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丨马雅：我在北海幼儿园学到了什么

原题

我在北海幼儿园

学到了什么

作者：马雅

四岁的时候，我进了京，上了北海幼儿园。当时，于若林院长刚从苏联学习回来，据说要把它办成北京最好的幼儿园。

可送我去幼儿园那天，爸爸妈妈专门为我预备的被服全给退回来了，因为那会儿还在实行供给制。于是，我想乘机跟着被服一起回家。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就带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我们远远地望着白塔，还有五龙亭。那天天气冷，风挺大，没长叶子的柳条在北海岸边飘着。爸爸牵着我的手，他的个儿很高。

我刚从沈阳来，有口音，管“东北人”叫“东北银”，受到孩子们的取笑，一开始很不合群。但毕竟年纪小，适应快，不久就能凑合着扎堆了。

日后，当我自己也成了正经八百的北京人，对外地人和外地口音，从心理上，跟当年幼儿园小朋友对我一模儿一样。再往后，我到了美国，而正经八百的美国人，他们怎么看我，心里怎么想我，多半也一样。人同此情，心同此理。

从“银”到“人”，那只是个开头，好戏还在后头呢。

那时候刚解放不久，好多革命年代的老传统还都保留着，比如“共产”。我们周末从家里带来的糖果糕点，都得交公，然后大家再平分。而这“共产”有个尾巴，每人还可以留下一丁点儿，放在各自的抽屉里。

幼儿园的伙食，好是好，可强调营养，不许吃零食，所以，孩子们都盼着有零食吃。加上想家，所以，这点私房的“好吃的”，每个小孩儿都挺惦记的。（私有观念的起源？）

有一次，我从家里带回那年头不多见的巧克力，交公之后就剩下两块了，很当回事儿地放进自己的小抽屉。没想到第二天，一块也没有了！急得我马上报告阿姨。

奇怪的是，阿姨并不像我那样着急，只是说：查查吧，然后就没事了。我有点不明白。

因为我是“外地银”，又是新来的，所以才受欺负（即今天所谓的“霸凌”），是不是？我不服气。可告归告，丢归丢，一切照旧。阿姨倒是怎么了？是那点“好吃的”不稀罕？是她们忙不过来？还是她们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可管不起呢？总之，我想不通，也觉着委屈。

爸爸妈妈和上幼儿园的我        

我从关外来，大概人比较憨，不像班里别的小朋友，在这京城最好的幼儿园里已经待了两三年，都皮实了。当时我四岁，第一次面对失窃，特觉得不对，特觉得应当举报，也特觉得阿姨应当管。所以，我继续“告”，可啥用也没有。实际上，这世上不对的事儿挺多，告也告不过来，就算告了，也不见得能讨回公道。可那时我还小，不懂得。

 其实，我并不特别英勇，多次“上访”无果后，我也蔫了。可賊们一定知道我是个“刺儿头”。于是，某夜，我已入睡，显然值班的阿姨也不在近旁，我突然觉得腿上生疼，猛一激灵，还没完全醒过来，那模糊的小人影儿就没了。我揉揉眼，这不是做梦吧？

过了几夜，又有人从邻床跳过来，踩我的腿，冲我的脸上吐吐沫，还低声吓唬我：看你还敢告阿姨！我看你还敢告！！！这次，我比上次警觉了，从声音能“认”出这是班上的玲玲。只见玲玲又轻轻跃过几张小床，跳回自己的位置。她可真有本事，把我惊醒了，弄疼了，又不至于疼到哭叫让阿姨进来，却把“不许乱说乱动！”这层意思传达到。看来，玲玲干这行儿还蛮有经验。看来，别的小孩也都装着“没啥事儿”。

玲玲个儿小，长得不好，是班上“女王”雯雯的狗腿子，雯雯才是真正称王称霸的。雯雯的长相比玲玲还差，又黑又黄，可特争强而会算计。女孩们都得让着她，讨好她……我初来咋到，不懂规矩，居然敢“告”，这不是反了！所以受到镇压。后来，在群里“混”久了，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吃的”，都得献给女王，狗腿子们分剩下的，这是潜规则。而玲玲是头牌狗腿子，当然能捞得多些。

说来让人不信，我还是在北海幼儿园，就听说过“称王”这个词儿，虽然好久都没弄清楚它到底是咋回事。等上了学，读了历史，才明白“称王”就是在万民之上，想干嘛就干嘛。

至于当初，雯雯这“王”是怎么“称”的，倒有点让人犯琢磨。多半因她在班里的“资格老”，又总想骑别人头上。可这么小，没人教啊。难道是因生得丑，得变着法出头？

事后回想，雯雯每说到“称王”时，眉飞色舞，心花儿怒放的。明明她是北京人，可那发音听上去却是“逞王”，这倒把人弄糊涂了。不料那口音给露了馅，原来是有成人在辅导。雯雯心眼儿够数，于是被言传身教，人之初，便得了这“帝王术”。

 其实，每班都有王，而各自有男王和女王。当时，我们班里的安德烈，是李富春的外孙，长得像个外国人；还有小女，是瞿秋白的外孙女，白白净净的，在女孩里最好看。可他们都不张狂。甚至在别的班，于院长的女儿运运，有那么大的背景，上了“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全国人民都看她抱和平鸽，也没听说过称什么王。

倒是天朗，她爸爸是主席的俄文翻译，比较招摇。有一次她过生日，女孩们都被招来为她开party。天朗被献上苏联的洋娃娃和一大堆礼物，我们也都跟着吃上了苏联糖。不但如此，我们还被组织起来穿针引线，把各色漂亮的珠子串起来，用当场现做的手工，为她祝贺。（这是帝俄时代贵族的遗风，还是模仿当年苏联权贵的摆谱，有待考证）。

嗨，除了这些小孩儿黑社会里的ABC，还是说说我在北海幼儿园里上的正规课。要不然，也对不起我的老师和阿姨。

记得我们上课听过“彼得和狼”的交响童话，这是于院长从苏联带回来的。说起“交响”，它也真够“交响”的：里面有各种喇叭、琴和号，还有俄语的朗诵，很热闹。播放时，老师常常停下来，告我们这是凶恶的大灰狼，那是机智勇敢的彼得。然后，她又重新播放，问我们自己能不能听出来。小朋友们纷纷举起手，争着回答，老师挺满意。

上图画课时，老师拿出一只美丽的白瓷瓶，挨着瓶口，松石绿的底儿上镶嵌着红色的菱形花纹。她指着图案让大家仔细瞧，说这叫“对称”，我给记住了。她还让我们用各色蜡笔随便试，看能变成啥别的色儿。我用蓝和黄配出了绿，用黑和红配出了紫，而到现在也还是那水平。

 有次，院长和老师把我们都叫到一起，排成一排，然后挨个提问。轮到我，忘记问的是什么了，可我用了“因为……所以”这个词组，引起她们的注意。她们说我有“逻辑”，并问我是不是家里大人教的，我说是听大人讲话时学来的。她们在小本本上记下来。

有一个小朋友叫小青，高额头，长得挺顺眼，人也讲礼貌，我喜欢跟她一起玩。听妈妈说，小青的妈妈和她在延安时是闺蜜。当时她丈夫在前方牺牲了，我妈妈一直陪着她，所以两人关系好。怪不得，小青家来幼儿园接她，有时也会捎上我。可惜，小青家调到山西去了，我没了朋友。

午睡时，我躺在床上，望着天空，云彩老半天才从窗户框的这边移到那边……五岁的时候，一天多长啊！班上有个男孩叫志亮，教我吃窗台上的秋海棠，叶子和花瓣都酸酸的，挺好玩。

由于孤单，我跟妈妈说起班上有人“称王”，说起我不想回幼儿园。妈妈听了，一开始没作声，过会儿才跟我说：等你上了小学，就有新环境了。她还说起她小时候，学校里也有这情况。我听了，倒松了一口气，原来妈妈也受过气！而妈妈提到的那个同学，后来竟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们都管她叫“吴姨”。成年以后，在电视上看“动物世界”，发现了动物间的“pecking order”，有时候也会重新组合。

幸亏妈妈提到上小学，好像是一道光，让我看到了隧道的尽头。因为有盼头，我的心气见长。再后来，听说了“五月花号”，我想谁也没我更明白！走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没压迫，没等级，主要是没有“王”，一切都能从头开始，该有多好啊！

说实话，幼儿园的日子也不总是苦兮兮的。比如，我妈妈从《人民画报》上剪了一张照片，这是北海幼儿园接待日本友人时拍的。我竟然是镜头的中心，坐在贵宾的膝头。而如此殊荣，我本人完全没了印象。可确有照片为证。

大山郁夫教授参观北京北海幼儿园时与孩子们合影，刊登在《人民画报》上

当然，到七岁时，我们都离开了幼儿园，雯雯上了当年北京最好的小学，我上了机关的子弟小学。因为同住一个大院，某天在院里撞见了。也算是老相识，彼此打了招呼，然后就开始过招：你语文、算数都得几分？你音乐、体育怎么样？班主任和校长喜不喜欢你，等等，等等。

也许因为已不再在同一个“场”里，雯雯从前的“功”发不出来了。最后，她有点悻悻地：马雅，你好像变了。我笑了笑，没吱声。

但是，我也高兴得有点太早。其实，我早就被罩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下，只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虽然这跟北海幼儿园没有任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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