身那天是个阴雨天，爸爸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这是我第一次乘出租车，也是第一次乘小轿车。

我第一次上了火车。我们乘坐的是软卧包厢, 这是一个单独一间的车厢, 里面十分豪华, 有台灯、壁灯、沙发床，靠车窗有一个小桌，上置茶杯、烟缸。还有拖鞋和其它一些设置和日常所用之物。我和爸爸单独包乘一间，我坐在车窗旁 , 看着窗外蒙蒙细雨, 听到站上一声长铃，列车徐徐开动起来，哈尔滨站向后退去、退去......

列车在飞快地奔驰, 向着叔叔的家——北京开去。

我坐在车窗旁, 向窗外广阔无垠的原野眺望, 满地的庄稼, 茂密的丛林, 一个个村落……我第一次看到了大自然, 就像小鸟刚飞出窝,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美好。远处的大山隐约可见, 像在跟着我们向前走，为我们送行。可离列车很近的电线杆和树林却一闪而过, 显得那么无情。列车穿过山洞，跨过大河......向着北京飞驰。

到吃饭的时候，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列车员阿姨走进我们的车厢，爸爸说这是来预先订饭的。我们吃什么饭就告诉她，然后一会儿就能吃到这种饭了。果然，一会儿我们来到一节叫“餐车”的车厢, 一位胖胖的师傅端来热腾腾的大米饭和油汪汪的红烧肉，真香啊!

每到一个站，爸爸总要带我下来走走看看，其实我宁肯坐在车厢里从车窗往外看, 可是爸爸非要我也下来走走。我胆突突地在站台上，没什么心思散步，只是望着喘着粗气,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 再看悠然自得的爸爸脚上穿着的拖鞋，我真担心：火车要是开走了该怎么办呢?

在火车上度过了一夜一天，第二天晚上，天已经黑了下来，从车窗望出去，火车前进的方向出现了好大一片灯光。爸爸说，那就是北京。北京终于到了。爸爸带我走下火车。啊，多么雄伟壮观的火车站。长长的地下通道，灯火通明。走出站口, 天色已晚, 北京车站高大的钟楼，亮起盏盏明灯。我们乘上一辆出租小轿车, 飞驰在宽阔的街道上, 两边是明亮的路灯, 晚上车来人往，自行车成群结队，比哈尔滨的自行车多得多。我正看得眼花缭乱, 车却慢下来，最后停在一个大门的旁边。

我们走下车来，嗬，好大的院子啊，里面有高大的楼房。大门口有两个持枪站岗的哨兵，爸爸带着我走进大门旁边的收发室，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位叔叔和爸爸打着招呼, 好像他们认识。一会儿，我们就向院子深处走去。

因为是晚上,光线很暗，看不清周围的环境，我只觉得走了很长一段路, 经过几幢大楼。最后我们走进一幢大楼的楼门 , 上了楼梯。上了好几层, 在一个门前停下。爸爸敲了敲门，门开了，一群孩子叫着迎上来，随后叔叔和婶婶都出来了，我们进了屋 , 这就是叔叔家。

爸爸跟叔叔的关系非常亲密，平时通信很多，也经常互相寄家人的照片。两家的孩子们也经常互相写些简单的信夹在大人的信中。和在照片上见到的一样，我一一地认出了他们。叔叔比爸爸高一点, 比爸爸瘦些，也年轻一些, 和爸爸谈起话来。婶婶个子不高, 戴着眼镜，非常和善, 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话。多多哥哥大我四岁，他写信给我时寄去他画的画我最喜欢了。姗姗姐姐大我一岁，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新新弟弟小我两岁，是个极其聪明又有点淘气的小男孩。他们拥簇着我走进里屋。

婶婶打来水给我洗澡，我在哈尔滨时身上长了些瘊子，婶婶说洗洗澡就会好的。婶婶一边给我洗澡一边问我：“小卫卫，你怕你爸爸，还是怕你妈妈?”我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真不太好回答, 但我还是说了：“怕我妈妈。”“ 为什么呀?”“ 妈妈有时候打我，爸爸不打我。”其实真要说怕，我还是怕爸爸。

我和爸爸住在大楼后的一个平房里 , 里面有一个大蚊帐，晚上在那里很凉快。

每天白天，我和多多哥哥、姗姗姐姐、新新弟弟在一起玩。本来多多已经上小学，姗姗上幼儿园, 但现在都放暑假了。多多哥哥那年应该是10岁，他天天带我们玩各种游戏。他会画画, 画得又好又快，他很聪明很灵巧也很淘气，叔叔经常批评他。叔叔家有一支气枪, 他经常带新新拿气枪打着玩, 还有一只猴脑袋木偶，衣服是紫色的，十分有趣。他有一整个书架的书，使我特别羡慕。

叔叔家住在复兴路一个部队大院，这里也就是后来成名作家王朔从小在这里生活长大的地方。王朔几年前出版的小说《看上去很美》就是描写这个大院的儿童生活。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以这个大院为背景写的故事。

大院里也经常放电影，有时候在大礼堂放，也有时在露天放映，记得我在北京期间看过两个电影, 一个叫《槐树庄》，是土改时期的故事，是在礼堂看的。还有一个叫《哥俩好》，是露天放映的, 是演部队战士生活的。演了一大半天忽然下起雨来，电影就没看完。回来后第二天多多就带着我们在一起玩《哥俩好》的游戏，多多演电影中最调皮戏最多的主要人物二虎，姗姗演排长，我也忘了我演什么。

新新演一个人物, 在电影里他那个角色是拿冲锋枪的, 他非要演那个不可, 可是他那个角色连一句话都说不上, 把他气得够呛，高低不玩了。可是临了, 多多拿一根竹竿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把屋顶的电灯泡给打碎了, 叔叔回来少不了又给他一顿批评。

多多、姗姗和新新都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说得又快又溜，特别是一些跟哈尔滨话不同的词汇，很是引起我的兴趣。别的都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特”这个字。形容什么东西非常怎么样，都用“特”，“特好”“特快”“特好看”“特好吃”“特棒”。说的时候还尤其强调这个“特”字。哈尔滨那时候形容词是“嘎”“嘎好吃”“嘎好看”，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嘎”就逐渐演变成“贼”了，“贼好”“贼干净”。还有那个“甭”字也非常有意思，“甭来了”“甭去了”“甭干了”，一字顶俩字。整天跟着这几个孩子玩，我回到哈尔滨后，也是一口京片子，很久才改回来。

北京的夏天比起哈尔滨要炎热得多，每到中午，午休时间很长。我经常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高大的柳树，在刺眼的阳光下长长的垂柳碧绿碧绿的，听着蝉们齐声大合唱，“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天气越热它们叫得越起劲。阳光、干热、垂长碧绿的柳、刺耳的蝉鸣、睡不着的午觉，构成一幅北京夏天中午的印象，多少年了还依稀朦胧地随时可以浮现在我的记忆之中。哈尔滨没有蝉，这也是我在北京长的一个见识。

每到星期天，爸爸和我跟叔叔全家就外出去游玩: 动物园、天安门、故宫、王府井百货大楼……等等。八一建军节那天去的动物园，在那里几个孩子一起照了张相。

到王府井时，叔叔说每个孩子可以随意提出买件什么玩具。他们几个要的什么我都忘记了, 我要了一杆红缨枪，大概受爸爸给我讲过的一些古代战斗和神话故事的影响吧。

叔叔家很宽敞，有几个房间，客厅很大，室内有洗手间。每天吃饭, 大人们坐在一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桌, 每顿饭都有很多菜，大人们喝酒，我们喝果子汁，那一段生活真是天堂一般。

有时爸爸带我单独出去, 到小姨家去看看，我们和小姨一起到过颐和园，还在那儿照了几张照片, 我和爸爸还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照片，那时我才到爸爸腰带那儿呢。

那时北京这些旅游景点游人都不多，特别在不是星期天时更少。故宫和颐和园内很多地方都展出清代皇宫中使用的物品，有专人为游人讲解。记得好像在颐和园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一座非常精美的西洋钟，是宝塔形状的，每一层都代表某一整点时间。到了某个钟点，宝塔的这一层就走出个小人或小动物小鸟什么的，发出叫声来报时，几声就是几点。

爸爸还经常带我逛书店，北京书店可真多呀，有一次爸爸给我买了三本岳飞的故事连环画:《岳飞出世》《枪挑小梁王》《岳母刺字》。这是一整套10多本《岳飞传》连环画的前三本，那时刚刚出版了这三本。后来我们回到哈尔滨后爸爸又陆续买齐了全套书，这套岳飞的故事极大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我，对我的一生几乎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时间过得真快, 国庆节快到了。我多次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过北京庆祝国庆节的壮观场面，盛大的游行队伍，绚丽的焰火晚会，毛主席还要上天安门，如果能在北京过国庆，亲眼目睹这一切那该多好哇。可是, 爸爸偏偏要回哈尔滨了，我当然也得回去的, 北京还没呆够呢。

临走时, 爸爸和我跟叔叔婶婶全家去照相馆照了张相。孩子们都想拿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来照相，姗姗抱了一个娃娃，我看中了一只玩具小象，可是新新看我拿这只小象就非跟我争，最后只好让他抱了去。我什么玩具也没拿，有点失落。新新取得了小小胜利，照起相来也很神气。

我们离开了北京。上火车时，可能是包厢都客满, 反正我和爸爸上去的那个包厢里还有两个军人, 他们只坐几站就下车, 此后又是我和爸爸单独坐了，我还拿着那杆红缨枪呢。

回到哈尔滨，那天好像也是下着雨，一辆出租轿车把我们送到了家，我又看到离别两个多月的高大的友谊宫大楼。

杨立伟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