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丨江春泽：亲历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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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丨江春泽：亲历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

江春泽新三届 2019-01-05

原编者按

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8期，摘编自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实世纪探索》。作者江春泽系经济学教授、博导，曾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发改委司长。

原题

亲历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

作者：江春泽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中央临时组建了“中央宣传口”，由耿飚负责。1977年春天，我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宣传口工作。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斗争，包括理论务虚会的全过程。把我亲历的史实记录下来，对于关注这段历史进程的读者来说，也许有一些“拾遗补缺”或“温故知新”的作用。

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论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宣传口”重建为中央宣传部，耿飚另有他任，由张平化担任部长。

中宣部决定把原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专门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的杨西光被选派担任总编辑。杨西光到任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征集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意见。

我当时正在中宣部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调研组组长。我们曾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由此，杨西光也找我去参加《光明日报》的座谈。

在座谈中，针对当时理论界存在的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我建议他找一个能带动哲学界活跃的问题来讨论。当时，我们都认为，“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必须通过公开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杨西光说，他看报纸大样时发现一篇来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谈到这个问题，他已决定将其从哲学版抽下来，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载在第一版。

但是，杨西光觉得这篇稿子是一位大学教师写的，学术味浓一些，有些学究气，需要大改，因为我正在搞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调研，他问我找什么人来修改比较合适。我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酝酿写作同样的问题，我建议他请示胡耀邦，可否找吴江（当时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来商量，请该研究室副主任、哲学专业教师孙长江来修改。

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我知道全国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开研讨会，我日前也在那里召开过调研座谈会，知道《实践》一文的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参会，于是建议杨西光邀请孙长江与胡福明一起来面商如何修改。杨西光表示同意。

据了解，此后，《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原作者经多次集体修改，历时一个多月，最后报送胡耀邦审阅，这篇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汪东兴要求中宣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江的名。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把各省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团长请来座谈，叫大家对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领导汇报。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但是，汪东兴还继续在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批判《实践》一文，并点名批评胡耀邦。

在这期间，中宣部调研室主任戴云曾多次企图说服和争取部长张平化支持《实践》一文，并且把小平的态度也告诉了他，均无效果。最后一次，他对戴云说：“我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组织上犯错误，我得听东兴的。”

其实，这位部长也是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要职，在此严峻关头，不能站到支持《实践》一文的立场上来，戴云和我们这些当时的部下都深感遗憾。

胡耀邦号召肃清理论专制主义

据了解，鉴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所谓“凡是派”与“改革派”之争，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不同意见展开民主探讨，以便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通过。

1979年1月18日，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会议就召开了。在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所以由他负责务虚会的筹备工作。由于理论本身就是务虚，所以筹备组把会议名称定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但内容并非探讨如何做理论工作，而是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产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简称“务虚会”。

我当时从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被调过来，参加务虚会的简报组工作，有幸参加了务虚会的全过程。

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召开，领导小组的成员是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会议邀请了中央和北京的理论、文化和宣传单位的100多位人士参加，分5个组讨论，每组约25人左右，5个组的召集人分别是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童大林。

胡耀邦在开幕那天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提出今后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任务是：第一，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研究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他表彰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涌现了一大批“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表示要和这些知识分子一起，“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和理论恶霸作风”。

在场听众受了“文革”十年的压抑和迫害，听到中央领导人思想如此解放的讲话，无不为即将营造出新的理论工作环境而振奋鼓舞。在这一阶段的会期中，1月27日到31日是春节休假。有些理论家顾不得休息，把家中藏书（包括大部头的经典著作）都搬到京西宾馆来，一面精心阅读，一面深沉思考。会场洋溢着自由讨论的空气。

鉴于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宣称“这种性质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与会者从剖析“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入手，认为《通知》“蔑视党纪国法，践踏民主，摧残文化”。有的小组建议中央，正式宣布撤销“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与会者也深入反思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指导经济工作的某些“左”的理论（如否定市场作用、否定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称生产目的是为计划而不是为满足人民的需求等），指出“文革”使“左”的路线登峰造极、危害极大。

与会者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极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要肯定，但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都有错误，“文化大革命”从提出理论到重用林彪、“四人帮”，纵容“四人帮”长期横行无忌，错误更大、更严重。因此，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

有的发言还进一步探讨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领袖能不能批评？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以及关于“领导职务终身制”与“接班人”、领袖和党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可能已不成为什么大问题了，但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是比较深刻的。尤其是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见，当时连胡耀邦都不以为然。胡耀邦是思想最解放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起着先锋和引领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他的认识在当时也有局限。我亲耳听到他在大会上说：“有的人甚至提出领导职务不能搞终身制，如果周恩来总理活着，终身做我们的总理难道不是我们的幸福吗？”

这一方面说明，会议第一阶段的气氛很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也说明，思想解放才刚刚开始，它是一个逐步和长期的过程。

我提出“多种模式”论

务虚会上的小组正式发言一般都有书面稿，交大会秘书处印成简报。比如，胡绩伟、杨西光、于光远、曾涛、华楠、王惠德六人有一篇联合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小组会外，还举行过自由组合、自由发言的沙龙。

我在一次沙龙上作过即兴发言，主题是“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文革”后期，我曾参加过新华社牵头的《世界经济危机》课题和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全国性的苏联经济资料编写组工作，工作基地是新华社的国际部和参编部，并有机会去中央各部委查阅资料和面访，积累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资料。

我根据这些资料发言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而是多种多样的。现在世界上自称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有几十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东欧各国的改革模式。西欧和北欧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也被国际学术界视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共产主义模式）。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自称“社会主义”。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的体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开展研究，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我还建议，在中国学术界创立一门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

本文作者江春泽

由于我在发言中随口列举了不少外国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资料，所以很轰动。不少老一辈的部级领导甚至理论界前辈，由于“文革”十年被“打倒”，被“封闭”，听后都称茅塞顿开，会后当着我的面连称“很有研究，很有研究”。

当晚，大会秘书处领导王仲方找我谈话，说关于我的发言，胡乔木指示：“模式问题可以继续研究。发言中谈到苏联的情况和对苏联的看法，鉴于目前的中苏关系状况，把苏联仍然视为社会主义（中央定调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种模式，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不宜印发书面简报。所以，今天关于你发言的简报将全部收回销毁。”

王仲方还透露，可能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说有关苏联情况的书面资料一旦泄露，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那是一个即兴发言，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留下来，有点遗憾。

两年后，胡乔木在给南共联盟中央的贺电中，公开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

争议“社会主义阶段论”

在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苏绍智和国务院研究室的冯兰瑞作过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他们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应该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其中包括过渡时期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阶段是共产主义。

他们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和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认为其危害性在于：一方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继续不断地大搞阶级斗争，而不专注于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导致混淆阶段，把下一个阶段才应该做的事提前到本阶段来做，于是发生了消灭个体经济甚至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等，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

他们的结论是：“在我国，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这篇发言学术探讨的气味较浓，政治上并无太大的敏感性，在务虚会上并未引起热议。但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却引起轩然大波。据说，中央党校有学员对此很愤慨，说：“老子参加革命30年，干的还不是社会主义，那干的是什么？”此事被反映到中央。

197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也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在一个小会上说，文章提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为此专门开了会。他指示《经济研究》杂志，组织文章与苏、冯“商榷”，但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发表。

当时还听说，中宣部本来打算在关于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中，把那篇文章的观点列为要批判的几种错误观点之一。在场的副部长王惠德不同意，问：“你们在座的都看了文章全文没有？”答复都是没有。胡耀邦见此情况，决定把此项内容从宣传提纲中勾掉。

《经济研究》杂志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该所老经济学家徐雪寒对组织批判苏、冯文章而又不许反批评的部署也表示坚决反对。杂志编辑部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只发表了一篇“商榷”的自发稿应付了事。

这时，我正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做经济调研工作，后来有人告诉我，胡乔木已在某场合作了自我批评。

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确是经过艰辛探索、反复争论才确定的，共识之取得来之不易。

理论务虚会内外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很关注务虚会，经常看简报、听汇报。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专门讲了民主问题，还布置要专门集中二三十人，写一篇两三万字的大文章，专论民主，在当年5月4日发表。

就在务虚会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在会议秘书处耳闻，那些日子中央每天晚上都要接到各省来的告急电话，说“省委大楼被包围了”，“我们无法工作了，省委大楼内外都是静坐的群众”这些诉求中，一部分是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大量的是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回城，西安市高处还悬挂起了“要华尔街民主，不要社会主义”的大幅标语。

总之，各种矛盾如火山爆发，使地方党政领导如坐针毡，纷纷要求中央拿主意，并要求理论务虚会不能再开下去了。再加上中央高层内部对务虚会有不同的声音，社会上的噪音正好对他们有利。邓小平此时可能也感到再“放”下去要影响政局的稳定，于是，1979年2月15日，理论务虚会暂时休会。此为第一阶段，也是“放”的阶段。

3月下旬，务虚会复会，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与会者400多人，会议分两处进行。原来的参会者多为理论工作者，在友谊宾馆参加会议；新增加的多为党政干部，在京西宾馆开会。这是务虚会的第二阶段，“收”的阶段。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向理论务虚会全体人员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据说，这篇讲话是胡乔木执笔起草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由此从活跃转为沉寂。但与此同时，市场化取向的务实的改革还在继续。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一旦开启，就浩浩荡荡，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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