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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 | 杜欣欣:母亲的歌

2017-12-04 杜欣欣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表面上看,我母亲从未像父亲那样颠沛流离,也未如父亲那样的饥寒交迫。然而,她却是我所有亲人中最悲苦的,也是我的亲人中最难写的。我甚至担心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写出她生命的碎片。那些碎片来自她的歌,她的初恋,也来自我们的爱和不幸。

 

听我母亲说,她天生嗓音洪亮:“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想试试我的声音。我就站在楼上,喊楼下的罗妈,她正在楼下另一面的厨房里。我一喊,她就走出来说‘听到了,听到了,耳朵都震聋了。’嘿,我就知道我的声音很大。在学校里,有人说某某会唱歌,她一唱,就是那种憋着嗓子唱的,声音像猫叫,我就笑‘这就是会唱歌?’小学时,大家都喜欢听我唱歌。进大学前,我念过四所不同的学校,在学校里,我都是唱得最好的,因此我对自己的声音有信心。因为我喜欢唱,虽然并不信教,但上大学后,我每周会去教堂唱诗。”

 

我母亲音域宽广,很年轻时就能毫不费力地唱到女高音的高音“D”。因为唱得太好,她被人称作“燕子”,而那个绰号源自刘半农的歌词:“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高二时,母亲开始接触钢琴。老师在音乐课上简单示范如何弹奏,母亲自去练习,不久就会弹奏了。88岁时,她还在当地的老人中心弹琴,她弹奏肖邦,李斯特,和贝多芬……琴房旁就是餐厅,一些听众对我说你妈妈弹得真好听,好听得我都忘记吃午饭了,但我妈妈却为弹错的音符懊恼。


1985年的郎毓秀先生


母亲就读的华西大学没有音乐系,却有声乐老师朗毓秀先生。她是郎静山之女,曾到美国学习声乐,回国后,她在音专和华西大学教美声唱法,还开过独唱音乐会。母亲是抒情女高音,郎先生教她唱《圣母颂》《浮士德》《托斯卡》《蝴蝶夫人》。1949年,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拟成立音乐系,教授要母亲再读一年音乐系,承诺说她可以拿到家政系和音乐系的两个文凭。但因成都解放,美籍教授离开,音乐系不了了之。


读华西大学的母亲不仅年轻,不仅美丽,不仅声音好听,而且温柔。我猜那时的她一定是被女生羡慕,为男生所追求。天然的美声和美貌一定给她带来许多的快乐和骄傲,不过当时的她绝不会想到未来将经历怎样的炼狱。在那个炼狱里,母亲再未唱过年轻时的歌。


我四五岁时常听母亲唱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不久也会唱了。她常因演出晚归,晚上九点,我又必须睡觉。睡觉时要从里面插上门,我妈担心夜归叫不开门,就让我睡前找隔壁的李奶奶从外面锁上。在那些被反锁在家里的夜晚,我经常对着镜子唱《照镜子》:“妈妈她到村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


在那些被反锁在家的夜晚,我从未害怕过。可是有一个晚上,我被惊醒。当时感觉已经很晚了,母亲早该回来了。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抓门,那声音好像小孩儿哀啼,又似妇人互殴。怪叫声中,床前的镜子突然飘过一个穿红衣的影子,它飘了出来,落到我的被子上。我害怕钻进被子里,蒙住头,不敢喘气。


次日清晨,我醒来,起身仔细地看了看那面镜子,除了发黄的麻点,什么都没有。我打开了柜子,又看看镜子的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这时,我看到衣柜里的旗袍,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着,紫红色的丝绒,黄纱面栽着蓝绿色的绒花,苹果绿色,每一件都好看。


母亲平时总穿军服,周末进城时才会换上便装。她常穿白衣黑裙,会换件碎花乔其纱衬衣,但我从未见她穿过旗袍。我也看到她的白衬衣,虽然素净,但都有些名堂,一件衣服的领子上能系成蝴蝶结。另一件是小圆领包肩的,白纱蓝绒点,有点像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期》里穿的式样。


1957年12月17日,母亲随周恩来到缅甸访问演出

 

当我长大一些,知道爱美了,母亲不在家,我拿着旗袍对镜比试。某次被母亲撞见,我很怕她责备,但她没有,还告诉我那些旗袍的来历:“ 1956年,周总理访问缅甸,团里跟着去那里演出,出国前制备的。料子都是从四川带来的,你祖母给的,我选的款式。” 


40年之后,我得知表姐夫洪列哥的父亲曹节就是一间上海迁京裁缝店的名裁,他很可能就为母亲缝制了出国的服装。不过一年,曹老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其后被调到北京某被服厂缝制劳动服。


我逐渐知道那个带镜子的衣橱,碗柜和床头柜也都是从四川老家带来的,这些旧货中有件皮袍,父母离婚时,皮袍寄给了父亲,还有文革中上交的外祖父留下的邮票。


因为要演唱,母亲非常注意保护嗓子。以前她嗜食辣椒,为了唱歌也戒了。她很怕感冒,但北京的冬天干冷,家里的炉子经常熄灭,很容易感冒。我的记忆总和煤火连在一起。某天清晨醒来,炉子又灭了。母亲怕烟熏着我,又怕我感冒,生火前先用大塑料布把我和被子一起蒙上,大声喊着:“你呆在床上,不许把头伸出来,不许起来。”她气急败坏地用报纸或劈柴点着火,被烟呛得大声咳嗽,再打开门放烟。


煤火也不仅止于冬天。初春时,煤球火炉撤了,但天还冷,母亲把烧饭的蜂窝煤炉搬进屋内。那时我大概七八岁,为了防止煤气中毒,离家前,她又用一根烧火棍卡住房门。我趴在书桌上做作业,做着做着就觉着很困,然后就沉沉睡去。朦胧中,我听到有人喊:“她醒了,醒了。”嘴里有些酸酸的液体。我睁眼一看,一堆人围着我,母亲,隔壁邻居李奶奶,李爷爷,卫生所医生,一起玩的发小儿。


听说我被阎王爷抓去时,发出了很奇异清亮的笑声。我的笑声透过薄壁板,李奶奶听到了,大声问:“老杜,是你在逗孩子笑吗?”没人回答,只听笑声。传过来N次之后,李奶奶终于决定过来看看,那时我已昏迷。我母亲自然吓坏了,她从未想到她的母爱险些使我丧命。


1957年12月17日,母亲随周恩来到缅甸访问演出,这张照片是在当地知名佛塔前拍摄的,据说被刊登在缅甸的画报封面,右1是母亲

 

除了《照镜子》那首歌,我还记得母亲唱过《蜻蜓姑娘》和《晚会圆舞曲》。前者是一首苏联民歌,第一句是“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叫我心欢畅……”《晚会圆舞曲》以四三拍的节奏,唱出“晚风多么凉爽… 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愉快地唱吧……”很有几分斯特劳斯圆舞曲的味道。她说:“那歌是中国作曲家的原创,不是泊来品。在音乐汇演中,我唱了它,还获奖。”


真奇怪,那个时代竟然有人有心有胆作一首“圆舞曲”。很多年之后,我发现会唱或记得一双两首歌的人并不多。与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相比,它们既缺少政治含义又不够通俗。

 

当母亲唱《晚会圆舞曲》时,我跟着她去过一个大礼堂。她在台上唱歌,身旁的乐队演奏着,台下一对对的男女搂着跳舞,于是我知道妈妈晚归并不都是去演出,还有伴舞。舞间休息时,母亲领着我去了另一个礼堂,那里正在放映电影。后来,我再请求跟着她去伴舞时,她不再带我去,说是小孩子不适合那种场合。


我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多次说:“那时,我就不愿意让你看到一男一女搂在一起跳舞。”当年外祖父不愿意母亲参加文工团,因为他瞧不起戏子。那时的母亲也许理直气壮地对外祖父说我是去参加革命,但她绝未想到,参加了十来年革命,自己却沦为伴舞的歌女。如果当时母亲脸皮厚些,不在乎女子职业高中的小字报,留下当老师,她的境遇会不会好些?


我不到十岁时,中国苏联交恶。从此,莫说《蜻蜓姑娘》,连最流行的俄罗斯民歌都不能再唱了。那时的母亲开始唱一些新歌,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金瓶似的小山》。后一首原是西藏民歌,歌词中有个“您”字。母亲是南方口音,无法分清“您”和“宁”字,常让我纠正发音。


 在我记忆中,1958年后,母亲在北京登台演出的机会不多。一个原因是她从歌舞团调到了军乐队。在歌舞团时,虽然母亲不是唯一的独唱演员,却是唯一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的独唱演员。


1950年代时,匈牙利声乐专家来华讲学,作为文工团唯一会五线谱又会英文的人,母亲被派去学习。在专家指导下,她唱了《曼侬.勒斯戈》《艺术家的生涯》中的曲目。作为一个独唱演员,母亲的调动显然是受累于父亲,带了惩罚的性质,毕竟军乐队以器乐为主,是为国事仪仗服务的。


那时的革命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母亲单位的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下部队劳军演出。劳军只有器乐演奏,总是不够娱乐,为此铜管乐队才配备了独唱演员。我4个月大时,母亲去慰问苏军,一去三个月。我3岁时,她又远去朝鲜慰问军队。调到军乐队后,母亲绝大多数的登台机会都是下部队劳军。


一年中,母亲最多半年,最少数月都要下部队演出。我们家在京没有亲戚,于是我必须在寄宿学校度过周末。母亲一向服从组织,永远不会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说“不”,而那些“不”,很多时候是为了我这个多病的孩子。 


1957年2月,苏联莫斯科音乐院彼得洛夫院士来华讲学留影,二排左3是母亲


我4岁患肝炎住医院,母亲又要远行,她说:“你那时还不会读日历计日子,你就数着病床栏杆对我说,‘妈妈,你这一天再来看我吧。’其实,我第二天就要下部队了。”“人们都说肝炎患者要多吃糖。我买了一包白糖放在你的床头,你保姆再去看你时,发现白糖都被同屋的男孩吃光了,他有祖母陪住。”“后来你出院了,我还在外地。幼儿园怕传染,不肯收你。你保姆帮的那家也怕你传染,不让你去住,怎么办呢?最后还是于大娘看你可怜,同意照顾你几个月。”


我不记得母亲到医院去看我,却记得患病时总被护士按住打针。那些针不仅打在我的屁股上,还打在胳膊和腿上,甚至扎到脑门上。现在想来大概是肝炎病人需要经常验血,而我人小血管细,进针很难吧。


我患麻疹时怕见风,母亲在床边拉起帐子,不许我出门。我站在窗前向外望,脸还肿着,过路的人说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熊。


常生病常吃药是件苦事儿,有一次趁妈妈不注意,我把该吃的药丢在箱子和床的缝隙间。妈妈问:“你吃过药吗?”我回答吃过了。可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多年后,母亲还会说起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你会撒谎。你记住永远不能对妈妈撒谎!


母亲照顾生病的我,操心受累,但脾气也很急躁。她从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总是一边照顾一边抱怨责骂,似乎生病都是我的错。很多年后,母亲还说:“你小时候总是生病,我好不容易存一点钱,你一生病就用光了。”


听她的抱怨,我曾想过也许我真的很碍事。如果那次煤气中毒死了,就不会再碍事了。我甚至幻想爸妈还能生个小弟弟,待他长大后,告诉他曾经有个姐姐,如何如何的可爱,特别是在他淘气的时候,于是我就如天使般地永远活在家人的心中了。


1958年11月6日,母亲到武汉当机械兵,该照片被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母亲不喜欢社交,也没有什么朋友,音乐和歌唱是她唯一的喜爱和寄托。然而,在她唱歌的年代里,当局不断地发动着革命群众运动。在“运动”之外所剩无多的日子里,母亲的唱法,她的出身和丈夫,甚至她所受过的专业训练又都成为她登台演唱的障碍。


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两个她登台的画面,印象最深的是她穿一袭天蓝色长纱裙走上舞台,身后的管弦乐队气势非凡。我看着乐队指挥伸出双手,第一小提琴开始了,如泣如诉。母亲倾身向前,唱出了第一句。她的声音清丽而曼妙,但表情略显僵硬。


也许是她个性太严肃,太正派,太不会逢场作戏吧?我不知道她唱的什么歌,但从表情和曲调,我猜那是一首悲伤的歌。很多年之后,我问起那次演出,她答那是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


母亲独唱,大概摄于1963年


在1965年的氛围下,母亲居然能唱这首歌,真是太奇怪了。她解释道:“确实,那是革命化民族化的时代,许多艺术歌曲,西洋歌曲都不能唱。我是洋唱法,这样一限制,我能唱的歌就少之又少。我也试图唱民歌,可我无论怎么唱,人家都说不像,总是批判我资产阶级的洋唱法,所以我只好不唱。后来因为下部队演出不能都是管乐演奏,他们还是要我唱。结果选了《安东尼达浪漫曲》和《晴朗的一天》,前者是苏联反侵略的歌剧《伊凡.苏萨宁》第三幕的唱段,后者被认为是反美的,也被批准唱。”反美?我愕然。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前,母亲不过问政治,一心唱歌。1957年时,她反对父亲出去聊天,总是说你有时间要多练业务。但是这一次,母亲不能再不过问政治了。


文革初期,她唱过的《晴朗一天》就被罗织了“乔乔桑等待美军丈夫归来的心情暗合她期盼右派丈夫的心态“的罪名,在批判她的大字报上,她被称为“李香君”。其后数年,她只参加过几次合唱。


1969年,去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后,母亲就被分配去伙房烧火。我从地里劳动回来,经过食堂,常见她围着一条灰白色的围裙,坐在灰堆里筛着煤灰,认真地找出可烧之物。后来,她的右眼里生出一片云翳,我想就是那时候吹进去的煤灰。


母亲并不怕劳动,也做过更繁重的劳动。但干校之后的许多年,舞台上的那条天蓝色长纱裙和煤灰中的围裙总是交替出现,每当忆起戴围裙的母亲,我都会哭。

 

母亲去机场演出


后来干校的小学需要音乐教员,母亲被调去当老师。当时能唱的只有几首革命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我不太清楚,母亲怎么打发她的音乐课,不过她教过的孩子都说,母亲给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音乐教育。干校的中学演出样板戏,我被派演主角。乐队缺人手,母亲又被派去拉手风琴。


我们演了好几个月,我歌母亲伴奏,之所以说“歌”,是因为别人都说我唱的是京“歌儿”,而非京剧。母亲拉的是72贝司的大琴,她个儿小,拉起来十分吃力。没拉多久,手腕上的腱鞘炎就犯了,疼得不行。暗地里,我巴望着母亲回到小学去,因为她的手伤,也因为她看我的缺点历来都是火眼金睛。那是母亲无歌的日子。


1974年,母亲又开始唱歌。但那时她主要是指导排练,教学生。彼时,我在工厂已学徒满师。尽管母亲一直非常反对我专业唱歌,但大学久久不开,看到同事们的孩子凭着一技之长考入专业文艺团体,她才决定教我唱美声。听到母亲的决定,她的同事们都摇着头说:“唉,老杜啊,你该早动手。你女儿年龄太大了,考文工团太晚了。”


那段时间的每个周末,我们都在琴房里度过。母亲从最简单的歌曲教起,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黄自的《玫瑰愿》。母亲说:“我不是花腔女高音,你却是。你的声音比我更灵巧明亮。”


有了一些基础后,她开始教我唱西洋歌剧,其中最难的是《魔笛》中的夜女王唱段。我看着母亲弹唱,佩服着她的音乐天份和音乐素养。她能自弹自唱,能伴奏。数年后,她退休,又去音乐幼儿园教孩子弹钢琴。她记谱能力强,无论弹奏还是演唱,都能自如地变换曲调与和声。


她听力敏锐,总能听出我的音高不够,或不准,或其他的什么毛病。那段时间,母亲不仅教我,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学习和提高演唱技巧。她随喉科医生林俊卿先生学咽音唱法,又与早年的老师,留美回来的李维博先生切磋技艺。她常去中央乐团听课交流,乐团的独唱演员孙家鑫和张丽娟都曾与母亲同学。她还做了大量的声乐笔记,我甚至怀疑她打算写一本有关美声唱法的书。


对美声唱法,她有着宗教般的感情:学会正确的发声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好,只要她/他有基本的嗓音条件。”“以前嗓子长小结,还是因为方法不对。东欧的唱法是面罩唱法,唱的时候是要出来,而林大夫的咽音唱法是要放松声带,而不是特别要出来。就像这样,你听,这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大白嗓。咽音是头腔共鸣,声音向上向后走,你以为声音不大,但有共鸣,音量大。”“你唱的时候,喉结要稳定。


她说着说着,就用手指掐住我的喉结,试图分开喉部的两只小骨头。你的喉结,喉结要固定不动,喉气不要向上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唱过高音之后,你的嗓子才不会调上去,马上就能唱低音。私下里,我以为林大夫的发声方法固然科学,但那不是唱歌,而是肌肉训练。 


目前指导我练歌


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去报考铁道兵文工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考歌剧院时,郭兰英是主考之一。我参加了复试。老师们满意我的声音,但身高却不符合要求,最终未被录取。母亲继续教我唱歌,但私下里,我认为她是严师,却不是好老师。在教我唱歌时,她往往批评有余,鼓励不足。有时我一张口都被她打断:“位置,位置!”“错了,错了。”


我终于患了声乐课恐惧症。幸亏后来大学重开,我也幸运地考上。面对那些“唱衰”我们的人,我终于可以替母亲争一口气了。 


母亲和她的学生

 

1974至1985年,随着美声唱法的兴起,欧风美雨铺天而来,一直打压洋唱法的“民族派”不再趾高气扬了。在多年被冷落被迫害之后,母亲的学生中有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她似乎也被重新认识,重新获得了尊重。


新时代带给母亲一定的尊严,也带来名利场上的痛苦。虽然母亲自己能唱,对唱法也领悟颇深,教导学生毫无保留,尽心尽力,但她个性严谨,一直是社交和名利场的低能儿。


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场独唱音乐会,独唱者正是母亲的一个学生。她跟随母亲多年,能唱的西洋歌剧基本上都是母亲一字一句教出来的。音乐会后,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她却只字不提母亲,自称是某个有名气的声乐老师的学生。据我所知,她仅是那个名人上大课时的旁听生。


母亲每次提到这类人和事,难免气结,并说从此她再也不教学生了。但每当有人求教,她又故态复萌。


母亲唱了一辈子的歌,虽然她的美貌和音乐才能从未给她带来一点世俗的名利。


我的母亲于2017年10月10日去世,谨以此文纪念她。


2016年7月作者在捷克克鲁姆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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