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丨孟国庆： 我也说说上海人

查看原文

其他

地域丨孟国庆：我也说说上海人

Original 孟国庆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孟国庆，1942年10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1979~1981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现任上海市黄浦区人大代表、政协之友理事。

原题

我也说说上海人

作者：孟国庆

我转载过一篇比较上海和北京两个地方的文章，其中说到对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印象，这篇文章颇得大家的欢迎。事后我也有不少感触，现在我也说说上海人。

我原籍不是上海，但我1948年就到了上海，至今毛算算已经70年了，其中我自1960年在外地学习和工作24年（包括在美国留学的2年）。我长期在外地上学、生活和工作，回上海后又在央企工作，同事中也有不少外地人，工作语言是普通话，所以我自称“介于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

鉴于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出差，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我在国内很多地方都长期待过，多次出国也碰到很多上海人，其中不少人还是我的好朋友。说见多识广我谈不上，但是我对上海人和其他地方的人还是了解得比较清楚，可能也比较客观、中肯。

上海人的家乡观念

上海人的家乡观念很强，似乎骨子里有这个基因，犹如大雁南飞一样。外地的上海人千方百计想回上海，我们当时在贵州工作时，很多人都说宁可在上海扫马路，也不愿意在外地“当白领”（因为都是大学生，都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这话不一定是真话，但是想回上海之心“昭然若揭”。

外地的上海人即使自己回不来也会想方设法把第二辈、第三辈弄回上海。东北等地方的人喜欢北京，但是在北京的上海人却是“养不家”（意思是，养宠物时间再长也没有，总想逃往原地，这是一句上海话），总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上海也是念念不忘。

我一位同学宁可放弃东北的副厅高干位置，全家调回上海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当然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后来当了水利局（后称水务局）的正处长和上海市人大代表，但是调回上海以前，他被明确告知“不安排任何行政职务”，也不安排住房。不少上海人能到中央升官也不去，因为他们离不开上海，即使不得不去，他们的家还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是个“裸官”。市井传说，从上海出去的领导人在上海都留有“官邸”，这估计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是人大代表，曾遇到这么一回事……一位已经入外籍（南美一个国家）的从上海出去到江西插队的老知青，放弃外国国籍想到上海落户。他太太是台湾人，估计到台湾落户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还是想要上海的户口。将心比心，我为此做了不少努力甚至还得罪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但限于政策最后也没有办成。尽管我不知道他落户上海的真正目的，但他叶落归根上海的坚强决心却令人唏嘘不已。

上海话的“魅力”

对在上海工作或学习的外地年轻人，我总希望他们努力学说上海话，融入这座城市，使自己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倒不是因为上海话有什么高贵，只是因为方言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媒介，尤其是上海话。就和拜佛烧香一样，香点燃后通过袅袅的佛香，拜佛人才有和佛沟通的渠道。

以前在外地听到上海话尤其亲切，似有异乡遇故人的感觉。只要同是上海人，什么买火车票插个队，买东西开个后门都不难。甚至遇到上海同乡，谈得投机请到家吃饭的都有。

以前看病都是免费的，凭处方在外地买药也是实报实销。白药是云南知名的特产中药，对跌打损伤和止血有奇效，尽管便宜但是很不好买。尽管白药是云南出品，但那时在昆明买白药也不好买，要凭医院处方才能买几瓶。

文革时根据毛主席“6.26指示”，上海的延安医院整建制搬到昆明。因为医生都是上海人，对上海人特别照顾，只要听到上海话，那里的医生就“大大方方”地开买白药的处方。因此，只要我们出差昆明，代大家买白药就是我们的必要任务。

我在山东薛城（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属于枣庄市的一个区）工作时枣庄矿务局医院有一位牙医是上海人，是个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远比现在的博导稀罕得多），不知什么原因被“贬”到这个小地方。但他的医术极佳。我们单位上海人多，都如过江之鲫般地找他看牙齿，他见到老乡分外客气，看病十分到位，连牙齿完好的我都十分羡慕，简直有点嫉妒了，心想我牙齿咋没病呢？

上海人一般都会说流利的普通话、不少人还会说外国话，但是上海人见了上海人一般只说上海话，这才显得亲切，也叫低调。如果一个上海人明知对方是上海人，但还说普通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对方也会感到有点不自在。上海人哪怕在海外，碰在一起都说一口上海话（前提是这群人里没有外国人或外地人）；哪怕暴粗话，也绝对是方言。

上海话不是课堂用语，不是官方用语，更不是文学用语，也谈不上什么高雅，因为亲切所以喜欢。在国际化的都市里，说本地话，做本色人，这就是上海人。

上海人的社交

上海人的相处方式属于有分寸的距离感，尽量不去麻烦别人，也不轻易承诺别人，不想欠人情债。

上海人一般不会麻烦别人。以前搬家之类的事情没办法，只能请亲朋、同事帮忙。如今什么都市场化了，上海人搬家都请搬家公司。但听说外地不少地方搬家还是请亲朋帮忙，一去十几个人帮忙搬家。为了搬家不仅欠了别人的人情，而且花钱也不一定少，光招待这么多人吃饭要花多少钱？这次你搬家别人来帮忙，下次别人搬家你也要去，周而复始多累啊！还不如请搬家公司搬家干净利索，还省钱。其实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萧规曹随，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吧！

外地逢亲人故世，参加追悼会的亲朋好友往往有一百多人，参加追悼会的人还要随礼，场面上是风光了，但是大家都很累。下次别人有追悼会你也要去，也要随礼。上海人这方面比较简单，参加追悼会的只是直系亲属和近亲，最多加上少量朋友。除非知名人士或VIP，一般一个小厅，最多一个中厅就够了。

上海人做事“先小人后君子”

很多外地人酒桌上“花好稻好”，酒一喝啥都答应，事后啥承诺都不作数了。上海人有高度的契约意识，不轻易对别人承诺，一旦答应的事情就会规规矩矩地做好；办事情不必非要拉关系；上海人谈合作先小人后君子，严格按照合同来处理。上海人习惯这种高度透明的相处方式，在这种人际环境下，隐形的人际交往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上海人的“排外”

很多人说上海人排外，其实哪个地方不排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实排外并非上海的专利，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问题。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地方性保护在各国各地都非常普遍。这本身也受我国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将人的出生地与居住进行严格地区分。

以地域划分的族群之间彼此有些隔膜和攻讦并不奇怪。据说各个州的美国人对纽约人都不待见。我1985年因公务到英国三周，乘汽车跑遍了整个英国本土。旅途中发现英格兰和苏格兰人经常相互拿地域开玩笑，尽管这些玩笑是善意的，但从中我也感到二者的差异，似乎从中也感到有些隔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说过“差异就是矛盾”，而矛盾谁说不会发展成排外呢？

上海自开埠以来已经算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了，说到排外怎么也轮不到上海。说“上海以外都是乡下人”那是过去，如今“说普通话的人住在内环，说上海话的人住在外环”的说法尽管有点偏颇，但是说明上海人对外地人没有什么歧见了，当然还有一些水平不高的上海人嘴巴里还习惯说：“Ta是外地人！”但这绝对不是主流。

相比之下，上海是比较海纳百川的，也是各地人的“融炉”。和美国人一样，上海人尊重有本事的人，不管你来至何处。我周边有不少“长江学者”，国外知名大学的博士、教授都是外地人，我们民主党派不少市区级主委、领导都是外地人，我估计约占40％。鉴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参加一些正式会议，会上大家都说普通话，似乎不说普通话就上不了“档次”。能做到这样，你还能说上海人排外吗？

从深层次的社会学角度，在我们这个历史久远的农业国，上海人和各地族群之间的所谓“歧见”可能还带有某些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冲突的深层意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纷争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弥合的。

上海人的交友

北方人习惯称兄道弟的没有距离感的热络劲，好像很豪爽、很亲热似的，好像不称兄道弟不酒酣耳热，你就看不起他一样，其实称兄道弟地喊着，心里可能是另外一本账。

几十年来这些我看得多了，一些人好的时候亲密得似乎“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交恶时却“咬牙切齿”，恨不得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

大多数上海人不认同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也很不喜欢在那种闹哄哄的氛围下被裹挟的感觉。而且，北方人办事情喜欢先拉关系，很多事情要在酒桌上谈，这一点上海人也很不习惯。

当然就具体个人来说，总有例外，但概括的总结，上海的人文环境更偏西方化一些，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比较适合我不喜欢拉帮结派，喜欢一切都摆在台面上的人。

上海的“官场”

哪都有贪官和不负责任的“懒政”官员，但上海相对少得多，有人笑称“上海的贪官是贪污，但是他们也是能为老百姓办事的人”。

上海政府行政效率非常高。政府官员，即使是底层的一线公务员，那办事效率，那服务意识，那政务电子化水平，绝对令人印象深刻，绝对是服务型的政府。至于其他地方的衙门，差距可太大了。

外地办事很多靠关系，但上海很少。一是上海实在太大了，很少有人能这么神通广大，认识这么多人，二来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老百姓盯得紧，三来他们都有底线，多少还有点“敬畏之心”。碰到熟人办事，条文能“活络”的他们可以通融，也能快一点，但很少会“违规作业”，他们不会为蝇头小利而丢掉自己宝贵的乌纱帽。

我当了21年人大代表（其中10年常委），遇到过不少来自外地偏远县城的公务员，不少人对我说他们在老家没有关系，也没有后台，要是在老家他们根本没法“拼爹”当上公务员，但是在上海就可以，Ta们深切体会到上海办事的公正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录取公务员面试的监督员，见证了很多公务员面试。上海录取公务员的流程是……如果录取一位公务员，须按录取人数的三倍即选择笔试前三名参加面试，5～7位面试考官是随机挑选的（进人单位有一位考官，一般是该单位领导），考卷是上海市考试院密封的，由我这个面试监督员随机抽取并当场启封。考试卷子分2套，随机确定一套。参加面试人员抽签确定面试次序，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面试结束后马上打分和确定最终成绩（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再平均），并显示在大屏幕上，考官和监督员签名后立刻生效，杜绝了作弊改分数的空间。综合笔试和面试成绩后，在规定天数内上网公示，体检和政审合格后即正式录取为公务员，并无条件地给外地人员予上海户口。

这种情况下作弊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只是太难、太难了!当然，这种录取方式只能保证公开、透明和公正，录取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也有人在面试中发挥失常的。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方式应该是最公平的了。

上海各级政府对老百姓还算“客气”，政府官员对老百姓还是敬畏的，当然各区也不平衡。各级政府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很尊重，至少在我们这个区，我当了21年的人大代表，对此深有体会。当然有些属于“大气候”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这个大家也会理解。

例如，上海没有电梯的旧大楼多，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爬楼很吃力，有人要求在楼层之间安装折叠椅可以歇一下，经我这个人大代表提议很快就办成了。老百姓嫌换领“医保卡”麻烦，政府就在每个街道设一个点；老年人说“病历卡”（门急诊就医记录册）写完了换新的麻烦。经我提议后，如今在每个街道医院都可以换，这种办法将逐步推广到其他二、三级医院……

还有，上海的政府工作人员很按章办事，一旦被来办事的老百姓“抓住理”，他们会“老老实实”接受意见，因为他们怕被人投诉。很多外地根本无所谓的小事，在上海可能就是大事，处理很认真。

“民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在我们黄浦区基本做到了。

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时，看到的第一部台湾电影就是《小城故事》，剧中的女主角是林凤娇饰演的，主题曲“小城故事多”是邓丽君唱的。台湾报纸当时评论邓丽君: 她唱歌不如xxx，颜值不如xxx，什么不如xxx……但是她还是最好的华语女歌手，因为她的总分最高。

借用这个“典故”，我也说: 上海挣钱不如广东，玩的方面不如北京，海景不如青岛，气候不如昆明……但是，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城市，没有之一，因为上海的“总分”最高。

在上海，有当今中国大陆最公平的环境、最廉洁的政府、最高效的政府公务员，最规范的制度，最完善的培训体制。在这块土地上，没有那么多黑暗，没有那么多丑闻。公共资源可以被有效地利用。是人才，无论出身和地域，都有足够的机会脱颖而出。在上海，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始终不会动摇。这些话不是我的“原创”，是一位外地朋友在媒体上说的。

在这块土地上，人情、裙带关系、哥们义气有，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只有实力才能确保你在竞争中胜出。调查归国留学人员，不论原籍哪里，都把上海作为落户的首选，在他们嘴里最频繁出现的词汇是：公平！

以上我对上海人的评述只是一般概念上的，或统计学概念上的评论，并不能代表一切。凡事都有例外，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坏人，关键是数量或程度而已。

当然，上海人也有很多缺点，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漂移，“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上海人会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将会以越来越“高大上”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图片选自网络

喜欢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延伸阅读

孟国庆：改开时代走出国门的第一批"洋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