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丨珊伊：母亲被称为太行山里的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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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随父母南下广州，文革期间，在海南度过青春年代，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0年代在广州工作，后赴加拿大新不伦瑞大学专修加拿大历史，获硕士学位，迁移美国纽约市工作、生活，在纽约市公立高中担任历史教师多年，现已退休。
原题
凤毛麟角
母亲在她最辉煌的时期，被人称为太行山里的凤毛麟角，而不是一枝花什么的。可想而知，她的出色不是因为女性的容貌，而是她的知性、学识和勤奋。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位妈妈而感到自豪。
1950年代中期的母亲
后来，她走出山沟，到了大城市，还是凤毛麟角，党内像她这种资历和级别的女性干部，能拥有如此傲人的学历和能力，的确很少。
然而，自从她离开太行山根据地后，赴延安，挺进天津，后来又南下广州，阴差阳错，她一直都被当作党务干部来使用，她的工作范畴终生没有离开组织和人事。她在即将退休前，在自己的履历表写上，学历为大学毕业，终生忙忙碌碌，一无所长。无奈之情，表达尽矣。她的老领导李雪峰听说她后来的经历，十分惋惜。
母亲在高中和大学的学业表现估计就是今天所说的“学霸”，高中毕业就被保送大学，大学毕业就被教授留校做助教。在1930年代，距今80年前，一个女孩子读书能读出一份工作可称奇迹。很多年后，母亲的大学同学、一位华南师范大学的化学系女教授来访，很认真地告诉我：你知道你妈妈在大学时是怎样的吗？她学习可好了，没有人想到她后来会成为共产党的干部。说完，她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摇头赞叹。
母亲爱读书，爱泡实验室，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做梦都是回到化学实验室里。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向国民党的官员要求做相关的专业工作，却被一番奚落，自尊心严重受损。后来她上了太行山，又向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区党委的负责人李雪峰提出同样的要求，竟然受到热烈的支持。
那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英雄左权的亲自指导下已经有了初步的军工产业，但根据地的物资生活依然很艰苦，日用工业品自给能力低下。军用被服的制作和漂染、肥皂和纸张的生产都是根据地亟需建立的基础工业。母亲，作为一名北京城里的教化学的大学老师，自愿到太行山工作，令根据地的领导人非常高兴，寄以厚望，称她是太行山的凤毛麟角。
母亲到太行山后，曾任短时期的山西黎城县妇女救国会秘书，随后她一直主理太行山工业的技术管理。她曾任太行山生产总社指导员、代理社长，太行山工商管理局实验室主任、支部书记，太行山纺织厂并化工厂监察委员，太行山实业社人事室主任，等等要职。
母亲在太行山上，不负众望，奋发图强，很快为根据地的各类工业生产的技术难题找到解决的方法，太行山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各大根据地都是名列前茅，太行山生产的工业品如羊毛织品、肥皂竟然可以卖到敌占区，为根据地赚取宝贵的本身不生产的工业原料和其他物资。
母亲在自传里回忆：“那时，太行山解放区的工业水平其实很低，几乎是手工作坊。由于日军的封锁，解放区的工业品极度缺乏，老百姓没有盐吃，没有火柴用，区党委机关的办公用的笔墨纸张也非常不足。除了鼓励解放区人民厉行节约，太行区党委还积极地发展生产，特别是建立了不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合作社。”
她还提到，“太行山的生产合作社有铁厂、造纸厂、纺织厂，药厂、毛织厂、化工厂、卷烟厂、煤矿，甚至粉房等等。解放区生产的工业品不但满足了自身的需要，而且，后来还可以用这些产品到日占区换取本身不生产的物品和工业原材料。比如，我们生产的毛毯、毛衣，卷烟、肥皂都曾运到敌占区换取我们所需求的物资。我到生产部工作后，主要任务是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当时，解放区工业技术人员很缺，非常需要化工方面的技术人员，比如，在解放区非常需求的纸张、印染、肥皂和药品的生产制造过程都需要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我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过不少化学产品的生产原理的实验。在太行山时，这些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像太行生产的麻纸，原来纸质较粗。后来，我们做了简单改进，使纸质比以前更平滑，适用于印书出报，著名的《新华日报》就是用太行山生产的麻纸印刷的。另外，太行军区每年需要大量的灰色军布，都是太行工业自行生产的。我们在印染技术上也是下了不少功夫，保证军布的色泽鲜亮并且一致。太行山的羊毛制品也是很有名的，我们用土制的各色毛线打成的毛衣，在敌占区都能销出。太行毛织厂原来是从晋南迁来的工厂，经过整顿，工厂的技术和生产水平都大大提高，后来该厂连机器带工人迁往延安。”
谈到自己在太行山的过去，母亲总是很自豪，但并无自我吹嘘之意。她说，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都很基础，绝不高深，无非是三酸三碱的分解、化合、合成，学校的实验室让我有很多机会去深入了解和学习这些基础知识，而且，我又特别着迷实验的过程。所以，母亲在太行山时期，在解决技术困难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烦恼，不过是重复大学的实验罢了。由于根据地物质缺乏，许多必需的化学工业原料都找不到，她唯有设法找到相应的替代物，单凭学校里学到的教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母亲给我讲过，太行山上农民习惯养羊，可以收购到大量羊毛，但是由于羊毛脱脂、去异味、染色等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羊毛资源无法被利用起来。后来，母亲为太行山的羊毛解决了一系列的加工难题，羊毛成了宝贝，加工成为毛毯、优质毛线，根据地的妇女将色泽鲜明的毛线编织成毛衣，卖到敌占区，成为市场上畅销商品。另外，在母亲的指导下，羊身上的副产品羊油也被利用起来，制成了太行山上难得的保洁用品——肥皂。
解放后，母亲在家中长期保留着一张旧毛毯，颜色明黄，毛质柔软，就是太行山毛纺厂出品。如果母亲不说，我们根本想不到它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东西。后来，这张毛毯被母亲送给了某个博物馆作为藏品。
如果母亲求财，她在旧中国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她很早就掌握所谓致富的科学知识。但是，她有胆识，敢只身闯到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帮助他们建立工业。她善管理，她监管的工厂生产效益都很好，堪称典范。
母亲初到太行山时，太行区党委的领导人就承诺，她可以享受专家待遇，向组织提出任何的生活要求。但母亲那时已经入党，她很坚决地表示，要成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绝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她说过，入党就是要为自己找个靠山，为自己找个家。
很多年后，她年届九十，随机关老干部们外出旅游，身体突然不适，不幸离开人世。去世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群老干部和机关负责老干部生活的若干工作人员。一生执着、彻底没有私念的母亲，视党组织为家，立志把一切献给党，至死都不改初衷。
当时，我远在美国，竟然在睡梦里收到她给我的信息，知道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坦然自在，没有痛苦和遗憾。
1944年，母亲在太行山索堡参加整风。这是她人生的另外一场历练，她心地光明磊落，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给她党内的履历表留下了历史清白、政治可靠适宜担任政治干部的评语。整风结束后，母亲与父亲结婚。不久，她随父亲奉调延安，长途跋涉数月，抵达延安。
1945年11月，母亲在延安生下我的大姐。 延安与太行山根据地的气氛很不一样，政治味道很浓，而且是一个纯消费型的革命中心，母亲无法在那里找到合适的位置。那时，延安发生了刘伯承女儿被害事件，所有做了母亲的女干部都人心惶惶，生怕孩子出意外，母亲也不例外。而且，她无法找到保姆照顾大姐，只好暂时当起了全职妈妈。大姐稍大一点时，母亲曾任延安第二保育院协理员，大姐也被送到了保育院。
1946年夏，国共两党正式开战，期望很久的和平终于没到到来。父母亲于1946年12月撤离延安，他们于1947年8月到达至中共晋绥解放区。经母亲再三请求，她在晋绥根据地的贺昌中学任过教师，还担任过干部家属学校的副校长。1948年初，母亲在晋绥解放区生下二姐。1948年夏，母亲被任命为中共晋中解放区行署实业处副科长。当年冬天，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平津战役即将结束，父母亲接到命令随解放大军进军天津，参加接收工作。
1949年1月，母亲回到了久别的天津市，那里是她的伯父居住的地方，年幼失母的她每年都到伯父家住几个月。母亲到天津后，参加接管天津化学公司的工作，后任职天津市总工会、化学工会。一年后，我出生了。1952年初，小道消息纷传，说父亲可能要调到北京工作，母亲也接到消息说，正在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化学工业部准备调她到该部门工作。此时的母亲欣喜若狂，她以为，又可以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好好干上一场。不料，父亲出人意外地谢绝了北京的任职，主动提出要带队天津南下工作团，到广州去。
父亲执意要远去广州，自然有他自己的苦衷，但他的决意却牺牲了母亲的事业发展。本来，母亲在太行山根据地的优异表现，已为她将来在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加之，她过去的领导和同事很多都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班底，母亲到北京工作，当然如鱼得水，晋升机会肯定很多。她曾自信自己是化工界的“钱正英”，升任部级干部不成问题。
到了广州，情况果然不尽母亲之意，她被安排在党务部门工作，成日纠缠于人事纠纷。她心情非常郁闷，终于忍无可忍，在1956年上书组织部门要求到基层厂矿工作。在广州的组织部门的领导看来，母亲的定位就是党政干部，所以他们认为母亲如果下放到厂矿，只能担任的党委书记职务。于是，他们给了母亲一个安排，到广州第十一橡胶厂任党委书记，母亲欣然同意，毫不留恋地离开机关，到橡胶厂走马上任。
母亲这个举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认为很逆天，人们对被分派到厂矿工作的干部都另眼相看，认为肯定是犯了错误或有历史问题。别人都巴不得往上提拔到机关工作，而母亲自愿到下放厂矿工作，没有半点委屈不满。
广州第十一橡胶厂是中央化工部的直属厂，专门加工乳胶产品，当时主要是生产军事和气象用途的气球。它也是中国橡胶行业为数不多的，被定为生产军工产品的保密厂。该厂建于1950年代初，厂房的设计估计是苏式的，其中有一个用于测试气球膨胀程度的拱型房顶车间，在大厂林立的广州河南工业大道上非常咋眼。
一天，工厂门口来了位像是学者模样的老者，非要进入厂内，到圆房顶车间参观。门卫无奈竟去请示母亲，如何处理这个麻烦事。据说，老头儿的愿望后来得到满足，进到工厂看了这个车间。
1950年代，前苏联对中国的橡胶种植和加工都是异常关注的。他们派出专家到海南岛的各大橡胶种植农场“指导”工作，也派出专家到第十一橡胶厂协助工作。母亲好像与派到工厂的苏联专家关系很好，据说这位专家会说点简单英文，与母亲沟通尚好。
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专家很不情愿地回国了。之后，他还坚持与母亲通信，给我们寄过圣诞树和糖果。文革期间，母亲把专家寄来的信和照片全都烧了，从此以后再也无法与她很敬重的这位前苏联技术专家恢复联系。
母亲刚到第十一橡胶厂时，才发现别人是把烫手山芋扔给了她。工厂的两任厂领导都是不懂生产的工农出身干部，整个生产管理混乱，工人分为南北两派，技术部门人员士气低落，而生产任务又是异常繁重。母亲倒是没有一点胆怯，她在太行山上就接手治理过烂厂子。
由于她懂技术，很快就和厂里的总工程师，一位留德回国老知识分子交上朋友，稳住了他的情绪。然后，她又在工人里选拔积极肯干的骨干力量，由他们带动其他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工人，解决了生产效率低下的难题。经过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第十一橡胶厂就被母亲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了化工部所属企业的老牌先进单位。
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没有金钱、物质的鼓励，但第十一橡胶厂的工人劳动积极性如井喷一样，不可阻挡。那时，工厂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屡屡推出技术创新产品。母亲说，工人们日夜加班，完全出于自愿，无论如何劝告，都不愿回去休息。她真正被感动了，后来常感慨地说，工人群众是最好的，你敬他们一分，他们还你十分。
从 1956年到1960年，第十一橡胶厂所有的政治和业务工作都是母亲一个人说了算。母亲其实是属广东省派出的地方干部，一般是不能够过问中央所属企业的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幸好，中央化学工业部部长高扬文与母亲相熟，了解她在太行山时期的工作表现，所以北京方面对母亲的跨界领导一直是默许的。
有一次，党内的著名经济学家胡乔木到第十一橡胶厂视察，找厂长问话，了解工厂的基本情况。厂长倒是个本分人，因不懂生产和技术，日常工作基本不过问，把工厂管理全盘放给母亲操作，他对中央首长的问题一概答不上来。胡乔木当场发了脾气，说了句，哪有你这样当厂长的？！现场气氛非常难堪，随同的人员了解该厂的特殊情况，见势不妙，马上把母亲请到了办公室。母亲一到，对首长提的问题即刻来个一口清回答。胡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却对母亲发生了兴趣，忙起问她的个人情况。胡对陪同的人说，党委书记对厂里的生产和技术情况如此烂熟于心，实属难得。
大跃进时期的妈妈意气风发，是广州第十一橡胶厂的领导，该厂研发了中国最早期的乳胶产品
第十一橡胶厂成为先进单位后，常有各级领导到厂视察，自从胡乔木来访时厂长出了洋相，以后每次都是由母亲出面接待首长。有一次，中南局领导吴芝圃到访，闲聊之中，发现母亲是河南人氏，便问起母亲的家世。听了母亲的回答，吴很感慨地说，原来你是我们河南的名门之后，我知道你的伯父，河南有名的教育家呀。
第十一橡胶厂是母亲永远的骄傲。母亲就任期间，工厂的军工产品的生产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好，而且还研发了中国最早的避孕套产品，投入批量生产。母亲最引为自豪的是，厂里的几个曾经很调皮捣蛋的青年工人研发了一套很实用的避孕套检漏设备，解决了批量生产的关键技术难题。
1950年代末，海南岛的橡胶农场开始为第十一橡胶厂提供乳胶原料。为了解决原料质量与实际加工生产衔接的技术问题，母亲亲自带队，几次往返广州和海南兴隆农场，积极协商沟通，使问题得到解决。第十一橡胶厂在文革期间还出了一位工人提拔上来的副市长，她是母亲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工劳动模范。可惜，她在文革时做了错事，没有能善终。
母亲为改变十一橡胶厂的落后面貌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一连几年她都住在厂里的办公室，只有周末才回家休息一天，与我们姐妹几个相聚一下。很多人都对母亲的工作狂表现颇多批评，说她忽略家庭，没有照顾好父亲和孩子。小时，我们姐妹并不理解她。现在，我反而挺理解她的。她离开太行山后十多年里，其实一直不得志，个人的才能没有发挥，甚感压抑。在十一橡胶厂工作期间，母亲如蛟龙游回大海，狂博了几年。母亲是搞技术和管理出身的，离开生产第一线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在广州的党政圈子里，只有很少人能理解她的心情。她向来是孤独的，落落寡欢。而且，在广州，也只有很少人了解母亲的家世和参加革命的过程，她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非常不凡的贡献。
1960年，母亲由于在第十一橡胶厂期间表现出色，被上调回机关工作，就任广州市化学工业局副局长。机关的生活还是令她非常不愉快，但她的工作还仍然有亮点，除了主管化工局的党务和人事工作，局机关直属的化学工业研究所也属她管辖。她喜欢与技术人员打交道，从来没有障碍。
1960年，正是中国经历了大跃进的疯狂，又遭遇了1959年严重自然灾难的次年，农作物的严重失收的后果正更深层地影响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1950年代，社会物质生活的许多小型日用商品的原料都离不开农畜牧业和林业资源。棉花歉收，导致人民的穿衣、穿鞋（在中国北方农村，人们穿棉布做的鞋子）都出现严重的匮缺。牲口养殖大量减少，导致皮鞋生产原料严重不足，皮鞋成了紧俏商品。森林面积萎缩，使得造纸业产量下降，纸张缺乏造成连报纸和课本的印纸都成了问题。人们到商店购物，纸袋和包装绳都无法提供。洗衣皂、香皂等保洁用品的原材料动物油脂和植物油脂严重缺乏，更是使市场上各类保洁用品断了供应。由于，中国南方城乡都习惯使用木盆和木桶，还有竹木家具，甚至广东地区还有穿木屐的习惯，诸如此类，没有一样可以离开木材。
林木原材料供应匮缺，使得日用小商品的供应不足日趋严重。一时间，百业凋零，商店无货可卖，如何保障民生用品成了当时的严重问题。1960年前后，中国被迫进入了全面票证时代，布票，鞋票、粮票、肥皂票、木桶票，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而此时的世界先进国家，正是无机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塑料制品和人造纤维产品正风行一时。对中国来说，迅速发展无机化学原料生产，研发塑料小商品，以满足市场需求，显得尤为重要。1961年，广州市化工局直属研究所受命，研发塑料小商品，如塑料桶盆、塑料凉、拖鞋，等等。同时，该所还奉命组织人员研究人工合成的洗涤用品。
母亲并没有给我谈过中国这次被迫进行的无机化学工业革命的详情，其中是否有国务院的统一布局。但是，当时广州的轻工业商品在中国的领先地位已初显倪端，尤其是塑料鞋业。仅仅三几年后，广州市生产的大批塑料凉鞋竟然改变了广东人民赤脚的习惯。
我记得，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母亲从研究所拿回家几双颜色灰暗、制造粗糙的塑料拖鞋，要我们姐妹试穿。然后，她不断地问我们，塑料鞋子是否会引起脚部皮肤不适。母亲拿回家的塑料制品还有一张小坐凳和一只小洗脸盆。
我们还试用过母亲从研究所拿回来的洗衣粉，其实最初的样品应该被称为洗衣泥才对。这些洗衣粉样品的手感非常湿腻，沉甸甸的，洗涤效果虽然不错，但卖相很差。为了改进洗衣粉的卖相，研究人员改善了产品的质感，设法将其干燥，再加入发泡剂，让它接近肥皂洗涤的手感。
母亲告诉我们，其实，洗衣粉的功效从来没有问题，但如何让它的外观和手感为消费者接受，确实让研发人员费了很大的心思。曾经，洗衣服由于发泡能力太强，用户抱怨很难洗去滑腻感。于是，研发者只好减少发泡剂量，让它尽量与肥皂产品相接近。甚至洗衣粉的颗粒太细也会引起用户的不满，研发人员还要设法将颗粒加粗，以满足用户的心理感觉。
母亲给我们谈起研发这些产品时发生的许多曲折，总是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她是无机化学工业产品的绝对积极倡导者。1960年代中期，中国自产的无机化学产品初上市时，老百姓并不欢迎这些产品，质疑声四起。尽管，塑料制品、人工合成洗涤用品、人造纤维布料，价钱低廉，市场敞开供应，但老百姓问津者寥寥，情愿使用凭票限量供应的产品。
而母亲对待新事物的心态是非常开放的，她非常欢迎无机化学工业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积极带头试用各种新式“人造”商品。我记得，大姐在初中时开始学做衣服，母亲给她买了一些人造绵布，让她练手。她给我们买过不少人造纤维面料制成的衣服。她放弃使用凭票供应的洗衣肥皂，多年来坚持使用洗衣粉来洗涤自己的衣物，并经常向我们传递使用洗衣粉的心得体会。
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心理适应，由无机原料制成的生活用品已全方位渗透了中国人生活。虽然，现在又有了低碳生活的说法，鼓励人们生活回归有机世界。可是，我们不应忘记，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自产的无机世界的工业产小商品是曾经如何有力地解决人民生活用品的匮缺。现在，中国的塑料制小商品已成为打入亚洲、非洲贫穷地区的重磅商品，广东更是塑料制品业的资深老大。
而今，这段历史却逐渐被湮没，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都不知道化工产业制品是如何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领域。我愿在此回顾这段历史，纪念那些为此作出努力的科研技术人员、也包括像我母亲那样的共产党干部。
母亲的凤毛麟角生涯，到文革发生前两年，戛然而至。1964年，她的工作再次发生变动，被调往教育系统筹办广州市第二教育局。1966年夏，母亲被宣布停职反省，成为广州市首位靠边站的局级干部。由于母亲历史清白，专案组反复调查并无发现任何问题，只好在1970年左右解除对母亲的审查。
不过，专案人员在审查母亲历史时，还是遗漏了一个重要细节。他们都是广东籍干部，不了解华北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以为她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僚资本家。其实，她的家族与窃国大盗袁世凯有密切的联系，她在档案中列举的家族企业都是有袁世凯家族的股份。
睿智的母亲长期从事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经验丰富，至少懂得保护自己。她从来不向别人吹嘘自己家族曾有的荣华富贵，每次填表在家庭出身一栏仅写下“官僚资产阶级”。她说过，如果她的家庭问题被深究，估计自己躲不过文革这一难。母亲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专案人员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非常聪明地保全了自己，终究脱不了她凤毛麟角的本性。她的人生故事总是在告示我们，知识和智慧是战胜愚昧和无知的最有力的武器。
1972年，母亲重回教育系统的领导岗位，忙忙碌碌地度过了10年，于1982年正式离休。离休后的母亲，生活平静。她在广州做官近30年，基本没有官场的朋友，五个活泼可爱的外孙子则是她晚年最好的小玩伴。
虽然，母亲在共产党内的经历不是常常如意，她的才华并非称得上肆意绽放。但与很多人不同，她是个很知足的人，她从不抱怨自己选择共产党。虽然在她的身边，有些党龄很长的老人都免不了这种俗套。她坚信，如果不是遇到共产党，她的人生绝对可能会暗淡无光，一事无成。
母亲在最后的岁月里，活得很简单，在书画中陶冶自己的性情。她是广州市老干部大学最年长的学员，也是最勤奋的学员，还是老师们最尊敬的学员。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很努力地保持自己的状态：生活自理，学习不止，远离医院，凤毛麟角本色不变。90岁那年，母亲向人世间最后行了一个优雅的告别礼，离开了我们。
2010年夏天，我们全家为母亲举行了百年诞辰的家庭纪念会。次日，我们姐妹三人和大姐夫便登上我们的太行山之旅，代替母亲重返让她魂牵梦绕一生的太行山。
遥望着巍巍的太行山，回想母亲当年在太行山上的英姿飒爽，我心情起伏，感慨万分。70多年前，我们的母亲，一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富家小姐，独自悄悄地离开了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北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她本来可以随大学迁移到西南后方，在著名的西南联大继续做她的助教，然后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想做亡国奴，要到抗日第一线打击侵略者。
经历了两年流离颠沛的艰难困苦后，她走上了太行山，成为了一个活跃在根据地的女八路。那时，母亲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从北京来的大学老师，她的工作就是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太行山里建立的抗战工业提供技术指导。她经常疾步穿行山里的沟沟坎坎，巡视那些建立在非常隐秘处的工厂。
后来，她离开了太行山，回到大城市生活，做了共产党的大官，但是她一直怀念太行山的群山峻岭。她说，太行山的石头山天下无双，美得很。70年后，我们姐妹三人真的来到了太行山，亲眼见识了这座名山的美丽和壮观。
三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沿着母亲的足迹在太行山里行走，我们才真正感受什么是民族正义和凛然正气。母亲为了维护做中国人的尊严，放弃了舒适的富二代生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可以跟着国民党到西南后方去，但是她选择了上太行山，参加共产党的抗日力量，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生活了整整8年。
我们尊重前辈的人生选择，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道理简单，但明白不易。虽然，我们远不是前辈创业的最大受益人，但我们知足，不贪婪、不狂妄。我们努力向前人学习，坦然放弃，不言功利。
珊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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