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 | 熊晓鸽：平凡的母亲，超凡的母爱
作者简介
熊晓鸽，IDG资本全球董事长。
1993年，协助IDG（国际数据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后更名为IDG资本）。目前IDG资本在中国投资了600余家优秀公司，包括腾讯、携程、百度、搜狐、搜房、如家、汉庭、土豆、91无线、暴风科技、小米、美图等。2017年1月，IDG资本牵头收购了国际数据集团旗下的全球投资业务（IDG Ventures）。
1996年秋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1987年获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后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生课程。1984至1986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198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专业。
自2005年起任波士顿大学董事，自2013年起担任WPP非执行董事。
我很幸运，常常能在梦中见到母亲。她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圆脸，明慧秀美的眼睛，说话慢条斯理，做事却手脚麻利，永远笑眯眯，乐呵呵的。
母亲去世的时候，真的很年轻，未满48岁，是人生最丰盛美满的时刻，唯一的遗憾是独生子去了离家40多公里的省城读大学，她舍不得……她是真的舍不得，缠绵病榻8个多月，终究还是不得不撒手西去。
母亲走了，36年。可是这么多年，我却觉得母亲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每次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就觉得母亲正在默默地看着我，仿佛小时候她看着我跌倒了爬起来，她的笑容在说，我儿子，真棒！
早晨的鸽子，只爱阳光
母亲生我，一天一夜。拂晓，8斤多重的胖大小子呱呱落地，一只鸽子恰好飞进喜气洋洋的家里。父母给我取名晓鸽，只有一个简单的期望，但愿今后儿子的人生就像这清晨的阳光一样绚丽灿烂，像可爱的鸽子一般自由自在，快乐飞翔。
母亲幼年穷苦。家里七个兄弟姐妹，她虽排行老二，却是家里最年长的女儿，自然要体恤父母，疼爱弟妹。据说，母亲十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寄人篱下的滋味，更是辛酸苦涩。但母亲从来不给我细说她从前如何吃苦受罪，偶尔有家里的亲友提及这些往事，只要我在场，她也总是轻描淡写，三言两语，尽快转移话题。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工作的工厂里经常开忆苦思甜的报告会，母亲是非常受欢迎的主讲人。大约她的确是苦大仇深，所以讲起来也就声泪俱下，真切动人。可是母亲不许我去听她的报告会。问她原因，她也不多解释，只说，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在她心里，所有的痛苦、辛酸、哀愁、无奈，统统不是她的儿子需要知道的事情。她的儿子只应该生活在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里。是的，她不是一个有高深的文化知识的母亲，她不会告诉我月亮背后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也不想让我知道世事沉浮的艰难险恶。她只是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小心地为儿子维护一个简单美好的世界：月亮无论盈亏圆缺，都是美丽的；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而母亲自己永远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笑脸，是这所有光明承诺最坚强的保证。
那时候，有小朋友嘲笑我父亲的残疾，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让我很难堪。可母亲并不生气，只是笑着告诉我，你爸爸的腿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光荣！一句话说得我挺直了腰杆，再也不把别人的羞辱放在心上。
成年后，商海弄舟，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在人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依然信心百倍？我只能笑一笑，告诉他，我的乐观已经是一种本能。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这近似偏执的乐观，其实源自于母亲的信念和坚持——是她让我的心里没有阴影和疑云，永远从光明的一面去认知这个复杂凶险的世界；是她让我从孩提时代就坚信，太阳会出来，明天会更好。
作者与父母
不辜负母亲的信任和骄傲
我小时候是个爱发呆的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发呆的时候，母亲总是轻手轻脚不来打扰我，随我胡思乱想。有时是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玩闹，我却突然一个人魂游九霄，呆呆地出起神来，也不和别人说话搭腔，让其他一起玩的小朋友们十分扫兴。每到这时，母亲不得不代我向别人道歉，说我儿子就是这个呆样子，你们别理他，自己好好玩吧。话虽这样说，她却并不责备我。
在母亲看来，儿子有自己的小小世界，只要我愿意，只要我开心，只要我想做的不是什么坏事情，她总是微笑着，纵容儿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自由驰骋。长大以后，我常常回想，也许就是母亲的纵容，成就了我敢想敢干的个性——这或许也为我今天投身创业投资这一高风险行业留下了年深月久、潜移默化的铺垫和伏笔。
我曾经把家里的闹钟泡在水里，看看它在水里是不是还能准确报时。又自己动手东拼西凑，折腾出一个能出声的半导体收音机。喜欢读书，我的文具永远是全班最好的。喜欢音乐，找朋友借来《五彩云霞》、《松花江上》这些在当年被视为“毒草”的唱片，偷偷关在屋子里听个够，母亲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为我观风望哨。
但母亲的纵容也绝不是没有底线的。
记得当时海绵贴面的乒乓球拍刚刚风行，是学校里每个小男生梦寐以求的爱物。因为家里已经给我买了一个橡胶贴面的球拍，我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钱，就动脑子寻思着自己挣钱买球拍。几个小伙伴一商量，觉得在工厂捡废铁是个不错的主意，刚好在厂里的一个角落发现了几根炉桥，就抬到废品收购站卖了，每个人分了5毛钱。
半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母亲推醒。原来炉桥是有用的材料，并不是废铁，工厂的负责人顺藤摸瓜，挨家挨户找到我们这群“小贼”家里。母亲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她只是坐在床边止不住地流眼泪，说，家里的钱就放在抽屉里，只要对父母说一声就可以去拿，为什么还要去偷呢？
她用的这个偷字，还有她绵绵不断的泪水，滚烫滚烫，比呵斥和打骂更深地刺激、灼痛了我，也让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这样难过，这样伤心：她一向引以为傲的儿子，做了一件让她深以为耻的事情。第二天，母亲牵着我的手，将5毛钱还给厂里，又和父亲带着我一起去商店，不仅买了海绵球拍，还配了一副球网。
以前，从母亲笑意盎然的眼睛里，我也曾体会过她的宽慰和自豪。但这一次，从她伤心的泪水里，我更真切地看到了她对儿子无法言说的殷殷期待。母亲从此没再提过这件事情，但她的泪痕烙刻在我心里，提醒我时时自省：不可以辜负母亲，辜负她的信任与骄傲。
最亲的母子，最好的朋友
都说女儿才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知冷知热。没能再多生一个女儿的母亲，无计可施，也就只能凑合着把我这个粗枝大叶的半大小子当成知心人了。
父亲工作忙，家里常常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夏天的夜晚，母亲摇着芭蕉扇，帮我赶蚊子，驱暑热，直到我睡着了，她才轻轻回到自己的床上。三九寒冬，母亲会叫，儿子，快过来给妈妈暖暖被窝。热乎乎的被窝里，母子躺着聊天。母亲会把十来岁的我当成小大人，对我絮絮说着工厂里的大事小情，是是非非；还有亲戚邻里间的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她慢条斯理地讲，我漫不经心地听。说实话，这些话题不是一个小孩子感兴趣的，母亲熟悉的，缓缓的声音，仿佛是最动听的催眠曲，经常是听着听着，我就自顾自地走进了沉沉的安宁的梦乡。
然而渐渐地，母亲的独白变成了双重奏。我也开始习惯在回家之后，把学校里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告诉母亲：老师是否和蔼，功课是否繁难，同学是否友善。母亲大多数的时候也是安静地听着，偶尔指点评论两句，也不强调，随我听不听的样子。
不知不觉间，我和母亲居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高兴的事情一起分享，牢骚满腹的时候，一番痛快淋漓的发泄，也会让人胸襟大开，神清气爽。母亲的平和温婉、善解人意就像一剂特效药，总能让我紧张激奋的情绪舒缓下来，重新理智地审视、勇敢地探索外面复杂纷纭的大世界。
我一直自诩性情开朗，交游广阔，生活中，事业上，不乏至交好友。但唯有和母亲天人永隔之后，我才恍然惊觉，原来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是听一个人毫不设防地剖白，是对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倾诉，随心所欲，时时刻刻。我现在也时常揣想，不知天堂里的母亲，是否还在凝神倾听我内心的喜悦与悲伤，沮丧和兴奋？
有母亲的家才是孩子最安全的堡垒
母亲告诉我，她嫁给父亲，是“组织上”介绍的。“组织上”这几个字眼，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肯定是陌生别扭的。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某一级的政府机构或组织出面，说服一个出身背景良好的姑娘，嫁给对国家和政府有功的人。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爱上父亲，那个21岁就在上甘岭战役失去了一条腿的年轻人，并不因为他是“功臣”，而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好——因为出身于一个殷实的中医家庭，读过书，受过教育。每次收到父亲写给她的信，看着那一纸漂亮的行书，她的心里是又羡慕又惭愧，家里贫苦没上过一天学的她，不得不去请人帮她写回信。
结婚后，每每听人夸奖丈夫文章写得好，会作报告，母亲的心里就美滋滋的。对知书识礼又能干的父亲，母亲一向敬佩爱护体贴。没想到，政治的风向标转得太快，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出身”不好的父亲就遭到揪斗，“组织上”又要求母亲与父亲划清界线。母亲只装作听不懂，她说，当初也是听“组织”的话，才嫁给这个“最可爱的人”，现在婚都结了，孩子也生了，还怎么划清界线呢？一句话，让“组织上”的人哑口无言。
每次父亲被人批斗，母亲都会悄悄买一只鸡，在家炖好满满一锅香浓的鸡汤，给父亲压压惊，补补身体。许多年后，那橙黄的灯光下，一家三口围炉喝汤的情景，就成了我心里最温暖的关于家的记忆。成年后我才懂得，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家，才是家人抵御外面世界风刀霜剑的坚固堡垒。
母亲对于婚姻唯一的一次动摇也是因为我。我5岁就上了小学，年纪小，却争强好胜，年年都想当三好学生，也年年如愿。但父亲挨斗的时候，当小学生的我也倒了霉，当不成三好生了。学期结束的时候，空着两手回家，母亲有点惊讶，问：咦，奖状呢？没当上三好生？我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说，就怪你，害我当不成三好生！话没说完，眼泪抹了一脸。父母两人劝慰不成，只得相顾无言。
那天， 夜半突然惊醒，隐约听见母亲的哭声。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吓了一大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静静地听父母依在他们的床头小声说话，听了没几句，就明白他们正在商量离婚，好让我改母姓，跟“出身好”的妈妈一起生活，免得将来拖累了我的前程。我大哭着从床上跳了起来，失魂落魄地叫着，你们不要离婚，你们不要离婚，我再也不当三好生了！三个人立刻抱成一团哭作一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有了那一次风雨飘摇的危机，我才体会到，有一个安稳完整的家，有一对永远把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父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幸福。
直到母亲去世，突然有了再也无家可归的感觉。我和父亲仿佛成了两个流离失所的游子，只能偶尔坐在一起，茫然相嘘。屋子里安坐的那个女人不在了，那个永远安全的家也就不在了。
改变命运之门——湘潭市三中一幢现已弃用的教学楼。作者40年前在这里参加高考
让母亲下一辈子的愿望成真
母亲常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学，读过书。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读过几天扫盲班，勉强认得几个字的母亲，喜欢捧着我的课本，和我抢着读。我在学校考试得了满分，她也高兴得笑成一朵花，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立下了值得奖励的汗马功劳。当然，这奖励品通常就是一件我向往已久的新文具。没上过学的母亲，对文化知识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根深蒂固的仰慕和崇敬。
1977年金秋，国家在十年浩劫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大学生。虽然已经在工厂当了两年钳工，我也不想放弃这个一试身手的机会，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在家里复习备考。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
整整半个月，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闭门苦读。母亲每天宽慰我，让我别太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这话不知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劝解她自己。她一向睡觉安稳，那段日子却夜夜辗转反侧，难以安眠。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备蜡烛，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儿子煮宵夜。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从工厂“飞车”回家，把通知书递给母亲，母亲却只顾看着我，怔怔地说了一句，你要走了。顿时眼泪就像河水开了闸门，涕泗横流，悲喜交集。尽管由她做主，给儿子选了离家最近的省城大学，她也打心眼里盼望儿子从此振翅高飞，大展鸿图，可是一想到从小相依为命的儿子此后就要独立生活，她就千般不舍，万般眷恋。她既担心学校的伙食不好，又问，谁给你洗衣服呢？还说，好在学校不远，要么你半月回家一次，要么我半个月去看你一次。让我这个踌躇满志的“准大学生”，听着母亲的唠叨叮咛，既羞愧，又尴尬。
可是母亲言出必行。只要我半月没回家，她就一定到学校来看我。每次，走在湖南大学的校园里，母亲的脸上竟然闪烁着小姑娘一样天真的兴奋和快乐。她目不暇接，感叹着山水的美丽，校园的清幽，还有教室的宽敞和明亮。她满怀艳羡地说，你太幸福了，下辈子我也要来这里，像你一样读书。
她到学校来了许多次，这话也说了无数遍。她总是说，下辈子，下辈子……
谁也没有想到，她的这辈子会走得这样匆忙。刚进大四，那一天，像往常一样，她到学校来看我，告诉我她在长沙大伯家里炖好了鸡汤。像往常一样，她看着我吃饱了，喝足了，愉快满意地笑着。只有一点不同寻常，她说，今天我不送你回学校了。她有点不舒服，这次到省城，是来看医生的。回家，第二天，她就犯了脑溢血，一病不起。
作者母亲
1995年，我从美国回来，在湖南大学设立奖学金。又值金秋，橘子洲头柑桔累累，岳麓山脉层林尽染，山河依旧，人事已非，年年吐故纳新的大学校园，刚刚又迎来一批入学深造的新生。而母亲，已经去世整整14年了。如果真有来生，她应该已是多梦时节的青春少女，正在向往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我很清醒，也并不迷信，可是，走在久违的母校校园，迎着一张张青春扑面的笑脸，我仿佛依稀又看见了母亲眼中曾经有过的热切的渴望和憧憬。我知道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一次，我再也不想来不及了。
母亲生前，我来不及带她走出湖南，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我来不及与她分享创业的兴奋，成功地喜悦；我来不及请她坐飞机，住豪宅，遍尝人间美味；我来不及再问问她小时候吃过的苦，甚至来不及记清楚她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这些冰冷的遗憾，沉甸甸地压在心底，不思量，永难忘……
幸好，我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我会尽我所能，帮助那些像她一样渴望读书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绵薄之力，图报春晖。22年来，接受我设立的奖学金，奖教金的学生与教师，已逾千人。每年清明前后，我专程回母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总有隐隐的激动和满足，仿佛正在实现一个遥远的承诺和约定。
是的，这是我与母亲的约定，此生，下辈子……
作于2007年4月，更新于2017年4月2日
湖南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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