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地主典型马维新与张闻天马洪的农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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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地主典型马维新与张闻天马洪的农村调研

马雅新三届 2019-08-25

原题

地主协助共产党人

作农村调研

作者：马雅

农村调研，张闻天（右4）、马洪（右5），米脂，1942年

农村社会调研的缘由

1941年初，中共中央开始整风运动，提出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贯彻中央决议，中央的负责人之一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于1942年初，在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以土地占有变化与租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调查。

当时在延安马列学院政治研究室任学术秘书的马洪，随同张闻天到神府、兴县、米脂、绥德各地，做了一年半的调研工作。他们随后写下几个报告，其中由马洪整理、起草，由张闻天修订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曾于1943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以后在1957年和1980年，分别由三联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再版、三版。

杨家沟位于米脂县城东南20公里。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杨家沟马氏庄园，是陕北地区最大的地主集团。马氏于明末清初开始经营，18世纪中叶发家，19世纪中叶成为名门望族。全村55户地主，拥有土地数十万亩。这里最大的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是当地马氏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着起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直到眼下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而马维新本人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部拿出来给调查团看，任凭他们研究。调查团一次借来的账簿就堆满了半间房子，后来又曾连续向马维新借过好几次账簿。

调查团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这个地主39年的经济活动：比如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和商号经营方面的情况等等。最终，统计出1912年至1941年他家的收支情况。然后，他们又参照其他材料统计出自1894年以近50年杨家沟一带的年成。在详细核算与统计的基础上，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介绍了地主如何以地租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结合在一起来对农民进行剥削；同时对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情况也做了说明。

据马洪回忆，张闻天曾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出了《资本论》。现在，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的“账本子”啊！

地主经济的典型马维新

马维新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前清秀才。因祖父已去世，父亲又年迈，马维新身为独子，于是放弃功名，自18岁起开始理家，届时已近40年。马维新的曾祖父和祖父的遗产，除了土地外，还有两个字号，这是一种专门放高利贷，并经过高利贷来典买土地的经济组织。

马维新的父亲在与兄弟们分家后，于光绪十一年独创字号“崇义长”于本村。资本银2000串，作银股二分。其父当家时，由于家用少而收租多，以积蓄买进375垧地，主要是在光绪十八年及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那几年是大荒年，米价由光绪二十四年的每斗200余文，涨到二十六年的2400文（合银1.4两）。俗话有“米价过串，人要死一半”。为了活命，农民争着卖地、典地，所以地价便宜，每垧不到10串钱。据说，如果能放手，可以买进更多的地。马维新家的许多“典地”就在此时便成了“买地”。

自光绪二十七八年起，金融周转不灵，字号的经营日益困难。马维新在光绪二十八年掌家以后，便不大经手字号之事；宣统元年，祖上传下的两个字号相继停业。但正从此刻起，马维新交了“红运”。在光绪二十六年大荒年，粮价在一度高涨之后，又大大跌落。这一方面是因为钱缺钱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地多人少，粮食生产过剩。自宣统元年至1916年，一斗米只值240文。马维新当即将粮食囤积不卖。直到1917年粮价开始上涨，他才将粮大批卖出赚钱。

自宣统元年至1917年止，马维新奔走于米脂和吉镇之间。逢二、逢七是吉镇的集，逢五、逢十是米脂的集。他十天走一次米脂、一次吉镇，真是风雨无阻。其目的是熟悉粮食、银钱市价，做“倒换”钱粮的买卖。一两银子，相差一两分的生意就做。当时，在他看来，一两银子挣一两分的利，就算一件大事。这种银钱的差额不但存在于米脂与吉镇之间，即使在同一个市镇上，也是有的。如上午与下午，银粮市价，就可有差别，就能从中取利。

因钱的份量比较小，便于携带，故钱的兑换比较容易，粮食的倒换比较麻烦一些。但是，倒卖粮食也是常有的事，惯例是粮价便宜时买进粮食。买粮时并非一定要从他人的粮库里把粮食运到自己的仓窑内，而只要向粮商说定一定数量、讲定粮价、讲定何时起运、钱何时交付即可。在约定时间以前，他也可以在粮价有利时，从粮商的仓窑内出卖他所定购的粮食。而由于当时粮多粮贱，仓窑缺乏，如到约定期粮食不能卖出时，则必须从粮商的仓窑里运出。至于粮食付款的办法，叫“标期”。一年有五次标期：春、夏、秋、冬、年。粮食的买卖，尽在春、夏、秋这三标之内。在标期内所欠的粮款，均不生利，依习惯，这种欠款，过期也不取利。但在银两的定期贷款上则不同。凡到约定期应还清的“揭账”（记载高利贷的账），在一定时期内亦需付利。这叫“宝标”，到了标期，本利均需付清。这种放款全靠信用，靠口头约定，无抵押品。

马维新的父亲在世时总教导儿孙：要“死坐死吃”，“不要挣钱”，“只有财撵人，不能人撵财”。就是说，放账收租，典地买地最是稳当，投机取巧，非尔辈所长。发财挣钱，大半靠时运，没有时运，虽挣无益。马维新也常以此劝告亲属。据说，凡不听劝的，下场都惨，无论贩卖洋烟，还是做杂货生意，不是家破人亡，便是得精神病。

从1917年起，马维新开始大量“典地”。当时地价很便宜，一垧地值6两银子。“崇德厚”便由那年创立。“崇德厚”的底子，原是从祖上传下的那两个字号分来的，共有荒本钱(毛本）8756串，作银股7份。此字号的地址在吉镇，一直在那里经营到1926年。

自1927年后，马维新觉察形势不利，决定紧缩，于是“崇德厚”亦于该年在吉镇停业，转移回杨家沟。而“崇德厚”的经营，继续发展，直到1933年达到顶峰。1934年开始“闹红军”，“崇德厚”的业务从此衰落，到1938年最后告终。

马维新在他的鼎盛时期（1933年），有“买地”1103垧，“典地”573垧，共计1676垧，收租粮674石。他善于囤积居奇，粮价低时积货，粮价高时倾售；并善于伺机提高租额。他除了通过“崇德厚”放账置地外，还经过自己的“堂号”放账置地。他对租户、债户的缴租交息，毫不留情，稍有迟误，即“依约办理”。据说，“大斗进，小斗出”、“大秤进，小秤出”是他家公开的秘密。他家的掌柜，也都是厉害的人物。

马维新的具体经营手段

从买地、典地、放高利贷以兼并土地，到租佃、雇工，在《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中，均有详实的记录，可供读者参考，而本文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新政权对马维新经济的影响

马维新的收入，不外乎三种，即租子、利息、商号。在他的全部收入中，收租收入的比例始终占多数，但1936年以前，一般不超过70%。因为那时他的经济比较发达，除了收租以外，他还有其他各项收入。

但从1934年起，他租子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加，其他各项收入却逐年减少，到了1941年，租子收入的比例，竟占了97.31%。这证明他的其他经济是在紧缩的过程中。每年租子收入的多寡，固然受年成好坏的影响，也受政治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即使年成虽好，政治条件对地主不利时，收入不但不增，反而减少。当利息、买卖这些生意做不成了，收租便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而租子收入的增加，在新政权减租政策的推行下，没有希望。这正是马维新的苦闷所在。而且，公家的负担剧增，由1936年的5.2%，逐年增加到14.05%（1938年）、48.01%%（1940年）和56.6%（1941年）。

马维新的经济，从1912-1939年是年年向上发展的。土地革命时期的侧面影响虽然给了他一些打击，使他的利息收入及商号盈余有所减少，使他不敢买进、典进土地，而这种打击，只伤皮毛。但1940年对新政权的公家负担，则动了他的筋骨。当1941年公家负担减少收入增加时，盈余的数量又赶上了他以前收入较低的年份了。新政权的减租法令的切实执行，却使租子收入的继续增加已然无望，何况公家负担亦难减少。1940年代开始，在公粮负担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压力下，杨家沟地主经济急剧衰落。马维新在1940年的收入为98.63石米，支出则为253.35石米。其中，近半数的支出用于交公粮（121石米），足见负担之重。当年，马维新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粮食127.89石。所以，从1940年起，马维新的经济已从发展走到停滞。

而马维新治家极其精明，不任意花钱。只有在子女的学费上，他不惜大量支出，这从1936年他付给子女的学费竟占全年支出的56.3%，可见一斑。在他的长子已为抗日牺牲以后，他的几个女儿仍然分别在西北联大和米脂中学读书。他个人无烟酒嗜好，早起早睡，终日忙碌。因此，他当家时期，几乎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供他不断地作为放账置地的资本。所以，在1934年“闹红军”以前，他的经济蒸蒸日上，在杨家沟他是“口不让人，钱不让人”的骄子。

后来，红军游击队在附近活跃，使杨家沟里的地主们极为恐慌。马维新等商定从绥德请兵保护。1934年11月，一连军队进驻杨家沟，驻了将近两年，专门组织保甲，训练民团。马维新当年曾担任寨头和民团团长。

抗战开始，马维新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恐惧渐渐减少，渐渐同新政权的人物表示接近，甚至不反对其两个女儿同公开的共产党员结婚。当张闻天率领马洪等人到杨家沟作社会调查时，他很好地合作，公开其账目供他们研究，并且与他们交谈。

马维新是个有脑筋的人。对于张闻天出身江南大户，曾留学日本、美国、苏联，早年写作小说并翻译介绍过托尔斯泰和泰戈尔的作品，长征时还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的种种背景，他事先都摸了底。马维新一贯崇尚教育，所以对这位有学问的大人物，他恭而敬之。至于马洪这位来自山西农村的青年，倒是因为他熟悉北方乡下的五谷杂粮、风土人情、方言土语，交谈时更容易搭上话。马维新由此得知马洪出身贫苦，由村里的族人资助才念完高小，后来在同浦路上参加工运而去了延安。

马维新天天从窗口外，看到窑洞里他的账簿堆积如山。只见张闻天使用计算尺，马洪打算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作记录，从早到晚，对他的家底作一丝不苟的调研。到头来，他们对他的地产、放贷、租收等经济框架及细节，竟吃得同他本人一样透！治国如理家呀。而且不管他们从前是穷是富，是土是洋，来自五湖四海共同抗日，这点又与他有共识。马维新不禁又惊又叹：“共产党可了不得，这里面能人多呵，看起来国民党日后斗不过共产党！”

基于这种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凡公家交给的负担，他也不敢公开反抗。对于新政权的减租减息的法令，他虽然不满意，虽然想方设法不执行，但他不参与反对新政权的政治活动。尽管心上口头不乐意，他还是遵守了减租法令。1941年村选，强调各阶级合作，他被选为保长，1942年又被调为联保主任。凡他能做的事，至少他在表面上是认真的、热心的。

但他的立场始终是地主的立场，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他总希望他的立场能被各方面考虑，能被上级所采纳。当有人问及他对新政府的意见时，他又慨然道：“对现在政府的事情，咱们不能讲什么，讲也不过是地主的话。现在的事情不好办了，人家不缴租，也没办法。政府交租法令固然好，但是办不通。但要办通也不难。政府只要规定‘如不照章交租，地主即可倒动（收回）土地’这一条，就行了。其实政府尽可不必干涉这类事情，也不必规定什么法律，一切让地主自由处理，事情就会办好的。现在人心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谷子越大越没货，地主越大越有过’。咱还有甚说的呢！”

张闻天（右4）与马洪（右3）等在黄河渡口，1942年

尾声：

杨家沟的调查结束后，张闻天、马洪等离去，而土地改革即将开始。1945年秋，杨家沟推行了“减租”保佃，死租按二五减（原定一石租子改交两斗半），活租则三七分成（一石收成由农民得七斗）。这一方面是大幅的减租，另一方面则是沉重的公粮负担，使地主们迫于压力而出卖、出典土地，日子江河日下。

1946年陕甘宁边区又试行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即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定额的土地，然后承购给农民。米脂杨家沟（绥德分区）等地作为试点。为了防止地主随意出卖土地和转移土地，米脂县委指示各乡农会组成土地评审委员会，负责征购与承购的评审工作。县委还明确提出凡未经农会评委会审批的土地买卖原则上作废，规定今后一律由农会审查批准后方可买卖土地。

土地公债的消息在杨家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连党员都不敢相信，通过党内反复解释才逐渐接受"。也有干部认为"土地问题提得太猛""地价太低"等。马维新听到消息后情绪很激动，对区委来人说："我就是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一村一镇、一寸土地也不肯让人。为什么？舍不得。我也是一样的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是头颅换来的，我的土地也是一点血一点汗换来的。"

1947年初，杨家沟的土地征购工作基本结束。作为地主中“才自精明志自高”的人物，马维新生于“末世”，终究阻挡不了时代的潮流，也挽救不了地主阶级灭亡的命运。“形势比人强”，1947年，他在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中去世。

当年作《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时，张闻天42岁，马洪22岁，马维新57岁。

又记：

张闻天（1900-1976）：中共老一辈革命家，25岁入党，30岁任政治局常委。他早年学习工程，在苏联的红色教授学院里研读马列主义理论时，成绩优异。红军长征期间，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1942年延安农村调查团以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宗旨，深入实际，采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在此详细扎实的基础上，他们参考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及有关调查研究方面的书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这份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调查。它不但充分表现了“丰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阶级对立，还为我国当年的农村经济，黄米黑豆，斤斤两两，事无巨细地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国情史料。

那时，张闻天化名张晋西，住在农民家里，群众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大干部，都亲切地直呼其名。他非常重视搜集第一手材料，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农户。每次走访，他都口问笔记，事后立即对材料进行整理，如果发现问题，就再作进一步的调查与核实。他这种诚心诚意作群众的小学生的态度，感人至深，老乡们赞扬道：还没有见过他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而且，张闻天在调研中坚持唯物主义。他特别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从土地、人口到肥料、种子，从耕作到分配，它拥有大量材料之后，再进行系统的分析。他说，在上面呆久了，常常把群众中这些最普通、最平常，但又最重要的东西忘掉。就在这种“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的基础上，他当时提出了采用“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有节制地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观点。尽管这属于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途径的探索，但体现了“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以求民生之改善”的思想精粹，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标准。从1942年的农村调查，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事求是这条准则，在张闻天坎坷的革命生涯中贯穿始终。

当年作为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马洪，在张闻天的言传身教下，认真阅读革命的经典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学到了踏实的工作作风，这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此后，马洪始终重视在实际中进行调查研究，始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大约20年后，马洪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调研半年多，为制定《工业七十条》提供了基础资料，便为一个实例。

注释：

[注1] 马洪：《脚踏实地求真知——我的治学之路》，1999年5月；引自马洪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注2] 引自《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注3] 引自《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注4] 引自《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注5] 李放春：《“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发表于黄宗智主编的《中国农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注6] 马洪：《社会调查与社会学》，1981年7月；引自马洪文集，第四卷，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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