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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原题
想当年,
郭路生和他的朋友们
作者:马雅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十八歲,一天红卫兵也没当过。而当时我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红卫兵,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成了红卫兵的朋友。
记得第一次遇见郭路生是在红卫兵的创作会议上。(这名称怪唬人的吧?可那年头动不动就是“ 司令部 ”“总指挥 ”的,所以见没人见怪。)郭路生在会上大声疾呼:“ 要捍卫红卫兵的历史地位!”我听了直纳闷:什麽历史地位?是打人还是挨打?那是 1967 年的夏天,虽说红卫兵还闹得红火,可在上头的眼里已经不那麽吃香了,因此才有“ 捍卫 ”一说。其实,这红卫兵的称谓,一直就让我纳闷,让人想起了近卫军。而据我所知,自古只有帝王才有近卫军。
年轻的诗人郭路生
不过郭路生本人给我的印象不错:高高的个头、红红的脸膛,朴实欣旺得就像北方庄稼地里的高粱。入秋后,他来找我,鼻青脸肿,门牙缺失。捂着漏风的嘴,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我X他奶奶的!都是那帮 ‘雷子’干的!”对那帮小人十分蔑视。原来路生受朋友牵连,被局子抓去审问,他宁可吃皮肉苦,也没出卖旁人。
我那时逍遥在家,故有时也涂鸦。既然在社会上被一无是处,总得给自己定个位。记得曾有断句如下:
不像太阳那般光亮,
不像明月那般圆满,
只不过是一弯冷月,
隐现高天拥有空寂。
不是鞘中的宝剑,
不是开花的荒野,
只是一粒小石子,
上面有条大裂痕。
当时有北航的,也有哈军工的,跟我“唱和”。又记得曾有断句如下:
愿你那淡蓝的微光,
伴随我在夜海漂泊。
一如在深秋的草原上,
燃起了熊熊大火。
我的回应则比较狷狂:
相信你和我一样,
见过天蓝得发黑;
而把白天当成黑夜,
去暗处寻找光明。
所以,当时我对郭路生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战歌》并不感冒,倒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 。忽一日,有一位“老兵”拍门而入,自报是郭路生的朋友。他紫面青须,嗓音低沉。坐定后,又起身,他开始朗诵自己的两首诗歌。其一:流星——“倏忽而划破夜空”;其二:风筝——“线在手里,它在风中,或远或近,或高或低;线牵我手,我手拉线,我心缠纠。放手松线,任它飘飞,我心无忧”(大意)。尤其是后者,跟我从前听过的不大一样。这位就是石油附的任志明。
于是,我觉得郭路生和他的朋友们还是蛮有意思的。日后,我妹妹送我一本李陀编的《七十年代》,里面有李零所写的关于郭路生带我去找他和张木生的一段往事,我本人倒是印象全无。李零和张木生,现已各自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可见郭路生与人交往,也跟他写诗一样,是颇具灵感滴。
转眼冬去春来。在一个寒风料峭的阴霾天气,郭路生约我同赴“ 文艺沙龙 ”。我们一路来到海淀的石油附,先在主楼里虚晃了两下,随即拐进一间不起眼的小教室。推门一瞧,满屋子的“ 和尚”,包括刚加入的郭路生,只有我一个女生。路上郭路生已跟我打过招呼,今天要见两位特别的人;张郎郎和牟敦白。
张郎郎我久闻其名,他文革前就是文艺院校的大才子,工诗善画,人又风骚。文革初,他散布了一些对江青不敬的言论,被打成“ 现反 ”,由驻校的“ 工宣队”关押。后来各院校打“ 派仗 ”,“ 工宣队”忙得顾不上,他逃了出来,成了局子扬言要捉拿归案的“在逃反革命 ”。牟敦白则因几年前参与以孙经武(其父为解放军中将)、郭世英(其父为郭沫若)为核心的“X社”,小小年纪的中学生,在文革前就被打成了“ 戴帽 ”的反动学生。
“X社”组建于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当时在北京的101中学,有极少数的高干子弟和高知、高职子弟意气相投,时有来往。高中毕业后,他们仍保持联系,并定期在北大燕园聚会,探讨中国的未来。这所谓的“X”,本来代表着未知数,是探索前途的意思,恰巧与赫鲁晓夫俄文名字打头的字母相似,于是孙、郭等人的自由结社,遂被指控为追随苏修路线的反動组织。孙身为军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因不知悔改被判刑入狱,据说法官曾当庭叹息:“人才可惜!”郭则被北大开除,下到河南农村劳改,文革中身亡,死因不明。
话说自 1967 年初“ 反击 '二月逆流' ”以来,北京中学“ 老 ”红卫兵已被通称“ 联动”,与首都大专的“ 一司 ”、哈军工的“造反团”一起,因抵制和对抗当时主流的“革命路线”,统统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其中的要犯逮的逮、逃的逃,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
京城里的“ 老兵 ”,是最先成立而自视为根红苗正血统高贵的红卫兵,有别于其后风起云涌、成分纷杂的各类群众组织。“老兵”多半出身干部家庭,文革前的正统教育跟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冲突;现赶上文革,父母被揪,本人遭捕,本来响当当的革命接班人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怎能不逼上梁山? 可抖胆跟当局造反,当然要受到镇压,镇压又使得这些原先“三忠于 ”“ 四无限 ”的青少年,逐渐对各种权威产生了质疑。而那天前来“沙龙”里聚会的,十有八九是干部子弟,除了政治倾向相似之外,人人还都喜爱文艺。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个所谓的“ 裴多菲俱乐部 ”。
且说进得门来,被团团围在中央的必是张郎郎和牟敦白无疑了。不想张郎郎是五短身材,而眉梢嘴角极其清秀,且有一股极其飞扬的神采,果然名不虚传。那牟敦白却瘦高个子,少年老成,一副阅历过沧桑的模样。见到一位女生,全场肃静,过了好一阵子,大家才重新活跃起来,并向我投来好奇而友好的目光。
压过一室的嘈杂,满目苍凉的牟敦白,忽然扬声而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昔复何昔,共此灯烛光!……
“出语不凡!”不知谁叫了声好。我也暗暗称奇,原以为即使他们吟诗作对,也不过是“戴镣长街行”“ 革命何须怕断头 ”之类的豪言壮语,不想起调竟是劲道悲凉的老杜。
“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吟间牟敦白拍抚着高矮不齐的小兄弟的头顶、肩膀,好像杜甫本人在感叹唏嘘。我马上被此会的格调所吸引。
接下来,是那位古代大将般面容的任志明,响起浑厚的低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
那原本是当代文人邓拓(文革中最先被打倒而自杀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庐山会议后,忧心时局所题的对联,也算跟“老兵”当下的忧患意识对得上号。紧跟上去的,却是郭路生激越的男高音:
莫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
看看,郭路生到底是郭路生,总那股热血沸腾的劲头。这回又是邓拓,为东林书院题词,讴歌明末东林党人与“ 阉党 ”作殊死斗争的事迹,倒真符合“老兵 ”当年同仇敌忾,与中央文革这帮所谓“ 朝廷奸佞 ”血战到底的决心。
冷不丁,一个稚气未脱的初中小男生扯起嗓门大喊:
“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全场空气顿时凝固。
张郎郎毕竟是会场的中流砥柱,绝不能让弟兄们茫然若失,只听他沉着地朗声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锺神秀,阴阳割昏晓……
语音未落,满屋的大小男生,竟同声诵起: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气氛豁然开朗。
但见路生一步向前,目光凝视远方,全场再次静下来,
我要用手指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只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不屈不挠的生命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群情激昂,我也心潮起伏。我看到张郎郎与牟敦白,都两眼放光。散会后,由任志明等石油附的老兵出头,张郎郎、牟敦白、郭路生数人相约几天后去香山同游,我也在被邀请之列。
回想那一阵子,到处是灰蒙蒙的,而且成天刮土风,香山当然也不例外。可那天,香山却依稀透出早春青涩的绿。社会上风声很紧,尽管张郎郎在石油附受着庇护,但我们都知道他危在旦夕。而国破山河在,哥儿几个决意让张郎郎出去散散心、透口气,享受一下哪怕是短暂的自由。
记得张郎郎带我们爬上半山腰的玉华山庄,在一面残垣断壁上,曾经留下他几个月前的画作:一位双面少女,直视和斜视着前方,大无畏,目光坦然,顶天立地,充斥了整个的壁面。当年我最多只见过毕加索的和平鸽,从来没领教过真正的现代派,可想当时审美之颠覆!现在已很难找回我们当时的心态,至少在我,是少不经事,逆反,觉得刺激。果不久,张郎郎落网,石油附受牵连,郭路生流窜外地。
在外地期间,郭路生曾步行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打算写一部歌颂老区传统的组诗,他老是那麽忠心耿耿的。而下乡插队之前,他又风尘仆仆地出现,抖开几页揉皱了《恶之花》的手抄本,这回的语气可比以前深沉多了:
我的青春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
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阳
雷雨给过它这样的摧毁
到如今,
只有很少的红色果实留在我枝头上……
我听着,心怦怦直跳,甚至全身索索发抖。这是谁?比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比任何哪一位的古典诗歌,都更要刺痛人心。
然后是他自己的新作: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
坏的名誉是挣也挣不断的枷锁
假如命运真是这样
我宁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
哪怕荆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样的血浆火一样燃烧
挣扎着爬进那喧闹的江河……
我头一次被郭路生诗中的痛苦和顽强所触动,他的诗有了前所未有的深沉。好像这个从来不肯相信别人会坑他的大孩子,如今也开始用冷眼看世界?
然而,尽管在社会上碰了不少壁,郭路生并没有完全放弃,仍然坚守他固有的浪漫(当然其中也包括信仰)与真诚。那晚,他从自己的“红旗渠”一直念到波特莱尔,接着又念罗尔迦、聂鲁达、马雅柯夫斯基,就这样念了整整的一夜。次日清晨我们出门,铺天盖地的厚厚的大雪。
小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96年,移居美国多年的我,借回国探亲之机,与旧友重逢,地点是在张郎郎家体面的四合院。
张郎郎文革中曾坐牢十年,出狱后放洋,港台欧美,浪迹到天涯,最后还是回北京定居,为国内的画家在海外作代理。他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线条较当年圆润,总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按摩胸腹。儿时在延安的“马背摇篮”,文革的铁窗生涯,都给他留下了病根。
牟敦白则挂上了眼袋,人也不再清瘦。文革后,他摘掉“帽子”,念完大学当上工程师,可个人生活并不如意 。天性加惯性,国忧带家愁,他依旧牢骚满腹,愤世嫉俗。
诗人郭路生
却见郭路生坐在藤椅上慢腾腾地吹着杯中的茶叶,闷声不响。他刚从“福利院”里请假出来,看去身架还结实,而面孔发膀。郭路生被崇拜者们推为建国后中国现代诗的先锋,甚至在官办的电视、报刊上也时有报导,但出入于精神病院。
我自己则由留学生变为名副其实的家妇。
阴差阳错地,国家、个人均有几番起落,而无论如何,张郎郎等人如今即使没变红,至少也不像象当初那麽黑。可对比从前……?为了给诸位撑腰打气,我试举出几个古人来垫背:达尔文二十几岁环球旅行,乘船远眺火山爆发,泪如泉涌,自认目睹了天堂的壮美;晚年则因著述“进化论”,遭千夫所指和夫人的诟病,抑郁而终。拜伦最后献身希腊独立战争,其实是活得不堪其烦,但求速死,免得落得个行尸走肉臭皮囊的下场。一句话,人老了就没劲了。
我自然问起张郎郎为何在国内定居,他那双秀目现出几分空落:“ 外头的人文条件毕竟不一样,呆久了没啥意思。 ”顿了顿,张郎郎又略有所思地:“ 可过一阵我还想出去。 ”我忍不住追问:“ 郎郎,到底那会儿好还是这会儿好?”他把目光移向天花板,含含糊糊地:“反正,小时候吃一块糖觉得特瓷实……”似乎感觉的好坏,真倒不在于是“无产阶级專政”, 还是“ 致富光荣”。
针对拜金的世风,牟敦白愤愤然:“当年一起冲公安部的哥们,如今能为几个子儿就把你卖了,连眼皮儿都不眨一下!”
一直像根木头疙瘩呆在旁边的郭路生,这时也开了腔: “主席在世的时候,人心多淳朴呀,可现在?我弟是高工,我妹是 '协和'的副教授,他们一坐下来,谈的全是钱,与街上的小摊贩有啥两样……”
诗人郭路生
一个念头忽然闪过:也许郭路生压根儿就没疯,只是厌世装疯,避开这喧嚣无聊、苍白而委琐的世界。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近况。郭路生一本正经地:“ 我写诗和住 ' 福利院 ' 都是主席当年布下的棋 。” 我先一怔,然后意识到他人多容易紧张,如果没有压力,思路也许不受干扰,便向他要了 “ 福利院”的地址,打算单独去探望。他又一丝不苟地说:“ 来前写封信,写明何时来,都要谈些什麽 。”
天色向晚,我因惦记托在亲友处的儿子,适时告辞,郭路生、牟敦白也相继退出。不管情愿不情愿,人们各奔东西。我乘出租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夕阳沉没,无数的人头滚滚,看不清面孔;长安街上车水马龙,霓虹广告更像火炬呼啦啦地点燃了夜空。人说诗人只活在未来和过去。而在许多年以前的今夜,同样的晚风,同样的暮色,我会跟路生踟蹰街头,听他憧憬未来,听他臧否命运,听他挑战权威,直到一天的星星盖过了地上的华灯。
又:近年郭路生已有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还继续写作。
诗人郭路生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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