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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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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 | 程和平：八十年代里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老编的话：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年龄跨度从1946年到1964年的新三届这一代人（硕士生有1939年的，少年班有1967年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本号特辟“亲历”栏目，文章主题为新三届人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思。
作者简介
程和平，那场十年“探索”中务工9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执教，1987年旅美至今。
题记
历史走向有时
既无奈又无聊
却偏是事实。
作者 | 程和平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与历史越走越近，与未来渐行渐远。仅以此文纪念上世纪那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八十年代，那个我们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天高地厚的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始蕴酿国家档案局长的下届人选。人民大学的老校友张仲仁，时任四川省档案局长，年龄，学历，资历和能力都符合当时的选拔条件。尤其是他作为邓小平妹夫的人事背景，让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下一任国家档案局长，非他莫属。
张仲仁为人为事都很强势。既有眼光，又有魄力。他不怕办大事，只怕事办不大，办不出新意来。为了应对可能主持的新政，张仲仁开始寻求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着手进行相应的人事准备。这时，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年青教师们的改革言论，受到张仲仁的注意。
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档案局在南京联合召开了关于档案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会议。会上散发了我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赵国俊和郑鸽共同起草的书面发言。在这份文件里，提出了档案工作是一种“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并把我在1982年毕业论文中提出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的构思提升为“行政信息管理系统”。并提出，档案专业教育的目标应拓宽为，培养与人，财，物并列的四大资源之一，信息资源的“总管”，既当今称作CIO的人。
张仲仁参加了这次会议和同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并非常认同这些构想。特别是在成都会议期间，就一些相关的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有一次，张仲仁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同学，国家档案局的孙刚也在场），长谈到后半夜两点多钟。第二天，他在主席台上困得东倒西歪。
张仲仁表示，如获任命，他就马上组建“国家文件档案管理局”实现“文件和档案管理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将该机构的职能扩展为规划和管理包括办公自动化建设在内的“国家行政信息管理系统”。
这样的思路在当时虽很超前，但逻辑是圆通的，实践上也是可行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了与行政信息管理系统最相关的专业管理机构，国家档案局。
上世纪八十年代，同世界各国一样，中国还没有任何国家机构负责对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国家行政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实施规划和管理，基本上是一个权力真空。这项改革可能会受到懒政的干扰，但不会遇到失意者的竭力抗拒。而且，那时市场经济的触角还没有伸到这个还很干净的领域。这项改革还不会遭遇利益集团的侵蚀。
此外，这项改革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人力资源。那时有这样一批独特的年轻人：他们既有思想开放，独立思考的特征，又有扎实成熟的行动能力。他们不是书呆子，他们拥有三教九流的社会生活经历。他们立志改革，因为他们年青，他们拥有未来。人大档案学院创始人吴宝康向张仲仁承诺，为他的新政提供人事方面的支持。
更难得的是，这项改革有其独特的政治资源，极可能获取直接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张仲仁是邓家的常客，当时邓小平又正在极力倡导和推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借助作为邓小平妹夫的便利条件，只要张仲仁在家里说服了“老爷子”（邓小平在家里的别名），就基本上不会在体制内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按照权力的性格，大概没人会横在这项改革的路上。
张仲仁对即将到来的改革新政，表现出极大的真诚和决心。我离开成都回北京时，张仲仁撇开各路官员，到火车站只为我一人送行。他提着两条在当时很难搞到的高级云烟和一大袋桔子，把我一直送到了车厢的座位上。在众人面前表达他对新鲜思想的尊重并为其树立权威；向人们宣示他改革创新的诚意和决心。“礼贤下士”是为官的智慧。“士为知己者死”是为士的道德。这是数千年来，中国有志做事的人们认真遵行的游戏规则。
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历史同我们开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负责选定档案局长的换届人选，上下征求意见，初步定为张仲仁。而档案界的鼻祖曾三则另有打算，想提拔以前的秘书。曾对王说，要维护邓小平的声望，如果提拔他的亲属，应该征询一下邓小平本人的意见。王按照曾的建议，去问邓小平的意见。（这样，就把一个本来按级别，根本无需邓过问的，例行的提拔干部的事，真的变成了一件要由邓来亲自点头去提拔自己亲属的事）。邓很生气，说你看着办吧。王又去问曾，邓小平为什么会生气。曾三说，邓是对于提拔他的亲属的做法不满意。于是，王兆国就取消了张仲仁的候选人资格。
张仲仁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他对邓小平说，我自己凭本事在外面工作，不是靠你的关照。你要是怕我辱没了你的名声，我从此不再登你邓家的门。邓说他没有干涉张仲仁任命的事。卓琳说，我们家不缺你一碗饭。她让邓办主任王瑞林去查，是谁把鬼搞到了我们家的头上。于是，知道了这件事的经过。
邓小平没有再提起这件事。王兆国很快被调离了中办主任的位置，他的接班人的前途也就此结束了。
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地无聊的事件中，所有的人都是输家。张仲仁失去了一个实现抱复，展现能力的舞台；我们所追逐的事业失去了一个不可复制的机会；那个不明事理的人失去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那个被断送了一次难得发展机遇的事业，也正是肇事者自己亲手开创并奉献了毕生的事业。历史狠狠地嘲弄了我们。让我们这些持有尚方宝剑的精兵强将，打输了一场连敌人都没有的仗。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百业待兴，万木争春。我们这个在那时并不引人瞩目的事业，曾有过巨大的潜能和机会。我们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曾领先世界许多年。假如没有那个在当时对所有当事人都没有好处的意外，中国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就会有一个会令世界各国档案界和信息管理界的同行们羡慕的，统一的政府信息管理机构。这曾是一个几乎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性.
历史没有假如。但假如历史能为我们破例一次，我们将会回报给它一个多么巨大的辉煌！
这是一篇祭文，祭奠一个不幸夭折了的早产儿和我们远去了的青春；这是一篇颂文，赞颂那些勇于开创的先行者们和那个敢想敢做的时代。我怀念那个失去的梦，怀念那个充满梦想的年代。
程和平
2018年10月
注：我不指望这些文字会被放到桌面上。面子，名声，社会影响，当今人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平衡。我只想把它们留给后人，那时的人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历史，批评权威。
1985年6月，南京，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召开的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张仲仁（站立第一排左三），吴宝康（站立第一排左四），程和平（站立第二排左一）。
1982年12月，曾三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程和平（右二）
程和平，2018年7月，芝加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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