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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丨孟国庆：偷听《英语900句》的那些日子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孟国庆，1942年10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1979~1981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现任上海市黄浦区人大代表、政协之友理事。
原题
偷听《英语900句》
的那些日子
作者 | 孟国庆
前两天收拾房间，在书柜的角落无意中发现一个老式八管三波段南京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的外套已经斑驳陆离了，但还能吱吱发声。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是我南京的大舅子1967年送给我们夫妻俩的结婚礼物，当时市价是103元，相当于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当时大学本科毕业月工资57元)，这件东西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奢侈品。
当年偷听外语广播的收音机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收音机其貌不扬，不仅又大又重，音质也不好；即使以今天的收入衡量，这个价格也高得离谱。但是，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却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很多地方甚至在上海都难买到，十分吃香。这个收音机不仅技术含量高，收听效果好，外形漂亮，并且还有几个短波。
如今短波收音机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绝对是个“异类”，因为有短波就有收听“敌台”之嫌，“收听敌台”在当时也是一个罪名。我还记得，解放初期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按钮都是锁住的,唯恐有些人收听外国电台。
不知何时开始，我收听中无意发现“美国之音”有一个《英语900句》的节目，我高兴极了。我高中时很喜欢英文，英语成绩也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20 世纪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英文课时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听老师讲，英语的听力训练根本谈不上。
由于闭关锁国，当时的英语课文中存在不少谬误，例如我们高中的课文中有 “We are happy and gay.”（gay有愉快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男同性恋”的意思。）和 “I am a negro boy, he is a white boy.”（ negro对黑人有蔑视的意思，常用的应该是black）这样的语句，可见当时国内的英语学习环境是何等的贫瘠，因此《英语900句》对于我尤为可贵。
当时我在贵州大山沟的六盘水工作，那里山高林密、天荒地远，尽管机身带有拉杆天线，但也很难收到短波信号，因此我又在房间里拉了一根细电线当外接天线。当时还没有耳塞式耳机，我每次收听都把天线拉到最大，脸贴着收音机听，唯恐别人发现有收听“敌台”之嫌，甚至连我爱人很久以后才知道我在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
那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更没有什么文艺活动，我一般很早就洗完上床。《英语900句》给我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每听到《英语900句》中柔和的美式英语和主持人何丽达优美的中文解说，真有种八面来风、心往神怡的感觉，这是我每天最惬意的时候。
后来我托上海的一位“赤膊弟兄”施正庆帮我买了一本内部出版的影印“《英语900句》。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影印书其实就是盗版书，当时至少上海出版了很多这种优秀的“参考读物”，使大家在严冬中看见了几朵艳丽的山花。
1978年7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6月23日他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问题汇报时说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当时中国政府决定首批向全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美国1500人。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严格选拔，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到了大洋彼岸，后来又结束了我在外地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1978年8月14日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山东大学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留学生、进修生英语考试”。考试前，我的听力仅限于《英语900句》和英语“老三篇”的胶木唱片。我很难说《英语900句》对我的帮助有多大，但它对我英语水平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我对此“念念不忘”。
1979年到美国后，我试图写信给美国之音感谢《英语900句》的主持人何丽达女士，但我当时还心有文革余悸，唯恐弄得不好回国以后“拉清单”，所以只能作罢。据我了解，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都听过《英语900句》。
1979年12月23日，作者和美国福特总统在Vail合影
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当年学英语的尴尬和苦涩再也不会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重演了，他们学外文再也不需要通过“偷听”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五十年多中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我也由“翩翩少年”变成了 “七0后“。改革开放给我们全家五代人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对此，我们全家包括我两个黄头发、黑眼睛的洋外孙都从心底感激小平同志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当然其中也有《英语900句》的一份功劳。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四十周年。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留学回国人才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中国有54.45万留学生，其中32.88万人去了美国。我粗粗计算了一下，我们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三千名出国留学生约占38年后留学生回国人数的千分之一；当年我们1500名赴美留学生不到2016年到美国留学人数的千分之五。
这四十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四十年。四十年中，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我一直坚持和我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我已由“翩翩少年”进入古稀老人之列，尽管我才疏学浅，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但是我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如丹凤朝阳。
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瞬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我们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我们。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们遇上了改革与开放，尤其是开放。我们是经历者，我们是见证者。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本身就是改革与开放的成果。
我离耄耋之年也不远了，但我还决心和大家一起尽一份绵薄之力，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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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敌台的往事
作者：张鸣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所有的境外电台都是不能听的，除了朝鲜。在文革中，一度朝鲜台也不能听，因为这个国家，近似修正主义。不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像今天的朝鲜那样，收音机给去掉接受短波的功能。国家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功能强大的干扰台，听中波有困难，听境外的短波，只要你想，就没问题。
当然，收听境外广播最大的障碍，在于群众的监视。那个时候，全民的政治觉悟都挺高的，如果谁家敢听敌台，只要被邻居发现了，多半会汇报的。接二连三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类，就是偷听敌台的。而他们被揪出来，十有八九，都是周围人被告发的。
1970年代被公开逮捕的人犯，左二即是偷听敌台犯
尽管这样，身处边境地区的百姓，只要家里有收音机，在调台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不小心收到境外的广播。那时候，尽管十分好奇，也就是听上一两句，马上换台。如果多听，保不齐就会有麻烦。因为那个年月，家家户户的房子都很小，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隐私空间。无论你干什么，人家要想知道，都会知道。
那年月，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知道外界信息的渠道，连《参考消息》这样的报纸，都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只有连队的队部订了一份。连长指导员也有资格订阅，但是他们舍不得那个钱。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到了文革后期，大家阶级斗争那根弦有点松了，才可以溜进办公室看一眼。那时的《参考消息》，里面的国外消息，比今天的还少，其中好些貌似是外报的报道，其实都来自中国政府在境外办的报纸。
但就是这样，似乎也需要保密，对普通老百姓保密。以至于我们那里有想外逃去苏联的人，走的时候，每每特意从连队办公室偷了几份《参考消息》，当做秘密情报，献给苏联人。结果好不容易逃了过去，被审问一顿后，又给遣送回来。然而，下一个外逃的人，还是照此办理。因为这种事儿，上面都保密，下面的老百姓不知道，同样的错误，还接着犯。
到了文革后期，革命的热情不再。偷听敌台的人越来越多，先是知青干这个事儿，他们从大城市来，可以搞到性能比较好的收音机。也有的人，收听敌台，就是为了学英语。学英语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反正待着无聊，学点什么，打发日子呗。要说没用，也不完全，学英语有一种炫耀的功能，就跟打架摔跤、下棋、看小说一样。
无论你在哪个方面有点过人之处，在知青群里，都比较好混。各个连队的人，互相比。听说谁打架本事大，肯定就会有人来会会你，打完了，就成朋友了。下棋也是一样，拎着象棋袋子，到处走，只要棋艺高，走哪儿都有饭吃。背古诗词，讲小说(尤其是外国经典)故事，也是一个需要比试，而且见高低的本事。当然，如果会点外语，那就绝了。
偷听敌台的人，都被敌人策反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我们那里，往境外跑的人，大多是在连队受了气，跟领导闹翻的。真听敌台的人，倒没什么人跑，这些人，改革开放之后，大多考了大学。
在那个连过滤的境外消息都封锁，境外广播都害怕的年代，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相当低。大学多少年不办了，后来勉强开办，也好像是中学补习班，因为招进来的人，根本没法学大学的课程。国家也很穷，老百姓没饭吃，农村一个公社，也没有一台像样的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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