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珊伊：从基督教徒转为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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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随父母南下广州，文革期间，在海南度过青春年代，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0年代在广州工作，后赴加拿大新不伦瑞大学专修加拿大历史，获硕士学位，迁移美国纽约市工作、生活，在纽约市公立高中担任历史教师多年，现已退休。
原题 ：
共产主义者的故事
传教士一文（ 点击阅读：美国传教士与一位中国孤儿的故事 ）发后，看了若干留言，觉得还需絮叨一下父亲的生平，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该文在3年前写成，正如文中所指出，山西省早有研究者发现父亲由基督徒转为共产主义者的案例，觉得比较神秘。我很想通过自己的故事，说明一下父亲至死没有改变自己的初心，他在广州是如何当官的等等。
2009年电视大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上演，友人多次推荐，结果我看开头就收不住了。那一阵，天天熬夜看戏，白天还要坚持上班，终于看完了这部剧。我对这出戏有特殊的感觉，因为父亲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经历了剧中表现的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准确地说，他就是一个男版“瞿霞”。我家老父的性格就是孙红雷演绎的“杨立青”，而他的经历更接近“瞿霞”。
当年，父亲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才过了20岁，与“杨立青”年纪相仿。他入狱的时间比“瞿霞”还早，在狱中关押的时间几乎是整整10年。80年前，国共对立真是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水火不相容，对不放弃共产主义者，不是牺牲就是关押，欲将信仰毁灭于肉体消亡中。然而，当时的中国就有那么一群青年志士，为了信仰，宁可献出生命和青春。
从幼年起，在我很不懂事时，常常一知半解地听父亲和朋友们讲那代人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被捕，牺牲，家人离散都是家常便饭。我被前辈的牺牲精神深深感动，信仰、理想、革命这些概念很早就融入了我的血液之中。没想到，他们的故事仍然能够如此深刻地感动21世纪的中国人。作为后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父亲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与我的信仰不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了解和敬仰。作为女儿，家庭生活的涓涓细流浸润了年少的我，逐步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我对早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崇拜，不是来自书本或政治宣传，而是来自我对这个群体的耳闻目睹。
我愿意将自己对老共产党人的了解和感知用文字记录下来，让后人永远不会忘记：老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理想、最富有牺牲精神的群体，他们充满着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毕生追求。
我的父亲
父亲8岁成为孤儿，12岁离开家乡独立谋生。他先到一位做警察所长的远亲家做小杂务，后被平定县美国友爱教会收养。之后5年里，他一边在教会小学读书，一边在正定县的教堂里为美国传教士做杂务。17岁那年，父亲离开教会，到阳泉保晋公司铁工厂做翻砂工人。年仅18岁，父亲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19岁加入共产党，投身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运动。20岁时，他因为信仰成为民国政府的囚徒。
我还是小学生时，经常依偎在父亲的怀中，听他讲过去的老故事。那时，我就问父亲，你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呀？他回答说，我在旧社会是个穷孤儿，没有前途。后来被教会收养，虽然，美国传教士承诺将来送我到美国读书，要培养我成为职业传教人员。但是，教会还是无法让我看到前途，看到天下穷孩子的前途。后来，我离开教会，到阳泉做工人，遇见了共产党，这才真真正正看到了我们穷人的前途和出路。
父亲在少年时期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因为他受到教会的救助，出于感恩，他曾相信上帝和基督会解救天下的劳苦大众。但他是个聪明早熟的孤儿，他很快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他发现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不是西方宗教所能拯救的。如果，他是个自私自利之徒，他无需等待与共产党相遇，他完全可以遵循美国修女给他铺设的人生道路，到美国专修神学，成为职业传教人员，终生衣食无虞。但是，他放弃西方宗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一条至死不悔的道路。
父亲加入共产党时，党的组织力量弱小，没有高官厚禄的诱惑，只有干革命就要被杀头的危险，他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一组织，再也没有回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听到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时候，我以为共产党员就是坚贞不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大众谋利益。时至今天我才明白，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初年出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
那时候，真是不优秀的不玩共产党，贪生怕死、堕落腐败的不玩共产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组织的杀戮和恐怖镇压，把这个处于幼年时期的政党压缩成为一个精干的小团体，一群乐观向上、奋斗、智慧、幽默的青年人集合起来，向旧中国、旧制度、旧文化发起勇猛的冲击。
父亲告诉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到处捉人杀人，腥风血雨，好多原来一起干革命的人都退出了。那时，无论他如何劝说，身边的亲友没人相信共产党会得天下。解放后他回到故乡阳泉，当年退出不干的熟人们都很后悔。
父亲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严刑拷打，10年牢狱都不能改变他的意志。据难友们回忆，父亲在囚禁期间，参与并领导了许多斗争，给当时的典狱长留下深刻的印象。文革期间，广东的专案人员竟然找到了这位典狱长，他仍然记得父亲，说这人是监狱里出名的捣乱分子。
父亲和难友在狱中发明了特殊的电报密码，用敲击墙壁的声音来互通信息，保持狱中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他们不仅坚持斗争，还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力量，其中一位很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龚子荣就是在狱中被父亲发展入党。龚叔叔在文革前已任中组部的副部长，文革时受到迫害，他与四人帮在中组部的爪牙郭玉峰针锋相对，不接受所谓的审查结论，被郭某恨之入骨，遂加害于远在广东的父亲。
难友王达成伯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媳妇曾向我讲述过父亲他们在太原第一监狱里与国民党斗智斗勇的往事。王伯伯精通英语，托家人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带到狱中，翻译成中文给难友们学习，而那些愚蠢的监狱看管人员竟然浑然不觉。
王达成伯伯的媳妇冷允澈大姐姐，其父也是父亲的老战友，是中共著名的前辈老党员冷楚。这位王伯伯因为身陷牢狱，与妻子儿子失散多年，以为爱妻幼子已另寻出路，出来后再婚并生儿育女。不料多年之后，发妻千里寻夫，患难夫妻重逢，却是物事人非，破鏡家庭难圆。他的大儿子（就是允澈大姐姐的丈夫）见状，一时不能接受这一现实，抱住王伯伯用头猛擂其身。父亲曾谈起这个含泪的故事，而王家哥哥和允澈姐姐在赴苏联留学时相识，最后结为秦晋之好，让父亲颇为欣慰。
父亲曾感叹说，干革命真难呀！他说，大革命时期，留下没退出的老党员 ，有人被国民党杀害了，有人因为生活过于艰苦病死了，真正能活下来的就没几个人了。文革发生前，据说中组部有一个调查，说是党内在1926、1927年大革命时期加入的老党员仅余下二千人不足。不久文革发生，这不足二千的老党员又再次遭到摧残，余下能活到文革结束，恐怕更是少之又少了。父亲却不幸成为在文革中殒命的党内牺牲者之一，他奋力走了一生，还是没有躲过死于非命。父亲那句感叹没错：干革命真难呀！
郭叔叔说，好，一次生两个，都是我们的后代呀！
还有一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我的孩子们才一两岁，一天家里来了客人郭钦安叔叔(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他是父亲坐监狱时的难友，也是山西牺盟会时期的战友。他看见我的双胞胎女儿们高兴地说，好，一次生两个，都是我们的后代呀！郭叔叔使劲地握我的手，好像我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还大声地招呼我丈夫，要给他和孩子们一起照张相片。其实，他什么都没说，我却感到一种很强的激情在我心里涌动着。
时青（王世益）伯伯全家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合影。时青是父亲在太原模范监狱的难友，文革受到迫害，在上世纪70年代末病逝。他的长女时晓圆是我北大的前辈学长
父亲在20岁被捕入狱，之后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始终没有投降，很让他引以为自豪。他绝没有想到，这段光荣的经历竟然成为他的人生噩梦。在以后的岁月里，党内有人再三以此事质疑他的忠诚，使他的心理蒙上阴影。从延安到天津，他拒绝进京升官，选择南下广州，宁降一级工资以避祸端。然而，文革期间，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要案被揭露，使他再次卷入党内斗争的漩涡。
40多年后，我再次回顾文革时期所谓干部政审，仍然感到无比悲愤。文革时小人作祟，忠诚前辈的人格被践踏在肮脏的泥泞中，肆意侮辱贬低。
当年太原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号称许善人，竟苟且活到文革，专案人员还把他找到，来证明父亲的忠诚。那些无知的的办案人员还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得意炫耀说，为了查清你的问题，我们跑遍了中国，除了西藏没去，我们哪都去了。
想当年，父亲已成为早期共产党的光荣成员，那位副统帅还是浑浑噩噩的大头兵。几十年后，副统帅的部下把持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对前辈共产党人的历史任意抹黑污蔑，他们将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数以百计的各级干部秘密关押在韶关监狱，编为101、102，103三个中队，进行长达4年的逼供信严酷审查。这段黑暗无比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警醒吗？
1974年，父亲曾经一度被宣布解放，地方组织部门对他的专案历史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谁知在1975年，文革干将江青再掀起反击所谓邓小平右倾翻案风，中组部专案人员向伟大领袖密告，说父亲作为六十一人大案的关系人，竟然已被解放，到处招摇扰乱人心。于是，父亲被再次审查，案子转至中央专案组办理。尽管当时的广东省主要领导人一再设法保护父亲，尽力减少重新审查对父亲的不良影响。父亲终于没能抵抗住人生的最后一次打击，于1977年春天去世。
父亲去世后，仅仅一年多，共产党内元老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为所谓六十一人案申张正义，提出要彻底解决这个党内遗留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这个历史情节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连续剧《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有非常详细的展现。我被这个镜头感动得泪流满脸，可惜，父亲像他的老领导黄敬一样，活着的时候没能看到公道。
源自于1930年代的根据地肃反运动，整人巫蛊术像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在党内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时期，整人术更加变本加厉，陷害忠良无数，最后这朵恶花传到清查“林彪死党”身上才戛然而止，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这里，我还要讲另一位共产主义者的故事，他就是我的父母非常敬重的领导黄敬。他的家族关系非常复杂，相关人物几乎囊括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岸的政界和知识界著名人士。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是一个革命加上浪漫的阔少爷、文学青年，也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有一部根据著名小说《青春之歌》改编的电影，其中有一个开麦拉镜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卢嘉川站在有轨电车上，拉着门把手振臂高呼。那其实是历史镜头的重现，主角就是黄敬。
他人生的唯一悲剧就是在20岁时认识了一个弱女子，出于同情出手相助，而且还有了交往，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版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可是，这种事情落实在政治人物身上，就成了难以治愈的感情癌症。几十年后，弱女成了悍妇，是伟大领袖的爱妻，黄敬处境微妙，杯弓蛇影，抑郁成病，匆匆离世。
听到黄敬的噩耗，父母异常悲伤，屡屡提及，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母亲在1942年与黄敬的妻子范瑾一起养病，认识了这位党内很有名气的共产主义者，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黄敬对妻子温柔体贴，让母亲十分感动，她认定嫁共产党的男人一定没错。后来，她嫁给了父亲。
1948年冬，父母随解放大军接管天津，成为黄敬的下属，对这位领导人的风范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尊重。我无数次听母亲说，黄敬叔叔如何如何有领导水平，如何如何有马列主义水平，他是母亲很少真正佩服的上级领导之一。就是在天津时期，母亲将富裕家庭分给她的万元新人民币现金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组织，黄敬曾以天津市委名义通令表扬。
在我的童年里，这是很特殊的一天，不是周末，却要全家一起外出访友。为此，父母替我们三姐妹向学校请了假。我们走进了东山农林下路一栋小洋楼里，见到一位满脸病容的叔叔，他就是黄敬。此时的他，已全无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光彩，他卧室的光线较暗，父母一直坐在床边与他谈话。我们姐妹问了好以后，就被秘书带到阳台上呆着，很无聊地度过了一个上午。
那天，我趴在阳台栏杆上，突然听见小朋友叫我的名字，原来居然巧遇我的幼儿园小朋友。他们在楼下整齐地喊着我名字，慢慢地离去。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天，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在1980年代曾问过母亲。那天他们和黄敬叔叔谈了些什么。她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问了一下他的病。当时。父母认为，黄敬叔叔就是工作过于紧张，休息不好，从而导致严重失眠。他们绝没有想到，他在不到一年后竟然会离世，时年仅46岁。
很多年过去了，受父母的影响，我一直没有改变对黄敬叔叔的敬重。他死后，家庭悲剧连连，大女儿文革期间自杀身亡，长子做出辱没门庭的事情。但是，我从来认为，他从一个富家少爷成为共产主义者，能如此彻底地放弃荣华富贵，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圣人。无论多少诋毁、抹黑都改变不了他是一名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事实真相。
这些老共产主义者的婚恋也颇为不一般，父亲和母亲的相遇就很有代表性。父亲是出生在农村的工人阶级，外加一段被美国友爱教会收养的经历，文化程度小学五年级；母亲是北京城里的大家闺秀，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毕业生，毕业后就任该学院化学系助教。
如果没有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大概要将国民政府的牢底坐穿，终其一生；母亲则要到德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很可能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女教授。然而，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抗日战争，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母亲本来是个资产阶级大小姐，在抗战流亡途中，与国民党官老爷打交道，屡屡受挫，一度对前途失去信心。不久，她偶遇共产党人，竟然被他们所强烈吸引，感觉命运向她开启了另一道门窗，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出狱，母亲弃教从军，他们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相遇了，最后结成革命夫妻。父亲的老朋友听说他与北京来的女大学生结合，都羡慕不已，传为美谈。
父母在抗日战争时期结合，成为革命父妻
上世纪30年代从北京城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还真是品牌级别的人群，秀外慧中，家教良好，学识超群。她们在抗日烽火中勇敢地走向革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她们很多是民国初年陆续迁入皇城的新北京人，或到北京求学的外地人，不说俗气的京片子，只说一口柔和动听的北平学生腔。很多著名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妻子都是属于这组人群，如彭老总的妻子蒲安修、邓大人的爱妻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黄敬的妻子范瑾、林彪的妻子叶群等等。40年代与刘少奇结合的王光美也是来自北京的女学生。另外，贺龙的妻子薛明和邓拓的妻子丁一岚是来自北京近邻天津的女学生。
这些不凡女性的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命运相仿，遭受无情打击，被群众大字报垢为资产阶级小姐，娶这样的女子为妻成为她们丈夫的滔天罪状之一。革命群众批斗父亲时，一再喝问他，为什么要娶资产阶级小姐为妻？父亲幽默地回答，不是不想娶出身贫下中农的女子，而是没有呀。这些无知的人们哪里懂得，那年头干革命是掉脑袋的事，没有大智大勇谁敢嫁共产党！
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岁月以后，我们重新审视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的择妻标准，只有一句话：他们是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这群可敬的女性，也只有一句话：冰清玉洁美若菊兰，不愧为共产主义者的贤妻。母亲曾吟诗一首，《咏白菊花》，表达她的情愫，也是这些可敬的女性们的真实写照，诗中道：
一片昆伦玉，飞来陶令家。
拨开东篱土，吐出傲霜花。
冷月凝寒露，清流浣素沙。
赢得群芳艳，非因事铅华。
解放初期，那是一段让父母心情非常舒畅的日子，父亲是天津河北区的第一把手，母亲在化学工会工作。不久，很多干部都流向北京的中央机关，父母亦有调往北京的可能。全国总工会有意调父亲任常务副主席一职，母亲很可能要调中央化学工业部。这种安排其实都符合父母的所长，父亲早年就领导过工运，母亲在太行山就是著名的化学工业专家。可是，父亲却出人意外地谢绝了到全总工作的安排，执意要参加天津市南下广州工作团，连母亲调北京的事情都泡了汤。
父亲南下广州工作，确实有避秦躲祸的想法。我记得，他经常提及山西老熟人王世英。上世纪60年代，下肢已无法活动的王伯伯几次来广州从化温泉过冬，父亲都亲自到从化拜访这位老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神秘的王世英伯伯是党内最早最坚决与江青、康生之流展开斗争的老共产党员。父亲1945年春到延安时，王世英正巧也在延安，在军委总部任职，他们过从甚密。估计，父亲就是在那时知道了江青的底细，加上延安审干的做法，父亲对此是有所感觉的。建国初年，父亲在天津工作两年，又是王的下级，应该知道王受到某些压力。所以，他在1952年出人意表，主动向天津市委请求担任南下工作团负责人，随团到广州，父亲此去再也没有返回北方工作和生活。文革初期，我曾听到父亲对母亲悄悄说过，王世英这回怕是扛过不去了，他对老朋友的那种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1952年夏天，天津南下工作团全体成员（包括我们三姐妹在内） 合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州，被称为中国紧临港澳的南大门，担任这座城市的领导人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僚们很多都是富有革命斗争经验，又充满着智慧的老共产党人。这些令人尊敬的长辈们组成了解放以来广州市最强的工作团队。这个群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为群众利益，实事求是，办好事做大事。
广州第二任市长朱光是党内著名的才子，文化人，极力爱护和发展广州的本土文化。他创作的合唱作品《广州好》，至今脍炙人口。广州第三任市长曾生是广州大学毕业生，广州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珠江纵队的司令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曾生，任珠江纵队司令员。从1960年起，他在广州担任市长一职长达6年，自认这是他一生最繁忙的时期
副市长梁湘是大学毕业生，出身华侨家庭，是深圳市首任市长和海南省首任省长，被称为中国最苦的开荒牛。副市长孙乐宜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生，曾参加过北伐战争，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富有语言天份，中年调来来广州工作，没几年就能把粤语讲得字正腔圆，同时又能说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和上海话。
文革期间，父亲在监狱中关押四年，出狱后与难友孙乐宜伯伯，还有周希友叔叔等人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合影
副市长林西长期负责城市规划和园林建设，具有建筑专业知识和能力，堪称广州建筑界的祖师爷。副市长李广祥是中国的公安专家，兼任公安局长，更是被神化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副市长罗培元也是一位学生出身的老党员，资深的统战干部。副市长钟明，在香港长期进行地下工作，文革前后主理知青工作，坚持怀柔政策，使广州知青问题早于全国其他城市解决。
1964年，钟明叔叔和父亲赴海南慰问广州知识青年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无数的共产党人做了所谓的大官，却从未放弃为普天下人谋求幸福的目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不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对任何人都平易近人，有一颗挚爱之心。一位朋友告诉我，他7岁时曾是广州市市长朱光儿子的同学，到过他家里玩。朱市长见到儿子的同学来了，非常亲切地招呼他，还让警卫员拿吃的给孩子们，给这位朋友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父亲也是一样，对所有的普通人都是古道热肠，尤其对来家到访的小朋友们总是热情接待，从没有嫌弃之意。
1950年代中期的广州还很有旧社会的味道，我曾去过一些同学的家里参加学习小组。那几位同学的家庭大概都有点资产，自视甚高的家长对我们这些小孩们都是爱搭不理，非常冷淡。他们的冷漠与父亲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1964年，父亲和广州京剧团小演员在海南岛天涯海角合影
很多人会问，这些老共产党人是否拥有有普世价值观？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有！否则，他们当年怎么会为了谋求大众的幸福而舍弃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那些质疑共产党不应具有普世价值观的人，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老共产党人在中国追求平等、自由、民主，那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只不过，他们选择了通过共产主义目标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
父亲的普世情怀体现在多方面。1950年代初，他刚到广州，曾主政当时的西区，也就是广州著名的西关老街区所在地。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佬，粤语从来不通，在西关任父母官不过是三几年，对这个老城区却有着一份割舍不开的感情与关怀。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各城市兴起举办街道工业浪潮，父亲主动请樱，放弃原来的实权职位，要求担任广州市委的街道工业部的部长。
父亲说过， 广州市有许多旧社会留下的失业人员，因家庭历史背境复杂，无法为国营企业所录用，在西关这种人数量尤其最多。但是，他们的吃饭问题总得有人管，国家企业不录用，那就让他们自筹资金，自办街道工业，创造就业的机会。
在启动广州街道工业过程中，父亲跑得最多的是西关金花街，甚至星期天也要过去看看，他还不止一次，为金花街的社区服务中心捐钱捐物。
文革发生前，父亲在广州各区街道工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曾提出要改善广州小街小巷的路面情况，市委以资金不足为由没有通过他的提议。他不甘心，又去和各区的街道工业企业负责人商议，由他们出资修整小巷的路面。结果，街道企业对他的建议一呼百应，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其实，那时父亲已担任市委的监委书记，早已不管街道工业，但他就是放不下住在广州街街巷巷里的普通老百姓。
上世纪60年代中，父亲建议广州市将铺设在小巷里的旧麻石嵌在水泥里，升级改造老旧街道。至今，父亲的创意仍然被保留下来。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铿锵有力地说，共产党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叫什么共产党。其实，他的这番话代表了很多老共产党人的心里话。
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父亲位居高职，却没有丝毫排斥一切的“新贵族心态 ”。父亲随母亲到北京访问亲友，面对母亲那些资产阶级亲戚，绝无唯我独尊的傲慢，表现得落落大方，热情有礼，众人都很感动。
母亲的大哥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曾为驻扎北平的美军担任翻译。舅妈出身于天津的资本大家，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一直在经营实业。父亲见了他俩，一点没有鄙视，恭恭敬敬地称哥、嫂，让舅妈带着他到北京各大公园游玩。很多年后，老舅妈告诉我，和你爸一块真开心，一点架子都没有，好人呐！
父亲从不指责舅舅和舅妈在解放前谋生的方式，他总说，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特别钦佩老舅妈，感概女人出来办实业不容易，还把孩子抚养成人更是贡献卓著。
母亲家庭关系复杂，恩怨缠绵不断。父亲对这些陈年宿怨毫不在意，解放后，母亲的亲妈已逝多年，外公的遗孀尚在世。父亲到北京后，亲自登门拜访，奉上见面礼物，恭敬称妈，礼节丝毫不差。以后，他凡到北京出差开会，必定要到老太太那里探望，坚持多年。他去世后，老太太见到我，抓住我的手流泪说，你爸爸真好呀！
父亲的大气和兼容使他具备做统战工作的素质，文革前他曾兼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多年。他对广州重要的统战人物如数家珍，知道广东名人梁培基的很多轶事，与梁的几位子女都相识。我感觉，父亲对无论党内或党外人士都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对待之虞。梁培基的其中一个儿子梁尚立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到香港创办越秀公司，非常成功，该公司成为广州经营规模超千亿、利润超百亿的国有企业。
父亲不是文化人，他一生的金字招牌是中共内部不多见的产业工人出身的老党员。但他却不以文化程度低为荣，热爱和虚心学习中国传统文化。50年代，中国恰从历年来各次战争中走来，民生颇为艰苦，有多人将家中收藏的旧物拿到旧货市场上出售换钱，维持生计。父亲到广州后，开始光顾广州西关老城的天光墟，并认真学习文物收藏的一般知识。他买得一些东西回家，并非在意要淘宝捡漏，发点横财。他只是喜欢文物，欣赏它们的美。母亲很不以为然，认为父亲买回来的东西都是赝品，不如给家里实用罢了。于是，一些父亲从地摊淘回来的瓷器被母亲开发利用，我家饭桌上出现了古色古香的的饭碗和酱油碟子，我们家中还有一只父亲从东风路广州市党校的建筑工地上捡回来的像是汉代的陶罐，则成了我们的糖果罐子。
广州市文化局专管文物的副局长杨奎章叔叔曾说过，父亲的文博知识丰富，让他非常吃惊。1960年代，一位粤籍的民主人士将他在香港收集的文物赠送广州文物部门，这批文物暂存西关陈家祠。父亲闻讯，便请求杨叔叔殉个私情，让他到陈家祠饱眼福，学习学习。杨叔叔亲陪父亲到陈家祠观赏这批珍贵文物，俩人边看边聊，畅快淋漓。
近期，我从杨叔叔的儿子口中，才听闻父亲的这段轶事。可惜父亲收集的“赝品文物”在文革时被革命群众查抄，作为父亲的反党罪证陈列在机关大院里，闹得沸沸扬扬。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归还了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物件，父亲生前特别钟爱、经常把玩于掌心的若干器件皆不知去向。母亲曾懊悔地说，父亲那些年在地摊上买的东西可能有真宝贝，可惜都毁于文革了。现在，父亲的“玩物”真正传到我手的只有两枚旧图章，是用阴刻和阳刻的刀法刻制的父亲私人印章。
多面父亲，当官没官样，成为传奇人物
几年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我是“马特洛索夫中队”队员》，作者吴百海先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教授，在1953至1959年，就读广州二中。我竟然在他充满激情的少年回忆里发现了父亲的踪迹。
看到这篇文章，刹那间，我记起了父亲与马特洛索夫中队的一段友谊。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脖颈上系着一条丝质红领巾，手里捧着一部飞机模型，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给二中的孩子们讲革命传统了。之后，红领巾和飞机模型被父亲小心地放进了玻璃柜里，细心地保存了很多年。后来，父亲再次到二中，与中队的孩子们见面，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被父亲夹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一次，父亲不小心将茶杯打翻，水泼在玻璃板上，照片毁坏了，父亲很难过。父亲称赞说，中队的少先队辅导员是个很能干的女老师。
对于父亲来说，参与社会活动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文革前，他多次受邀为学校的孩子们讲革命传统。为了给机关大院的孩子们提供课后活动空间，他不惜开放自己的家。父亲很少在意自己的仕途，却很努力发挥个人的社会正能量。他做官不像官，摒弃中国千百年来官场流行陈腐的官僚气味。
1966年6月，10年动乱开始，市委责父亲分管各区文教方面的工作。一次，一所小学被本校学生所控制。他们的头头把老师关在学校，进行拷打，已打死了一名女教师。后有一老师逃出报告险情，但无人敢过问。父亲知道后毅然前住，下级再三劝阻。父亲认为那些被关押的教师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能不管，竟决定只身前往。到了那里，他耐心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劝说他们解散组织，终于救出了被关押的老师，避免了一场灾难。
1966年底，广州市委已陷于瘫痪，父亲仍然以负责精神坚持工作，曾屡次被小学教师的造反派围攻。有一次，小学教师造反派要求市委批给外出串联经费，把他包围在中山五路大街上，十多个小时不许他吃饭喝水。那天，直到很晚，他才拖着饥饿疲备的身子回家。家人劝他不要再出面工作了，他说：“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怎能不管，当前这股风需要我顶住，我就要顶下去”。第二天，他仍然出去工作，直至市委完全瘫痪，群众再也不找他了，他才停止了工作。
1967年初，一股揪叛徒的恶风刮到广州来了。次年7月，父亲竟被当时的省市革委会宣布为专政对象，在专政机关关押了四年，精神和肉体受到无情的折磨。关押期间，他虽然被迫交待，写认罪书，但从不肯诬陷同志。有一次，外调人员因为他不肯按照他们的暗示写材料，竟按着他的头往墙上撞，逼他就范，结果还是被他拒绝了。
尽管父亲在党内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懊悔自己当初选择的道路。我在国外看到很多评论资料，对这些老共产党人的死忠，很多海外人士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他们也无奈地承认，搞垮共产党很难。
父亲与全家的最后一张合影
父亲不是一个没胸怀的人，对文革中整过他的人，从无报复心理。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父亲的旧下属因文革时带人批斗父亲，受到审查，多次做检讨都没通过，日子很不好过。母亲却站出来为她说好话，导致有人斥责母亲说，父亲在天之灵无法原谅她的做法。我听到此事，觉得这些热心人还是不理解父亲，不相信父亲有宽宏大度之气。其实，父亲是个不爱记仇的人，这也是共产党这个政党在中国屹立近百年不倒的核心机密之一。1974年，父亲被宣布解放，一位过去的邻居、市委机关大院的群众组织头头，托她的丈夫问候父亲并表示歉意。守候在父亲身边的我看到父亲只是宽厚地笑笑，对邻居的丈夫说，她为什么不自己来看我呀？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父亲说过，国民政府囚禁他几乎十年，他与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他本人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在大革命时期他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过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在山西，他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与国民政府县长打交道，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很多事情。父亲一生始终可以为了国家大利放下个人恩怨。宽于待人、严于责己，对于老共产党人来说，是行动，而不是做秀。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但是我对老共产党人的那种敬仰之心是永远不变的，非常愿意将老共产主义者的故事如数家珍地向人们讲述，这种感情甚至与我在国外接受的西方文化影响竟然没有冲突，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珊伊读本
文图由作者许可发布，特此鸣谢
背影：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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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