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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丨马雅：1980年代的中国智库，从给上海留下一个"小金库"谈起
原题
从给上海留下一个“小金库”谈起
——马洪和他的同志们
为国家决策咨询的往事
作者：马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智库。马洪曾与他的同志们一道，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此进行咨询。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有些前辈已去，大多数“年轻人”已年过花甲。本文转述当年一些参与者对往事的回忆，给那段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上海的宏观规划：
一提起中国的纽约，人们就会想起上海，其实在解放前，不是香港，而是上海，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明珠。由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条件，解放以后，它仍是我国工业、技术首屈一指的城市，有着全国最高的经营水平和最广泛的国际联系。因此，改革开放了，上海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我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984年7月，中央决定由宋平和马洪主持制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该项战略研究提出，上海的经济发展要注意外向性，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力度，并提出了建设跨江大桥，开发浦东新区，把上海建成特别市等设想。
1982年俯瞰南京路
由于考虑到上海的综合经济效益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即使文革刚刚结束，它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净产值都约比全国的高出一倍左右，所以，如果中央把资金投放到上海，对整个国家也很有利。据此，该战略研究指出，促使上海成为开路先锋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给钱、给物；二是“给政策”。在第一方面，鉴于当时全国财政尚未根本好转，预算上还有赤字，同时全国各地建设都争着要钱，中央能给予上海的经费毕竟有限。
因此，更重要的出路还是在于“给政策”：即放权，给生财之道，使上海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发展第三产业中找到“活钱”，来自养自发。当时上海每年上交中央财政有150多亿元，上海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上海可留下40-50亿元，使它有一个自己的“小金库”，好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这一意见被中央采纳了。而这一决策，对上海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86年9-10月间，国务院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的功能，又成立了由中央14个部委，包括银行在内的阵容强大的振兴上海工作组。 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委派马洪来主持工作组的活动，有吴敬琏、王慧炯、李伯溪、戴园晨等人参加。根据财政部的“老人儿”戴园晨的回忆，马洪除了深入调查上海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与发展中的困难之外，还组织专人搜集上海百余年来发展的历史资料与数据，用以研究上海经济发展与功能转变的轨迹。经过反复的讨论，马洪和研究人员们认为，随着我国市场调节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上海市有必要从单一的老工业基地，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万商云集的多元的国际化大都市转变，从而明确了振兴上海所要求的功能转变的目标。
南京路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
然后，马洪又组织大家讨论具体实现功能转变所需要的优惠政策。首先，这由上海当局提出要求，然后与参加工作组的中央各有关部门成员反复地讨论协商，最后来确定优惠政策的目标与逐步实施的方案。在其中，最要害的是上海市的财政分成比例。因为上海市实现功能转变所需要花钱的方面很多，而在当时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包干的体制之下，给上海市财政分成比例增加一些，上海市能办的事情就多一些。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结果在当时中央财政也很吃紧的情况下，财政部慷慨应许给上海的财政分成比例翻了一番，由原来的13%增加到20%以上，大力地支持了上海的转型。
在主持讨论时，给戴园晨印象最深刻的是，马洪并不注重一般的讨价还价，而是组织工作组计算上海经济发展加快一个百分点时，所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又计算在不同状况下，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用如果上海多得，中央会所得的更多的例子，来讲清楚双赢的道理，从而使当时认为是最关键而又最难啃的骨头，被顺利地啃了下来。
除了财政比例分成之外，工作组还进一步讨论了中央对上海计划调拨的放松，以及由上海地方出资，建立起全国性的交通银行等设想。
上海市区街景鸟瞰
由于上海有着比香港、新加坡、台湾优越出许多的天然条件，只要方针对头、政策得当，上海的起飞会相当快，它的后劲也将会很强大。而今天回头看，自打从苏联单一经济的模式中走出来以后，“长袖善舞”的上海，已经展现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甚至有了“美国人用一百年建了纽约，我们用十年就重建了上海”这样的说法。
山西的能源开发：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需要有能源的保障，而我国的能源主要是煤矿。据上世纪80年代初的资料，我国煤炭探明储量有一半以上在山西及其周边地区。当时，国家科委一些同志提出了中国可能存在着“能源危机”的观点。于是， 国务院负责人委托马洪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山西能源基地的规划工作。课题开始时，研究人员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储量”的问题上。由于文革时期地质勘探工作受到影响，使得专家之间对此争论不休。
马洪听了几次会议后，坚决扭转了这种研究方向。他说，山西的煤炭究竟够用30年还是50年不要再争了；目前的关键是有了煤，可怎样才能把它运出来。在马洪的引导下，山西能源基地规划的重点转移到运输问题上。经过反复勘查、论证，最后筛选出若干条铁路出口和公路出口，为“晋煤外运”奠定了坚实的规划基础，为我国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证。
1980年代的山西大同
解决了晋煤外运，对于如何外运，又成为高层领导反复考虑的问题。某部门专家向国务院提出了管道输煤的建议，简言之，就是将山西煤炭研成粉末，与水混和，制成水煤浆，泵入管道运出。当时世界上仅只美国俄亥俄州有几十公里试验性的输煤管道在操作运行。遵照国务院领导指示，马洪领导中心开展了晋煤外运管道输煤方案的论证，组织十多个部委的专家学者进了反复研讨。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王慧炯、于伟加等人随同马洪，亲赴山西调查研究，一路风尘仆仆。他们深入到晋西北尚未开发的平朔煤矿矿区实地察看，住宿平陆县城；到神头电厂考察后，又转赴晋东南，了解水资源情况，沿途深入煤矿，还去老百姓家中调查访问。那时的山西公路条件很差，途中马洪乘车险些发生车祸，幸亏司机机敏，与大卡车刮蹭而过。当大家都为马洪的安全担心的时候，他却泰然处之，仍旧不辞劳苦，继续奔波。
然而，据中心资深的研究员王慧炯回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洪能够鉴别和支持正确的意见。在国务院进行输煤管道论证时，几乎绝大部分部委人员都持赞同的意见，仅少数专家持有异议。而研究单位之一铁道部的一位同志，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事后，马洪专门找他详细地了解了情况，鼓励他在某次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都在场的会议上，作时间充分的发言。
1980年代山西太原五一广场附近的街道
终于，此举扭转了当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决策。王慧炯说，铁道部的那位同志，至今还念念不忘马洪的为人，以及他当时所作出的决定。在大量研究国内外有关资料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技术条件、山西煤炭和水资源的具体情况，马洪主持完成了对管道输煤方案的论证报告，报国务院领导，避免了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失误。
山东城市企业的利润包干经济责任制：
1981年秋，马洪随时任国务院负责人到山东开会。该省为了落实当年的财政任务，在城市企业新近推行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即借鉴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经验，来实行利润包干经济责任制：当企业完成上缴利润后，再多盈利则归企业所有，如承包农户所说的“交够集体的就是自己的”，以激励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积极性。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为这是一个好经验，一定会像农村那样，“一包就灵”。
当时全国大兴改革之风，所以这种把农村的经验移植到城市的呼声甚高，曾有一个报告甚至提出要在首钢搞“承包”，抱一个金娃娃。于是中央决定当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移师济南，听取介绍，在全国推广。因此事关系重大，而国务院负责人出访在即，遂让马洪留下来作调研。
马洪随即带领几位同志组成调查组，和他到山东几个城市和工矿区，进行比较全面和细致的实地调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的条件都还比较差，当地的干部开始时给马洪安排的住宿条件颇为简陋，甚至连晚上想方便一下，都要跑到楼外公共厕所去，但他并不在意。山东调查时，马洪一行先走马观花式的大致了解了面上的情况，然后选择一两城市的若干行业和企业，蹲下来，再深入调查了解。
下马看花的结果，使得调查组的马泉山等同志发现情况并不像省里领导机关所说的那样乐观，其实财政任务并没有真正包住，有的企业明显留有缺口；有的明包实缺，暗留欠账。其原因主要是在承包基数上，某些企业千方百计用隐瞒生产能力、夸大增支减利因素，来讨价还价。而在尽量压低承包基数后，某些企业又在账面上做手脚，以暂不列支或暂少列支待摊费用，来虚增利润、假入库。
这表面上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企业也可以多提留，“名利双收”，实际上却隐藏着一笔笔的亏空，会酿成日后的被动。由于城市复杂的企业与农村较简单的自然经济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城市企业的承包也会与农村的承包大不相同。
回京后，马洪要求调查组每人写一份报告，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不必强求一致的看法。调查组中马泉山提交的主报告，集中反映了对这项改革措施所持的保留态度，认为对它的利弊得失还需要权衡、观察，不宜过分夸大它的作用，而放松经济的调整与企业内部的管理。鉴于中央财政当时较为困难，报告建议今后应较多重视国家增收减支这一头；企业提留的增加则必须建立在改善经营的基础上，而不应单纯在分配上打主意。由于这显然与主流意见相左，马泉山不免有些犹豫。
不料，马洪看过报告后很支持，当即转呈。他强调，调查研究贵在讲真话，不如实反映情况，就算不上正确的调查研究，更无助于工作的改进。出乎马泉山意外的是，国务院负责人看后批转有关部门，召开京、津、沪、辽、鲁五省市经济责任制座谈会，研究补救办法，并制定相应文件。在那次座谈会上，山东省和上海市的财政局，分别从综合部门的角度，谈到当下情不确时，主管单位很容易上当受骗；还谈到“手中无米鸡不来”等等难处，也不同意城市承包的意见。国务院负责人事后认为，1981年那次搞的经济责任制并不成功。
平朔露天煤矿的论证：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曾邀请美国商界对中国投资，富翁哈默当即表示很感兴趣。1981年，哈默拥有的西方石油公司决定与中国合资，共同开发山西平朔露天煤矿。而1982年，在中方作山西平朔露天煤矿项目论证时，马洪派中心年轻的研究人员丁宁宁去参加会议，并嘱咐他两点：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资料，二是自己一定要亲自算一遍。
根据他的指示，丁宁宁等研究人员，用计算器算了整整两周。最后的结论是：平朔项目合作28年，在保证外方20％收益率的情况下，经常性费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资的6亿人民币则不可能收回。
平朔露天煤矿
可是，当时主持论证会的煤炭部的同志不接受丁宁宁等人的结论。马洪在问清情况后，立刻将他们的报告报送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时语重心长地对丁宁宁说：你们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条例，这次派上了用场。可有些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因为邓小平为了吸引外资，在国际上释放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所以，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而态度不要过于激烈。
1992年，哈默先生去世了，原来合作的美方撤资。平朔煤矿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把美方留下的债务由中国银行承担下来，其数额为6．02亿元，这和中心研究人员当初计算的结果基本上一致。
“2000年的中国”：
对人口和就业问题的预测
1983年，鲁志强刚毕业进入中心时，参加的第一个特大课题就是《2000年的中国》。这个项目由马洪挂帅，王慧炯、李泊溪等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多数年轻研究人员都承担了任务。《２000年的中国》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
1985年初，课题报告进入文字加工阶段。为了及时上报研究成果，马洪布置十个课题组，分别选取了一两个重要建议，以择要形式上报中央，字数限定在２000字以内。而鲁志强负责联系的一个课题《２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遇到了两个难题。
1980年代的上海外滩
第一个难题是，2000年人口总数预测与中央决议不同。中共十二大决议提出了２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而中心的研究结论却是，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我国２000年人口总数最大可能是１2.5亿，稍有不慎就会达到１2.8亿。鲁志强等人的意见是，建议中央放弃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指标，将控制目标修改为１2.5亿。但这个观点当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几乎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认为十二大的决议不能改动，一些人担心放弃１2亿以内，会导致计划生育工作的松懈。
第二个难题是，研究显示1990年代中国将进入就业洪峰。传统的安置就业模式，已不能解决中国就业的难题，因此需要从就业观念、产业结构、就业形态、就业机制等各方面改变思路，预做准备。这些结论也受到了非议，有人把他们的主张总结为“全民变集体，农民进城来，妇女回家去”，就是针对报告中有关章节内容的讽刺。
鲁志强等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业投资弹性系数远小于集体和私人企业，所以，需要大力发展非公企业，来应对就业洪峰；而如果想解决农业释放的大量劳动力的问题，城市则必须对农民开放；同时，就业压力对妇女也将日趋严峻，所以，应对妇女采取更为灵活的就业制度和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非正式就业等措施。
面对反对意见带来的政治风险，马洪既没有责难，也没有责令课题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课题组仔细斟酌结论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是否准确全面。当听到他们肯定的答复后，马洪就同意了课题组意见，并签发了上报中央的材料。后来，“12亿以内”淡出中央文件，15年后的2000年中国实际人口统计数是12.6583亿。而关于就业的这些意见，现在都已成为社会上的常识和顺理成章的政策取向。
“动乱”之后经济上的微调：
1989年开始，中国经济从过热进入了低谷，宏观经济政策从抑制过热转向了启动经济。到1991年底，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对外公开宣布了20多条措施，其中之一是要继续下调利率。
这时，马洪指示新来中心宏观部工作的年轻人魏加宁对此进行调研。马洪在布置任务时特别强调，你们不要管上面是怎么说的，一定要根据你们自己的调查研究，拿出你们自己的意见来。
根据马洪的指示，他们立即走访了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走访了企业和商店。经过紧张的调研，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一轮大起之前夕”，因此建议“当前利率以不调为宜”。这份报告很快就被马洪送到上面去了，当时的利率也的确没有再做进一步的下调。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果然迅速升温。根据这一情况，魏加宁于10月初主动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为了预防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应当对宏观经济进行“早期微调”：即早点动手，以微调的方式，比如用提高利率等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这份报告送到了马洪手里之后，他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一直修改到最后一句。而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微调的干预，对当时的经济起到良好的效果。
作为国家的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许多最大的经济问题上，为政府建言献策，可这常常会引起争议，有时还要冒政治上的风险，比如宝钢的论证和中国轿车工业的论证等。但马洪同中心的研究人员们一道，不计较个人得失，实事求是地对许多规划、项目进行了科学的合理的咨询，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而面对着复杂的改革事业，作为国家的智囊人物，马洪个人在关键时刻，则表现出应有的胆识，像1984年的为“商品经济翻案”，像1987年的对通货膨胀的预警。这两次建言，虽然由于领导反应的不同，结果大相径庭，马洪为国尽忠的态度却始终如一。
中心是应改革之运而生的。当年马洪和他的同志们，听从时代召唤，顺应历史潮流，开创了我国的决策咨询事业。这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创业维艰。尽管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但他们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这条宗旨没有变。中国有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说到此，使人不禁又怀想起那些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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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马洪长女。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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